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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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上经典物理学对人文学科曾产生过压倒性影响，以致我们一提到某某学，就企图规定其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甚至划定基本的学科准则。
然而，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历史人类学，自始就似乎突破了经典物理学影响之下的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系统。
因而，要在传统的学科体系之下，给其划定一个类似于生物学、历史学或者人类学一样的学科范围，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历史人类学一般都不作非常明确的定义。
在人类学领域里大力倡导、开创和实践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萨林斯（MarshallSahlins）曾说：
提及历史人类学，就是倡导这样一类人类学——它是一门广阔意义上的综合性学科。
如果我们企图对此加以阐释的话，尽管其称历史人类学为一门学科，其文本所指仍然说明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综合了多种学科方法与内容的研究方式，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式使历史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
同样，在史学界力倡历史人类学的法国年鉴学派亦有学者指出：
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
④这也就是说，历史人类学只是一种研究方式、一种研究趋向。
⑤
张小军发表在《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的文章《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历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是一篇从史学发展历程的角度讨论历史人类学的论文⑥，如其标题一样，目前学界对历史人类学的定义，大体就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或者“人类学的历史学化”，正如《历史人类学学刊》创刊号征稿启事所称：
“本刊发表具有人类学视角的历史研究和注重历史深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
“人类学的历史学化”作为一种观念，是人类学界在反思功能主义人类学普遍缺乏历史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人类学在进化论时代，即国人所熟知的摩尔根《古代社会》阶段，其与历史有相当关联，即常常把空间时间化，将当时世界上不同地区人群的生活状态，看成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不同阶段。
然而，进化论人类学并非就某一文化的整体进行分析，并且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印记，这引起了20世纪前半期以马林诺斯基等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的不满。
他们认为，文化具有诸多要素，而这些具有特定功能的要素彼此之间具有联系，并连结成一种结构。
因此，他们反对进化论人类学脱离整体结构，从不同的文化中剥离出一些要素，进行“臆想”与拼凑；
相反，他们“强调参与观察法为基础的田野工作，来收集及建构人类各文化具有实证意义的内涵”。
⑦马林诺斯基首创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促成了人类学的一次转向，加强了对共时性的重视，却忽略了历史的意义。
其间虽有伊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等人强调历史的重要，但“历史”终究没有成为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主流话语。
直到1980年代，人类学界才重新认识到田野工作中“历史的缺失”，会阻碍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文化的诸多层次。
人类学家因此开始重视历史对现时结构的影响，试图透过历史去认识文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历史人类学首先在人类学界得以萌发。
深刻认识并理解不同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本体论上的文化差异性以及透过文化的独特性挑战既有普遍性概念的文化偏见，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据此可以认为，尽管20世纪历史与人类学在人类学界的结合并不晚，但历史人类学真正形成的标志还是萨林斯的《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桑威奇群岛王国早期历史中的结构》一书的出版及其书中隐含的“文化界定历史”观念的形成。
⑧所谓“文化界定历史”，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人群均有自己的文化，每一人群的历史表达均由自己文化的“历史性”（Historicity）⑨来决定。
在各自的历史性中，时间与记忆各不相同⑩，从而各自的历史观不同，对自己历史的言说亦不一致。
对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群来说，没有一个“西方中心”或者“东方中心”下的被各人群一致认同的历史表达；
虽然在我们看来，历史按我们的理解发生过并且正在发生着，不过，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人来说，各自都有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客观的历史过程与各自的历史理解是不一致的。
文化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观，并透过历史性决定了不同人群的历史表达。
透过对不同人群的历史的研究，人类学家可以深入地认识不同的文化。
