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践者与思考者的足迹我的医学生涯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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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银樵不满包办婚姻,从老家出走,一担青菜挑进长沙,成了城里的打工仔。

有一次,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突发奇想,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调上冰片、麻油，试着用来治疗臁疮：

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俗称“烂脚杆子”病。

岂知真的有效,一炮打响,由此起家,俨然当起了“外科医生”,当然,按大清律例,现时标准,只能算作“江湖郎中”。

从此,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70余年,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

祖父这一辈,有5人行医,业务涵盖了中医各科,以大伯祖父的名气最大。

他老人家专攻叶天士的学说,一部《临证指南医案》,读得滚瓜烂熟,用得出神入化。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zhengfu主席、军阀何键的父亲得了病,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不到半月,一病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

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一剂而热退身凉。

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帖的打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让善于玩“脑筋急转弯”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

经何键一褒奖,伯祖父于是乎就“饮誉三湘”了。

我的父亲行四,学医的是二伯、三伯。

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家境贫寒,只念了四年私塾,全靠博闻强记,苦读成才,青年时即医名鹊起。

五十年代初,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结核,未能成行。

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医顾问,教授，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

二伯曾为胡耀邦、叶剑英、王震、陶铸、杨得志等来湘的军政大员多次看病。

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种“癔病性昏厥症,”每次发作即昏不知人,任何药物无效,过几天就自动苏醒。

1964年初,徐夫人在长沙发病,二伯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鼻饲,旋即苏醒。

徐老先生大为惊叹,问原因。

二伯回答：

这个病中医古有记载,名“尸厥”,《史记》扁鹊传中,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种病,扁鹊凭脉断定三日后复苏,未尝用药；

《旧唐书》许胤宗传中,柳太后得此病,御医用黄芪、防风煎汤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

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新瓶子装旧酒而已。

听得徐老先生感慨不已,不久,亲自提名二伯为第三届省政协常委。

对于先人的这些轶闻趣事,虽然从小耳熟能详,但到后来从事医学史研究时,我还是正经八板地考证了一番。

结果发现：

用马蹄皮焙枯治臁疮,方书未载；

人参烧炭消滞,经传无考；

即使是将赵简子、柳太后、徐夫人,千年故事一锅勺,也似乎有马嘴驴唇、移花接木之嫌,不那么绝对科学严谨的。

我这几位可敬的先辈,除了敢于实践、胆识过人之外,还有一股子灵性,也就是中医常讲的悟性,所谓“医者,意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诗品中的心有灵犀、画论中的形神兼备、文章中的妙手偶得、佛学中的境由心生等等,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

但悟性这东西,用讲究实证的现代科学方法,大概找不着形态,它却是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化各门学科的灵魂,而一个缺少悟性的中医,永远只能在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

2.入门之阶

最初跨进中医这个门槛,远没有听故事那么开心浪漫。

我开始为徒学医,已过弱冠之年,背书的“童子功”自然是没有了,对中医的了解,也近乎一张白纸。

二伯递给我一本张仲景《伤寒论》，嘱咐不许看注解，以免受干扰，要把原文反复读熟,仔细体会,直至倒背如流,全部刺进脑子里,溶进血液中。

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平日里说起《伤寒论》来,口若悬河,纵横千古,这时节却来了个“沉默是金”,把我打入冷宫,令我独学无友。

莫可奈何，我整日在《伤寒论》中遨游爬疏,苦思遐想,围绕着这本小册子,搬来一大堆中基、方剂、中药、内科著作,象无头苍蝇一样,瞎冲乱撞。

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是我当年啃这397条简牍的真实写照。

大约半年后,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一经点化,全盘皆活,我逐渐明白了《伤寒论》的价值,享受到思维的乐趣。

当然,到蓦然回首,见灯火阑珊、佳人俏立时,己经在很多年以后了。

至今为止，没有哪本书读得象这本书这么苦，也没有哪本书象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

3.最后一课

就这样,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读书讲经,我在伯父身边度过了五年典型的中医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

二伯最后一次教我,是临终前的一刻。

那是1978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二伯病危,等我赶到他身边时,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能坐起来了,面色潮红,精神尚好,大家松了一口气,二伯一会儿嚷着肚子饿,要吃荷包蛋下面,一会儿喊我接尿,我刚把尿壶凑上去,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连声问：

“摸到没有？

摸到没有？

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

”话音刚落,气绝而亡。

二伯用他生命迸发的最后一闪火花,为我上了最后一堂课。

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啊,刻骨锥心,终生难忘！

4.医学箴言

作为湖南著名的中医临床家,二伯始终没有公开出版过著作。

他为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生们授课时,编写过中医内科、伤寒、金匮等教材,也为我和表姐郭先岱、表哥彭尚武留下一部手写的临床笔记,但都没有刊行。

