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主权的视角看近世中日间的货币分流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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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凯恩斯、哈耶克及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

货币如此重要，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却如此的不一致。

当今，与纳入货币因素的宏观预测模型很难得到学者们一致认可的局面相似，学者对于古代货币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更显得扑朔迷离。

相较于日本，中国的货币史研究显得较为薄弱。

作为具有鲜明历史文化传统特点的中国，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中国人在货币领域很早就形成了先王造币、“子母相权”的思想，也很早就开始运用轻重、虚实等货币数量论及名目论的理念来调控经济，更为突出的是，中国首现世界历史上的纸币及纸币思想，这些颇具特色的货币思想，不乏蕴含着中国人对于天道、阴阳等精神世界的认识，更体现传统时代中国人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积极探索。

遗憾的是，就近年来的货币史研究状况而言，西方学术界往往以其新奇的视角和较强的理论性引领并启发着我们后来的研究。

例如不少学者撰文指出：

16-18世纪中国的白银需求影响了近代西方乃至近代世界的进程以至于中国成为全球化的中心。

这种说法在学术界内外有较大的影响，但显然问题颇多。

16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和吸纳能力，实际上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处于火车头的位置，中国更没有因此而成为全球化的中心。

近世以来，中国货币史的诸多问题一直广受中外学界瞩目，突出表现在白银的内外流动及流入数量估算、赋役折银与货币化、银铜关系等问题。

国内外史坛共同的推力使得我们期望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货币体系的内在特点。

我们认为只有从货币制度框架本身出发，同时重视与同时期其他国家货币制度及思想的比较才能更好的了解古代中国货币体系的内在特点和积极意义。

因此，对于近世以来中日两国货币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比较才显得切中题义。

一、引言：

概念、理论与问题

（一）关于“货币主权”

实际上，在现代学科领域并没有对货币主权进行清晰的界定，在涉及一国的货币自主权问题时，他们往往强调国家对于主权货币的管理。

为何要创立货币主权这个概念呢？

主权货币一般指的是国家或区域内的主权信用货币；

货币主权更强调的是国家对于货币权力的自主管理权，是国家主权在货币领域中的体现。

目前，大家（主要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倾向于认为货币主权应该由以下几个权力所构成：

确定货币制度权；

货币铸造发行权；

确定货币币值权；

调控货币升值或贬值权；

实行外汇管制之权；

建立货币储备之权，等。

相比于现代人较强的货币主权观念，古代的货币主权概念有所差异（或初步显现，抑或根本不成熟），但一定程度也体现了现代货币主权的某些原则，例如中国很早就产生了货币“王权论”的思想，《管子》云：

“故善者执其通施（黄金、刀币）以御其司命”、“（货币）先王以守财务，以御民事，而平天下”。

桑弘羊云：

“统一，则民不二也；

币由上，下不疑也。

”到了1895年，张之洞就说过：

“钱币为国家大政，一国有一国之权，即一国有一国之钱，从不准彼国之钱行于此国。

”颇具现代货币主权的特征。

笔者认为要分析历史上货币主权的特点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观察：

1、国家对于货币制度的管理能力（涉及铸造权、管理权等）；

2、国家对于货币流通的干预能力；

3、货币思想的传统；

4、涉及货币主权的其他问题，诸如货币本位的选择、货币单位、主辅币关系、称量货币与计数货币、货币观念与实体的分离等。

（二）关于比较理论及方法

本世纪初，随着“加州学派”学者王国斌、彭慕兰等人的著作引介国内后，他们所运用的新理论和新方法随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

他们所倡导的双向互动式比较及舍弃客观标准的作法更是引起了学界的反思。

针对这种新颖的比较理论方法，吴承明曾发人深省地提醒我们“比较历史，是要找出双方在近代化经历中的“异”和“同“，并且对之做出评价。

这就需要一个行为价值标准或参照系。

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或客观参照系，那将是十分动人的。

但也无将是无济于事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我们所采用的标准往往是来自欧洲经验的大杂烩，即我们很容易陷入“欧洲中心论”的解释框架内。