萨林斯的《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所讨论的库克船长的故事，正好展示了他的这一“文化界定历史”的观念。
（11）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在人类学家看来，历史人类学仍然是人类学本位的，他们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透过历史来展示文化的差异性而不是历史本身。
与人类学家的历史人类学不同，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讨论“历史人类学”的概念时，考虑的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即透过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更好地认识人们的历史。
历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人类学，在含义上也与人类学家所说的历史人类学不完全一致。
目前学界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的讨论有诸多不同的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就是习俗史研究（12），也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绝对不可以是历史学而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13）。
其实，早在197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安德烈•比尔吉埃尔（André
Burguiè
re）就对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人类学有相当好的理解。
他认为，“以所用材料的类型来界定历史人类学”并不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同样的材料可以是经济史、政治史或者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只有当历史学家在处理这些材料时，进行了人类学思考的研究，才能成为历史人类学。
（14）他特别以英国和法国君主制度的研究作为例子来阐明其观点，他指出：
法国、英国君主制的研究既传统又唠叨，但研究专家都不注意进入了民俗视野的那些庆典仪式，实际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在这一仪式过程中君主实施着一种医治百病的力量”，它不仅将英、法区别于其他欧洲君主国家，还揭示了君主制形象具有魔力的方面，这些方面一直残留在群体的表象之中。
比尔吉埃尔认为，这样的研究处理了其他学科处理过的材料，却因为引入了人类学所擅长的处理表象的方法与视角，从而得到了较之于其他学科远为深刻的研究结论，这就是历史人类学研究，因此，他得出结论，历史人类学不是特殊的领域，而只是一种研究方式。
（15）
但是，由于讨论时间较早，比尔吉埃尔还是没能把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人类学应该具有哪些人类学的思考，或者历史学引入人类学观念以后可以获得哪些益处，详细加以阐明。
随着近年来已有的理论讨论与实践经验的累积，学术界对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脉络逐渐取得某些共识。
郑振满指出，历史学家吸纳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去做田野调查，目的是获得一种“文化体验”，并透过这种体验去捕捉解读文献时所产生的“灵感”，去培养对历史过程的洞察力和问题意识。
（16）文献中有些东西，不进入田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读懂，去田野是为了获取“历史现场感”，亦即桑兵所说的“走向历史现场”。
正是这种“现场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历史文献。
同时，陈春声指出，田野调查的另一个基础性目的是“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亦即收集到在图书馆、档案馆中难以读到听到的文献。
（17）总体来说，他们的说法基本表达了历史学者关于历史人类学之于历史学家的意义。
进一步说，历史人类学对于历史学家的意义，至少还可以有这么几种：
一是获取认识态度上的“疏离感”。
（18）虽然几十年以前，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开始警告同行，要小心历史学者自己参与历史创造，但是，到目前为止，在非后现代意义上，也就是以我们传统的将历史研究看成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复原的标准来衡量，研究本国史的学者创造自己历史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比如我们对晚清政府的判析，比如我们对近代革命运动的研究，都常常有这类感觉。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与历史产生疏离感，我们对它付诸了太多的感情，我们很难跳出自己的先入为主的感情来解读历史。
相反，人类学研究“他者”、研究“异文化”，从来就与研究对象有一种地理与族群上的疏离感，正是这种疏离感，使人类学具有了观察者而不是活动者的优势。
历史学家要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历史，为了去除传统史学中的“中心”意志，跳出“文化本位主义”，其实很有必要借助人类学者的这种疏离感。
二是透过区域的整体去理解其历史发展的脉络。
进入田野，可以让历史学者直接获取经验事实，并且从一个较小地理单元的经验事实出发，去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内在脉络。
在这里，我们可以向人类学家学习，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或者称之为“区域”的范围内，获取其整个文化的方方面面，把握其整体，揭示其“历史性”，从而把握住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最后将其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联系起来。
所谓“田野”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文献，回答历史学本位的问题的真意正在于此。
与解决“地方性知识”建构过程的人类学任务不同，历史学的本位问题或者说历史学的任务是解构整个中国文化的建构过程。
