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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荣誉

1999年2月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之一。

2000年被评选为“能推动中国前进、重塑中国形象的十二位代表人物”之一。

2001年度海内外十位有影响力的“<

中国妇女>

时代人物”之一。

2001年,杨澜女士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

2001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

2002年被评为“中国企业女性风云人物”之一。

自2003年3月起,杨澜女士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任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和义务献血形象大使,并在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理事会等多家公益机构中担任理事。

2005年起,她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7年,被评为中国最美50人第一人。

第三章人生规划

杨澜可以说是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文化名人,她集多种身份于一身,她是文化名人,也是名主持、名电视人,还是著名的文化商业人士。

杨澜并无显赫的家庭背景,走的也是大学教育就业的途径,她能实现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机遇天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知识和意志改变命运。

杨澜的成功经验对现代青年有很强的启发指导。

分析她的成功道路,不得不提改变杨澜命运四次转折的三件隐秘事。

人生需要规划

人们至今对杨澜那流畅自如、淡定自信的申奥演说记忆犹新,杨澜有中国新生代知识女性迷人的魅力,杨澜的微笑同章子怡然的微笑一样代表东方征服世界。

当年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女主持人,那个叫杨澜的小姑娘是从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

如今经常身着套装、淡定微笑、出没于名流社会的杨澜,已经成了中国职业女性的典范、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首富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偶像和神话。

她曾经多次资助和主持文化艺术活动,2001年资助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的纪录片评奖;

2002至2004年连续3年资助中法文化的交流活动,包括法国国家芭蕾舞团在此期间的赴华演出。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大学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主持《正大综艺》节目;

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硕士学位;

回国后,加入凤凰中文卫视做名人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

2000年3月,成立香港上市公司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并出任主席。

同年10月,阳光卫视入选《福布斯》全球300个最佳小型企业之一。

她个人也跃居《福布斯》2001年度中国富豪榜第56位。

从著名节目主持人到制片人,从传媒界到商界,她一次次成功实现了她人生的转型。

杨澜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并非是人人都有,也不是人人都能驾御的。

它需要睿智的眼光、独到的操控能力,是职业经历累积到一定程度厚积薄发而来。

就像杨澜自己说的那样:

“一次幸运并不可能带给一个人一辈子好运,人生还需要你自己来规划。

第一次转折:

央视节目主持人

在成为央视节目主持人以前,杨澜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一名大学生,还是一个有些缺乏自信的女生,甚至曾因为听力课听不懂而特别沮丧。

直到后来听力水平提高了,才逐渐恢复了自信。

她说:

“我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和极端聪明的人。

”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杨澜后来的成功。

勤勉努力的她,不仅大胆直率,看问题也通常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1990年2月,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主持人。

杨澜以其自然清新的风格、镇定大方的台风及出众的才气逐渐脱颖而出。

但是,由于她长得不是太漂亮,在第六次试镜时还只是在“被考虑范围之列”。

杨澜知道后,就反问导演:

“为什么非得只找一个女主持人,是不是一出场就是给男主持人做陪衬的?

其实女性也可以很有头脑,所以如果能够有这个机会的话,自己就希望做一个的聪明主持人。

”“我不是很漂亮,但我很有气质。

”就是因为杨澜这些话,彻底打动了导演。

毕业后,杨澜正式成为《正大综艺》的节目主持人。

直到现在,杨澜也一直坚持主持人不一定非得漂亮,女人的头脑更重要。

进入央视后,杨澜终于感觉到,这次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做传媒就是她喜欢的事情。

靠着自身的实力与魅力,杨澜获得了“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等。

这是很多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知名度和注意力,也彻底改变了她未来的人生道路。

四年央视主持人的职业生涯,不仅开阔了杨澜的眼界,更确立了她未来的发展方向:

做一名真正的传媒人。

但渐渐地,杨澜对这种重复性工作开始有点儿厌烦了。

也许是一切来得太容易了,也许觉得自己还可以做更多的事。

最重要的是,她开始觉得有点虚:

“一开始央视让我一下子进入一个殿堂,但是我往下一看,空空如也,下边的基础都不是我自己建起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赋予你支持,我觉得特别不踏实,所以我得自己从下边垒砖头慢慢起来,这样才会踏实。

