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高校财务管理面临的挑战与理念创新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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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六年的实践和发展,不少高校的办学资金来源基本稳固在财、费、贷三个方面,其他渠道则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大多处于少水甚至无水的尴尬境地。
从筹资结构分析,在一些高校的办学资金总量中,收费收入已上升至主渠道地位,各块资金所占份额的排序已由原来的财政拨款、收费收入、银行贷款演变为收费收入、财政拨款、银行贷款,表明高校在实现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自我筹资能力也得到了不断加强。
然而,人们对于这样的筹资结构和收入增长态势并不总是乐观其成,主要原因在于其政策性因素仍然对筹资格局起着主导作用,尤其是按民办新机制运作的独立学院,直接推动了不少高校“蛋糕”的扩大。
一旦几年后高校招生出现预期的“拐点”,则高校筹资政策势必面临调整,筹资结构的不稳定性将会更加凸现出来。
2.资产负债核算得到明显加强。
负债是事业单位的五大会计要素之一。
近些年随着高校自觉不自觉地选择银行贷款作为加速扩容的主要资金来源,引起负债总额的持续高位增长。
负债这个高校会计要素,在沉睡了多少年后,终于引起了普通高校的举办者———政府、高校的主要债权人———贷款银行、高校的主要受益者———学生及其家长的空前关注。
高校持续庞大的贷款规模、亟待改善的贷款结构、渐行渐远的资金投向、稳中有升的筹资成本,将社会方方面面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进而出现了不同声音。
而作为实际意义上的债务人的高校,由于资产负债率的节节攀升、还本付息现实压力的有增无减,也开始主动盯住资产负债的静态指标及其动态变化。
因此可以说,高校已经有了注重负债的核算和监控的内在自觉。
3.管理决策分析需求进一步趋强。
一方面,高校在缓解扩大规模与提升层次的双重压力、推进管理机制创新与防范潜在风险的有机结合的进程中,财务管理的复杂性、综合性、精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另一方面,财务部门所编报、提供的财务信息,其理解性已大大增强,但它仍然只是对过去发生的经济活动、财务事项的基本反映,难以为学校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及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撑。
高校面临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纵横交错的内部利益关系,亟待完善的管理运行机制,对财务信息的管理决策分析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要求财务信息从可理解性尽快向决策有用性扩展的趋势正在加快。
其具体表现在,管理会计的一些专门方法如成本性态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现金流量分析等差量分析方法被大量引用到高校财务会计中来;
着眼未来的财务预测功能备受关注,如财务规划的编制和完善,在不少高校已经数易其稿,付诸实施已是指日可待。
财务管理形态从相对封闭逐步走向全面开放建立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
教育收费具有非营利性、政策性和成本补偿性的显着特征。
尽管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成本分担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但相关分担主体对成本分担份额莫衷一是,带有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
普通高校学费标准6年保持不变,住宿费标准实行最高限价,代管费的收取坚持自愿原则,还有全天候、全过程的收费公示,年复一年的多层级、全方位的检查、轮查、互查等措施的多管齐下,然而对高校收费的社会关注度依然居高不下,要求严肃查处教育乱收费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近据报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4日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教育乱收费继连续6年成为价格举报之首后,2006年上半年又居价格违法案件查处之首。
教育收费的尴尬处境可见一斑。
实际上,根据非义务教育成本适当分担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现阶段高校学费标准基本稳定在培养成本的25%-30%.而社会方方面面却没有多少人关心另外的70%-75%的成本分担责任是否真正落实,也不细究受教育者分担的25%-30%是否适当,而是对教育收费标准的核定基数之一的教育培养成本打上了问号。
作为回应,有关部门转而要求高校尽快向社会公布教育培养成本信息,并列出了时间表。
众所周知,凡事都有成本,各行各业都存在成本问题,而成本一般被认为是行业的“商业秘密”,只不过培养人的成本更为特殊、更为复杂、更为感性罢了。
要求把培养人的成本尽快公诸于世,这个想法很好。
但东西南北中,成本各不同,即使同城高校间、同一学校不同科类间、同一科类不同年份间的培养成本均有差异。
另外,培养成本越低是否意味着收费标准从低办学效益就高呢?
还是反之亦然?
