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茶文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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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想起国王之病，决心冒险过河。

此时忽然有一条大鱼在他面前出现，游过河去，使大臣看到河面虽然宽阔，但水深并不足以淹没人，心中大喜，就沿着鱼游过的路线涉过大河。

大臣到达密林之中，只见大多数都是小鸟带来树枝的那种树，心想，这必定是鱼王显现，为我引路。

他欢喜不尽，采集此树树枝一捆。

又思量道，此物对我王之病大有效用，中间道路如此遥远，若有人来帮助背负，或有一头驮畜岂不更好。

想到此处时，忽然有一白色母鹿，不避生人，跪到身前，大臣想：

此鹿或者可以驮载。

乃试验之，果然如愿。

于是收此树枝让母鹿驮上一捆，大臣自己背上一捆返回。

路上跋涉，非止一日。

一月之间，母鹿驮载，直送大臣到达能望见王宫之处，吐蕃大臣在此处召集民夫，收树枝送到国王驾前。

国王十分欢喜。

对此大臣重加赏赐。

国王疗养病休，亦大获效益。

作者认为，仅就西藏而言，上述记载不无道理，但如果就全国藏区而言，茶叶最早传入的地区，当为今四川藏区，也不排除云南藏区的可能性；

最早传入的时间则应为汉代。

其理由如下：

（1）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样地，各国茶种、茶叶栽培技术及茶道皆源于我国。

在国内，又以四川为早。

据贾大泉、陈一石先生考证，“我国最早饮茶种茶的地区是四川东部的巴国境内。

巴族人民至迟在周代已把茶作为一种重要的珍贵作物，并且是向周王朝缴纳的贡物之一”。

汉代，四川产茶地区逐渐增多，“司马相如《凡将篇》就记载西汉前期蜀郡有茶。

杨雄《方言》则说：

‘蜀西南人谓茶为?

J（she）’，说明蜀地出产茶叶。

《华阳国志》则更明确记载汉时广汉郡的什部‘山出好茶’；

键为郡‘汉有盐井、南安、武阳皆出茗茶’；

滇黔边区的平夷郡‘出山茶、蜜’。

此外，名山县的蒙顶山亦是盛产茶叶的地方”。

四川的茶叶市场此时已经形成。

“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所写的《僵约》就记载了蜀郡资中人王子渊规定?

Ｅ?

的任务之一是‘烹茶尽具，铺以盖藏’，‘牵犬贩鹅，武阳买茶’。

武阳即今彭山县，从资中到武阳买茶，那里必定是一个著名的菜市。

”四川甘孜、阿坝、木里藏区，其时为西南夷地，紧邻上述茶叶生产地和茶叶市场，这就给其提供了一个输入茶叶的良好外部环境。

（2）汉初，蜀郡北、西、南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分布着若干大大小小的部落，这些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华阳国志》等史籍中都有记述。

邻近蜀郡的主要部落有徒、笮、冉、?

?

（mang）、斯揄等，今川西大多数产茶地区如雅安、名山、天全、荣经等地在汉时均为徒、笮之地，再西还有白狼、?

木、唐?

（z6u）等百余部。

而川西北产茶地及菜市彭山、什邡等又与冉、?

相邻。

汉武帝时开西南夷，在上述地方设置郡县。

大量记载充分证明，今四川藏区的大多数地区在汉代就己形成了与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些地方的首领向汉朝“奉贡”、各郡县与汉王朝的频繁往来，都为茶叶向上述地区的输入提供了政治保证。

（3）汉武帝建元年间，唐蒙开南夷道，通往夜郎，司马相如趁势请开通耶、笮等西夷之路，被称之为耗牛道，后来又被称之为茶马古道。

牦牛道通后，汉族同西南夷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日益繁盛。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

k（b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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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

，以此巴蜀殷富。

”交通是促进当时民间经济交往发展的必要条件。

巴蜀商人与西南夷少数民族通过交换，不仅可获得笮马、耗牛等土特产品，从当时茶叶生产的状况分析，把茶叶作为产品交换的可能性也极大的。

（4）汉代居住在今阿坝州境内的冉、?

