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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形成、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目的又是怎样确定的?
这些问题自古以来就困扰着思想家们。
古代的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事物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事物的发展也是有目的的。
但在回答这些原因和目的是什么的时候，多数人都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神学的解释。
比如中国古代哲学把事物的目的看作是一种“天意”，是符合“天”即神的意志的行为。
西方古代哲学则提出事物产生于理念和精神，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神或上帝预先规定了的。
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向唯物主义迈进了一步。
他提出了所谓“四因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变化的原因都应在现实事物的内部寻找，一共有四种原因决定着事物的产生和变化，即:
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
质料因是指事物构成的原始质料，如铜像的铜，房屋的砖瓦等;
形式因是指事物的形式结构，比如房屋的形状和结构;
动力因是指一定的质料取得一定的形式结构的力量，比如建筑师就是房屋的动力因;
目的因是事物的产生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事物所追求的东西，比如居住就是建房的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之所以有变化，就是由于它趋向一种目的，万物都向着一定的目的而努力，为一定的目的而生存。
但在解释目的因的作用和地位时，亚里士多德又认为目的可以先于质料而存在，目的是主动的，质料是被动消极的，这就夸大了目的的作用，最终又滑向了唯心主义。
在近代，科学技术虽然有了巨大的进步，但由于机械论世界观的影响，人们忽略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关系，在解释事物的目的时，完全倒向了宗教神学和宿命论。
近代目的论的代表人物是莱布尼茨和克里斯坦·
沃尔夫，他们认为是上帝决定了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上帝在创造事物的时候，不仅预先规定了每一事物的发展历程和内容，而且在做出这种个别性的规定时，还同时考虑到了周围其他事物发展变化的历程和内容，使其发展变化相互和谐一致地进行。
这样一来，事物的目的都是上帝规定的，哲学在这里走向了神学。
恩格斯曾经批判过这种目的论。
恩格斯说:
“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
近代目的论的失误主要在于把事物的目的归结于神或上帝的创造，而不在于目的本身。
古代和近代的这些目的论思想，对历史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形成所谓“历史目的论”。
这种思想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神或上帝事先安排好的，是按照神所确定的目的进行的，或者把历史看作是某种精神的发展和实现。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是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
这种理论在史学界遭到了普遍的批评，因此人们普遍否认历史目的的存在。
在否认历史目的的理论中，还有一种较为简单和朴素的看法，即认为只有人类的个体才是有目的的，或者至多是生命体才有目的，而其他非生命体的事物都是没有目的的。
这种看法的理论前提是，目的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是人的一种主观意识追求或对未来的设计，非生命体由于没有大脑，当然就没有目的。
而对人类社会来说，由于社会没有自己的大脑，所以整个社会就是没有目的的，人类历史当然也是没有目的的。
这是一种陈旧的、狭隘的认识。
因为它只是从汉语的语言学层面上理解“目的”。
这当然不能满足当代历史科学理论发展的需要。
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对目的的新的认识。
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自从宇宙产生以后，宇宙中的所有星体、万事万物都开始了有目的的运动。
事物因为有目的的运动，就会表现出某些规律性，科学才能够认识它们。
这里的目的，就是指事物所坚持表现出来的一种确定的状态或趋向，不管是有大脑的事物，还是没有大脑的事物，都有这种状态或趋向。
因此，事物的目的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仅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也不是神或上帝所安排的。
例如在系统科学中，事物的目的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概念。
它包含有三层意思:
第一，只有开放的系统，才有目的性，封闭的系统由于没有发展变化就无所谓目的。
贝塔朗菲指出:
“对开放系统行为的研究导致自然哲学上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果:
在生命事件中尤为明显的目标追求性的等终极形式，是从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有机体的特性中必然地合乎规律地得出的。
”这里的等终极性就是目的。
贝塔朗菲还曾提出过三种类型的目的:
即异因同果型、反馈稳定型和适应行为型。
第二，事物的目的性是事物内部复杂的反馈机制起作用的结果。
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提出:
“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负反馈的行为”。
按照控制论的观点，目的就是受到负反馈控制的行为。
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的反馈机制引导着事物的合目的运动，这种反馈机制的作用表现在:
一方面当事物已处于所需要的状态时，就尽力保持事物的稳定;
另一方面，当事物不是处于所需要状态时，就引导着事物从现有状态转变到一种新的稳定状态。
这样一来，是事物内部的反馈机制决定了事物的发展目的，而不是神或上帝决定了一切。
第三，事物的目的是在事物与其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
对于具有开放性的事物，它与其外部环境之间总是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
因此，一方面，外部环境影响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事物本身也需要识别环境并根据环境的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和选择，从而影响着环境。
然后，事物还要对受到影响后发生了改变的环境的输入做出新的反应，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重新再做出选择，于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开放与交换、反应与选择产生了，事物的潜在的发展能力逐渐展开，所谓目的性也就表现在其中了。
按照现代科学的思想，事物的目的指的是事物在与其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借助于自身的反馈机制，可以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坚持表现出来的某种确定状态或趋向，这种确定状态或趋向即是事物的目的，它不是由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确定的，而是事物自身根据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选择的能够充分显示其质的规定性的状态。
根据这一思想，所谓目的，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规定:
第一，目的是一种预先确定的状态，是可能性的选择，是趋向性的显示;