每当问及著述一事,二伯总是宣称：

“我治病能有所疗效,不过是勤读古人的书,善用古人的方,拾古人的余唾而已,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成就,不值得留言后世。

只要善于把古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成果,灵活地转用于自己的临床,就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医生,不可奢谈创新与突破。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观点难免有清高和守旧之嫌,但是相对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的学科而言,谁都知道：

至今这仍不失为一句实话。

亲情加师徒的特殊关系,使得二伯可以对我直抒胸臆,表达他对人生、对学中医的看法。

他的许多教诲,不管在旁人看来，是对也罢，错也罢，在我的医学生涯中，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甚至决定了我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

“为什么一开始学医,我就让你苦读《伤寒论》？

清末陆九芝说过：

‘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

’学习任何一门新知识,总是最初接触的东西印象最深,这叫先入为主。

《伤寒论》是中医的临床圣典,言简意赅,朴实无华,不奢谈理论,紧扣临床实践,把一个疾病从开始到完结的全部过程,有序地展示出来,以错综复杂的文字,归纳了疾病千变万化的各个方面,完美地、灵动地、全方位地表达了辨证论治的思想,是中医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临床著作,是中医临床思维科学的典范。

中医的生命,不在于做学问,在于能看病；

看病的本领,不在于记住了多少方子,在于会辩证。

‘认证无差’,是遣方用药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医临床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先让《伤寒论》占据了你的思维空间,让辨证论治在你脑海中深深扎下根来,就牢牢掌握了中医的核心和灵魂。

但是,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妨甩开他们,直面仲景,感受原文,直接领会和吸取他的原始思想,这将受益终身。

学中医可以从《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等启蒙书入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也可以从《伤寒论》入手,先难后易,高屋建瓴。

循序渐进,是培养一般人才的方法,高屋建瓴,才是造就临床高手的途径。

对你,我取其后者。

至于《黄帝内经》，涉及的知识过于庞杂，又不能直接用于临床看病，不可读得太早，以免陷了进去，迷失方向。

到四十岁以后，有了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人生阅历，才能真正读懂。

学医要从一家之言,取百家之长。

例如，清初的三大国医：

叶天士，张石顽,吴谦,皆有煌煌大著，都是临床高手。

《临证指南医案》、《张氏医通》、《医宗金鉴》，任选一种，‘执一部书可治天下病’。

叶书难读，因为全是医案，要一个个揣摩研习，但叶氏临床经验之丰，古今无人企及；

张书深邃，病无巨细，都能找到治法，并且规矩井然，可备案头参考；

吴书通俗，一病一方，疗效可靠，平易稳妥，最适合作家传师授的教材。

此外，妇科有《傅青主女科》，儿科有《医宗金鉴·

幼科心法要诀》，外科有《外科正宗》、《外科证治全生集》，眼科有《审视瑶函》，针灸有《针灸大成》，都是本学科的杰出著作，可师可法。

其它如张景岳、徐灵胎、陈修园、陈士铎、吴鞠通、王清任、程钟龄、唐容川、张锡纯等医家，都对临床作出了突出贡献，其著作不可不流览，然而，要从中选择一、两家，读细、读精、用熟，以作为自己临床的‘安身立命’之本，再旁采诸家，以弥补一家之偏。

切切不可博览群书而终无依托，泛舟学海而流散无穷。

学医要善于‘夺人之长’。

夺谁的长？

古人、今人，古今名医已经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

中医有个特点，就是间接经验比直接经验有时更重要。

一名医生个人的智慧、阅历、生命毕竞有限，治病完全靠自己在临床中摸索总结，几十年也熬不出头，要学会把别人的经验拿来，为我所用，最终变成自己的经验。

中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今名医写下了大量总结临床经验的文献，这是学西医的人所没有的优势，学中医的人有书读，要读书，还要有一双‘慧眼’，识得真货,更要有一份胆识，看准了就用。

古今名医著作中介绍的效方，大部分是可靠的，但有时也难免掺杂水份，或有夸大不实之辞，拿来用过，有效，成我囊中宝物，无效，弃之亦不可惜，久而久之，就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经验。