从东亚区域的角度及货币制度框架本身出发，我们确实在试图建立一条能够看清近世以来中日货币制度及其实践逐步发生分野的内在线索。

吴老也一再地提醒道：

“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设，犹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建立的”。

这样的提醒非常有益，因为我们必须努力避免陷入这二个陷阱之中。

历史的深刻在于学者的充分认识和解释，笔者借用这个概念只是希望通过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把握国家间货币主权实践的不同及其形成的发展道路的差异，以期为近代中日经济的“分流”提供一个货币的观察和解释视角。

（三）相关研究及问题

在史学界，近年来已有学者引入货币主权概念来分析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韩毓海和林满红二人。

韩毓海在其畅销书《五百年来谁著史》及一些会议论文中极力倡导这样的论点：

对于铜钱和纸币管理的失效致使货币主权的沦丧，才是造成中国近500年来逐步衰落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针对白银大量流入却没有进行有效管理，反而是拱手将货币主权授予他人（西方国家）。

遗憾的是，由于他对历史缺乏扎实而又精密的研究，加之其过强的主观价值，故其对于“货币主权”的阐释多表现为空洞的推理和演绎，这尽管动人，但实际的硬伤不少，不过他还是看到了近世以来中国货币主权逐步沦丧的种种问题。

相较而言，林满红在其新著《银线》一书中也提到了货币主权这个概念，并提出晚清政府对于货币主权的漠视令人印象深刻。

虽然林氏并没有对于货币主权进行概念的界定，从文中的论述来看，她无疑借鉴了现代货币主权的概念。

笔者在评论此书时指出：

“货币主权”这个概念确有探讨的余地。

林氏在使用“货币主权”概念的过程中如伏流一般隐藏于文中并没有专门地予以探讨，但在中西货币分流的这个问题上，“货币主权”概念的提出显得颇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林氏还在书的结尾部分辟专节对中日两国的“货币分流”进行颇具意义的分析：

她认为这首先由于中日两国在贵金属的供应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次在构建可控制的货币制度方面，两国的表现可谓是泾渭分明，最后在白银依赖方面及在世界经济不均衡格局下两国的具体表现也存在不同。

当然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论述，Miyamoto和Shikano从东亚的视角分析了德川时代货币制度构建的意义，使得我们更加深刻的明白中日两国在货币道路上的明显差异。

近世伊始,中、日在货币制度变迁伊始所处的环境较为相似，这构成了分流的起点：

两国都面临着着经济货币化驱动下市场经济与民间力量蓬勃兴起的局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经济领域的重心所在。

两国的主流经济思想俱处于传统儒家思想范畴之内，尽管都承认商人与财富力量的崛起，但义利之辨仍广泛存在。

在货币领域，两者都面临私铸钱猖獗难治、货币制度内在缺失的问题。

据研究表明正是这两者促成了两国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内在动因。

但随后两国的发展却呈现明显的分化。

因此，我们如何看待中、日在近世时期货币制度或货币体系的异同？

如果运用货币主权来分析中日间的“货币分流”，如何区分两者在“货币主权”方面所呈现的不同？

货币主权对于货币现代化与近代经济成长有何影响？

这些问题显然值得关注。

二、近世中国的货币主权及其“下移”趋势

近世中国货币史中的最大变革当属贵金属白银逐渐成为主要货币，即所谓的货币白银化。

白银货币代替唐宋以来的主要货币——铜钱，一致被认为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志，因为从货币理论的角度来看，贵金属货币代替贱金属货币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更高层次与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

但是事实恐非如此简单，万志英就说“统一用银，而实际上白银具有不同的类型特点，很容易掩盖货币不统一的真相”。

笔者认为自16世纪后伴随着市场的扩大及货币走向以银为主的结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主权反而逐渐下落民间，白银起源于私人交易，而非财政的货币化。

下文从四个方面具体论述中国货币主权的下移。

1、制度层面。

谈到近世时期的中国货币问题，大家只谈白银和铜钱，这是远远不够的。

从更广义的货币概念来看，近世时期的货币应该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白银、铜钱、实物货币及信用领域（诸如私人借贷、钱桌、钱肆及后来的钱庄、票号等经营的货币兑换及发行产品）。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讲，实物货币领域一直属于民间自发领域，国家自然无意干涉，而信用领域很大程度由于国家对于白银管理的制度性缺失，故也属于民间私经济领域。

