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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汉语言文学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学界的接受
本科毕业论文
傲慢与偏见
——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学界的接受
PrideandPrejudice
“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inacademiccirclesinthemainlandofacceptance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所学专业：
汉语言文学
学号：
1043408023
中国·长春
2012年5月
摘要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被中国大陆学界无视二十多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从新进入大陆学者视野。
这其中有大陆政治经济文化转变的原因，也有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自身具有的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原因。
本文即通过这些方面来简单研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学界的接受过程及其原因。
关键词：
夏志清接受过程“反共”倾向批评体系
PrideandPrejudice
"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inacademiccirclesinthemainlandofacceptance
Abstract
Because the changes of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ttitudes and its nonnegligible value and historical meanings, the “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attracted the attentions of chinese researchers again in 1980s, while it was already been ignor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or more than 20 years. My essay is aiming at discussing the process and reasons of that why “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can be accepted again by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through some aspects.
引言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首版完成于公元1961年，经过20多年的再版改版于上个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大陆学界。
彼时中国大陆刚刚经历了文革的政治浩劫以及改革开放的经济历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的引进，迥异的写作理念、突破性的著作方式以及标新立异的学术观点，对于当时一潭死水的中国学界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
不仅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改写了大陆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引入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
《现代小说史》对于各国各界关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论述的重点则是其在大陆的接受及其原因。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主要学术价值---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
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引进于中国大陆之前，我们不是没有系统的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例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随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丁易）、《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绶松）等著作的出现，完成了我国之前的关于文学史系统的形成。
然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过了文革的政治浩劫和改革开放的经济改革，文学界也开始了一系列的转变：
学术界对于“文学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刻地思考与反省，形成了“文学要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就要讲究文学性”这一共识。
这时候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引进，就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正如旷新年所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
它以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坐标和界碑。
”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是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以及张天翼四人的发现和解读。
夏志清对这四人的重视，乃至于在自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列为专章分别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
而在这之前，张爱玲还只是沦陷区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女作家，更别谈写进文学史了；钱钟书也只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和教授；沈从文更无人知晓。
而夏志清对这四人的肯定，使他们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进入了学者的研究。
给长期处于以政治斗争为主题的文坛带来
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也对之后的“张爱玲热”、“钱钟书热”、“沈从文热”有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
正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序言里所言：
“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
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义务。
”同时，夏志清对于张等四人的专章论述也改变了之前文学史著作的以文学运动、政治纲领、阶级斗争为线索的文学史撰写模式，这种以作者作品成章论述的模式也成为了当下文学史著作撰写的模式。
夏志清不仅改变了中国大陆学者的文学史观，同时也改观了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误读。
“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的误解，一方面来源于汉学家的西方中心的价值标准与理论模式，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学人和批评家在西方学坛的长期缺席。
夏志清使这种情况得到改观。