（19）
倡导田野工作常常会遭致不重视文献的批评，实际上，文献与田野并不对立，但不同的学科会有所侧重，对史学工作者而言，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严密考据无疑是第一位的，离开这一点，前文所论述的做田野工作的意义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总之，历史学强调时间与过程，人类学注重空间与结构；
历史学研究的地域范围可大可小，人类学一般研究较小的区域单元；
历史学讲究史料的分析、考辨、排比与校释，人类学实现“参与体验”，从田野中直接获得研究材料；
历史学对实证有较大偏重，人类学则更关注理论进展。
把二者的研究方式和特点结合起来的研究，我们大体上都可以视作历史人类学的研究。
对历史学者来说，历史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历史现场感、疏离感以及更多的资料，从而使我们整体把握区域的历史及其发展脉络。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历史人类学的出现自有其深厚的学术渊源，它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在各自发展的路径上，发现自己的不足与对方的长处，互相向对方借鉴而形成的学术结合。
因此“历史人类学”的标签虽新，但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都容易从中发现似曾相识的东西。
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既有的文献研究手段，比如排比、编年、考据等等，仍然是历史人类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即便上文所强调的历史人类学的许多特点，也并非全新的创造。
例如敦煌学、徽学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极为重视发掘民间文献，这与今天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一致性。
又如实地调查，其渊源至少可上溯至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曾游历大江南北，访察史迹，《史记》中的许多内容，便有明显的口碑史料与实地考察痕迹。
20世纪上半叶，当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基本上与国际学术同步发展之际，顾颉刚等人更是努力把调查工作引入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中，他们所开展的诸多调查，目前正被学界整理成大部头的丛书公开出版。
（20）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革命”运动中的村史、厂史、家史等研究，也同样重视社会调查和下层历史，这一研究取向，虽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其打破历史研究中的帝王将相倾向的目的仍然值得关注。
总之，历史人类学是在对学术传统继承、扬弃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较诸上述社会调查与文献搜集工作，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目的之一当然也是为了获取文献、口碑等研究资料，倾听民间的历史表达，但除此之外，打通精英历史与民众历史、获取对被研究者文化的深层体验与“疏离”认识、获取“历史现场感”以真正读懂文献、强调保持民间文献的原有脉络而不是简单搜集（21）等等，或许可视为近年来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的新特色。
区域、区域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
一般来说，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路的诸多研究，基本上都是区域研究，并且往往是结合时间与空间，强调“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研究。
（22）因此，对于近代史学科来说，历史人类学可以有所启发的地方，也许首先在于近代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由来已久，在国际历史学界，法国年鉴学派的几位开创者及其后来的代表人物，比如费弗尔、布罗代尔、拉杜里，都曾做过许多经典性的区域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区域研究亦有相当长的历史。
1930年代，食货学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开区域研究之滥觞，随后，梁方仲、傅衣凌、陈翰笙、汤象龙、李景汉等人的努力，使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蔚然兴起，成果斐然。
然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似乎有相当长的时间比较喜欢使用综合归纳的逻辑方式展开研究。
因此，关于区域研究的意义，就有这样一种典型的表述：
“有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各异，发展先后迟速又复参差，若循中央入手之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得到整体综合性的观察，然了解难于深入。
不如从地区入手，探讨细节而后综合，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
”（23）将区域研究的意义定位为通过研究区域，最后综合出全国特色，正是由台湾中研院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计划提出来的。
这一提法因为很符合中国“舆地方志学”的传统，也很符合中国人重归纳轻演绎的思维习惯，因此在大陆历史学界也很容易看到类似的表达。
也有学者对区域研究的意义提出了与此不大相同的观点，反对把区域性研究置于全国性研究的附庸地位，贬低区域性研究的价值。
（24）他们指出微观研究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并非“个别”与“整体”一类的意义，因为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研究者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区域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
