大同世界与理想国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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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礼运》强调礼义治天下，实现社会的安康与进步，文章一开头便借孔子在蜡祭上与弟子的对话提出中国文化上赫赫有名的“大同”概念。

细看上述引文，“大同”包含几个要义：

首先，大同世界特征是“天下为公”。

“大同”乃大道实行

的年代，天下为人民所公有，货不必藏于己，不必为己。

贤能的人可推选当领袖，社会不存在政权统治和权力倾轧，反映了农民

小生产者对于远古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原始共产社会的向往。

其次，“人”是大同世界的基点和核心。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理想的社会关注到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才，并且人的存在状态并非孤立，而是载有多重道德责任的共生形态。

最终，在这个理想的社会形态之下，家是个人的放大，社会又与家同构，普天之下有长幼之分而无等级之别。

这说明我国古代文化中早已闪烁着人文主义光彩。

第三，大同世界推行社会集体道德，重德治。

“选贤与能”，

“贤”在先，“能”在后；

其核心思想为“仁”，主张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力量，强调每一个人在伦理关系中应尽道德的义务，不

同社会角色的人如能彼此间保持“仁”，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共同劳动、共享财富，整个社会将会稳定有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君王的统治与之相比显得没那么重要。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早已对人类的理想生存状态做了精辟总结。

然而，《礼运》中孔子喟然长叹，随着家庭、私有制、世袭制、国家和战争的出现，“天下为公”不再存在，已进入“天下为家”的时代。

“大同”作为一个理想之乡，只能定格在古代圣贤先哲的描述中。

但这段大同社会的描述，却吸引了历代进步思想家的关注，成为人们诗意向往或革命口号。

大同世界在后世文化上影响深远的有桃花源，出自晋代诗人

陶渊明《桃花源记》。

陶渊明借武陵渔人进出桃源的行踪见闻，描绘了一个世外栖居之地。

它有两个特征：

第一，无阶级无剥削，社会平等、自给自足、和平恬静，“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是一个由逃难避世者创立的自治之地，没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一切恍如回到“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

第二，纯粹与诗意。

与“大同”相比，东晋由于历经政权的更迭、战争的破坏、赋税的压迫，人类对社会理想的想象已发生变化，更加淡化了政治色彩，追求天人合一的诗意化生活，强调生活环境的纯粹与美感，尤其诗作的开篇通过自然美景对桃花源进行铺垫，“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一个质朴的世外桃源跃然于纸上。

千百年来桃花源被世人传诵与缅怀，凸显了人类内心深处对理想国度的向往与锲而不舍的追求，已成为孔子所述之“大同”在后世的变体之一，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承载了文人骚客、乃至普通百姓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丰富了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理想的认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华英杰仍受到大同世界的鼓舞，在中国近代史上引出了三次构建大同世界的思潮，分别为太平天国实践“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著名政治家康有为，提出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写下了《大同书》，作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理想；

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三民主义，指导民主革命。

于此看，“大同”不但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也是近代思想家医国治民的良药，他们取“大同”之精义，抹去桃花源那层柔和、虚幻、与世隔？

八的色

彩，积极人世，揭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从政权、制度、教育、思想等方面改造社会，勾勒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蓝图。

可见中国文化中的“大同”虽历经两千多年，却仍生生不息。

二、西方文化中的“理想国”及其延伸

西方文化中关于社会理想最早而又具体的描述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苏格拉底与朋友的

辩论，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这个城邦可以说是西

方文化史、甚至西方思想史上人类探索社会理想的开端。

而后，在西方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等近代文化中，关于理想社会的描绘与演绎不断被完善与丰富。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古希腊民族文化的中心——雅典，他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哲学，认为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

《理想国》是柏拉图

中期哲学思想的总结，这部震古烁今的名著，以苏格拉底与朋友们对正义的辩论开篇，引出理想城邦的建设问题。

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与朋友们的提问与回答、定义与反驳的过程，从统治者的品格、城邦的政治体制、教育、社会劳动分工、性别观念等方面构建了他的社会理想。