他把深厚的西学根底同坚实的汉民族文化基础相结合，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流派。
”这不禁得益于夏志清的特殊身份——西式化的中国人。
一方面夏志清坚持近代西方文学观，强调人性和人道主义，认为“文学是替真和善服务，包涵一切人性的。
为了人的更大尊严，文学要攻击一切‘残暴的措施’。
”另一方面他的学术眼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这使他能够以真正汉学家的境界和眼光来评价中国文化，从而具有公正的史学观和沉重的历史感。
当然，夏志清也有属于他自身的局限性。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初版20年后才传入中国大陆的一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其鲜明的反共性，这一点他也不否认，而且受到了很多大陆学者的批判。
刘再复就曾关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政治倾向性进行了批判：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是‘共产作家’与‘非共产作家’的分野和对立，对‘非共产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词，而对‘共产作家’则用非文学评论语言进行嘲弄，以至产生离开文学的事实，完全用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
”华忱之更是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评析》中说这是一本充满政治偏见和艺术偏见的著作。
不过这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史》刚传入中国大陆时候的事，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就开始慢慢地、简单地说夏志清有偏见，但是偏见到底偏见在哪里、偏见到底有多深就语焉不详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在下一部分会进行详细论述。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学界接受的原因
2.1大陆政治形势的改变对夏志清“反共”评价的转变的影响
夏志清在中国大陆一直不被认可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夏志清一直被大陆学者所诟病的其强烈的个人政治倾向性。
夏志清是反共，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中国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是以信仰共产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一个反对一个国家政体的人，当然不可能被这个国家的主流阶级所接受。
此书甫一出版，即受到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强烈批判“夏一方面出于政治立场而贬抑左翼作家，另一方面则无视文史学家的基本修养，不能理解文学的社会意义，不能把文学现象与当时的历史客观相联系”。
更遑论国内大部分都出于中共领导下的大陆学者了。
这批学者总结出的夏志清的“罪状”有三：
首先，夏志清充满政治偏见，导致其评价标准有失公允。
大陆许多学者都认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捧张贬鲁”的行为是十分主观臆断甚至是为了刻意污蔑中共而贬低鲁迅。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确实把张爱玲比作“最优秀最重要的中国作家”，把张的小说一个个的吹捧为“不朽之作”；说鲁迅“投降中共”，尤其是夏志清高度赞扬鲁迅前期小说极力贬低后期其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时期的创作，更是落下了夏志清“反共”的口实。
在我看来夏志清在对张爱玲和鲁迅的评价中的确带有自己个人的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却不是建立在其“反共”的立场上的。
且不论夏志清和张爱玲的个人交情，就说张的小说在题材内容和主题阐述上就十分符合夏志清的审美意趣。
而大陆学者对于鲁迅的评价迥异的分水岭是建立在鲁迅何时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批判就更是无从说起。
首先关于鲁迅是否成为过“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点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因为说鲁迅是支持共产主义的一直是我们自己，鲁迅先生本人并没有明确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以鲁迅的坚持自我的为人之道不大可能会加入某一政治团体，至多只是同情或倾向。
再者就算晚年的鲁迅“皈依共产主义”，比较一下鲁迅的作品年代表和夏志清对鲁迅的褒贬倾向也不是以鲁迅的政治倾向性为分界的。
其次，否定“左翼文学”，贬低一系列的左翼作家和作品。
这也是众多大陆学者指谪夏志清“反共”、“具有政治偏见”最有力的论据。
“民国以来所有公认为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赵树理的蠢举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的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产党仁爱的杂拌而已”；“丁玲更差，她连一段规矩的中文都写不出”。
此类言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比比皆是，种种行为的确是有对左翼作家偏颇的嫌疑。
不过夏志清又确实推崇了包括张天翼在内的几位左翼作家。
“张天翼凭高超的道德直觉，超越了他的批评家，超越了左派的陈腔滥调”；“《一千八百担》证明吴组缃善于将道德实质和社会主义写实小说俗套糅合在一起”；“巧妙地一口气描绘了至少一打宋氏族人的形象”。
这些言辞也明确赞扬了张天翼和吴组缃等代表的左翼作家，但是仍有学者认为这是夏志清“用为张天翼、吴组缃立专章，来显示自己的‘公正’，其实是掩耳盗铃。
”
再来，极力推崇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用来进一步的贬低左翼作家。
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前的文学史著作中都未曾提及钱钟书，学界普遍把他当成一位知名的学者和教授。
一是钱钟书的著作数量上来说相对较少，《围城》更是在战乱中出版，知者甚少。
二是在夏志清之前的学者对钱钟书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其终是摆脱不了小资产阶级的视野狭窄。
但是夏志清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伟大的一部”，更是在自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门立章论述。
而对于沈从文，夏志清则是把他的《边城》从一部“田园牧歌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爱玲就更不用说了，夏志清简直把她推到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但是对于夏志清对他们的推崇，上个世纪80年代的学者则是认为夏志清把这些非左翼作家当成了“反共”的棋子，充当了夏志清“反共”的工具。
我认为不管夏志清把这几位作家是否当成了“反共”的工具，但至少他对张爱玲等人的发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是夏志清没有用阶级的眼光为他们划分派系，也没有因为他们不是主流作家就让他们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正是夏志清的发现和推荐，使得我国的文学领域有了不一样的光彩，打破了一种文学上的思维定式，之后出现的“张爱玲热”、“钱钟书热”等也使我们普通读者能接触到如此优秀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夏志清功不可没。
而彼时的中国大陆，还是政治上被“四人帮”所把持的“一言堂”，经济上也是不够灵活的计划经济，文化领域受政治经济的影响更是呈现了一种“万马齐喑”的萎靡状态。