第二次转折:

美国留学生

1994年,当人们还惊叹于杨澜在主持方面的成就时,她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

辞去央视的工作,去美国留学。

在事业最明亮的时候选择激流勇退,这就意味着她要放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触手可得的美好未来。

但资助她留学的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

”这给杨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6岁的时候,杨澜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国际传媒专业。

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比想象中的还要艰苦。

有一次,杨澜写论文写到半夜两点钟,好不容易敲完了,没有来得及存盘,电脑就死机了。

杨澜当时就哭了,觉得第二天肯定交不了了。

宿舍周围很安静,除了自己的哭声,只有宿舍管道里的老鼠在爬来爬去。

但最后,她还是擦干眼泪,把论文完成了。

谈起这段生活,杨澜说:

“有些人遇到的苦难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儿,但我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别人少,因为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需要经历的磨难委屈,一样儿也少不了”。

虽然如此,但这段生活给杨澜带来的收获要远远比磨难多。

她的视野开阔了许多,更亲身接触到了许多成功的传媒人和先进的传媒理念。

在当时她利用业余时间,她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这是杨澜第一次以独立的眼光看世界。

她同时担当策划、制片、撰稿和主持的角色,实现了自己从最底层“垒砖头”的想法。

40集的《杨澜视线》发行到国内52个省市电视台,杨澜借此实现了从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才的过渡。

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先生吴征。

作为事业和生活上的伙伴,在为她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和事业空间方面,吴征可以说居功至伟。

他总是鼓励杨澜尝试新的东西:

宁可在尝试中失败,也不能在保守中成功!

正是吴征的帮助,使得杨澜未来的道路越走越宽。

第三次转折:

凤凰卫视主持人

1997年回国后,杨澜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

当时,凤凰卫视中文台刚刚成立,杨澜便加盟其中。

1998年1月,《杨澜工作室》正式开播。

凤凰卫视的两年,在杨澜的职业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

她不仅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和资本,也同时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在凤凰卫视,杨澜不只是主持人,还是《杨澜工作室》的当家人,自己做选题,自己负责预算,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她都必须精打细算。

这种经济上的拮据,对杨澜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使她知道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杨澜一共采访了120多位名人。

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也构成了杨澜未来职业发展的一部分,不少人在节目之后仍和她仍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除了会给杨澜带来一些具体的帮助之外,精神上的获益也不可忽视。

同时,与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嘉宾交流,也让她的信息量获得极大的丰富。

两年后,杨澜已经有了质的变化。

她拥有了世界级的知名度、多年的传媒工作经验,以及重量级的名人关系资源,对于她而言,进军商界显然所欠缺的只是资本而已。

而吴征,正是深谙资本运作的高手。

第四次转折:

阳光卫视的当家人

1999年10月,杨澜辞去了凤凰卫视的工作。

从凤凰卫视退出之后,杨澜曾一度沉寂。

2000年3月,她突然之间收购了良记集团,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成功地借壳上市,准备打造一个阳光文化的传媒帝国。

由电视界转向商界,对于这次转变,杨澜表示,她投身商界不是简单的为了赚钱,还为了实现她过去不能实现的媒体理念。

与大多数商人的低调不同,杨澜选择了始终站在阳光卫视的前面。

在报刊杂志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杨澜的报道。

她从一个做传媒出来的人变成了一个传媒名人。

这种对传媒资源运用的驾轻就熟,使得她的阳光卫视一出生就有了许多优势。

但杨澜创业不久,就遇到了全球经济不景气,杨澜立刻感觉到了压力。

她几乎天天都想着公司的经营。

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杨澜将公司的成本锐减了差不多一半,并逐渐剥离了亏损严重的卫星电视与香港报纸出版业务,同时她还将自己的工资减了40%。

2001年夏,杨澜作为北京申奥的“形象大使”参加了在莫斯科成功申奥的活动。

同年,她的“阳光文化”接手了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新浪网,开创了网络和电视相结合的时代,又与四通合作成立“阳光四通”,开始进军网络业和IT业。

这一切都给公司所有员工带来了信心。

终于,阳光文化在截止2004年3月31日的2003财政年度中取得了盈利,摆脱了近两年的亏损。

之后,阳光文化正式更名为阳光体育,杨澜同时宣布辞去董事局主席的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化电视节目的制作中。

第四章生命中的三件事

 

 

经历了以上人生的不断变换,如果问杨澜什么改变了她的命运?