总之，只要怀着谦虚之心，好学之志，偷学的本事，实施的勇气，多读书，勤实践，善将别人的间接经验转化成自己的直接经验，就能打破常规，很快成才。

学医要抓住方剂这个核心。

中医的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方是中心，是灵魂。

一首好的方剂，往往组方严密，层次井然，充满了辨证法，充满了结构美。

象阳和汤的刚柔相济，六味地黄汤的动静得宜，使你不得不由衷佩服古人构方的技巧。

张仲景的200余首经方，至今效如桴鼓，古今数十万首方剂，无不凝聚着创方者的心血。

学方要潜心领会其风骨精神，用方要尽量使用原方，决不能自以为聪明，画蛇添足，随意加减，否则，必将破坏原方的疗效。

打个比喻，一首古代名方，犹如一首优美的古诗，一幅千古名画，更象一座古代建筑，如果你不能领略其中的情趣，信手涂鸦，还自鸣得意，固属浅薄；

倘若随意拆梁换柱，增损加减，则原有建筑的风格与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你能怪古方没有疗效吗？

经方、时方、当代名医之方固然要学，单方、验方，甚至江湖医生用之有效的方法，也要掌握一些。

俗话说：

‘单方气死好郎中’，有时辨证论治走到山穷水尽，改用个单方却起死回生，古今都不乏这样的例子。

决不要以为学会了辨证论治、背诵了几百首汤头，就掌握了一切，须知在民间还蕴藏养着丰富的中医学成就，象《验方新编》、《串雅》等总结民间经验与江湖医生经验的书，其价值，不下于其它名著，应常备案头，随时参阅。

治病要抓主证，解决主要矛盾，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古方为什么讲究君臣佐使？

就是针对疾病的主要矛盾而设。

用药要单纯，处方宜精当，切不可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结果是一面也顾不到，喜开大方的医生，古人讥讽为‘广络原野，希冀一、二’，其实是心无定见，靠碰运气。

初次诊治的病人，如果病情复杂，宜先投石问路，从一点切入，静观病情的变化。

倘若病势有所好转，则可得寸进尺，步步跟进，争取一环一环解开；

倘若病势有所加重，也不必惊慌失措，但须改弦更张，转换思路，而从其反面论治，往往有效，因为疾病的性质是非阴即阳、非表即里、非寒即热、非虚即实，懂得这个辩证关系，就能沉着应战；

倘若病势不进不退，则应调整角度，重新选点，也可能是药力未到，须守方不变。

而要做到心中有数，其前提是必须用药单纯，紧扣主要矛盾，才能把握好全局。

当医生是一门高尚而艰辛的职业，而中医更是一种可以寄托终生的事业。

守着这个事业，一辈子不一定会轰轰烈烈，但可以过得很充实，很丰富，也很平静。

你不要入党，不要当官，不要谋财，换句话说，一旦咬定这个目标，就不要轻易舍弃，还要准备为之付出毕生的精力和才华。

这是值得的，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为实现济世救民的梦想而屡屡受挫，留憾终生，唯独当医生，特别是当中医，不必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不怕横遭厄运，无须借助于任何物质条件，三个指头、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仅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低标准则可赖以糊口谋生，高标准则可藉以实施‘仁者爱人’的远大志向。

惟其高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不应当把谋财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

惟其艰辛，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应当淡化入党作官这些世俗的观念，倾注全力于自己的事业中，精力的投入越多，对病人、对自己就越有好处。

中医是真正的长春藤，当人生进入老龄的时候，从事过任何骄人职业的人，几乎都免不了烈士暮年的悲哀，唯独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人，才开始步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相对于一般老年人而言，一个名符其实的老中医专家，肯定会多几分精神的充实，少几分身体的苦痛。

能够与中医事业相伴始终，是人生的一种机遇，一种福气。

”

岁月如河，一晃流过去二十多年了，我的脑海中始终铭刻着二伯临终前的情景,耳边始终回响着二伯平时所吐露的学医箴言。

5.史峰回眸

二伯去世后的第二年,1979年，我考取了研究生，从家传师授的传统型中医行列中脱颖而出，步入中外医学史的研究殿堂，从此流连于临床与教研之间，几十年来，成为中医这块麦田的忠实守望者。

学徒阶段打下的扎实基础，使我在临床上很快站稳脚跟，不断取得进展，对我而言，不存在怀疑中医是否有疗效的问题，长期的历炼所获，令我对古人的贡献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研究生阶段开始的学习和研究，更使我能够登上医学发展的高峰，近观远眺，从世界舞台的角度来考察中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其中，我考虑得最多的，是中医这门学科的性质，中医能够存在的理由。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其实可能不止这些。

英国的李约瑟先生提出，中国古代至少有100多项发明走在世界前列。

尽管很多人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但近代科学产生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都被淘汰，成了明日黄花，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里，无声地诉说昔日的辉煌，数字的多少，显然不是太重要了。

