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政治的关联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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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阅时间＿＿＿＿12.11.23＿＿＿＿＿＿＿
湘潭大学教务处制
内容提要：
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体现在政治传播中，媒介与政治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政治社会化功能，是公民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的主要渠道，在促进政治发展方面有独特作用。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政府必定要对传播进行政治上的控制，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大众传播媒介在建构良好的政府形象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媒介与政治；
政治传播；
政治社会化；
政治传播控制；
政府形象建构
一、政治传播研究回顾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算起，，政治传播研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这些研究大都是零散的只言片语。
在上世纪中期，西方学者才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现象单列出来加以考察，并进行建立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尝试。
20世纪60年代，卡尔·
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
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等一批政治传播研究专著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开始。
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取向:
一是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传播研究。
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探讨政治传播的效果和政治传播行为的行为主义研究。
三是以西方马克主义为指导的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
无论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政治传播研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采用的仍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的、定性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
[1]
从中国现代报业的开端时期，综观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百年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萌芽期
从第一批国人创办近代报刊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我国政治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
在这个阶段，政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都深刻影响着新闻业的发展。
在这个战争与政治斗争频繁的时期，政党通过新闻宣传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无疑相当重要，政党报刊是新闻界主流，报人倾向于强调报纸对国家政治和民意的强大影响，强调通过新闻赢得民心从而改造政治现实，而“新闻是人民基本权利”等一系列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在民国初年产生了一定影响。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称报纸是国家的“耳目喉舌”。
孙中山则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报纸是“舆论之母”。
《大公报》的创办人张季鸾是自由主义报人的代表。
他对政治与大众传播关系的讨论主要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社论和报纸文章之中。
他认为报纸应该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主张报纸经济独立，保护言论自由应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2]
（二）低潮期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这段时间里，是新闻的非市场化时期，人们转向“以党报为本位”的新闻研究，偶尔在新闻本位层面思考，也被笼罩在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之中，连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新闻观也时常被极左思维取代。
（三）勃兴期
改革开发以来一直到现在，是我国政治传播研究高速发展的时期。
许多学者认识到了开展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新闻研究开始复苏，西方政治传播学理论开始进入中国。
在这20多年里，政治传播研究已经结出丰硕成果。
学界开始引进西方政治传播理论。
有的学者则开始尝试建立政治传播学理论体系。
最重要的两本书是邵培仁教授的《政治传播学》和张昆教授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关于政治传播学的界定，邵培仁教授认为，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的本质及规律与操作的谋略和技巧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3]
就政治传播研究而言，一类研究依然是以党的宣传为本位的研究，强调新闻媒体作为舆论工具的强大作用;
另一类研究则把政治传播放到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考察，研究政治传播对社会总体的意义。
从总体上看，当前的政治传播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但与西方政治传播学相比，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还有待丰富，也需要更多向度的透视。
二、大众媒介与政治的互动
“政”者，众人之事也;
“治”者，管理也。
“政”者欲“治”，须得沟通;
社会愈发展，“众”者愈众，沟通愈难，“治”益愈难达到。
于是，就有了大众媒介。
[4]“信息传播系统之于国家，犹如神经系统之于人体。
国家正是在人类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信息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国家疆域的广狭及其组织程度的高低，与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5]大众媒介的力量是强大的，因此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大众媒介进行宣传。
罗素说：
“力量常常依靠舆论，舆论又靠宣传。
”[6]现代政治产生以后，大众媒介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
早在18世纪末期，当美国联邦党和反联邦党进行政治论战时，联邦党人就出版了由约翰·
芬诺主编的《合众国报》（1789年），反联邦党人则有由菲力普·
弗来诺主编的《国民公报》（1791年）。
以报纸为阵地，两派展开了白热化的争论。
而今天，大众媒介发展到了电视和电脑网络的阶段，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正如有学者所言，“相貌难看的林肯和过于肥胖的塔夫托在电视时代有可能与白宫无缘。
”[7]现代政党政治严重依赖电视等传媒，使得大众媒介被人称之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国家“第四权力”。
大众媒介日益介入政治生活，并对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而政治体系和政治价值的变更，也日益体现出大众媒介的影响痕迹。