第二，目的的产生是事物对外部环境的一种反应，是事物根据自身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特性而做出的一种选择，因此，目的也是一种具有现实性的东西;
第三，目的的实现是事物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目的的现实性展开的过程。
由此可知，事物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事物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目的是主客观的统一。
以往人们在认识目的时，往往把目的只看作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是观念上的反映。
这就造成了认识上的误区。
只有把客观环境引入到目的的概念中，才能摆脱神学和唯心主义的纠缠。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外部环境，不管是生命体还是非生命体，比如一个星球、一条河流、一块石头和一只猫等等。
事物在与它的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对外部的各种信息都有一种反应和反馈机制，事物是在这种反馈机制的作用下选择它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事物的目的。
一个人的目的虽然可以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映像，但这种映像也是对外界做出反应后的选择。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如此。
离开了外部环境这种客观存在，目的的产生和实现都是不可思议的。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人类历史同客观世界的其它事物一样，也有它的目的。
历史运动的目的指的是人类历史在与其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借助于自身的反馈机制，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坚持表现出来的某种确定状态或趋向。
这种确定状态或趋向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进化及和谐统一。
这里就包含了两层意思:
一是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
这是几百万年以来人类在地球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顽强地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也是今后人类继续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二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的相互关系。
人类居住其中的自然环境也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也有它的目的，对于人类来说，环境变化的最理想趋向是越来越有利于人类的进化，越来越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由于人类社会与外部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性质和水平影响着自然环境的进化;
自然环境进化的方向、性质和水平也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化。
因此，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环境的进化是不可分割的、相互统一的。
从根本上讲，人类的产生是自然环境进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合目的运动的结果，人类的发展也是自然界进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同时人类又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特殊的物种，人类能够越来越多地改变和影响自然界，当人类对自然界的改变有利于自然环境进化时，就同时也有利于人类的进化;
当人类对自然界的改变不利于自然环境的进化时，归根到底也就不利于人类的进化。
因此，人类历史的目的必然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进化。
而共同进化，也就意味着和睦相处。
以往人们在认识历史的目的或者人类的理想状态时，往往忽略了环境因素，只看到人类的完美的发展或人类的幸福美满，结果必然成为一种空想。
比如老子的“小国寡民”和欧洲的“乌托邦”，实质上都是没有摆正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只是从人类的善良愿望出发来设计人类的目的，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无法得到实现。
人类历史所能够实现的东西和已经实现的东西，都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将来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已经有过明确的论述。
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理想社会———共产主义时曾说过:
“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可见，人类历史的崇高目的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完美实现，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统一。
应当指出，单纯人类的进化，或者单纯自然环境的进化，都不是人类历史的目的，也都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只追求人类社会的日益完善和美满，只考虑人类文明的提高和进步，而不顾自然环境的污染和退化，这样的人类进化是得不到根本保证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很难想象人类社会的高度发达，会伴随着自然环境的严重退化，人类的幸福生活不可能建立在恶劣的环境之中。
反过来，如果我们只追求自然环境的改善与进化，而不考虑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完善，这样的环境进化也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低下，就意味着人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能力的低下。
我们同样难以想象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人类社会却停滞不前或日趋退化。
因此，只有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历史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目的。
二、意义与历史意义
历史的意义与历史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往人们普遍否认历史目的的存在，因此对历史意义的认识也是非常混乱的。
还有一种观点是完全否认历史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比如卡尔·
波普尔就认为历史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所谓历史的目的和意义都是人赋予的。
但是，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不会赞成历史没有意义，如果历史没有意义，那等于是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没有价值，或者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也不是事实;
如果历史没有意义，历史学家为什么还要去评价一个历史事实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还是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呢?