当然，同样陨落的，还有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这些盛极一时的文明。

从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来看，唯一没有被淘汰并且保存得相当完整的，只有中医，包括汉、藏、蒙医。

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自然科学仅存的熊猫，活的化石，它具有古代自然科学的一切本质特征，它完全未受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完全不依赖现代科学成就和手段，可以无视现代医学的存在，全部凭借自身在几千年中创造的方法和积累的经验，就能很好地认识疾病，治疗疾病。

在现代科学成就及其方法占据了人类全部生活和思维空间的今天，中医的存在，不亚于是一种异端，这种异端，不仅在中国的群众中视作平常，享有崇高的威信，而且逐渐发展到欧美。

我想，相对于英国这样的有着用草药治病传统的欧洲古老国家来说，应当不会也把中医视作异端，大约只会说一声：

“久违了，老朋友。

”或者说：

“稀客来了，请进吧！

因为现代医学的起源，是在古老的欧洲，西方古代名医希波克拉底、盖伦所采用的地水火风四元素学说，血液、粘液、黑胆汁、黄胆汁四体液学说，与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痰瘀学说没有本质的不同，都属于古代的自然哲学，而使用自然疗法和天然药物治病，则与中医完全一致。

但是，自从1543年，即哥白尼发表日心说的同一年，意大利的维萨里出版了《人体之构造》这部巨著，近代医学与近代自然科学同步开始，西方医学与自己的传统彻底决裂，重新从人体解剖起步。

17世纪英国的哈维将数学和实验的方法引进生理学研究，从而发现了血液循环。

18世纪意大利的莫干尼发表《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从形态学上寻找疾病的原因；

这种思维方法至今仍然影响巨大，各种理化检测、CT扫描、核磁共振等，都是为了寻找病灶，也就是确定疾病的位置和原因。

19世纪上半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细胞，下半叶建立了细菌学。

20世纪大量涌现的医学成果十分突出，上半叶发现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世纪末则绘制出人类基因图谱，高度精密的人体检测仪器，显微外科手术，器官移植，遗传工程等等，这些依靠现代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微观方面的进步所取得的医学成就，使传统医学望尘莫及。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

检测技术与服药治疗的效果形成强烈反差，对已经检查出来的许多病（当然不是所有的病），要么无药可治，要么药物的毒副作用很大，旧病未好，新病又起。

还有相当一部分病，既查不出原因，又找不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医学在治疗上取得真正的突破，其实只有半个多世纪，磺胺药和青霉素的发明，被认为是现代医学开始的里程碑。

一系列抗生素的发明，使得许多过去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感染性疾病得以控制和治愈，人类的平均寿命猛增20多岁。

这一伟大的成就在开始获得时，曾令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医生们激动不已，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医学家兼科普作家刘易斯·

托马斯（1913～1994），在他的名著《水母与蜗牛》（1979）中，动情地描绘了当时自己欢呼雀跃的心情，严厉地责怪西方过去上千年的所有治疗都是“荒谬的错误”，然后，他高瞻远瞩地告诉美国人民：

现在，细菌可以用抗生素杀死，病毒可以用疫苗预防，癌证不久即将攻克，美国人所面临的只是如何对付慢性病的折磨，和考虑人生百年之后怎样无疾而终的问题了。

刘易斯先生实在乐观得稍微早了一点，就在他将一系列精彩文章集结成册、把美国人民撩拨得心花怒放的第二年，即1980年，美国发现了第一例爱滋病，如今，爱滋病的蔓延几乎成了不可阻挡之势，而三十余种新老传染病的肆虐，使联合国卫生组织不得不在1997年世界卫生日发出：

“正在出现传染病，全球警惕，全球应战”的号召。

抗生素在开始阶段对细菌有强大的杀伤力，然而，几十年过去后，却效果越来越差，副作用越来越大，有效期越来越短，人类只好不断地发明各种新的抗生素，从而价格也越来越昂贵。

“你想杀我我会躲，你能变化我也能”，细菌拧着劲儿同医生对着干，人与病菌的这场竞赛还胜负未明，了无止境。

人们早就心存疑问：

现代医学到底怎么了？

出了什么毛病？

没有人坦诚相告。

据说，被化学合成药物折腾得早已失去耐性的法国人，早在1980年代就发出这样的呼声：

“回到希波克拉底那里去”，他们向往过去用天然药物治疗的时代。

当然，想回是回不去了，心情可以理解，历史无法倒转。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近代医学已经同传统彻底决裂，形成了几百年的断崖，哪里还能找到古人的足迹？

终于，西方人发现东方尚有一块古老的、完整的医学绿地，就象哥伦布当年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