等部少数民族，因为那里“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

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尔于冬季便到蜀中“庸赁自食”。

他们在蜀中，必然会受到蜀文化的熏陶，茶文化的影响自然会在其中。

这里顺便提及一下，除四川外，云南也是种植茶叶较早的地区，据《普洱府志》记载，云南少数民族在汉代已经开始栽培茶树，可见滇西北地区饮茶的历史也是较早的。

从汉代历各朝代及至唐初，今四川藏区正处于西南夷各部落（部族）的发展阶段，其地各部落（部族）的兴衰变化较大，但从史籍中可以窥见与内地的联系屡见不鲜，而与吐蕃的关系则不甚明显，所以当时茶叶的传播和使用是局部的，范围并不广泛。

到了唐代，吐蕃势强，随着藏族与内地各民族关系的持续发展，茶叶分别从西北唐蕃古道和西南茶马古道向西纵深辐射，直至覆盖全藏区。

可以揭示藏族的茶文化与祖国内地的渊源关系的另一基本线索，就是茶叶名称和饮茶之法。

在汉地，茶最早叫“荼”，直到唐中叶以后茶业兴盛，才易“荼”为茶。

随着产茶地区的增多，各地对茶的称呼也逐渐增多，除茶以外，还有?

、茗、?

F（chuаn）、?

J、搽以及葭茶、苦茶、阜芦、过罗、物罗、酪奴等名。

《尔雅》中说：

“?

，古茶”；

陆羽在《茶经》中称：

“其名一曰茶，二曰?

”。

藏族从古到今。

均称茶若“甲”，很多学者认为，此系汉语“?

”的译音，是个汉语借词。

藏区的茶均从内地输入，引物并名的事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了。

“甲”是藏族对茶的统称，对于内地不同产地、不同特点的茶叶又各有称谓。

《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

班觉桑布曾详细介绍了重要的十六种茶，各称分别是：

札那普达、乌苏南达、郭乌马底、阿米巴罗、哈拉扎、阿古达玛、哈鲁巴达、朱古巴拉、萨日巴利、阿梨跋孤、穆班底、黑底古、居那达鲁、拔拉米达、呼?

：

⒃?

那扎都。

其中，“生长在农田中的茶树，被称为哈拉扎的茶，色黄，叶大而粗，枝干粗，汁色如血，味道大苦，气味如甲明树气味，适速煎，饮之去痴愚”；

“被称为居那达鲁的烘焙制成的茶，茶树枝叶缠绕一起，虽然没有香味和光华，但一经熬煮即生效力，色如红花，又如犊牛奶提取的酥油，饮之能调养身体无病，使人容光焕发”等。

上述茶的名称多数是依茶的不同药物功能，并根据《四部医典》中的相关名称来命名的，也有以引进该茶者之名来称呼的，目前还难以指出与之相对应的汉语名称来。

《汉藏史集》成书于公元1434年，正值明代，我们至少可以说，藏族此时已经对汉地的茶有了全面的了解，或者可以说藏区至少贵族中已经接触并饮用过上述茶叶。

汉地在唐代以前，人们饮茶的方法均为煎制。

温庭箔在《采茶录》中对茶的煎制作了细致的记述：

“茶须缓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

当使汤无妄沸．素可养茶。

”“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回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此谓煎茶三沸。

陆羽在《茶经》中还提及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说当茶煮到一沸时，还要加盐调味。

藏族饮茶，惯于煎制并放盐，通常称之为“熬茶”。

这显然是沿袭了汉地古老的饮茶方法。

据《神农本草》记载，古人对茶的认识最初是从其药用功能开始的，认为茶性苦寒，可以清热解毒，治疗疾病。

随着人们长期饮茶，持续体验总结，逐步认识到茶能清热解毒，生津提神。

前引《汉藏史集》中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因得茶而病愈的记述，证实了藏族对茶的上述认识。

藏区地处世界屋脊，“雪雨风雹雪，每隔日有之，夏节气如中土，暮春之月，山有积雪；

其草细，不过三寸，地有冷瘴，令人气息”。

海拔高、气候恶劣是最基本的地理特征。

再则，藏族饮食多为牛羊肉、糌耙、奶制品，油脂重，不易消化，因而茶的作用便显主要。

正如《滴露漫录》所载：

“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

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藏族“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特殊依赖由此而生。

藏族熬茶之法得以长期沿袭的重要因素在于：

（1）古代藏族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

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加之本地又不产茶，全凭内地供应，交通不便，道路艰难，茶的确来之不易，故尔爱茶惜茶。