16世纪以后，货币白银化（注意非白银货币化）的势头强劲，并引起了晚明的社会变迁。

白银是这场社会变革的结果，也是其原因。

然而，据学者研究这场白银化的起因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而是货币制度缺失、私铸猖獗及地方市场零碎化的产物，是民间对于稳定通货需求的产物。

自下而上的经济“货币化”变革从一开始就交织着民间经济力量与国家权力的激烈交锋，且最终的结果是国家权力屈服与桀骜不驯的市场规律。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白银逐渐成为公私上下皆用的主币，民间经济力量得到长足的发展，国家却没有因势利导，建立有效的银铜货币制度，应是最为致命的问题，直接导致了货币主权的下移。

白银货币在制度层面，既不能称之为“银本位”制，也谈不上有什么制度构建，白银货币的铸造、发行权及管理调试权俱归民间，因此自白银成为主币以来，国内市场显得波动较大，货币的不稳定性特征日益加剧。

在国家法律层面，国家只对使用伪银的行为进行惩罚。

为保证赋税银的成色，嘉靖八年及雍正年间国家制定银匠刻铭制度，然这与货币制度的构建毫不相关。

在国家的典章制度中只有“钱法”、“钞法”而无“银法”，这对于一个广泛用银的国家而言，是十分不正常的，体现了国家对于白银管理的制度缺失。

自16世纪后，铜钱一向被视为白银的辅币而通行民间及基层社会，实际上这个看法并不准确，研究显示18世纪下半叶是铜钱反转的时期，大额交易有时也用铜钱。

铜钱的管理理论上属于国家所操控，但实际的情况十分复杂且需要更为仔细的考察。

由于存在历代旧钱及盗铸、私铸行为，铜钱的制度性管理也应被视为大打折扣。

有学者仔细考察了嘉靖时期、万历初期中国政府对于钱法的整顿，发现国家对于铜钱的管理缺乏长效性，私铸问题严重，且最终国家不断向市场妥协。

18世纪是铜钱运行较好的时期，从币材的采购到货币数量的铸造和管理俱体现国家对于钱法的管理臻于成熟，但也被学者视为“脆弱的金融平衡”。

因为，从货币的整个体系来看，铜钱在各个领域占有的比重虽有时间和区域的差别，但与白银相比相差甚远。

且铜钱本身还存在地域、数量及质量的内在问题,“银钱二币服务的领域不同，而且它们之间长期波动的兑换率显示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复杂的机制”。

2、流通层面。

研究显示，自16世纪至19世纪（18世纪情况有所不同），国家对于货币市场的干预逐渐趋弱。

16-17世纪，白银成了主要的货币。

对白银货币，政府通过赋役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但是更为主要的白银作为交易媒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流通。

国家没有对流通领域的白银有任何的规定，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货币改革之前。

因此，白银的主导权彻底归于民间力量。

这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流通的白银主要是以称量银锭及碎银而非银铸币的方式，这深刻表明了国家对于白银流通的放任程度。

这种方式的流通，对于社会成本浪费极大，例如在赋役缴纳之时，百姓因需铸碎银成官锭，故银匠能从中牟利不少，另外一个就是火耗的长期存在，百姓为此需承担额外的负担这个问题直到雍正的财政改革才一定程度得到解决。

二是市场上货币币值的稳定受白银流入的数量影响颇大，由于铜钱铸造数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故银铜关系波动较大。

王业键归纳到这个制度最大的一个缺陷是缺乏调节货币供需的弹性，国家只能通过赋税来影响白银的供给。

三是货币“寄食”性制度的逐渐形成，集中体现在钱庄、票号及公估局的兴起，钱庄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货币之间因时因地兑换比率的不同而存在利润的空间，票号是解决白银的转移问题，公估局主要是为了鉴定银两的成色而设立。