在中国大陆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结合这三点“罪状”，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夏志清的文学史观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文学批评界不被接受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受到了他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种意识形态与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左。
而8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不论政治还是经济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文学上也更加开放和包容，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之后，中国学界急需变革和与世界接轨。
这时，更加新鲜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观点和理论就自然而然的进入了中国大陆学界的视野了。
当中国大陆学界不再拿意识形式说事，那么对之前“意识形态有问题”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接受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2.2大陆文学批评体系的改变对夏志清接受的影响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79年中译本序言中曾说：
“本书撰写期间，我总觉得‘同情’、‘讽刺’兼重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它处理人世道德问题比较粗鲁，也状不出多少人的就是面貌来。
”世人只知道夏志清批评左翼文学，但却不知其中原因。
夏志清主要是批评左翼文学中的教条主义和其中浓烈的为政治所制约而失去文学性的功利主义。
所以就有人说夏志清的批评体系是从纯文字的角度出发，强调文学研究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注重文学的艺术素质。
而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研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又由于政治上的高压所以是不能接受夏志清这种先进地、科学地文学史观的。
我认为夏志清本身是抱着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来研究中国文学的。
夏志清之所以对大部分的左翼作家进行批判是因为他认为大部分的左翼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屈服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失去了自己的思想意志，导致他们的作品缺失了对现实真实的观察进而丧失了文学价值。
夏志清不是“反共”，他抨击的是那种将一己“信仰”强加于他人精神上的极权政治。
夏志清也不是对左翼作家具有“偏见”，他反对的是本应担起拯救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学家不仅放弃自己的独立意志，随波于“国家机器”的强权意志；更是谄媚地附庸于政治，成为强权政治的歌功颂德者。
而对于“不媚俗”的左翼作家，夏志清也从不吝于赞扬。
例如张天翼。
但是在中国大陆学界很奇怪的一点是不论对夏志清的批判也好赞扬也罢，学界对于张天翼一律保持了沉默。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极力推崇的是四位作家，但是目前只有“张爱玲热”、“钱钟书热”、“沈从文热”，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张天翼热”。
仿佛张天翼就是一个普通的左翼文学作家，但其身份又确实尴尬。
批评者说夏志清是利用张天翼来掩饰自己“反共”的政治立场，赞扬者说夏志清是“不看出身，只看作品”，张天翼何其无辜！
而我认为，夏志清既考虑了张天翼的政治身份，也注重了他的文学作品。
夏志清欣赏张天翼那种虽然有自己明确的政治身份但却把其和文学分得很清的态度：
并不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而在文学创作中掺杂不纯净的干扰因素，也不因为自己的文学不符合自己阶级斗争的需要就束之高阁。
这才是夏志清的“纯文学”观。
夏志清不是利用张天翼，而是通过他来诉求一种“凭借一己的人性力量，以各自独特的文学实践力图显示文学挑战政治的可能的限度。
”夏志清认为张天翼这种立足注重写实、突破自己界限的文学创作跳脱出了中国大陆文学家一直以来从特定的政治视角梳理出来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脉络。
相比之下，那些因为不同的立场或褒或贬或无视既在事实只攫取对自己有利的论据的人，那些才算是真正利用了张天翼了罢。
长久以来，我们不接受夏志清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因为我们的文学批评体系和夏志清的立足于“纯文学”的批评体系相左。
然而，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纯文学”概念布满了新时期“去政治化”浪潮中对于“左”倾教条主义和文学受控于政治的观念性的挑战性和批判性。
这时，中国大陆学界对夏志清关于文学批评体系中的“纯文学”观念就有了立意上的诉求。
有需求就有了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选择性解读，也就有了接受它的理由。
真不知道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写文学史”运动成就了夏志清，还是夏志清成全了当时急需变革的大陆学界。
2.3无法跨越的中西方文化隔阂和夏志清的“兼容并济”
自鸦片战争以来，世界的中心偏离了中国这条东方巨龙，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模式渐渐统治了世界。
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导致在世界文化领域中国人的长期缺席，占据主流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解读一直是以西方人为主导。
而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普遍有着两种态度：
一是纯粹第以西方价值标准、批评体系去研究中国文化，带着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二是带着无限的崇拜之情来盲目地赞扬中国文化，极尽能事地去吹棒、追随，简直就是偶像崇拜。
显而易见，这两种态度都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应有的态度。
这时，一个既有着深厚的西学根底又有着坚实的汉民族文化基础，同时学术眼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立足于真正汉学家的境界和眼光来评价中国文化，从而具有公正的史学观和沉重的历史感的中国汉文学研究者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夏志清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一来夏志清生于中国长于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有着坚实的汉民族文化基础；二来夏志清接受的是正统的西方文学的系统训练，故他的文学批评体系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至深。
《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第三版引言中，就全书的批评视野和方法源流，王德威作了细致地介绍：
夏志清“受到四五十年代欧美两大批评重镇——里维斯（F.R.Leavis）的理论及新批评（NewCriticism）学派——的影响，已是老生常谈的事实”。
中国文学一直不被西方主流文化所接受，这在冷战期间表现的尤为明显。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大陆政治环境的解禁，大陆学界也期待着中国文化也能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并被接受。
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李小龙在美国好莱坞的走红，确实缓解了这一类需要，但是中国不能总是靠着李小龙式的现象来宣扬中华文化，而且是这种落后的、没有变化的文化。
