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耳饰兼论天王戴耳饰问题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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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妇人耳中珰，今谓之耳珰”[7]。

到后来，显现了穿耳的珰，但那是学的蛮夷[8]，并无流行起来。

因此尽管汉刘熙《释名》释“珰”为“穿耳施珠”，但尔后的字书如上引《尔雅翼》、《集韵》等仍释“珰”为“充耳珠”。

　　从理论上推测，唐朝的汉族，不论男女，可能都不该戴耳饰。

因为“穿耳”与儒家的理念相悖。

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开篇即说：

“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躯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9]。

自儒家独尊的地位持续数百年后，唐朝以“孝”治国。

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公布全国，被称为《御注孝经》从而流行于世。

儒家的思想[10]加上皇帝的权威，相信这一要求或曰规那么会约束那时人的行为方式。

因此咱们或许能够强调，第一从唐朝的思想、礼俗环境考虑，一样的唐人[11]是不戴耳饰的。

　　此刻咱们看实际情形。

查唐朝文献，有关唐人戴耳饰的记载几乎不见。

可能到了晚唐五代，才有类似“耳坠金镮”[12]的词语显现。

而这与上述五代时“耳饰”一词的显现大致同步，不能视为唐朝的一样情形。

进一步，咱们专门查看了唐朝的类书。

咱们明白，类书虽有各类不同的用途，但多以“博”为基础。

查阅类书，能够在必然程度上判定事物的流行与否。

　　唐朝有三大类书完整存世。

咱们先看唐初的《艺文类聚》。

此书由欧阳询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

《艺文类聚》[13]有“衣冠”“衣饰”部，但在“衣饰手下”“头饰”门中只列了“步摇”“钗”和“梳枇”三类，没有提耳饰。

《初学记》[14]是徐坚等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官修类书，虽有二十三部，但因“博不及《艺文类聚》”[15]，只有“器物”不设“衣饰”，因此也没有提到耳饰。

《白氏六帖事类集》[16]是白居易撰于中唐的一部类书。

书中头饰类列了“梳篦”而以“钗”附。

查其“梳篦”类，除“梳、钗”外，还列了“名珰”、“玉珥”二条，记魏太祖和齐威王时事。

后来宋朝的孔传续此书，作《白孔六帖》[17]，在此“梳篦（钗附）”类中补充了十三条唐事，但均为“钗”，没有耳饰。

乃至沿至宋人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虽单立了“珰珥”一类，但所记均为唐以前事[18]。

若是唐人戴耳饰的话，为安在类书和其他史料中没有反映呢？

可见一样唐人是不戴耳饰的。

　　咱们再看文物考古资料。

从传世的唐画和出土的唐朝墓室壁画看，尽管绘有大量人物包括帝王皇族、后宫侍女、朝廷贵人、平民百姓，但几乎找不到有戴耳饰的形象。

出土文物中有耳饰、耳坠，但很少，且大多都是出土位置和墓主人身份族属不明。

例如1988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工地唐墓曾出土一件漂亮的耳坠[19]，但耳坠的出土位置和墓主人的情形均不明。

而且从耳坠装饰中的联珠纹看，很像是一件外来器物。

　　最近，我翻查了《考古》与《文物》杂志近十年（1995至2004年）发布的唐朝墓葬情形，结果如下：

　　《文物》十年来发布了唐朝墓葬共53座，其中包括明确记载或可判定为女性（合葬或独葬）的墓19座，未盗或未扰乱的墓20座。

所出墓葬地域涵盖河南、北京、陕西、辽宁、山西、甘肃、四川。

没有发觉一件耳饰或耳坠。

其中辽宁朝阳双塔唐M1号墓主人“头部随葬泥质陶壶1件，玛瑙珠1件，铜钗4枚，头下有蚌饰1件……左手处发觉铜戒指2枚，右手3枚”；

M2号墓主人“头部随葬银钗1枚，口中发觉银琀1件，头部左侧随葬铁剪子1把，左肘部发觉铜环1件”[20]，但没有耳饰出土。

山西大同南关唐M4号墓“死者为女性，仰身直肢”，头部随葬有铜钗、铜镜、贝器；

M9号墓为夫妻合葬，其中女性头骨旁随葬有铜钗[21]，均无耳饰出土。

　　《考古》十年来共发布了唐朝墓葬50座，其中含女性的10座，未盗或未扰乱的29座，地域涵盖河南、广西、陕西、江苏、新疆、四川、山东、湖南、安徽、福建、河北、广东，没有发觉一件耳饰或耳坠。