（25）
然而，就在学界在理论层面对区域研究意义有突破性进展，区域研究成为一大学术热点的情形之下，实际的研究工作仍然显示出历史学界对区域概念认识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许多研究上的偏颇。
比如“过于偏重地方（权力斗争的）舞台，而忽视了纵向的国际——国家——地方的制度场域”（26）。
以至于出现一些类似于民俗工作的所谓区域研究。
一些学者忧心忡忡，深感区域社会史研究变成了“进村找庙”的同义词，进而提出在近代国家力量不断渗透到乡村的前提之下，仅仅进行区域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跨区域研究”。
（27）
实际上，这类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出近年蓬蓬勃勃开展的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确出现了一些缺乏明确问题意识的著作，另一方面，同样也反映出学界对区域概念认识的模糊。
其实，只要对区域概念有了准确的把握，这类问题自然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如果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看成是一个个区域的话，那么，区域自然是很小的地理空间。
然而，正是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法给我们一个重要提示，他们研究区域，研究的是区域中活动的人，这些人居住在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很小的地理空间之内，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常常超越其居住空间，他们要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换，他们与外界有亲朋往来，他们甚至要去外面的世界求学、考试、经商等等，人类学“深描（thickdescription）”当地人生活状况的研究，当然不可能对研究对象的这些活动视而不见。
这说明，对于人类学来说，区域只能是研究对象也就是人的区域，随着人的流动，区域也是流动的，区域的边界并非僵硬的地理界线。
（28）历史人类学吸取了人类学关于区域的此种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区域研究是跟随着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流动和作为研究者问题意识的问题之流动而进行的研究，因此“跨区域研究”一类提法在学理上似有欠通之处（29）。
根据问题意识的不同，区域的内涵可以小至一个村落，大至整个世界。
沿着这种思考方向，我们认为，区域是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观念，正如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萧凤霞（HelenSiu）和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科大卫（DavidFaure）合编的《扎根乡土》（DowntoEarth）一书序言所指出的，“区域被视为一种有意识的历史建构”（regionisseenasaconscioushistoricalconstruct）。
（30）
首先，区域是一种多层次的动态观念。
我们透过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区域会根据时空、人群、场合的差异而产生动态变化。
百姓通过市场、聚居、血缘、信仰、婚姻等等在自己心中形成不同的、因应不同场景的区域，不同层次的官员、不同层次的绅士心中同样有着多样性的区域观念。
如果以笔者研究的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为例，类似于施坚雅（G.W.Skinner）所见，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广东乐昌县文化馆副馆长罗其森先生、湖南临武县汾市乡退休老师贺文清都告诉我们，晚清以来直至汽车广泛使用之前，当地居民的交往圈一般都在距自己家约90里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语言、风俗、信仰、日常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一致，对于他们而言，这个范围或许就是他们认同的文化与社会区域。
而在市场网络层面，人们又将当地的郴州、赣州和韶州视为受制于湘江、赣江、珠江的大江河流域贸易网络的三个边缘市场中心，将这一地区看成三个区域；
而这三个口岸与周边地区的贸易活动及各个口岸之间的商品流通，似乎又让我们可将这三个口岸与周边地区视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山地经济区域。
（31）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当地的食盐贸易发生淮盐与粤盐的纷争，蒋攸铦、卢坤等封疆大吏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在身任不同行政区的长官时，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观念，代表不同的区域利益。
（32）可以想见，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会产生关于区域的不同的认识；
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当他面对不同的问题时，也可能有不同的区域观念。
那么，如此复杂、多层次的区域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背后隐含着一个复杂的历史建构过程。
例如经常被人们提到的“广东文化”，即是被晚近人们建构出来的文化区域观念的最好体现。
依据程美宝的研究，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广东文化”的观念，其实只是距今七八十年以前的民国时期才开始创造出来的，再往前就大不一样了。
而七八十年前“广东文化”观的创造，最初与阮元建立的学海堂有莫大的关系，学海堂凭其与政界、行商的关系，得到各方人士的有力支持，加上阮元学术地位的深远影响，很快地进入了全国的主流学术圈，并产生了广东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代学人。
然而，这只是形塑了精英文化的性格，但今天意义的“广东文化”观，则与20世纪的历史密不可分。