柏拉图指出理想城邦的特质是节制、勇敢、智慧和正义的；

统治者是民主推选出来的优秀人才，不存在世袭制，他们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不能有任何私利；

在理想城邦的缔造中，教育和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

民众，尤其是护卫者，要通过音乐文艺和体育锻炼实行心灵和身体教育，以达到爱智与

激情两者的和谐与平衡；

全体公民根据各自天赋，各司其职；

女人、儿童归男人公有；

男女的差别只是生理的不同，并不影响妇女和男性一样从事各种职业。

柏拉图还认为理想国的最佳状态在于统一，国家的统一犹如人体的健全一致，各部分苦乐同感息息相关，“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比如像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的手指受伤了，整个身心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在统一指挥下，对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浑身都感觉到了”，“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最像各部分痛痒相关的一个有机体”。

当理想国实现的可能性受到质疑时，柏拉图抛出了著名的哲人王理论，理想国要能实现，“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或者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利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

因为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拥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等思想品质，可将国家托付给这些智者。

以上所述就是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政治清明、百姓各司其职、重视教育，然而这个理想国也有很多局限与落后之处，比如性别不平等，女人归男人公有，女人始终总体弱于男人；

主张良种生育，男女壮年外生养的孩子，法律不予以承认，难免令人想到后世之纳粹思想；

哲学家治理城邦的程序是先在思想文化上，将城邦和人“擦干净”，然后制定政治制度草图，进而建立起美好的城邦，这未免又带有集权色彩。

或者换句话而言，柏拉图的理想国掺杂了太多政治因素，作为一个理想，它不够纯粹。

继柏拉图在古希腊时期提出理想国后，有关社会理想的描绘与演绎层出不穷。

在中世纪文学作品中寻找理想之乡的踪迹，以骑士文学《亚瑟王传说》的阿瓦隆（Avalon）最为突出。

亚瑟王是英格兰传说中的国王，圆桌骑士团首领，罗马帝国瓦解后，率领圆桌骑士团统一了不列颠群岛。

传说他在与死敌的激战中负重伤后乘船前往阿瓦隆岛接受治疗并长眠起来。

阿瓦隆是不列颠传说中遥远的理想乡，精灵的国度，四周被沼泽和迷雾所笼罩，只能通过小船抵达。

岛上由精灵守护，没有时间和岁月，一切都不会老去。

在亚瑟王的年代，罗马帝国侵占了不列颠群岛，英国从此进入了黑暗的战乱时期，民不聊生，连最基本的尊严与道德指标也摇摇欲坠。

亚瑟王的出现仿如黑暗中的一道光芒，他扶贫济弱，制定骑士行为准则，树立了平等的观念和道德榜样，带领英国军队赢得了12场战役的胜利。

因此，这个如仙境般的地方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英雄的休憩之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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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希望的象征，是人类对于社会理想的又一文化演绎，只是比起理想国的规划性，它多了一层唯美与浪漫的色彩。

与文学演绎的社会理想相互辉映的是文艺复兴之后社会思想界上的“正面乌托邦三部曲”，英国莫尔的《乌托邦》（1516

年）、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和德国安德里亚的《基督城》（1619年）。

这三部著作都是文学游记，主张废除私有制，抨击私有制带来的各种弊病和罪恶，描述了一个海外仙岛上新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

与《理想国》相比，这三部作品对于理想社会的构建更完整，内容涵盖政治制度、城市规划、劳动分工、劳动时间、卫生健康、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设想。

这些方面有相似性也存在差异，甚至随着年代的递进，后者更进步。

例如对政权和政府的设想，乌托邦的最高执政者是一个终身任职的“哲学家皇帝”，太阳城虽是共和国，但最高执政者也是终身任职的被称为“太阳”的人，基督城则是集体领导的共和国，三个人联合执政，这种政治体制无疑向前迈进一大步。

再比如教育，三部作品都强调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基督城》一文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学校教育细分为8个讲堂，包括文法、逻辑、算术、音乐、天文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和神学等。