其中河南偃师杏园村唐YD1902号墓“骨架一具，比较完整……人骨左手握一玉石猪和一素面抛光小银盒，右手握一金戒指和一长条形玉石器，口中含一枚玻璃珠”；

YD5036郑洵墓为夫妻合葬墓，其中“西侧棺内有蛤形鎏金银粉盒，似为女性”[22]，均无耳饰出土。

湖南郴州竹叶冲唐墓“随葬物多置于头部，其中瓷奁盒内装有滑石盒2件，粉扑子、铜勺、木篦、蚌壳各1件”[23]，没有耳饰。

河北邢台95QDM1号唐墓是夫妻合葬墓，其中“女性头骨旁随葬有铜镜、钗各1件”；

95QDM3亦为夫妻合葬墓，“女性颈部有铜镜、钗各1件”[24]，均无耳饰或耳坠随葬。

　　由上可知，文物中有关耳饰的情形与文献记载的情形是相一致的。

如此，咱们就从文献与文物两方面证明了唐朝的一样人不戴耳饰或耳坠。

　　可是唐朝的一些少数族或外国人那么戴耳饰或耳坠，而且明确是“穿耳”而戴。

这种“穿耳”的风俗因不符合唐人风俗，因此被专门记录下来。

例如《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婆利国”条记其国“人皆黑色，穿耳附珰”[25]。

“婆利国”人是“昆仑”人之一种，而“昆仑”人多数戴耳饰。

唐朝诗人张籍在其诗作《昆仑儿》中就刻画他们是“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拳不裹头”[26]。

又，《通典》[27]卷一八八《边防四南蛮下》记“林邑”国是“男女皆……穿耳贯小镮”；

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记“天竺”国“丈夫翦发，穿耳垂珰”。

　　由上可知，唐朝主若是南方的一些外国人穿耳戴耳饰，且不论男女。

可是显然，这些“穿耳戴耳饰”的风俗没有阻碍一样唐人。

唐人一直将此风俗视为外国风俗，也就同时把耳饰视为外国器物、把戴耳饰者视为少数族或外国人的显著特点。

敦煌文书号有落款为“玄宗题梵书”的诗作，诗中将中外僧人相较，有“支那门生无言语，穿耳胡僧笑颔首”的句子[28]，确实是将戴耳饰者视为外国人特点的一个最好例子。

二

　　关于这一点或还有一个旁证。

　　以上咱们说从墓室壁画中不见唐人戴耳饰的形象，可是在寺院壁画或塑像中，有的菩萨、天王、力士像等却戴耳饰。

这种佛教造像戴耳饰与否的现象，是一个饶有爱好的问题，值得研究。

目前咱们只提出天王造像来略作探讨。

　　关于天王造像，研究论著甚多，最近的功效是李凇的系列研究如《略论中国初期天王图像及其西方来源》、《龙门石窟唐朝天王造像考察》等[29]。

但这些研究均未涉及天王戴耳饰问题。

只是这一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有宗教专门是佛教艺术、中外文化艺术比较交流、民族风俗、考古文物等方面的专门知识，以下所述只能是最简单的线索或方式罢了。

　　大致说来，唐朝的天王像可分为二尊一组的护卫天王像和四大天王像两个系列[30]。

前者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墓室守护者或门神彼此阻碍[31]，带有比较浓厚的中国味道，因此二尊一组的护卫天王像大体上不戴耳饰。