可以说，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大众媒体开始与政治生活走向一体化并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导力量。
三、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大众媒介是公民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的主要渠道，其目标在于补充和丰富家庭、学校等渠道在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时的不足。
就家庭而言，随着时代的演进，其政治社会化功能日益削弱;
但另一方面，大众媒介永远也不能取代家庭对于个体政治社会化的独特作用。
就学校而言，它作为采取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规范教育的唯一场所，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
但学校教育也只有与大众媒介的导向趋于一致时，才能起到其应有的效果。
具体地说，大众媒介参与政治社会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往往是多种媒体交织在一起，共同推进政治社会化，并使政治社会化进程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
而且，大众媒介参与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间接的，各种政治知识总是附载于社会和政治信息之内，而政治教化则寓于信息传播过程之中。
从结果来看，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具有持久性的特点，由于其采取非强制性的交流式的传播方式，更加契合人自身发展的特点，在客观上顺应了人内在的政治性。
正因如此，大众媒体能对人的成长和人格形成产生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四、政治过程中的传播控制
在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传播的差异，信息传播系统的社会职能不尽相同。
但是在沟通上下，争取民心及协调、整合社会各阶级、各族群、各集团的利益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
政治过程与传播过程实际上互为表里，彼此不可须臾分离。
鉴于信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利用控制信息传播活动作为其施政的重要内容。
[8]
传播中必然存在传播控制。
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并不是向受众传播所有的信息，他们总是会对传播内容进行取舍，避开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以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
即使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与传播者的利益无关，传播过程仍是受到传播者的价值偏好、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
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起着信息把关人的作用，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
政治传播是政府把政治系统的输出向公众传播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传播主体是社会中具有最高权力和权威的政府，传播内容是对社会价值做出权威性分配的政策，受众是广大而又多种多样的公众。
这决定了政治传播关系着政府的合法性、社会的稳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所以，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政府必定要进行政治上的控制，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在传播内容上，政治传播把意识形态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把其作为一种首要的传播内容。
而且，在政治传播中，往往会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总体的指导方针指导具体的政策传播。
所以，意识形态在政治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各个层次的政策都必须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进行传播。
在传播渠道与传播机构上，政府除了对行政组织系统进行政治控制外，主要对大众传播进行控制。
大众传媒对政治传播的介入，在政治传播过程增加了一个传播主体，增加了一个传播的把关人和过滤器，使政治传播活动更为复杂化。
这样，政府不得不对传媒进行利益协调或政治压制的控制，竭力使大众传播与自己的传播口径一致，以达到一个声音说话的目的。
总之，传播控制是传播中的一个客观规律，政治传播中必须进行传播控制。
而且，在目前来看，第一，在电子政府年代对许多国家来说仍是遥遥无期的今天，政府仍必须作为信息把关人过滤有害的信息;
即使在民主高度发达的美国，政府、决策者仍在操纵着新闻。
第二，“没有什么社会能容忍完全的信息自由……绝对的言论自由和其它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行不通的。
”[9]所以，政治传播中的传播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完全的信息自由是不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技术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传播中的传播控制迫于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压力，在信息时代下的多元社会中呈现出控制弱化态势。
五、媒介传播与政府形象构建
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民对于统治者的好感、友谊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形象。
一个君主如果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自然易于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支持。
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可简称为政府形象。
在当今这个行政日渐公开和透明的时代，政府形象作为一个可信度强弱或公信力高低的标志，对一个国家或政府在赢得公众支持，履行政府职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恰当的、巧妙的政府形象传播又能够“推销”政府行政理念，解释政府行为，凸显政府职能;
促进政府内外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交流，增进公众认可政府的信心，提升政府的美誉度;
拓展政府外部活动空间，优化政府内外环境的共生互动关系;
为政府和公众架桥，增进政府对民意的敏感度;
化解和消除政府与公众的矛盾关系;
为政府导航提供咨询，推动政府的公共行政运作。
[10]
大众传播媒介的“解释”和“扩音”作用，是树立良好政府形象的宣传平台。
在朝核六方会谈中，通过媒体对中国积极斡旋，促进和平的宣传，树立起了中国作为一个热爱和平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大众媒介积极宣传政府的有力措施及其果断决策，扭转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正如李普曼所言，我们生活在大众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中，公众获知外界事物都是通过大众媒介的。
作为“把关人”，大众媒介如同“沙漏”过滤和筛选信息，因此媒介的作用至关重要。
充分借助大众传播，构建并传播与国家本体相互支撑的国家形象，已成为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环节，也成为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制胜的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1][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祝基澄.《政治传播学》「M].台北:
三民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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