看来，否定历史的意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过，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史学家们对什么是历史的意义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对于评价一个历史事实是否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准也就没有统一的认识。
所以，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有人认为它具备世界历史意义，有人则认为它不具备世界历史意义，于是就有了许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从基本概念谈起。
什么是意义呢?
意义是事物的合目的运动或合目的性。
事物进行的合乎其目的的运动，就是有意义的，事物进行的不合乎其目的的运动，就是没有意义的，事物的目的的存在，决定了事物的意义的存在，而且事物的合目的性就是衡量事物的意义的标准。
事物的合目的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事物虽然有自己的目的，但并不等于说事物的所有运动变化都是与其目的相吻合的，只有当事物的运动与它的目的一致时，这样的运动才有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只有负面的影响。
对人类历史来说也是一样，当历史的运动变化合乎历史目的时，这样的运动变化就是有意义的;
当历史的运动变化不合乎历史目的时，这样的运动变化就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历史的目的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进化及和谐统一，那么，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共同进化及和谐统一的历史运动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没有历史意义的。
衡量历史意义的标准，首先是看这个历史事实是否合乎历史的目的，也就是说是否有利于人类和自然环境共同进化及和谐统一。
如果这个历史事实是有利于人类和自然环境共同进化及和谐统一的，那么它就具有历史意义;
如果这个历史事实不利于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共同进化及和谐统一，那么它就不具有历史意义。
应当说，具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事实是普遍的、大量的存在的，它们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和主体部分，包括人类普通个体日日不息的物质生产和生活。
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检验历史事实是否合乎历史目的，首先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毕竟生产力水平是人类和自然环境进化的基础条件。
列宁曾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毛泽东也说过: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世界历史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历史目的的逐步实现。
大多数人并不否认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却常用道德标准来衡量社会进步，因为人们的道德准则不同，分歧由此产生。
其实，人类的进化、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趋向，是客观的存在，是历史本身的目的，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人类都是要不断进化，社会也是要不断进步的。
因此，这并不是一种道德的标准，不是人们头脑中主观确定的标准，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雇佣工人解除了以往的封建依附关系，成为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这并不是因为资本家的善良或工厂主的宽容，而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联性的作用下，历史本身所作的一种选择。
人类将不断地走向进化，个性将走向自由和解放，这完全不是道德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
按照笔者对历史意义的认识，以往的历史著作至少有两个重大的缺漏: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只看到了人的进化，而忽略了自然环境的进化，在叙述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步时，没有用足够的篇幅去描述人类居住环境的变化，人类对环境的污染情况以及人类在保护环境、治理环境方面的努力。
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代印度、黄河流域的灿烂文明，与今天这些地区的荒漠化、水土流失、黄土高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自然环境在历史上几千年中的急剧恶化，在历史著作中却很少得到说明。
历史上人类为改善环境所作的种种努力，史书中也只字不提。
在笔者看来，像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以及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它们提醒人类保护环境、珍惜自然资源、促进自然环境的进化，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这是从根本上符合历史目的的。
第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往的历史著作过多地谈论战争，而几乎没有对和平进程给予任何重视。
虽然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但战争屠杀生灵，破坏生产力，破坏社会经济，也破坏自然环境，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目的的，因此也不具备历史意义。
