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演义》的袁绍形象反思管理精英的素养构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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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的从兄弟袁术看见豪杰大多归附袁绍,愤怒之下,曾经说过:
“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
”他又写信给袁绍的政敌公孙琪,“云绍非袁氏子”;
也是这个公孙珊,当他与袁绍争夺河北地区时,又公开上疏汉献帝,指斥袁绍:
“《春秋》之义,子以母贵,（袁）绍母亲为傅脾,地实微贱。
”由于袁绍的生母是“傅脾”,在当时士大夫眼里,这是关系到封建纲常的大间题;
因此,袁术站在袁氏嫡子的立场,就可以称袁绍为“家奴”,还可以说他,“非袁氏子”,公孙琐根据《春秋》原则,也可以作出袁绍“地实微贱”的结论。
对自身的这个严重弱点,袁绍当然是深为理解的。
为此,他刻意为自己制造名声,凡是有损于他的舆论,更竭力加以避免。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
“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
“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
”遂单车归家。
”许子将即许韵,汝南人,“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与郭泰齐名,“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同时,他和从兄许靖,又是所谓“月旦评”的主持者。
这种“车徒甚盛”的贵公子行径,袁绍是不愿为许肋所见的,否则将影响到对他的舆论。
这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事例。
此外,在东汉王朝以孝治天下的时候,袁绍也竭力表现出他是一个孝行的实践者。
《三国志·
魏志·
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
“（袁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墓六年”。
《三国志集解》引周寿昌说:
“绍为庶出,此必其嫡母也。
然汉臣久不服亲丧,绍为母服三年丧,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绍少年养名之时也”。
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所谓“养名”,就是借以克服本身的弱点。
这又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事例。
早在庐墓之前,袁绍葬母的时候，“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说明袁绍当时的名望,已经有很大的号召力了。
这是袁绍的一个方面。
从上面可以看出，袁绍的身世成为他初露头角的关键因素。
三袁绍自身性格分析
过分的自信被认为是骄傲，是一种不良情绪，而没有自信亦被认为是一种不良情绪，我们把它叫作迟疑。
造成迟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在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讽刺作家利西膝贝格看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某一件事的疑惑不信往往起源于对另一件事的盲目相信。
”比方说，盲目相信命运，就会对自己该做什么举棋不定。
有的人，由于多次遭受失败，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以后就是有机会，也不敢再作主张，因此也会造成迟疑。
也有的人，由于某种原因，一直没有自作主张的机会，久而久之，让他拿主意也拿不下来了。
还有的人，或者因为容貌不佳，或者因为性格内向，从小被人轻视，产生了自卑感，处理问题时也可能表现得特别迟疑。
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备曾提到河北袁绍，说他“四世三公，门多故吏”，“部下能事者极多”，问曹操可否称其为“英雄”。
曹操对他的评价则是:
“色厉胆薄，好谋无断;
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此时，刘备正“勉从虎穴暂趋身”，惟恐露出锋芒，被曹操所害，所以故意说些没见识的话;
而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正踌躇满志，所以讲的倒是真话。
曹操准确地揭示出了袁绍身上的两重性:
他一方面“色厉”、“好谋”、想“干大事”，甚至“忘命”;
另一方面却“胆薄”、“无断”、“惜身”并贪“小利”。
这两组互相矛盾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构成袁绍“迟疑”的性格特征。
正是“迟疑”断送了原来在袁绍手
中的好多次机会，使兵广粮足的他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败下阵来，甚至输给了白手起家的刘备—没能在三分天下时夺得一席之地。
著名的官渡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
其中，袁绍的性格缺陷也是葬送河北大军的关键之一。
四袁绍发展眼光分析
东汉末年的衷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虎据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
农氏集团是当时各个政治集团中最强盛者。
然而,数年之后,在曹操的凌厉攻势下迅速土崩瓦解,陷于灭亡,其故安在?