四是货币由市场自发进行调节，故在白银流入较少的北方地区，长期货币稀缺，导致纸币和会票等产生，进一步促成了货币的多元化与复杂化。

例如到了咸丰货币改革的19世纪中叶，作为货币使用的有银两、外国银元、制钱、大钱、银票、汇票等。

外国观察家曾精准的描述中国的货币制度状况：

“货币在几乎任何别的国家都是由政府实施强有力的综合管理，然而在中国，它几乎完全被政府漠然视之。

”事实上，中国只能凭借其对铜钱的控制来稳定银钱比价和经济稳定。

16-18世纪中叶的某些时候，国家曾通过强有力的措施一度恢复了铜钱铸造，尤其是18世纪，伴随着国家对于制钱的重视及制钱铸造数量的激增，中国政府对于货币的控制呈现反复局面。

各个地区出现了大额交易用钱的情况，这对16、17世纪以来货币白银化的强劲势头是个反转，以至于许多人纷纷撰文批驳“大额用银、小额用钱”的定论。

但事实证明，维持银铜关系的稳定对清政府而言十分困难，成本代价极高。

18世纪末，中国再度白银化，不仅白银的使用再度扩张，且货币流通的区域性和多元化特征明显。

货币的多元化、区域化体现货币的不统一与国家干预货币流通能力的萎缩。

3、货币思想层面。

中国人自先秦以来对货币就十分关注，且十分重视对于货币权力的运用。

《管子》多篇讲君主应懂得掌握运用货币这个工具来调剂物资盈余从而达到国富民足，尤其是轻重篇表现的“轻重思想”，一向被学者视为君王利用货币数量的思想来干预经济的天才设想，比西方系统的货币数量说的产生足足早上千年以上。

相较于其他文明而言，中国的货币思想显然有早熟的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很早就逐步确立了货币“王权论”的原则，即“人主操币之权”的原则，尽管时有反复，一直为后世所承继并居主要地位。

然而，这个原则一直遭受着来自货币经济兴起的“金属主义”、与民共利的民本思想及现实中盗铸、私削行为的多重侵蚀。

16世纪以后，面对白银经济的逐步崛起以及政府的放任自为态度，民间力量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步缩减，货币思想领域呈现出一种“理论上的名目主义，实际中的金属主义”的局面。

这个可以从明清的货币思想讨论中可以得到体现。

16世纪中午和18世纪是铜钱扩张的时代，但面对白银的逐步深入，货币“王权”的原则转而成了与民为便的现实，史料多有反映，而这正是现实货币金属主义的明显体现。

另外，“反银论”的思潮也说明了这一点。

自丘浚提出三币（银、钞、钱）主张之后，明清时期的货币思想家几乎一致走向了白银货币的对立面，重钱轻银、废罢白银之声不绝于耳，反银论的声潮从16世纪初一致持续至19世纪。

有学者认为反银论是一股逆历史潮流的落后看法。

岸本从地域和市场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对地方市场保护的主张。

郑永昌受此启发也认为反银论体现了保护民间经济力量的主张。

在笔者看来，剔除“反银论”的各种具体原因，这种思潮的出现表明了中国货币思想史的一次重大嬗变，即货币“王权论”原则受到难以挽回的翻转。

4、其它层面。

KentGDeng在论述到白银在近世中国流通的特点时认为，白银的异质性（不均匀性）是其首要的特点。

由于白银使用的称量特点，导致白银的种类繁多，中国的货币市场无统一性可言，且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

由于白银作为称量使用，故白银使用的平、成色及惯例有官民之别、地方之别、区域之别、群体之别。

这种发展的结果导致清代的货币体系成为中国货币史中最为复杂的一页。

据学者研究，由于白银称量平码的不同，19世纪清代各地区使用的平总计不下于1000多种，至民国时期至少还有170多种。

货币的表面统一无法掩盖实际的不统一。

货币的流通呈现区域性和多元的特点。

这深深的体现中国“货币主权”下移的特点。

三、近世日本的货币主权及其“上移”