由此可见在西方社会，任何一个年代都不乏人类对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有层出不穷的文学想象，也有思想史的深度探究，各放异彩。

三、中西文化中的社会理想比较细究中西文化对社会理想的建构，从“公”字去考察对比，其存在共性――主张“公天下”。

《礼运》提出大同世界是“天下为公”，出现在大道实行的年代，即黄帝、颛顼、喾、尧、舜五帝时期，当时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

自从有了私有财产、世袭制度，有了国家和战争，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同世界变成了小康社会。

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大同之“公”侧重于“共”之意，指的是一种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全民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

而西方文化的“公”亦侧重于“共”之意，即个人不占有私品，社会财产共有，人人都爱劳动，一切生产和分配活动都由社会来组织。

如《乌托邦》中，全部社会财富不管任何产品，用的还是吃的，都汇聚到每座城市的几个指定市场，家家户户到市场领取全部所需要的东西；

《太阳城》里人们过的是公社生活，一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进行分配，谁也不会把任何东西攫为己有。

考察中西方历史，“公天下”都是对社会私有制的挑战与颠覆。

中国在夏朝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第一页，自此，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

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的政权，统治者在贪图享乐和剥削掠夺的本性的驱赶下，围绕权和利，拉开了几千年的历史纷争，“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一去不复返。

而西方私有制一直伴随着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对私有制的强烈抨击，也构成西方建构社会理想的重要特色。

以《乌托邦》为例，14世纪末，英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萌芽，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此时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时期，毛纺织业迅速发展，对羊毛需求量极大，养羊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行业。

大封建贵族豪绅采取暴力把大批农民从自己耕地上撵走，圈地作牧场饲养羊群，史称“圈地运动”。

成千上万农民被迫离开累世居住的家园，无法就业到处流浪，以致饿死或者沦为盗匪。

这段血泪般的历史给莫尔很大的刺激。

成长于文欧洲艺复兴时期的莫尔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抨击私有制是万恶的根源，贪婪、掠夺、战争及一切不安的社会因素都因私有制而起。

在目睹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羊吃人”，感受到农民在专制重压下的水深火热后，莫尔构建出了一个公正合理的理想新社会乌托邦。

社会财富全民共享是乌托邦最大特点，不但一个城市平均分配，而且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无不平均分享物资互通有无，整个乌托邦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甚至在城市的每一住户可任人自由进出，住房每隔10年必须抽签调换，借以彻底废除私有制。

所以说，在中西方文化的“公天下”成为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这种集体主义、平均主义是追求群众的力量而削弱统治的重要性，是人权的体现，亦是对真善美的呼唤。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群人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规范，具有民族性、地域性，进一步深究，我们会发现两者也各自呈现出鲜明特色，甚至出现强烈碰撞。

首先，中国文化中的理想社会倾向于大国而治，推行大规模的整体治理，这是中华文化包容性与讲究统一的体现，而西方文化更倾向于小国寡民，这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古老的中华民族幅员辽阔资源充足，蕴藏着雄厚的发展潜能，为炎黄子孙提供了自给自足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能够不断自我调节与繁衍。

这片质朴深厚的土地孕育了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如经书《易经?

坤卦》所言：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当增厚美德，像地一样厚重广阔，容载万物。

而由君子的品质上升到民族精神，一样应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在闪烁着包容性的同时，古老的中华民族自古也讲究统一性，据《山海经?

海内经》记载，“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九州乃泛指，寓意中华民族统一兴旺，帝指舜，布土有两个意思，一作敷土之意，即铺填土壤，平治洪水；

二作步土之意，步为测量，即禹测量土地，划分疆界，命名山川，

安定了九州，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奠定了基础。

在包容性与统一性文化的影响下，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实施大规模的整体治理，天下为公，没有边界，家国同构。

近代梁启超更甚，提出了“?

o国家”之观念，全世界置一个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西方文化的社会理想则倾向于小国寡民，对国家、城邦的规模有较详尽描写。