——于是，中医来到了欧洲。

6.叩问中医

我用了一个很文雅的词“叩问”，来形容人们最初对中医的怀疑。

欧美人是有理由怀疑的，因为他们很少接触这样的治疗方法。

从中医在欧美这些年的境遇来看，我感觉到西方科学家崇尚科学精神，但更讲究实际，更看重实用价值。

西方接触中医，最早是针灸。

对于针灸治病的原理、十二条经络及其腧穴的实质，西方人至今无法用当代科学方法予以合理的解释，甚至无法用当代科学手段证实它的存在，怀疑虽有，但并没有人因此断言它不科学而抛弃它，相反，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在美国的41个州，都已经相继立法，允许用中医、针灸治病，科学的确需要这种宽容精神。

倒是在中国国内，有些人远不是用“叩问”这种客气的态度来对待中医的，中医是科学吗？

他们的答案：

不是！

他们认为，科学是能够“实证”的，医疗的价值须具“可检验性”，有效的方药应当经得起“重复”。

而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无法用解剖所见予以实证，中医的治疗经验经不起重复和统计学处理，中医没有科学实验，中医逻辑概念混乱、诊断标准难以客观化。

换句话说，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应该可以用通用的自然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它的概念、命题、诊治方法、技术手段，应该可以被公认的科学标准和研究程序加以检验，而现代医学则可以成为衡量中医的“金标准”。

几十年来，人们用西医这把金尺子把中医量来量去，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合格。

有一篇题为《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的文章，对中医的抨击尤为激烈，作者认为：

针灸、草药都属于旁道医疗；

把中华民族的人口繁衍不衰归功于中医，是出于缺乏生物学常识的一种主观臆断；

科学是一元的，医学也毫不例外，真正科学的东西在现代不可能由于“歧视与偏见”长期被科学界所拒斥，只有中医这样的伪科学，才局限于狭隘的范围里要求“权威”承认和政策支持；

中医在中国特别泛滥，应归于传统的文化和近半个世纪中国zhengfu对中医无批判的保护和发展政策；

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传统医学的政策也是有问题的，它除了维护官僚zhengfu的无能之外，于大众健康实际无补；

如今再把医学分成西方医学和东方医学是不适当的，一切地域的传统医学，如果其中存在积极的因素，最终必将汇入现代医学，在此之前，不能称为科学（祖述宪，医学与哲学，1997年第1期）。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

我这里引用的全部是原文，除了文章中的“中医”、“中国zhengfu”两个字眼儿之外，一字未改。

毕竟在一个有影响的公开发行的杂志上，指着鼻子呵斥中医和中国zhengfu，还是有失风度的，所以作者在关键词上，来了点“春秋笔法”。

最妙的是，作者还请来了一位“尊神”——刘易斯·

托马斯，这篇文章不过是应译者之请，为刘易斯·

托马斯的遗著中文译本写的一篇序言而已。

提起这位我在前文中介绍过的美国杰出的医学家、教育家，大家对他失去准头的伟大预言一定还会记忆犹新、哑然失笑的，作者大约并非真心推崇这位过了时、过了气的老前辈，只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罢了，因为上述文字没有一句出自刘先生之口，摆明了是作者在借题发挥。

这显然不是叩问，而是把当代医学当作戒律来拷问中医了。

叩问，是轻轻地打，拷问，是重重地捶。

虽然都是一边敲打一边问，但态度上的谦虚与傲慢之分，还是能让人感觉到的。

我倒是认为，要激励人们思考问题，重捶当然比轻打有效；

我反而觉得，大部分严辞拷问中医的人，是出自一种社会良心和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心，或是出自对中医的不了解。

毕竟我们偌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用中医药治病，有这么多学生读中医，毕竟在我们这个行列中，确实有不少打着中医旗号、败坏中医名声的骗子。

作为一个从事中医的医生或教师，怎么能够长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怎么能够让自己所钟爱的事业长期蒙羞？

几十年来，不用别人旁敲侧击，我也不断在拷打自己的灵魂，逼迫自己作出明确的回答：

中医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

7.中医的科学方法

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

中医是科学，它有自身独到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医科学方法的典范是《伤寒论》，而不是人们惯常认为的《黄帝内经》。

中医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或人文科学，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文化的、人文的色彩和技术的功用，只是它的两种属性。

但是，它与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的当代科学截然不同！

因而难免引起人们的疑惑。

中医是一门古代自然科学，或者说，它可以称作后现代科学，更准确地说，它应当是一门复杂科学，它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和治疗疾病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信息论，而不是当代科学（包括当代医学）所惯常采用的还原论。

因此，不能用研究当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不能用当代科学原理来衡量中医，从而决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