从仿制中国铜钱到输入中国的铜钱（主要是宋明钱）来维持货币运行，古代日本的货币体系受中国的影响很大。

战国时代（1467-1573），随着货币经济的逐步发展，日本大量从中国输入铜钱以维持市场流通的需要，致使中国铜钱在日本广泛流通，涉及的领域包括市场买卖、官方交易、地租、典当、俸禄、大额交易等。

然而，随着中国本土铜钱铸造数量的减少及私铸的猖獗，日本的货币市场也陷入了与中国同质性的危机之中。

私铸、撰钱行为严重，实物货币（米）再度兴盛起来，货币构建亟待转型，相较于中国的“货币主权”下移，日本则分明呈现出“货币主权”上移的特点。

与中国所面临的环境不同，日本的战国时代是个秩序崩溃及战争纷立的代，表面上的“乱”预示着实际上的“变”。

据方家研究，日本德川货币制度的建立与以下因素分不开：

其一，16世纪日本出现了金银矿业的大开发，矿藏的数量被证明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商品和货币供应。

其二，战争的环境导致各大名争相扩大财源，开矿铸行金、银货。

其三，货币流通市场的制度性构建已经逐步建立。

其四，特殊的东亚国际局势，即随着明清之际的交替（华夷之变）、中国的货币体系的制度缺失，导致日本终于可以摆脱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而建立自己的货币制度。

其中，第二、四条对于日本货币制度的建立影响甚大，由于战争导致的“军国主义”扩张行为很容易导致经济统制的诞生，这一点为事实所证明。

1569年3月，初步建立霸权的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颁布《撰钱令》，明确公布了钱币和金银货币流通的规则，其中关于劣质铜钱使用、各种货币的兑换比率都有明确而又详细的规定，初步表明了他欲图统一日本全国钱币流通市场的决心。

其后的丰臣秀吉（1537-1598）则进一步表明了统一货币的努力。

他首先控制了金银等矿山，设立金座机构来管理金银货，铸造天正大判等金、银货币。

丰臣秀吉的货币政策使战国时代混乱的货币流通市场得到初步的整理和统一，为三货制度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

德川家康开幕之后，继承了织丰时期的政策，对于金、银矿山进行严格的统制，并设立金、银座进行严格管理，而金、银座也同时铸行金、银通货。

1601年，在获全国政权后，德川家康即开始统一币制，铸行庆长金、银通货（包括大判金、小判金；

庆长丁银、豆板银）。

庆长金货为定形、定量的计数货币，其种类、铸造额、形制、重量、品位、计数单位等，均有较严格规定。

据学界的研究，庆长大判的品味约66%-69%左右，庆长小判及一分金品位较高，平均达84,291%，且属于计数货币性质。

铸造数量也颇具规模，庆长小判及一分金实际铸造约1302400两，流通额约为1062700两。

庆长银货为称量货币，种类有丁银、豆板银两种。

在制定庆长金银币制和铸造金、银两货之后，幕府开始着手整顿钱货市场，并筹划铸造自己的铜钱。

1604年，德川幕府颁布选钱禁令，规定永乐钱（日本精钱）与劣质恶钱之间以1：

4的兑换比率流通（当时关东等地区永乐钱与恶钱的兑换比率为1：

5）以限制永乐钱的流通。

1606年又设立钱座，铸造庆长通宝铜钱。

庆长通宝分大、小钱两种，大钱为新铸优质钱（铸造量极少），小钱为劣质模铸钱（以永乐钱为钱模）。

为促使庆长通宝等恶钱与先行铸造的金、银两货并行流通。

1608年，幕府再次颁布选钱禁令，明确规定：

禁止使用永乐钱，以金、银、恶钱（系指日本自铸铜钱）为各种交易之媒介。

至此，日本以恶钱而初步统一了钱货市场，以德川幕府铸造的金、银、铜三货为全国正式通货的庆长币制亦初告确立。

庆长通宝的铸行及选钱禁令的颁布，使钱货流通市场得到初步的整理，基本形成了以恶钱为中心的流通体系。

但是，由于恶钱的种类十分复杂，除形制、重量各异的私铸钱、模铸钱外，尚有各种回炉钱、破损钱等等，其品质均极为低下。

加之庆长通宝及其后的元和通宝（1617年铸造，分银钱和铜钱两种）的铸行量均较少，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通货市场之需求，故钱货流通市场仍很混乱，选钱现象屡禁不止。