从《三国演义》中可知,衷氏集团的及灭,固然有衷绍父子本身的原因,但其参谋班子中一些人“谋德”恶劣所起的坏作用也不可忽视。
一是“谋人”。
作为领导者身边的谋士,本应以谋军国大事为己任,戮力同心,共赴大业。
但衷氏集团中有些谋士却长于谗言诬告、排斥异己,不谋事,专谋人。
衷绍向官渡大举发兵进攻曹操,正在坐牢的谋士田丰出于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上书曰:
“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
”同僚途纪诌媚地说:
“主公兴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
”致使本来就怀恨于田丰的衷绍大怒,欲靳田丰。
官波之战失利,衰绍忽起“不听田丰之言,故有此败,吾今归去,羞见此人。
”途纪竟捏造说言,再次落并下石:
“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
`果不出吾所料!
”,使本已略有悔意的衷绍转而恼羞成怒,终将田丰杀害。
据《三国志》载:
田丰之谋,“虽（张）良（陈）平何以过之?
”此语虽未免夸张,但田丰无疑是哀绍谋士中的佼佼者,他的被杀确是衷氏的重大损失。
二是“谋私”。
衷氏集团的参谋班子中,有的往往为一己私利,甚至为个人面子.不惜诬告他人,离间关系,把人才推向敌营。
官渡大战中,谋士那图钳误估计形势,力功张邵、高览趁曹操鸟粱劫根袭其营寨。
结果因对方已有准备,大败而回.判断失误,吃了败仗,本兵家常事,那图却深恐二人回寨对证是炸,于己不利,便一才面诬告张、高早有降曹之意,劫寨不肯用力,见衷绍兵败必喜,激起衷对二人的襄怒;
另一才面又危言荤听地对张、高传话“主公将杀沃失!
”使衷绍阵中数得着的两员猛将走投无路,双双倒戈投奔曹营,而哀还蒙在鼓里。
亦图此谋,可谓高类!
无论如何,不仅达到了护己之目的,还取得了衷绍的进一步信任。
但衷氏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拆掉了两根台柱子。
另一谋士许彼,颇有智谋。
官渡之战一行响,他捉得曹操催依使者,得知曹军根草告惠,于是提出了一方面以持久战拖垮曹操,另一方面夜袭许都以实现内外夹击的作战方略。
同为谋士的审配却背后告了黑状,使衷绍不仅不用许彼之计,反将他夹骂一顿,遇得许伙几欲自尽,后投奔曹操献计攻衷。
审配之举,虽从参谋班子中挤出了一个自己的竟争衬手,却使衷氏失去了一次绝好的取胜机遇,丢掉了一名不可多得的善谋之士,从此一服不振,走向败亡。
三是“谋那”。
衷氏集团在“接班人”问题上爆发矛盾。
面对内有衷谭、衷尚惠位之忧,外有曹操大兵压晚之,.t,几个重要谋士不是从大局出发,献计献策,使哀氏集团内部团结一致,共度难关,而是各怀鬼胎、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审配、途纪为衷尚登机技嗓,辛毗、那图为衷谭失宠鸣冤。
衷绍死后,哀谭、衷尚年轻气盛,未能认清形势,正确地把握自己,四个谋士更是肆无忌惮,揭智尽力,设计让衰氏两兄弟自相残杀,致使曹操坐收渔利。
辛、那二人善至力劝衰谭投降仇敌,欲借曹操之手消灭哀尚。
结果哀家三子一拐被曹操各个击破,哀氏集团从此灰飞烟灭。
衷氏集团的参谋班子整体谋德不佳,是由其政治紊养不高所决定的。
他们没有正确的政治原则,没有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又缺乏智谋上的远见率识,加之人格卑下,所以时时处处辜事以极端利己主义为宗旨。
从这一声、出发,他们把与哀氏的关来看作是一种单纯的个人依附,期待着日后丰厚的回报;
大故当前,他们不能同舟共济,反而互相妒嫉,视同僚为冤家,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当集休形成的决议与自己的意见相悖时,往往不能硕全大局.用一个声青说话,而是消极怠工,相互拆台,“许枚不乐审配领兵.沮授又恨绍不用其谋,各不相和,不图进取气他们不惜同室操戈,卖“国”求荣,以图保住自己的名利和地位。
由于他们各自为着私利而康集,断难形成合力,只能一个劲地内耗,到头来姐灭了整个袁氏集团,也级灭了他们自身。
正是.以谋私开始,以害己告终.