放一次茶叶，要反复熬很多次，直到茶色清淡，茶味渐尽时，还常加一些自制的碱与茶同熬，以追茶色，最后连茶叶渣都舍不得扔掉，物尽其用，喂养牲畜。

（2）海拔高，气压低，水的沸点低，茶叶非熬制不能出色出味。

（3）饮食中的肉食，奶制品、糌耙等，无浓茶不易消化。

（二）

以茶为中心的内地与藏区间的贸易旷日持久，经千余年历唐、宋、元、明、清、民国六个时期，从未间断。

它在汉藏关系史以及我国民族经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又是我国茶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自开元十八年以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马市，虽然茶马贸易在当时并末形成一种专门制度，但为宋代以后茶马贸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代是茶马贸易的兴盛时期，它形成的条件，首先是我国西部吐蕃等少数民族客观上对茶叶的需求迫切；

其二，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夏政权，与宋长期对峙，宋王朝为加紧战备，战马的需求量增大，但其时“宋王朝的实力还未控制到产马地区，契丹、西夏政权又与宋朝对峙，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绝不轻易地将战马输入宋朝……宋初虽在河东、陕西等地设置了很多买马场，市马招马，保征战马来源，但自西夏‘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鳞、府、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使宋朝的战马来源大为减少。

元昊建国后，“西夏战马亦很少流入宋朝，战马来源主要靠今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部族”。

其三，因宋王朝财政十分困难，经费拮据，而马价十分昂贵，其中由蕃部自费运至京师的券马，价格“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

有献尚乘者，其价更高，“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凡三等”；

沿边州郡买马场购买的省马，其价“以婚钱计之，为十等，自三千八百千至十八千”。

“在嘉?

v之际，宋朝多以银、绢、茶等支付马价，虽以茶易马并不占主要，但绢价又贱，大约需三十匹绢才能换回一匹马，这就刺激以茶易马的兴盛。

其四，当时东南地区和四川省盛产茶叶，年总计产茶在五千万斤左右，给茶叶的外销提供了良好条件。

四川茶叶在当时的茶马贸易中为大宗，年产量在三千万斤左右。

宋神宗采纳王韶建议，将川茶榷禁用于博马，实行官营，贱买贵卖，获利甚优。

“名山茶一驮，榷买载脚至秦州不满十贯，卖出三十贯或四十贯。

”四川茶叶特别是名山茶叶最受吐蕃等民族所喜爱，朝廷明令，“雅州名山茶为羌人贵重，可令熙河、兰湟路博马，恪遵神考之训，不得他用”。

当时在陕西诸州所设之市，绝大多数以四川茶叶作易。

“在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茶］二万驮。

四川的茶马贸易在宋代渐为兴盛。

其市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中心为黎州和雅州。

这些地区实行的羁縻买马制，有别于其他地区易马性质，是出于对沿边少数民族实现以羁縻为政治目的的易马制度。

为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立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

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升马价等优惠政策；

在制度上实行官营茶叶专买专卖的榷茶制。

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书朝廷，奏陈榷制之害，提出大更茶马之法。

大更茶马之法的主要内容有：

（1）废除官买官卖，革除官商弊病，实行商买商卖，建立茶引制度；

（2）精减茶马管理机构及冗员，提升经营管理效率；

（3）增设易马市场。

其增设市场主要在四川。

元朝统一中国后，蒙古统治者的根据地大草原骊?

b（huang）成群，战马云集，已不必依赖藏区输入战马，故对汉藏荼马贸易管理松弛。

“元初由政府统购茶叶，销于藏羌地区。

因为加价过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不满，几乎酿成骚乱，成都路总管张廷瑞乃变更茶法，政府停止经营，由商人按引纳二缗，自行购运，汉藏之间，听其民间自由互市”。

明朝把茶法和马政视为军国要政，故增强了对茶马贸易的管理。

明成祖朱元障十分重视茶政，他在谕蜀王椿时说：

“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

“茶、马，国之要政。

都御史杨一清言：

“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足为我利。

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彼欲亦遂。

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大不相侔；

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以茶易马的主要目的，并非如宋代备马以战，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

在具体制度上，明朝一改宋制，于1393年（洪武二十年）正式推行金牌信符制度，“它虽然保留以茶易马的经济关系，但己不是平等自由商品交换关系。

在政治上它是皇帝对臣民的‘差发’，‘不信者斩’，具有强制性。

在经济上它是国家征调臣民马匹，并确定其征调数量和偿付的价格，具有以马代赋的性质”。

“在茶马比价上，采取贱马贵茶的政策，通过官方法定茶马比价，强制藏族人民接受不等价交换。

”到永乐时，金牌制度停止施行。

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又力图恢复旧制，变通采取颁发“勘合”之制，但已名存实亡。

明廷只得另辟蹊径，开始实行接引收税、招商经营的引岸制度。

引岸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为了进一步笼络藏族僧俗首领，施行朝贡制度，发展了唐宋时期的贡马赐茶制度。