为彻底整顿钱货流通市场，稳定、完善庆长年间创立起的货币制度，统一全国货币的流通，1636年，幕府分别在江户和近江坂本两地设立钱座，首次公铸通行全国的法定钱货——宽永通宝铜钱。

其形制仍为方孔圆形，计数单位为贯、文，1贯等于1000文，1枚为1文。

宽永通宝的铸造以及庆长金银货的通行标志着颇具特色的三货制度正式建立。

当然，三货制度的建立不等于日本的货币市场得到完全的统一（地方性的货币依然存在），显然，三货制度成为日本货币制度的主体，这也体现在实际的流通层面。

从日本三货制度的建立过程，我们便可以看到，日本逐步将货币的铸造发行权收归幕府中央，形成了迥异于中国的“货币主权”上移的制度性特点。

日本建立的三货制度，本质上体现了货币的层次性特点。

但由于金、银货币在近世东亚的国际市场上既是商品也是货币，故其流出流入较为频繁（尤其是大量流入中国）。

而日本铜钱的铸行数量无法随市场的扩张随时变动，加之顽固存在的地方性货币（格局货币）的竞争与角逐。

货币市场的波动十分频繁，日本政府面对货币市场的不断波动，进行了颇具影响的多次改铸，流通干预能力不断加强。

要而言之，近世日本对于货币流通的干预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加强对金属矿山的控制以及对金、银、铜大量流出国门的限制；

二是通过降低或提升金、银通货的品位及增减贱金属货币的数量来调控并适应货币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首先，国家对于金、银、铜矿山的控制自战国末期以来便已开始。

据研究显示，设立专门机构对矿山进行严格的管理。

幕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加强对矿山的控制：

一是通过武力将主要的矿山置于自身辖地范围之内，因此日本最著名的矿山佐渡相川金山、俊河金山、马生野银矿山、石见银矿山及足尾铜矿山等成为幕府直接控制的矿山；

二是通过运上金（赋税的方式）或派官进驻的方式插足其他各蕃领地内的矿山，来加强控制。

在限制金、银、铜流出入等方面，其成效更是明显。

宫本又郎从全球的视角考察了日本的“闭关”政策。

他认为日本闭关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控制贸易的数量。

17世纪上半叶，面对金银大量流出的事实，幕府先后于1664年颁布金出口禁，1668年颁布银出口禁令，转而替代出口铜矿。

尽管禁令无法完全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幕府面对国内银不敷使用的局面限制金银流出，此举说明了政府干预意识的加强。

18世纪下半叶，面对铜材的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国内铜价的上扬和货币供应的不足，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提升出口铜材价格来限制铜材的大量出口，也说明了这点。

在货币改铸方面，集中体现了日本幕府对于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

日本自三货制度建立后自明治维新之前，共计进行了11次的货币改铸或改革，分别是元禄改铸（1695）、宝永改铸（1706）、正德改铸（1714）、享保改铸（1716-1735）、元文改铸（1735）、田沼改铸（1765）、宽政改革（1788）、文政改铸（1818）、天保改铸（1837）、安政改铸（1854-1859）、万延改铸（1860-1867）。

因每次货币改铸牵涉的问题较多，且争议极大，故在此只举两三例予以说明问题。

元禄、宝永改铸发生在17世纪末，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及货币需求量的急速增长，市场上货币的缺口越来越大，加之金银矿量的减少及白银大量流出国门，日本陷入货币短缺的危机之中。

面对此情况，德川家康于于1695（元禄八年）任用荻原重秀等人进行货币改革，改铸的主要内容：

设立新的铸造所对货币进行新的铸造和鉴定；

降低金、银通货的品位，改铸低品位的元禄金、银货，增加货币数量；

停止庆长金、银的流通。

据研究显示1695-1710年间，幕府通过元禄改铸扩大了金、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