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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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史学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中期。
它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则直接促成了我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
以郭沫若、李达、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剖析当代社会经济性质及其演变，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适性，这些研究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在这个刊物的背后活跃着一个学术群体——由吴晗、汤象龙、梁方仲等学者組成的“史学研究会”。
他们有比较进步的史观，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不少人成为后来经济史研究的台柱。
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它联系了不少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次高潮中，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成为研究对象，人们用近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
因此，它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压抑。
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仍然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并把它推向深入，取得不少成果。
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经济史研究获得了重要发展。
第二个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经济史学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它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由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第一次被纳入史学的主流之中（在解放前，中国经济史虽然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在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史学主流中并不占什么地位）。
在政府的倡导下，中国近代经济史开始了从系统收集整理资料着手的学科基本建设。
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牵头，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
至1966年前，已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和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
1960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同志“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指示，组织以许涤新、吴承明为首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专家，从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着手，进行该项工作。
这些扎实的资料工作不但极大地推动了有关专题研究，而且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骨干。
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经济史探讨的主要课题。
与近代经济史相比，中国古代经济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处在分散作战和和进行某些专题研究的阶段上；
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如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的讨论。
通过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代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
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导致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改变了解放前古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宋以前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过程中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
而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加剧了这种倾向，在学术领域形成许多人为的“禁区”，并终于导致“文革”时期万马齐瘖的局面。
“文革”中断了中国经济史学的正常发展，但一些学者仍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研究，潛积力量。
第三个高潮是“文革”结束至今。
“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阵地的增加和有关论著的大量涌现。
文革以后，经济史被视为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
“六五”“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勃发出来了，许多原来从事其他领域研究（例如从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转到了经济史领域上来，“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
在空前扩大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中，有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中年学者，他们在新时期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
新时期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也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研究骨干，现在他们已经挑起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大梁。
随着研究的开展，研究人员迫切要求加强交流和协作，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于1986年正式成立。
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刋。
新时期研究成果十分丰硕。
迄今中国经济史学绝大多数成果出自文革后的二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
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的《中
1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00—1984年上半年包括大陆和港台的中国经济史论著近二万种，数量以文革后出版者为多；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编的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专著和论文索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仅大陆的论著亦近二万种。
这表明1986年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其数量约略相当以至超过前此85年有关论著的总和。
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意、有深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例如，早在文革以前即组织众多专家着手编撰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在八十年代先后出版；
八十年代中期组织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亦以《中国经济通史》名义分卷出版，最近已经出齐。
二是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
“文革”以前的经济史资料工作基本上是近代一枝独秀，新时期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继续发展，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发掘利用有了较大的进步，现代经济史也开始了系统整理资料的工作。
这一时期整理出版了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将清朝大内档案中的粮价资料录入电脑，建成有关资料的数据库；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等单位还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工程。
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的活力和动力。
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
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取得可喜的成绩，二十年代开始的保定、无锡农村的长期跟踪调查继续进行。
上海、苏州、佛山、北京等地有关经济史的碑刻资料亦已整理出版。
满铁资料极其丰富，向为研究者所重视，最近已有单位着手满铁资料的系统摸底、编目和重点整理出版，它将为研究者提供利用的方便，从而大大推动包括经济史在内的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五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有关资料，在新时期全面整理出版，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各地政府、各经济部门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纂，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随着研究思路和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可以入史。
三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趋向。
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突破了种种禁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出现了大陆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探求中国经济史自身特点和规律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流派。
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
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
此外，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
亦分亦合，并行不悖，百花齐放，生动活泼。
许多经济史研究者巳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作些量化分析，并出现一批计算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迁趋势的论著，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四是研究领域拓展和研究重点的转移。
文革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偏重汉族和发达地区，不大注意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以及少数民族和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
从时代讲，独立的经济史研究以近代基础较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般史的研究，围绕着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现代经济史则基本上没有起步。
这种情况，文革后有了很大的改变。
建国以来受到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
在研究和讨论中，人们逐渐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经济发展和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问题上来。
人们破除了过去经济史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