她脱口而出的是,知识改变命运。

然后她说,具体有三件事情对她最有影响。

第一件事是她感谢父母,因为他们给了她长期温暖有爱的家庭。

“我是他们的独生女儿。

在一个很有教养的环境中长大。

当时大陆都很穷,但我生活在这个有亲情有乐趣的家庭,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是很根本的,我不会有什么心理缺憾。

第二件事是她进入中央电视台,有1000个人去考试,但她考赢了,这次考试不但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改变了她对生活的设计。

原来她的理想是去一个国外的公司做金融贸易,就像她现在很多同学都在做的事一样。

但她进入央视才发现传媒才是她最喜欢做的事。

第三件事是她去美国读书。

“其实那时候我是没钱去美国读书的,虽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两年,自己也可以赚一些钱,出场费也很高了,但毕竟还是不够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很感谢正大集团的总裁谢国民,他是泰国著名的华裔资本家,当时我做正大综艺的主持,跟他有认识。

第五章财富

刘晓庆曾经自称是中国最富的女人。

没有人也没有数据来证明这种说法。

有数据证明的是,日前中国官方首次就我国十省市高收入人士作出的调查显示,中国最富的女人是杨澜。

调查数据显示,杨澜及其夫吴征以6400万美元的资产名列第三。

而在2007年11月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第二次为中国大陆五十名首富排定的座次榜上,杨澜同样榜上有名。

32岁的杨澜及其丈夫吴征所持有的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为6400万美元,排在了第38位。

就像当年离开中央电视台令人震惊,杨澜在1999年9月辞去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时,同样令香港观众感到诧异,正当人们猜测杨澜会成为×

×

电视台的主持人时,她却以8.4亿的身价成为香港商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2000年1月,杨澜动用约3500万元的资金,与友利电讯主席高振顺联手收购了良记的控股权———良记原是香港一家主营建筑的公司,经营长期处于低潮(根据良记22日收市价五角五分计算,当时杨澜以每股两分的代价收购良记)。

3月17日,良记正式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并公布了公司发展方向,建设以历史人物传记片为主要产品和资源的宽频网站,为各媒体及网络电视观众提供服务,杨澜出任主席。

8月7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杨澜共同主持了在香港举行的开播庆典。

由于人们对杨澜普遍看好,在股民的竭力追捧下,杨澜所拥有的良记股份市值在短期内一度迅速暴涨至8.4亿元。

杨澜回忆自己最难最累的时候是她在怀孕,不敢将自己累着,怕对孩子不好。

但当时刚刚开始买壳上市,营运、架构、节目、人员、公关等千头万绪。

刚开始谈公司架构的时候,她正好刚怀孕,开会时都要跑出去吐,然后嚼两个口香糖继续开会。

“现在好多了,架构都搭好了,两岸三地的同事都有了一些默契,节目变成自动档了。

香港台湾的主管都做得很好,我们也是学了GE的做法,是扁平式的管理,而不是像金字塔的管理,不是一级向一级汇报,各地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预算达到他们的既定目标,就OK,可以拿奖金。

相对来说,我也有自己的时间来做自己的节目,人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自己的事,有的时候可以拉开很长的时间做,有的时间你只能强度很大地做很多的事。

这是你自己无法选择的,如果机会来了,你没有把握住它,懒懒散散,那么过去就过去了,机会年轻时该拚一下就要拚一下。

即便成功如斯,但杨澜却觉得自己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点都不顺利。

“顺利与成功不是一回事。

幸运的是每做一件大的事最后都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比如去美国读书,然后再从凤凰出来做阳光卫视,这些都是很大的跳跃。