这无论是从宏观政策层面还是技术操作层面都似有把一个复杂问题过分简单化之嫌。
如此说来,质疑高校收费贵收费高的潜台词可能是乱花钱。
诚然,这几年高校买地盖房,教学条件装备投入大幅增加,硬件设施达标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其所需资金除银行贷款外,自筹资金部分主要来自收费收入。
即便如此,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高校收费多与高校硬件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因此,思考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缴费上学是成本分担机制使然的逻辑起点上来。
如果仅仅认为现阶段高等教育的“过高”收费完全是高校自身的内在冲动所致,即使不是认识上的误区,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将会继续动摇建立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的社会基础。
2.化解、清偿债务工作任重道远。
伴随着高校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繁荣,高校建设性、发展性债务规模与日俱增,少则几千万,多则数亿甚至十多亿元。
与高校扩张初期的鼓励贷款的政策性导向不同,当高校数量扩张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后,来自政府部门的要求落实高校还贷责任、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工作热情高涨,干预力度明显加大。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高校作为还贷主体在法理上是说得通的,但高校贷款从一开始就无一例外地属于政策性贷款。
因此,高校贷款本身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
有鉴于此,有的省已开始安排巨额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偿还高校所欠银行的部分债务,这对高校无疑是一大政策利好。
但主管部门硬性设定高校还贷期限和优先扣划偿债资金的政策措施,很难设想这样的“胡萝卜加大棒”的行政手段不至于引发高校的财务风险。
实际上,高校短期的支付没有风险,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难以规避。
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这种风险切实纳入可控范围内,确保校级财务始终保持基本正常、合理、稳定的现金流。
3.对高校投资效益的关注度进一步加深。
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个单位成本递增的行业。
增加投入与提高效益是高校发展的永恒主题。
尽管现阶段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要求高校提高投资效益被过早地提上议事日程。
1993年国家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也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努力实现4%的目标”。
但这个投入比例,实际上并没有如期实现。
迈入21世纪后,这个比例才有所改善。
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比例最高的年份是2002年,达%,离目标值仍有不小的差距,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相距甚远。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教授的有关研究成果也印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1990—2000年间,我国预算内财政拨款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从%下降到%;
1996年至2005年间,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香港地区是持续递增的,而大陆基本上呈递减态势。
这其中当然有复杂的因素,包括同期财政支出高速增长以及教育经费多元化趋势加快等原因。
但也毋庸讳言,对高等教育的持续加大投入,并没有与财政支出的高速增长实现基本同步,或者说,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大幅快速增长,仍赶不上高校连续7年大幅扩招对办学资金的需求,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现阶段的高校经费紧张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不能同日而语。
对高校投资效益的关心,对一些高校发展规模不经济问题的关切,无疑会进一步促进高校的健康发展和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的改善。
但对这类问题给予过早、过多、过频的关注,可能会淡化对政府投入依然不足问题的进一步缓解。
财务管理面对的问题从共性趋向个性发展阶段。
由于高校所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属的政府部门不同以及高校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高校的发展将不再是相对均衡式、趋同化发展。
如有的高校仍处在扩张的后期,外延发展势头不减,高校内部对资源的占有冲动持续不衰;
而有的高校对推进转型、提升层次的动力非常强劲,开始步入内涵发展的轨道。
财务管理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是高度一致的,与学校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前者高校的财务管理可能会比较粗放,
进一步认清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有助于高校财会工作者突破原有思维模式,正视存在问题,推进管理转型,调整定位,明确思路,增强财务管理的现实针对性和有效性;