流通也渐成热门，单一的生产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
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
部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的勃兴引人注目。
专题史、民族史的研究均已展开。
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发展的同时，独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现代经济史学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和中外对比的研究都在进行。
可以说，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它起步较晚，系统的研究大概始于八十年代中期，但由于离现实很近，与现实经济建设关系密切，为各方面所重视，故发展很快，成为中国经济史学中的独立新学科和新的研究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研究已从初期的经验总结和政策阐释，发展到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并积极引入现代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进行中外比较研究，视野因而更加开阔。
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又一特点是积极吸收现实经济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的成果，相互挹注。
从阶段史方面看，前一阶段研究较多的是建国后的前七年，近年已把研究重点转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经济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浮燥空气和失范行为：
急功近利、重量轻质、粗制滥造，以致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等。
这时期出版的学术论著中，低水平重复的占了相当的比重。
近年这些问题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另外，这一时期前后也有所不同。
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
但九十年代初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史论著数量减少，一些经济史研究者的兴趣向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转移。
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与浮燥空气的发展有关（经济史研究首先要花大力气收集整理分散在各种典籍和考古文物中的资料，是件苦差事），也和社会需求的某种变化有关（如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史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尤其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在当代受到挑战有关。
二
回顾中国经济史学一个世纪以来发展的历史，我们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应该如何把握经济史学科的走向呢？
以下简单谈三个
方面的问题。
1、研究重心的转移和研究领域的调整
从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历史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者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时的中国处于社会革命和剧烈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中，与此关系密切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
而在近二十年，研究重点逐步向经济发展，向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问题的转移。
这和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是密切相关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不但在大陆，而且在台港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两者大体同步，而台湾要比大陆还要早些。
因此，这应该视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实，在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史研究就应该自觉地逐步实现这种转变；
它实际上因为长时期的“左”的干扰而被耽搁了。
但这种转变毕竟是不可阻挡的。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这种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中心课题。
中国经济史学科，不但要有它的主体，而且要有它的两翼。
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它主要由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组成，同时也包含了海洋文化的成分，农耕文化在其中占居主导地位。
但我们以前偏重对汉族和发达地区的农耕文化的研究，忽视对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经济和海洋文化的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无疑应以农耕经济的研究为主体，但还要有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文化史的研究为两翼，否则难以全面反映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全貌。
前些年，厦门大学的杨国桢先生提出要建立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并指导研究生分工进行有关专题的研究，最近已经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
在海峡的对岸，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每隔两年组织一次海洋发展史的研讨会，出版相应的论文集。
可见，海洋史的研究已经引起海峽两岸学者的重视，并取得重要成果。
相比之下，虽然也有学者呼吁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但它始终仍处于分散零星研究的状态，没有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史分支学科。
现在中央已经作出加快中西部开发的决策，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2、研究视野中的“分”与“合”，“断”与“通”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史学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倾向——“分”的倾向和“合”的倾向。
所谓“分”，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指理论方法的多元化；
二是指学科的细分，最明显的表现是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不再笼统地以整个中国或整个经济为研究对象。
所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指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
二是指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视角。
不是把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
不是把中国经济史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
不时把某一时段孤立起来研究，而是瞻前顾后，同时考察它的“来龙”与“去脉”。
以上这些趋向在新的世纪仍然会继续下去。
但尤其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综合和贯通的研究。
为什么要强调综合和贯通的研究？
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
历史是个整体，历史是条长河，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从中抽出一小段、一小块来研究，这是必要的，但不要忘记，这只是历史整体和长河中的一部分。
过去范文澜对写通史提出“直通”、“旁通”和“会通”的要求。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写通史，但我们应该要求研究每一个问题都有“通”的眼界，“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经济史研究需要而且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但研究者要有大眼光。
有了“通”和“合”的眼光，“分”才不会成为“瞎子模象”式的研究。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发展”和“现代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偏重于物质层面，偏重于产量的提高。
但人类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我们的研究应该适应这种变化，注意研究中的综合与贯通，也就是逐步回到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理路上来。
3、经济与历史，实证与理论
经济史既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应该鼓励把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研究的各种尝试，努力使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起来；
但不能把经济史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
经济史学科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立足于史学。
中国史学实证的传统比较深厚，那种建立模式进行理论演绎的“新”派作风不容易在中国生根。
我们应该发扬这种实证的精神，为此需要大力加强经济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
经济史要凭材料说话，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是第一位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史学科、尤其是近代经济史学科的巨大发展，是从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和研究开始的。
我们经济所之所以在经济史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就是由于老一辈学者在收集整理资料中下了大工夫，使他们的整个研究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
他们编的一套近代经济史资料，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使我们受惠至今。
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这一工作将会事半功倍，如虎添翼。
在一部分经济史研究者中，在注意实证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忽视理论的倾向。
这大概是对以前教条主义泛滥的一种反动。
但经济史研究者如果不加强理性思维，经济史研究如果不重视理论的概括，研究水平很难提高。
有人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
我说，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与生活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理论也是常青的。
又有人说，在历史研究中，历史事实的叙述比历史事实的解释更为重要。
我认为，历史研究诚然首先要把事实搞清楚，这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应该满足于现象的罗列，而应该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展示它们的发展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叙述也应该包含了解释。
这就离不开理性思维和理论概括。
在经济史研究中，我们既要继续破除西欧中心论，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就指导经济史研究而言，还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加高明的理论，我们应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学术实践中，通过对丰富生动的中国经济史料的分析研究，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建立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经济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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