“藏族各部的贡物，一般称为‘贡马及方物’，其数量均无明确的规定，以表示对王朝的拥戴而已。

明廷对贡使的赏赐则较优厚，‘务令远人得沾实惠’。

明廷对贡马则按级给赏，赐予优厚的钞锭、丝红，俨如对等贸易；

对贡使则按人赏赐优厚的彩缎、丝衣、钞锭、靴袜。

此外，因为贡使都要‘专讨食茶’，故又规定按朝贡路线，每人赐给食茶五十至六十斤。

”藏族朝贡使除按例得到食茶外，还有其它种种办法获取茶叶运回藏区。

贡马赐茶实际上是明代茶马贸易和政治统治的一个必要补充。

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于顺治三年宣布恢复茶马互市，其主要市场设于西北地区，先设立西宁、洮州、庄浪、河州、甘州等茶马司；

其茶叶来源，一是甘肃南部及陕西汉中一带所产茶叶，二是来自四川等省的商运荼。

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世祖还批准达赖喇嘛的请求，在云南永胜县开设茶马互市市场。

从顺治到乾隆初年，茶马互市因为各种原因时常中断，至乾隆中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起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革的边茶贸易制度。

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

以引岸制完全取代榷茶制；

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商品，其它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增大，而藏区输出的交换产品已不再仅限于马，还包括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畜产品。

因边茶商贸的兴起，四川引岸制度发展迅速，致使内地与西藏的贸易中心南移，四川便成为其中心。

明嘉靖时，“四川年例茶引五万道，欲派黎、雅一万，松潘二千，余皆行之腹里”，腹引数远远大于边引数。

“到雍、乾时期，嘉庆《四川通志?

茶法》对川省推行茶引州县有一较全面的统计，总计全川共颁行引票十四万六干七百一十三张，其中边引十万零一千三百一十七张，土引三干一百二十张，腹引为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六张。

这一数字是清代川茶引额文献记载的最高额”。

其边引数与明嘉靖时期相比增加了五倍多。

与此同时，边茶贸易有了一些新特点：

（1）藏区商贸集市口岸持续增多，包括最负盛名的打箭炉和松潘等；

（2）除了以往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外，货币参与市场交换的趋势日渐明显；

（3）各种茶票，如“照票”、“飞票”应运而生；

（4）四川边引、土引、腹引形成定制，成为国内一种独特的引岸制度。

清末光绪初，四川总督丁葆祯针对当时课税积欠以及茶业时受梗阻的情况上奏，建议免除茶商历年积欠的课税和茶息银；

将以往由州县领票征收的茶课，转解省盐茶道；

增加边茶的采购范围，增加边引，以扩大对藏区茶叶的经营；

保护茶商的专利。

经过整顿，边茶贸易又出现生机。

1893年（光绪十九年），随着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侵略的加剧，《中英印藏条约》的签定，英印在亚东开埠通商，英印茶叶开始源源持续地倾销西藏，这不仅严重冲击了汉藏边茶贸易，对四川的茶叶生产也造成威胁，并造成西藏土特畜产品的大量外流。

英印茶叶在西藏充斥的状况，遭到了西藏僧俗各界的抵制和反对。

在《中英印藏条约》签定之前，西藏僧俗人民就已经洞察到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各寺庙及僧俗人士在呈给驻藏大臣衙门的公禀中称：

“该外藩人等利欲薰心，即如暗食货物之虫蚁无异，实属包藏祸心，尽用奸计谋言……现在大吉岭地方，小的番民与该昧良狂妄之徒往来交涉买卖之事，实难放心”。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哲布尊丹巴向清廷陈述藏事道：

“荼系内地四川茶人大利，原有交康茶税，交藏地税．，兼之藏众欲饮此茶，若令英人贩卖，必贫易售，且于税收一项，诸多窒碍，应请一律禁止。

1873年（光绪三十二年），张荫棠出任驻藏帮办大臣，他态度鲜明，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抵制印茶入藏。

（1）从外交上周旋，使印茶入藏无法取得合法手续；

并试图以重税印茶来保障川茶之利权。

（2）提倡在藏区试种茶树，就地发展茶叶生产。

（3）主张减少川茶课税，改善运输条件和经营管理，以降低川荼成本，提升川茶的竞争能力。

（4）拟设“官运茶局”，署理川茶在藏区的运销业务。

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为抵制印茶入藏，振兴荼业，力挽利权，亦采取了如下措施：

“

（1）派遣巡检郭士材赴西藏、印度调查茶务。

（2）以川茶种子输入藏地，教民自种。

（3）严禁假茶，以为着政……（4）组织边茶公司，宣统二年（1910年）在雅州城内成立‘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打箭炉、理搪、巴塘、昌都、界姑五处设立售茶分号……”。