五袁绍用人策略分析
善于用人与采纳良言，是干大事的根本，是事业成功的保障。
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考证官渡之战的起因，过程与结局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如何重用人才的问题。
纵观官渡之战的全过程。
在用人这一根本的问题上，当时作战双方的首领曹操与袁绍采取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用人路线，曹操任人唯贤，袁绍任人唯亲、任人唯贤、必然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任人唯亲、必然武断专行，堵塞贤路。
作为主帅，在决战的关键时刻要胸有成竹，充满勇气，这是取胜的前提，而这种胸有成竹的信心和勇气来自于纳良言择良策，依靠众谋臣的智慧和力量，而不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和盲目蛮干但是在官渡之战中作为一方主帅的袁绍却并不懂得这一点，这就埋下了最后失败的致命隐患。
袁绍的三个儿子，一个外甥，都是无德无才的平庸之辈，原不堪重用，但袁绍认为亲人比外人可信可靠，遂不听谋臣的劝告，委大儿子袁谭任青州刺史。
二儿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小儿袁尚与自己把守门户冀州，特别是袁绍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袁尚留在身边，很明显的是要破除立储以长的古训把小儿子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就犯了大忌，是引起家族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原因，袁绍的这些安排，既不能让部下心服，也不能让亲属所接受。
因而是不得人心的。
袁绍的众多僚属见到这些事实时都对前途深感忧虑预言必为祸始。
袁绍对内任用亲族，实行家天下，对外不能重用贤才，采纳良言，袁绍身边的谋臣很多但他对众谋臣采取的是不重用，对其忠言采取的是不采纳的政策。
起兵之初，谋臣田丰从狱中上书，谏袁绍曰：
“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
”谋臣沮授进言曰：
“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
”田丰与沮授的分析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都是很正确的。
然刚愎自用的袁绍对这些正确的建议不但不理不睬，还将沮授拘禁在军中剥夺了其人身自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袁绍虽挑起战争，但并无取胜的人才基础，说明在开战之前就先输了一着。
军士未发，粮草先行，说明了古代战争中粮草的重要性。
在战争中谋臣审配早已向袁绍提出行军以粮食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而袁绍却使性刚好酒，不得军士爱戴，的淳于琼运粮并把守储粮之地乌巢，当时沮授就向袁绍建议，可遣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可以派蒋奇另带一支辅佐的军队与淳于琼相为表里，以隔绝曹操的抄袭，但袁绍不采纳。
这已是严重的失策，更不该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给他献良策的谋臣许攸，逼其投靠了曹操，许攸为曹操谋划偷袭乌巢之计，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
氏辎重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若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蓄，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事实，确实如此，当曹军打破了乌巢，战局即急转直下，袁军兵败如山倒于是绍军惊扰大溃袁绍及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渡河，袁绍的得力大将张郃，高览又投靠了曹操更使袁绍一方军心惶惶。
六袁绍人生成与败的几个重要时刻
初平元年关东兵起，渤海太守袁绍被推举为盟主，成为与董卓抗衡的另一个政治军事中心，具有极大号召力。
《三国志》本传称“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
但是，局促于渤海一隅显然与其地位和志向并不相称，他的谋臣逢纪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
”其实袁绍自己也早有此想法，他在起兵时曾和曹操谈到将来的打算，声称要“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因此，袁绍从京师出奔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冀州作为自己的目的地。
但此时的冀州，却在韩馥的掌握之中。
因此，夺取冀州，成了袁绍想要争天下的第一个目标。
关于韩馥的史料并不多。
《三国志·
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载：
“馥字文节，颍川人。
为御史中丞。
董卓举为冀州牧。
”周毖、伍琼向董卓举荐的众多名士中，以韩馥为首。
韩馥还自称曾为袁氏故吏。
从这些情况看，韩馥应是当时比较有声望的汝颍名士之董卓进京后，在为党人名士申冤正名的同时，还对久负盛名的颍川名士格外看重。
董卓的父亲曾任职颍川，董卓和他的弟弟董旻都出生在颍川，因此董卓对于汝颍南阳名士尤其是颍川名士们并不陌生。