以乌托邦为例，城市人口有严格限制，除郊区外，每个城市只规定6000个住户，每

户的成年人，少则10名，最多16名，如超过限额，则将多余人口移居到人口稀少的城市。

如果整个乌托邦人口过多，则向国外邻近地区移民，开荒垦地，从事生产。

西方国家起源形式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城邦有城市国家之意，通常以一座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不大的农村区域构成一个经济政治共同体，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具有小国寡民特征，与中国包含多个城市、疆域广泛的领土国家完全不同。

最小城邦面积方圆不过几十至上百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万余人，最大城邦斯巴达在强盛时面积也不过8400平方公里。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发源地，城邦制度的发展影响了古希腊思想界乃至后世的文学家、社会学家对理想社会的思考。

其次，社会组织形式不同，治理方式也必产生差异。

中国文化中大国而治的大同世界重德治，核心思想为“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对统治者也没提出具体选举条件和标准，只是依赖统治者个人道德修养保障社会稳定与进步。

这需要一套完备的道德体系，这套道德体系在中国是依靠礼制来完成的。

礼文化在中国特别发达，起源于敬祀神灵的祭神活动，到了氏族社会人们进行祭祀、婚、丧、议事、交往等活动，由于长期习用相约俗成，逐渐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礼节仪式。

而后历经夏商周时代，中国礼文化进一步成熟，出现了周公制礼作乐、儒学经典《周礼》《仪礼》和《礼记》，“三礼”对礼的起源、发展、类别、仪式的描述极为详尽，如《周礼》中“礼”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大类和数十小类，《仪礼》十七篇则记载了先秦时期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等礼仪制度，成为中国历代礼制理论及实践蓝本。

所以说中国一向被誉为礼仪之邦，礼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起着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人心的作用。

很大程度上大国而治的中国，从古至今礼制的治国作用至关重要。

西方文化的理想国侧重智治，需要先进的理念，这个理念包括国家定位和智者治国。

在柏拉图的建构中，理想国定位相当明确，具备智慧、勇敢、自制、正义4种德性，全体公民被分为哲学王、军人和生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智慧、勇敢和节制的代名词，依次承担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供养国家的不同角色。

这三部分人如果各安其位各任其事，国家则协调一致，实现正义，即国家的和谐。

所谓的智者治国，则是将国家交给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治理，如《理想国》以哲学家为王，哲学王通过长期教育和专业训练，具备最高的知识――善的理念，可通过知识及智慧来统治城邦；

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中知识丰富的教师也常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最高行列。

与德治推崇伦理道德至上不同，智治强调知识尤其是哲学的学习，注重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和辩证能力，力求把握问题的实质。

这反映了西方人对知识和理性的深刻认知，也揭示了知识和理性，引领着人类社会不断地走向理性化和科学化，最终促进了西方科学和民主的产生和发展。

由此可见，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以及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西文化塑造的理想社会模型有实质上的差别。

四、结语

理想社会的建构，无论是大同社会、理想国，还是各自在后

世的延伸，都是社会知识分子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反思的结果。

对

和谐、无压迫的“公天下”的憧憬反映了思想家们对现有社会制度、法律、秩序的不满与挑战，他们是社会的先知，对私有制社会口诛笔伐，代表的是普天下百姓的利益。

然而中西方社会理想的建构都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思想，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

儒家文化的大同世界其实是对我国历史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的追忆，当其时社会生产力及其落后；

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的提出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萌芽抬头阶段，当其时机器生产已介

入社会生产领域，却仍主张手工劳动。

这些明显与当时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忽视了经济对社会的决定性影响，因而烙上了明显的

空想主义色彩。

从古至今，对理想社会的文化想象可贵之处在于凸显了人类对于自由、幸福的向往生生不息。

从今天的社会发展态势来看，每一个人都必须依托一个社会群体而生活，小到家庭、部落，大到一个国家。

为了有价值、有意义地生活，我们都渴望一个理想的国度。

在这个国度里，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资丰富，幼有所养,老有所依；

法制健全完善，每一个公民都充分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益；

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并且拥有“人,诗意的栖居”的精神上的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