如果我们总是把希望寄托于输出几个典型人物，大量的招揽西方人来参观之类的低级推销手段，那我们就永远只会跟在西方主流的屁股后面，而不会形成我们自己的可以让外人来了解的文化内涵。
这时一个能代表着中国文化的象征同时又有着西方社会承认的身份地位的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担得起重任的学者有很多，而夏志清又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位。
纵观夏志清这样的学者：
他们大都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对汉民族文化理解深刻，同时接受过系统的西学训练，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及时大量地与西方学界进行对话并从而对西方学界产生影响。
夏志清作为一位知名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本民族人，他的价值就在于他可以消除自身的中西文化隔阂，并使其兼容并济。
而这样一个可以使中华文明扬名于世界的学者，我们当然是欣然接受的了。
2.4接轨于世界主流的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
纵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我们可以发现夏志清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多用比较文学的方法。
比如钱钟书与亨利·詹姆斯的比较；鲁迅与海明威的比较；端木蕻良与伍尔夫的比较。
看似无关，却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但夏志清的这种对比阐释，并不是去做精细缜密的比较文学考究，他提供的是一种世界文学的学识和艺术视野，一种艺术鉴别的参照系。
他的那些信手拈来，源自敏锐的文学感受力之下的性情品评，是直觉的产物，而非逻辑的推衍。
”夏志清的这种比较体系下的评价，不仅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一部作品如果放到世界环境下的位置和地位，也使得西方汉文学家了解到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到哪一阶段。
可以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体系是完整而先进的，与之相比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丁易）、《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绶松）仿佛就缺了那么一点现代性和全局观。
毕竟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就不如以往的具有权威性，尤其在文学领域。
自文学具有自身系统以来，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西方体态下的新式文学，中国文学想要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了解世界以及让世界了解。
简单点说既是让主流文化通俗易通的和中国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方面上看，夏志清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于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重要性就体现在：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开始频繁地与世界接轨，那更系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就自然而然的被大陆学界所接受开来。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学界接受的本因在于此不在于斯
上文已说过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大陆学界接受的渐进过程以及其原因，有大陆学界自身的原因也有《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原因。
包括中国大陆政治形势的转变，批评体系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史》自身具有流传千古的资质等等。
但是我认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能被中国大陆学界接受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大陆学界能从《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获得什么。
其实自出版以来，在大陆学界对其一直都是误读，不管批判的人还是推崇的人。
《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从不闻不问到渐进接受，反对或接受的人只是从夏志清这里拿取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像上文所说，批判是因为夏志清立场与大陆相左，而大陆政治形势一旦缓和，夏志清就只是著名的美籍华裔文学史家，就能接受了；批判还因为夏志清对左翼作家带有明显的艺术偏见，一旦我们自己发现确实问题多多时，《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具有前瞻性的独具见地的文学史著作；我们固步自封，那夏志清就是反动势力，我们需要和世界接轨了，那夏志清就是中西方文化的桥梁。
真正被利用的是夏志清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的从“冷”到“热”，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他的可利用价值。
等到哪天夏志清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没有利用价值了，那我想也就没有人会提这些有的没的。
到时候会有更好的标靶或者借口。
自始至终夏志清是没有变的，是我们的变化导致不同的语境下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不同的解读。
而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是贯穿我们历史发展轨迹流传下来的。
《红楼梦》当过很长一段的禁书，现在红得简直快成了“紫楼梦”；《金瓶梅》当时如此淫秽不堪的书不也成了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心头好了么；更别提大跃进时期传扬四海的“立志”歌谣，现在读来每每令人发笑。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现在总是说文学不应该为任何人服务，但是我们却总是为了某种利益去强奸文学的本意。
我以为文学是无法拥有“纯文学”的，她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人所利用。
就连“纯文学”本身不是也是被用来打破“文学依附于政治”的浪潮的工具么，“纯文学”本身的意义都不在于“纯文学”，那我们怎么还去拿一条根本就是驳论的理论去为自己摇旗呐喊？
自文学被创作出来的那天起，她天生就带有某种目的，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我们只是尽量做到不在利用完了文学之后还大言不惭的说这是为了“更高的利益”。
结语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
它以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坐标和界碑。
”而其被大陆学界接受的原因是多方面和深层次的，本文只是略微罗列了几点：
包括大陆政治形势的放宽，大陆文学体系的转变，夏志清特殊的把中西方文化“兼容并济”的能力和《中国现代小说史》流行于世界主流文化的比较文学方法的撰写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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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陈玉珊.论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小说研究.暨南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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