有助于高校财务工作更好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办学效益为中心,大力搞好服务,努力坚持规范,着力推进创新,尽快构建稳健理财的基本框架、公正透明的预算管理体制、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约束有效的财经制度体系和系统完善的内部控制规范;
有助于高校财务部门继续用改革的思维应对高校新一轮创业、做强、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用前瞻的眼光化解长期累积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用创新的理念探求加强和改善财务管理的新举措。
以优质服务为先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高校财会工作以优质服务为先导,自觉服从于学校中心工作,主动服务于广大师生员工,将会大大增强财务管理的有效性。
搞好服务是法规制度中的应有之义。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把“搞好服务”列为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标准,高校财会工作者不仅不能例外,而且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
教育部制订的部门规章中,对高校财务部门也提出了诸如“提高服务水平”等要求。
各地教育部门也不乏这方面的规定。
此外,高校财务部门为学校这个“会计主体”理好财、服好务也是应尽的义务。
2.搞好服务还源于高校财务部门的现实需要。
财务部门与其他机关部处一样,既是管理部门,又是服务部门。
除了因专业知识准备不足、职业判断能力欠缺而导致的违法违规风险、监管失灵风险等特有风险外,同样存在不能提供优质服务可能招致的一般风险。
实际上,对管理部门而言,管理就是服务,管理和服务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融合,相辅相承。
既不存在没有管理内涵的服务,更不存在没有服务内容的管理。
况且,在高校着力打造服务型、学习型、效能型机关的背景下,“三维考核体系”在校内是普遍适用的,这个考核尺度同样需要平移到财务部门。
因此,对财务部门而言,改善服务是永恒的,改进管理是长期的,在某个时期某些背景下强调服务的重要性紧迫性并不意味着削弱管理职能。
恰恰相反,坚持以优质服务为先导,积极倡导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推进服务与管理的持续协调和长期互动,往往有利于通过优质服务这个载体来推进理财环境的改善和财务管理效率的提高。
以制度建设为本
财务管理作为高校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性、政策性、时效性比较强。
因而,制度管理在高校财务管理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
“十五”以来,高校发展速度之快,办学规模之大,改革举措之多,财务管理职能拓展之宽,经济活动之繁,无章可循是不可想象的。
事靠人去做,人靠什么去管?
靠制度!
用制度约束人就体现了多数人管少数人,而不是相反。
用制度规范事,就是用制度规范程序,用程序约束行为,就可以促进理财环境的改善、支出内容的净化和支出结构的优化。
因此,要努力拓宽制度约束的覆盖面,把加快财经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按照先填补空白、再弥补缺陷、后修订过时的思路进行。
有了制度还必须努力遵循,坚持按章办事、规范操作,才能提高制度约束的效果。
反之,程序虚设,有章不循,非制度化行为盛行,则日常财务管理中的个案处理、非程序化操作等就会充斥其中,进而演变成“惯例”。
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强调一般
意义上的管理到位问题,就会变得收效甚微。
以例外管理为主
近些年来,高校财务运行规模持续高位增长,经济活动日趋复杂,财会业务事项不断创新,财务部门长期处于超负荷大压力高强度的工作状态。
如果还是一味地坚持按常规管事、抓常规事项,势必管不住抓不起。
倡导例外管理,就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高校财务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主抓重点,力抓主要矛盾,抓大不放小,这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也符合会计原则体系中的“重要性原则”。
财务管理中的重点、难点或要点很多,其工作着力点应当在于例外情形。
即非常事项、影响深远的事项、风险无法规避的事项以及内部控制关键点等。
2.源头管理。
如票据管理、财力资源配置、现金流量管理、集中采购管理等。
3.管理关口前置。
高校财务工作并不总是“阳光灿烂”,有时往往会处于两难境地。
监管缺位,则潜在风险加大;
监管越位,则远期风险加深;
而监管失灵,则现实风险加重。
可见,财务管理的度确实不易把握,因而有必要反思管理关口设置问题。
某些管理关口实现前置,管理主体就会发生相应变化,管理责任也会随之转移。
在日常管理实践中,如果有太多的机会要财务部门表态说话,从长远看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高校财务部门不仅要力免类似的情况发生,而且要力促管理关口的前移。
以财务公开为重
公正透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
高校是精英集聚、人才荟萃的特殊场所,对信息公开尤其是财务信息公开的需求会更加强烈。
因此,高校财务部门要坚持以财务信息的广泛公开为正常,以财务信息的有限公开为例外。
除不宜完全公开的财务信息外,都可以而且应当分层面多形式全过程按程序公开。
只有公开才会产生公平,才能体现公正。
财务公开的媒介包括会议、文件、公示栏、校园网等。
财务公开的内容应当包括财经制度,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收费的政策依据、项目、标准和范围等,缴费情况、项目经费收支情况,教职工工资、津贴发放、税费扣缴等情况以及集中采购规章、招投标信息等。
财务公开工作的不断深化,必将进一步推动高校民主理财进程的加快和开放型财务的形成。
[参考文献]
[1]范文曜,闫国华。
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政策:
OECD与中国[C].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高等师范院校财务管理研究会课题组。
高等师范院校生均培养成本研究[J].教育财会研究,2005,。
纪宝成。
做强中国高等教育[N].钱江晚报,2006-8-11,D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