而和平能够带来稳定与发展，有利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缓和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促进了人类之间的交流，因此，和平是符合历史目的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但是，许多历史著作对历史上的战争大书特书，评价往往偏高，而对历史上人类的和平努力却惜墨如金，一带而过，没有什么评价。
比如史书中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叙述都占用了大量篇幅，而且把两次世界大战都看成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波澜壮阔的世界和平运动高潮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六十年代的世界和平运动高潮都几乎是只字未提。
在笔者看来，自古以来人类为和平而作的种种努力，是合乎历史目的的行为，是历史意义的体现;
而自古以来不断爆发的各种战争都是违背历史目的的。
虽然有时战争中的一方具有自卫、反侵略、伸张正义的性质，有时战争的结果也可能解放某些生产力，但这都不足以把战争本身看作是合乎历史目的的，因此战争就不具有历史意义。
重新认识历史目的和历史意义，将会形成一套新的历史价值观念体系，指导人们重新审视世界历史进程，重新鉴定一系列历史事实的地位和作用，建立起新的历史解释系统，这些对于历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将是十分重要的。
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使我们能够从科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历史的目的与意义。
遗憾的是，系统论的许多贡献，还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历史的目的与意义这样的问题还基本上徘徊在历史学家的视线之外。
应当强调的是，我们现在再也不能无视历史的目的与意义问题了，因为这很可能是历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切入口。
巴勒克拉夫在谈到“世界史的前景”时，一方面指出世界史研究充满希望的前景，另一方面也反复强调世界史研究所面临的困难。
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哪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性，而哪些不具有这样的重要性。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即衡量有无意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可以肯定地讲，如果目的与意义的问题不解决，历史研究的前景绝不会有多少光明。
实际上，在历史学家的心目中，目的和意义始终是一个问题，现在也许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并且，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绝不会局限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
三、余论
国内学术界似乎反对一切形式的目的论，其思想基础是:
目的是人类个体的大脑所独有的，只有人才有目的，自然界中的其它事物由于没有大脑，因此也就没有目的。
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
哲学》在解释“目的论”时就指出:
“目的论的根本点是把自然过程拟人化獉獉獉，把目的这个只为人的活动所固有的因素强加獉獉给自然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们既否认自然界的目的性，也否认人类历史有目的。
但这一点在今天恐怕很难再站住脚。
因为:
第一，现代科学证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具有目的性。
国际学术界对此也已普遍认可。
如果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有目的，人类历史当然也应有目的;
如果我们继续否认自然界中的事物的目的性，就必须提出新的有力的反证，否则就只能说明我们已落后于科学的发展，脱离了时代的主流思维方式;
第二，现代科学证明，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中的普通一员，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事物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
任何把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或者把人类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思想，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归根到底，把目的看作是人类个体所独有的，认为人类历史没有目的，自然界的其它事物也没有目的的观点，是长期以来人类中心论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人类的一种自命不凡的偏见。
事实上，不仅人类个体，整个人类社会以及整个自然界都同样地有它的运行目的;
第三，如果认为只有人才有目的，目的仅仅是大脑的一种功能，是观念的一种反映，这样最终还是难免会陷入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泥潭。
实际上，人的目的不过是人通过其大脑对外部环境的一种反应，一种选择。
而自然界中的其它事物同样可以通过其某一部分的功能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和选择。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目的”放在客观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因此，事物的目的并不是人们“强加”给自然界的，而是自然界的一种客观存在，人类历史的目的也同样是一种客观存在，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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