民国以来伴随着西方人种学的传入与影响，广东士人不断地争辩自己的中原汉人族源地位，从而形成粤、潮、客三大族群的概念，最终从血统乃至文化上创造了“广东文化”的正统性，从此，“入耳嘈嘈”的“蛮声”成为了“中原古音”。
而民国时期民俗学的兴起，大大拓展了“文化”的内涵，从而结合以上趋势，最终塑造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套餐”式的“广东文化”观念。
（33）
历史人类学得出关于区域及其边界的上述认识，与国际人类学界对许多划分人群、阶层之“界限”的反思似不无联系。
例如，巴斯在EthnicGroupsandBoundary一书的导言中，就有力地挑战了把族群看成一个客观范畴，可由语言、文化等客观标准予以清晰界定的传统观点，认为族群认同与这些客观标准之间并非一定有对应关系，维持族群的关键在于“社会边界（boundary）”，而这个边界与其说存在于从客位角度予以拟定的各种“标准”中，不如说存在于当事者的思想中，具有根据情景变动而不断变化的动态特质。
（34）
总之，区域与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各种要素（如地理、市场、语言、风俗、族群）及其与之相应的主观认知息息相关，是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多层次、多向度、动态而弹性的指涉，现代学术语境中的所谓“国家—地方”、“大传统—小传统”、“普遍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等概念在这里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
表面看来似乎很实体化的所谓“广东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一类的区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历史建构过程的一个横截面。
历史人类学的区域观念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相当意义。
首先，从区域观念本身来看，既然区域是长时期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关涉到地方性观念、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的互动过程，并且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那么，区域研究就不应该是先划定地理范围，再作茧自缚的研究类型。
从某种角度上看，真正区域研究的取向应该是反过来的，即首先要追问我们何以认为这样的划定是合理的？
这样的划定关系着怎样的历史建构过程？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达致对地方性传统与王朝观念、制度互动过程的深入了解，简言之，理解区域历史即意味着理解整个中国的“大历史”。
这样的研究旨趣超越了“一般—个别”的预设，也超越了明确的边界锁定，从而解构了国家与地方的二元对立。
其次，区域既然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建构过程，那么研究者似乎就不必过分拘泥于某种僵硬的地理界限与时间界限。
对于近代区域社会史而言，就像章开沅大力提倡的那样，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不能人为地以1840年为界限（35），割裂中国历史传统与近代的关联，把近代的问题当成仅仅是近代的“革命史”或者“现代化”的问题。
在此，我们以近代史学界熟知的晚清以来中国“国族”建构问题对此略加说明。
在许多学者看来，并不存在一个自在的国族实体，人们先被灌输一套虚构的国族认同后，才会相信他们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国族”群体。
清末民初，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为了政治需要，通过对黄帝、郑成功、文天祥等一系列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予以重新诠释，建构了一部前所未有的“民族历史”，为四万万人民建构了同源同祖的集体记忆，并将本来表达“忠节”等意涵的英雄诠释为寄托“民族魂”的英雄，从而也就建构起了中国的国族。
（36）这类研究颇有振聋发聩之处，但却未能回答：
如果说中国的国族主义真是一种近代想像的话，那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成功建构出一个横跨近千万平方公里、覆盖数亿人口的国族共同体？
为什么梁启超等人能够振臂一呼，应者闻风景从，在十数年间便成功建构起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
其实，我们认为，早在国族主义兴起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政治、文化都高度整合的社会，没有这个深刻的历史根源，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并维持一个庞大的国族是难以想像的。
传统中国的这一特质，在华德英（BarbaraWard）、华琛（JamesWaston）、施坚雅等人类学家，以及具有历史人类学倾向的学者如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赵世瑜、郑振满等的研究中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我们对既有知识的解构，如果只回溯到近代，就有可能失去章开沅所说的“圆融”的阐释。
复次，有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理由是因为文献材料匮乏，近代社会史研究拥有浩如烟海、难以穷尽的文献资料，因此毋须进入田野。
这其实是对田野工作的严重误解，姑且不论是否在任一区域我们都具有丰富得足以回答任何问题的文献，更重要的是，田野资料与图书馆、档案馆中的资料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异。
如果我们接受历史不只是上层人物的历史，而强调眼光向下，那么倾听普通百姓对历史的诠释与表达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通过分析各阶层、各团体间历史表达的差异，史学研究往往会取得别开生面的效果。
第四，田野工作的意义还在于，获取现场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读懂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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