“但因清王朝覆灭，赵氏抵制印茶诸举搁浅。

民间初，云南商人在拉萨十分活跃，滇茶在西藏与印茶竞争，在一定水准上阻止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进行经济侵略的步伐。

辛亥革命后，印茶大量侵销西藏，川茶在西藏的市场日渐缩小。

在政治上，康藏数度发生纠纷，使传统的康藏贸易受到防碍，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川茶紧俏，广大藏族人民不愿饮用“有机油味”的印茶，而滇茶则大量通过滇藏山道和滇缅道等运至西藏，压制了印茶在西藏的影响。

“自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十年间佛海县销藏茶量……在一万担以上。

每担合六十三点四公斤，即年运销西藏紧茶六十三万四千多公斤。

其中比较著名的‘云南恒盛公商号’为贩运滇茶入藏，于猛海设立茶厂，在拉萨设分号，并与西藏‘热振昌’合作开设了康定至拉萨的茶叶运销业务，年运茶入藏达一万包。

民国时期，印茶继续在西藏侵销，英印轻工产品亦随之入藏，对川藏边茶贸易影响较大，加之康区多事，政局混乱，康藏交通不时受阻，尽管汉藏贸易在一定水准上有所发展，但边茶贸易始终不振，呈衰退趋势。

“1939年以前，边茶最高年产量达六十五万包，到1949年下跌二十万包。

清、民国的边茶贸易，历史地看，应归结为边茶贸易阶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较之茶马贸易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纵观从公元8世纪初至解放前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内地与西藏的贸易史，各个时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政策和措施也各有所异，处在持续发展变化之中，脱离不了各朝当时的政治、经济态势，以及对民族地区的施政方略的限制和制约。

故尔历史上的贸易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而是政治与经济双重复合体。

无论是茶马贸易阶段，或是边茶贸易阶段，均反映和表现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历史上内地与西藏贸易全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茶，茶始终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内地与西藏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为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千多年来，藏汉以及其它各民族之间，通过民间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汉藏关系发展持续紧密的总趋势，与内地与西藏间的贸易所产生的作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内地与西藏贸易的实质和主流。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历代中央政权过于强调茶叶对藏区的羁縻作用，在“以茶奴番”和“谓茶乃番人之命，不宜多给，以存羁縻节制之意”的思想指导下，这种“基于政治目的而强化行政调节的经济关系，必然使藏族人民在互市中处于附庸地位”。

内地与西藏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经济上的历史作用不言而喻。

（1）不仅促进了内地产茶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藏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藏族地区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持续扩大，刺激了内地茶业兴盛、产量增加；

服务于茶叶贸易的机构、人员以及运输力量等逐渐加大，服从于茶叶加工的其它行业得到发展。

“茶马贸易是以事畜牧业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保证了肉食乳饮民族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带动了汉藏各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清代因内地名马甚多，马匹销路不广，停止了茶马贸易后，汉藏民间的商业贸易却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酒肉、铁器、瓷器等商品都源源持续地运往藏区，藏区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和黄金都大批销往内地，双方交换的数额远远超过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规模和水平，从而使藏汉民族经济更牢固地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2）带动了高原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明代以前，茶马贸易的互市市场均不在藏区，各地藏族到互市市场进行交换，需经长途跋涉，加之藏族长期生活在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难于适应内地的盛夏酷暑，互市时节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

明代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互市市场开始向藏区纵深发展。

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在碉门设茶马司。

1387年（洪武二十年），在岩州（今泸定岚安）设互市市场，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悉蠲其徭役，专今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

川西北的威、茂等州，宋代就已为互市市场。

据《明实录?

太祖实录》载：

“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威、松、茂州三卫以茶、姜、布、纸易马送京师。

”在滇西北藏区，嘉靖年间丽江木氏土司攻取滇西北藏区以及西藏昌都地区的盐井一带后，滇西北藏区的房东制贸易得到发展。

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

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

入清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边茶贸易中心。

“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为番夷汇总，因山为城，市井辐揍’，商务繁盛，为边茶转输西藏、青海各蒙藏地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

藏汉贸易间交易通过‘锅庄’为媒介。

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锅庄由待贡向行栈职能的转化，表明雍乾时期打箭炉商务已达到了相当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