但在跳的时候都很不顺,现在回头看是成功的,并不证明我跳的时候没有痛苦。

为什么要改变一个环境,是觉得自己的某些东西没有得到发挥,没有得到发挥肯定会痛苦。

因此,每一次要改变的环境肯定是与周围不和谐的东西已经达到极限,所以每一次选择的过程都很痛苦。

第六章商业发展

杨澜现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内民营媒体企业,现持有11家亚洲地区媒体类企业公司之股份;

包括31种各类杂志、3种不同类型报章、10条电视广播频道、3个门户网站及多类型互联网、多媒体产品、教育及学院投资、体育/赛车运动以及音乐娱乐事业等。

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现分布于9个国家/地区内之15个城市发展其多元化业务。

日前才与书业大亨贝塔斯曼结盟的杨澜,又和联想集团携手,其附属的京文唱片已与联想集团达成跨行业合作协议,将在影音产品发行、品牌渗透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合作,力争国内音像连锁经营的龙头地位。

双方合作的主要项目是借助联想集团遍布全国的软件专卖店,进行音像制品的连锁经营。

阳光文化:

把音像店开在家门口

根据阳光与联想达成的协议,京文唱片的所有影音产品将以每月10家的速度,进驻北京的联想1+1连锁店,首开国内“连锁音像店中店”的先河。

阳光文化出版集团行政总裁许钟民表示:

“我们要让大量平常没有时间逛音像店的消费者,可以在家门口买到各种优质的影音产品。

第七章与老公吴征

杨澜和吴征结合前,彼此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杨澜说:

“爱情其实是有一点盲目的,想结婚时就结婚,想生孩子就生孩子,没必要磨磨蹭蹭的。

”但是,杨澜的婚姻显然并不止是“生孩子”那么简单,两人不仅是夫妻,还是事业伙伴。

2000年,杨澜和吴征创办了“阳光文化”,刚创办时,杨澜的身价曾一度暴涨到14亿港元。

“我觉得爱情是一种气质上性格上的相互吸引,或者互补。

为什么喜欢他,说得太清楚了可能就不是了。

就是觉得挺舒服,挺谈得来的,他父母也是做教师的,我们都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我们的背景、价值观比较相像,在我遇到的年轻人中,他也是很杰出的。

而且他的性格很独特,他的见识与观点往往出人意料,我是比较循规蹈矩的人,他有时候的那种灵感火花的碰撞,想不到的点子,让我特别钦佩。

1995年结婚到现在,我们结婚都14年了,我们都是希望过稳定家庭生活的人。

我很相信家庭生活,不是那种对家庭生活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我父母感情很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带大两个孩子白头偕老的生活下去。

吴征眼里的杨澜

吴征认为婚姻完美与否,更重要的是看内涵,名气其实并无所谓。

“如果没有共同的事业,我们的婚姻也会相当完美”,吴征说道。

在吴征眼里,杨澜是不折不扣的好妻子,“杨澜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弄好吃的”。

两人的脾气上也很和谐,一个脾气大的时候,另一个总是很耐心,到最后,杨澜总是能把两人都弄得笑起来。

“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中,能够遇上这么一个知己”。

在解析两人事业上的分工合作时,吴征说,他以资本操作和管理为主,杨澜则是创意更多一点。

“我们俩的文化理念很相似,有共性,又各有所长,能够相互合作,共同创造一份事业”,吴征称之为是一种幸运。

吴征:

夫人的名气不是压力当记者问吴征:

太太的名气比自己名气大,是不是很不舒服?

吴征笑着说早就习惯了,当然一开始的时候稍微有些不习惯,现在早已无所谓。

事实上,在海外的华人圈里,吴征早就是一个名气颇响的年轻华人实业家。

吴征笑着说:

“在香港,我们的名气应该差不多,可能还是我的名气更大一些吧。

再就是无论杨澜的名气有多大,她都是我的太太。

第八章自我评价

杨澜:

“我不是中国的华莱士”

上海永嘉路387号(阳光卫视上海总部)一楼,杨澜坦言,阳光卫视成立2年来,自己获得的人生阅历,远远超过了过去10年的总和。

“做阳光以来,经济管理、公司运作等各个方面给我很大的压力。

杨澜展现给公众的,是一个多角度的形象。

虽然外界有“杨澜是阳光文化形象大使而不是掌门人”的说法,杨澜说:

她现在一半时间做主持,一半时间做管理。

做访谈节目至今,杨澜已经采访了200多个政界、经济界或文化界的名人。

“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启发。

有的是人生故事有意思,有的是思想深刻——采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采气’:

从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采到‘气’。

杨澜坚持认为,自己从《正大综艺》的“出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转型。

“90年代初中国还不是特别开放,《正大综艺》实际上是给国人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和知识的节目,严格说来是一个益智类的节目。

”从益智类的节目到深度访谈,杨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文化为导向:

“从家世背景到个人爱好,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方面,所以真的不存在什么大的跨越。

杨澜承认《杨澜视线》是一个不成功但很重要的转型:

“《杨澜视线》严格说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介绍美国百老汇和电影的幕后制作,当时忽略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虽然介绍了一些美国电影的幕后特技,但中国观众根本看不到这些电影,同明星和幕后制作的情感联系不是很紧,自然也就不关心。

”但后期的《杨澜视线》,就明显地具有了更后来的《杨澜访谈录》的影子,节目的主题转到了社会、经济方面,风格也与《杨澜访谈录》如出一辙。

杨澜曾经两访基辛格。

“今年初我又访问了基辛格,想起自己1996年的采访,真是太小儿科了,问的问题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你在外交事业中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

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

”6年以后的杨澜,同样是访问基辛格,问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东战争)后,你也在中东有外交穿梭……”(因为访问时正值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这样的问题具体、有针对性。

这和“采访前做足了功课”有很大关系。

采访前,杨澜阅读的是基辛格的主要外交著作等材料;

采访后,基辛格对杨澜的采访是“AMAZING”(令人惊奇)。

《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郝亚兰说:

“这个节目,实际上是对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双重倚重,是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碰撞交融。

”杨澜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而有韧性的人”;

这一点,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同。

郝亚兰说:

“坦白地讲,杨澜是这个制作组里最勤奋的人。

”事实上,杨澜不仅仅作为主持人出现在节目中,她对节目制作的参与是全方位的。

“有时甚至是否需要一个反光板她都会提出建议;

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她对节目的品质有很高的敏感度。

风格是“绵里藏针”

曾经有评论说,杨澜是中国的华莱士。

但事实上,杨澜并不喜欢华莱士的主持风格:

“他(有时)问问题显得有些生硬。

杨澜认为自己向来的重点不在风格,而在内涵:

“风格是你在具备一定内涵后才体现出来的东西。

《杨澜访谈录》目前走的路线,是“温和的深刻型”。

提及当初节目制作组在风格取舍上的抉择,杨澜说:

“到底是开着轰炸机把这块地都炸平,还是钻井取油?

后来我们认为,深刻的问题也可以用一种温和的形式提出来。

对节目风格的取舍和杨澜的性格息息相关。

“平时就不是一个凶巴巴的人嘛!

”杨澜对自己的定位在她的每一次采访中都表现无遗。

《杨澜访谈录》采访龙永图时,杨澜问及中国加入WT0最后阶段协议时朱总理的两个让步,龙回答:

“具体的就不要说了”,杨当即表示“没关系”。

但杨澜并不认为自己不尖锐。

“采访吴基传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

“中国的电信改革,是改革拉着你走,还是你拉着改革走?

吴基传最先回避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又把他拉了回来,问他‘那刚才那个问题呢?

’”

杨澜形容自己的主持风格:

“绵里藏针”。

“观众要看的是内容,而不是两个人吵架。

《杨澜访谈录》没有噱头,没有八卦;

一律的开头和结尾,一样的穿插和解说。

杨澜认为,这类深度访谈的节目形式应该相对稳定,没有必要像娱乐节目一样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

杨澜从来不认为采访有什么特别的诀窍,除了认真:

“我不是每一次都有灵感,但我每一次都很认真。

”采访前做一大堆的研究,目的只有一个:

“我必须了解我在说什么。

”而一次成功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要让被采访者知道,你明白了他在说什么,而不是把一个问题扔给他,得到答案后又接着问采访提纲上的另一个问题。

“毕竟,我不是采访的主角,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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