他先后提拔了荀爽、陈纪、韩融等大名士，而将韩馥任命为冀州牧。
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原因，韩馥得到了“民人殷盛，兵粮优足”的冀州，拥有了鼎足天下的资本。
但是缺乏政治经验的韩馥到冀州后，却只信用颍川名士，而对于冀州本土名士们则一直保持着距离。
他到任以后，曾派人回颍川迎接颍川名士们前往冀州：
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彧独将宗族至冀州。
而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之礼。
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
荀彧是应韩馥邀请前往冀州的，其弟荀谌以及辛评、郭图等颍川名士，虽未有记载，但也应该是韩馥招徕下前往的。
他们到冀州，便为韩馥所信用，形成一个颍川名士集团，与冀州本土名士们共同掌握着冀州。
不过，身为颍川名士的韩馥，对于颍川人士显然要看重得多，而对于冀州名士的态度则极有保留。
韩馥起初对袁绍多有控制，后袁绍用计，让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向韩馥施压，韩馥在袁绍、董卓之间摇摆不定，问计于属下，冀州名士、治中从事刘子惠直言讥讽，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因此差点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据《英雄记》载：
刘子惠，中山人。
兖州刺史刘岱与其书，道“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
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
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
封书与馥，馥得此大惧，归咎子惠，欲斩之。
别驾从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愿并见斩，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扫除宫门外。
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以及刘岱与刘子惠书，都是袁绍对付韩馥的举动，韩馥轻易“归咎子惠”，很难说不是在挟私报复。
由于耿武等人拼死相救，刘子惠得免一死，但“被赭衣，扫除宫门外”无疑是对冀州人的极大羞辱。
而且，韩馥对于冀州人的嫌憎和不信任仍一如既往，并未因刘子惠的事情有所收敛。
正因为此，当几乎所有冀州人都反对将冀州拱手让给袁绍时，韩馥表现出了不可理喻的固执。
袁绍传》载：
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谏馥曰：
“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
袁绍孤客穷车，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
奈何乃欲以州与之？
”馥曰：
“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
”从事赵浮、程奂请以兵拒之，馥又不听。
乃让绍，绍遂领冀州牧。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冀州人士都反对将冀州让给袁绍，他们不仅清楚袁绍处境之窘迫，更清楚冀州的实力。
“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即便稍有夸张，也与实际情况大致相符，何况如此强大的军队正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除去上述诸人，名将张郃这时也在韩馥手下：
张郃字俊乂，河间鄚人也。
汉末应募讨黄巾，为军司马，属韩馥。
馥败，以兵归袁绍。
应该说，韩馥其实并不清楚他所拥有的资源，对于冀州人士的猜忌疏远恰恰说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
当他在袁绍与公孙瓒的双重压力下动摇犹豫的关键时刻，他所信赖的兖豫名士们，如陈留高幹、颍川荀谌等却决定迎接袁绍，转而为袁绍充当起了说客，称“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
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若两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
夫袁氏，将军之旧，且同盟也，当今为将军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
既不能信赖依靠冀州人士，手下的颍川人士又转而投向袁绍，韩馥所能做的，只有将冀州拱手相让，他后来的悲剧结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袁绍戏剧般地替代韩馥成为众所瞩目的冀州牧，初步实现了南据河，北阻燕代的战略设想。
官彼之战,是历史上若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
仅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为争夺中原,起四州人马70余万,攻取许昌,兴兵望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进发。
曹操起军7万,前往迎敌。
显然,双方兵力十分悬殊,形势对袁绍非常有利。
然而,官渡一战,衰绍一败涂地,几乎全军祖没。
为什么兵多将广的衰绍反而败于兵少将寡的曹摄呢?
原因当然很多,从衰绍方面看,他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不知人,不容人,不纳谏,不善任。
他既不知田丰、沮授的忠智,也不知郭图、审配、逢纪的奸诈,伯听谗言,拒纳善谏,以致丧失战机,兵败官渡。
一拒田丰之谏。
田丰时为袁绍帐下谋士担任别驾之职。
他曾经根据当时袁绍、曹操及群雄混战的形势,为袁绍多次设谋对抗曹操,皆不为袁绍所采纳。
当袁绍欲兴兵攻取许昌与刘备商议破曹之策时,田丰谏止说:
“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锐,未可轻敌。
不如以久待之,待其有隙而后可动也。
”袁绍大怒,不仅拒纳良策,反而将田丰囚于狱中。
袁绍听从审配之言进军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结果损兵折将,大将颜良、文丑被杀。
当袁绍将要发兵复征许昌,进军官渡与曹操决战时,田丰又从狱中上朽谏止说:
“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
”这是田丰第4次献策,劝说袁绍不要兴兵,这是很有远见胆识的。
按说田丰已身陷图图,何苦多事,冒死而谏。
然而他忠于袁绍,在中国封建传统意识“文死谏、武死战”的侄桔下，不能自己。
这时逢纪却向袁绍进谗言说:
“主公兴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
”袁绍因而大怒,欲斩田丰。
在众官告免的情况下,袁绍才愤恨地说:
“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
”事态的发展,不出田丰所料,袁绍果然兵败官渡。
袁绍逃至黎阳北岸,夜宿荒山,听到远处有哭声,进前一听,原来是败军相聚,诉说丧兄失弟、弃伴亡亲之苦,各各捶胸大哭。
他们埋怨袁绍:
“若听田丰之言,我等怎遭此祸!
”袁绍闻此,悔恨自已没听田丰之言,兵败将亡,今回冀州,有何面目见田丰!
袁绍将这个想法告知引军来接的逢纪。
逢纪乘机进谗言挑拨说:
“田丰在狱中闻主公来。
经曹教育学家愧田胜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说,如果想让人的干劲成倍地增加,就要象加号变为乘号一样。
“十”要有一个倾斜,管理工作也要“倾斜”。
领导人要的是倾听,上帝为人造了两只耳朵一张嘴巴,枕是要人听比说的多一倍。
为此,许多企业在自己专用的建筑物《单身宿舍楼、别墅、招待所等）和风.区里轮流进行“合宿研讨”,每次20人左右,锐导和部下同吃、同住,交流思想、讨论公司存在的问肠和改进的办法。
有的还请专家、学者去讲课。
他们重点讨论:
（l）顾客在想什么,
（2）竟争对手在想什么;
（3）我们应当怎么办,等等。
通过这样的研讨,企业精神面貌大大改观,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二拒沮授之谋。
建安五年七月,袁绍率兵进官渡北面的阳武（在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
沮授向袁绍进言说:
“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
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
彼军无粮,利在急战;
我军有粮,宜且缓守。
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兵家常识。
沮授熟谙兵法,根据双方利弊的形势,提出正确的缓守取胜的作战方略,实为难能可贵。
然而不仅不为袁绍所采纳,反而遭到袁绍斥责,说：
“田丰慢我军心,吾回日必斩之。
汝安敢又如此!
”喝叱左右“将沮授锁禁军中,待我破曹之后,与田丰一体治罪!
”沮授被袁绍拘禁在军中,一日夜晚观天象,惊叹大祸将至,遂连夜求见袁绍。
是时袁绍已醉卧,听说沮授有密事启报,唤人问之。
沮授说:
“适观天象……恐有贼兵劫掠之害。
乌巢屯粮之所、不可不提备。
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曹操所算。
”这又是一个极好的御敌之策,袁绍又不采纳,并且严厉呵叱:
“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众!
”转身又责备监者说:
“吾令汝拘囚之,何敢放出吧遂命人将监者斩首,换人监押沮授。
沮授出帐,掩泪叹息说:
“我军亡在旦夕,我尸骸不知落何处也巴正如沮授预料,袁绍兵败而逃,沮授因被囚禁,急走不脱,中,款待甚厚,逃归袁氏,被杀为曹军所获。
曹操将沮授留在军归顺。
授不投降,后来盗马欲授之忠诚才智,袁绍不能识,而曹操却有识人之慧眼。
七袁绍的领导者素养对现代企业领导精英培养的启示
显然,高缭之过即不言人之过。
无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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