例如敦煌莫高窟盛唐第46窟西壁龛北侧天王像[32]，不戴头盔，亦不戴耳饰；

盛唐第194窟西壁龛内南侧天王像，不戴头盔，北侧天王像戴头盔，均不戴耳饰（图一、图二）[33]。

四川广元千佛崖盛唐第22窟左右二天王，均不戴耳饰[34]；

巴中永宁寺盛唐第2号龛左右二天王，一戴盔一不戴，均不戴耳饰[35]等等[36]。

　　可是四大天王像不同，似乎其中的少数族或外国即“胡味”更浓一些。

由于毗沙门天王的资料较多，咱们就以他作为四大天王的代表[37]来谈。

按毗沙门天王像在印度佛教艺术中是不是戴耳饰，不是很清楚，但在经由中亚传入我国的途中，就戴有耳饰了。

前面说过，唐朝史籍中记载“穿耳垂环”的主若是南方的外国人，其实中亚人很多也“穿耳垂环”。

咱们看塔吉克斯坦出土的七世纪的供养人像，男女均戴耳饰[38]。

于阗人也戴耳饰。

敦煌莫高窟五代98窟东壁南侧于阗国王供养像[39]就证明了这一点。

咱们明白，毗沙门天王的故乡听说就在于阗[40]，因此本地人让毗沙门天王戴上耳饰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最少在西北地域，例如咱们在敦煌壁画中看到的毗沙门天王像，均戴耳饰。

比如敦煌莫高窟中唐第154窟南壁西侧天王像，有题记为“毗沙门天王”，像戴耳饰（图三）[41]；

晚唐12窟前室西壁北侧托塔天王像戴耳饰（图四）[42]；

五代100窟窟顶西北多闻天（即毗沙门天王的意译）像，也戴耳饰（图五）[43]。

专门是后者，除多闻天王外，其他三个天王都戴耳饰。

四大天王戴耳饰，一直持续到后代。

此刻咱们在寺院中看到的四大天王像大体都是“胡形”，而且都戴耳饰了。

　　这一事例告知咱们，唐人确乎将“耳饰”视为外国器物，将戴耳饰者视为“胡人”。

中国味道浓的神一样不戴耳饰，而像四大天王那样戴着耳饰的，必然是威力更奇异、“胡味”更重的神了[44]。

如此看来，天王戴耳饰与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咱们在第一节中得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

[2]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版。

[3]此处所谓“汉族”指唐朝史料所称“华夷”中的华人，下同。

[4]《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

[5]宋罗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下同。

[6]宋丁度修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吴陆机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刘熙《释名》卷四云：

“穿耳施珠曰珰。

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

蛮夷妇女轻佻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

今中国人效之耳”。

参见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版。

[9]《十三经注疏·

孝经注疏》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1999年版。

[10]北宋吕希哲在《吕氏杂记》卷上说：

“近世儒者……有戒妇人不穿耳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即便在妇人戴耳饰较多的宋朝，有些儒者也反对穿耳。

但一样尊儒，为何宋朝戴耳饰的较多呢？

那个问题值得研究，或许与辽、西夏人戴耳饰（且男女都戴）风俗的阻碍有关？

[11]此处所谓“一样唐人”要紧指唐朝的汉族。

下同。

[12]后蜀欧阳炯《南乡子》，参《全唐五代词》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2年新1版。

[14]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

[15]《四库全书总目》语。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

[16]《唐朝四大类书》本，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2003年版。

[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四。

[18]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卷七一八。

而且所引《释名》，特意将“穿耳施珠曰珰”一句删掉，值得注意。

[19]《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封二。

[2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双塔区唐墓》，《文物》1997年第11期。

[2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大同市南关唐墓》，《文物》2001年第7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挖掘》，《考古》1997年第12期。

[23]雷子干：

《湖南郴州市竹叶冲唐墓》，《考古》2000年第5期。

[24]邢台市文物治理处：

《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25]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26]《张司业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3年。

[27]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

[28]《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29]均收入其论文集《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30]李凇说：

“戎装四天王与二天王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中两种最要紧的天王形式”，参其论文集127页。

[31]李凇书127页。

[32]《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图149。

[33]《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四，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3月，图4二、47。

[34]《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八《四川、重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委会，重庆出版社，2000年8月，图37。

[35]同上，图5六、57。

[36]有一例外是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的托塔天王像，戴有耳坠（《中国石窟·

龙门石窟》二，龙门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文物出版社，1992年12月，图128）。

但因此天王“托塔”，可能和下面要提到的毗沙门天王有关，即受到了毗沙门天王造像的阻碍，因此与一样的二尊一组的天王像稍有区别。

但这尚需继续探讨。

[37]关于毗纱门天王像的研究，可参看北进一《毗沙門天像の變遷》，载田边胜美、前田耕耘编《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小学馆，1999年3月。

[38]田边胜美、前田耕耘编《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图223。

[39]《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五，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图13。

[40]《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

中华书局，1985年版。

[41]《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四，图99。

[42]《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四，图162。

[43]《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五，图27。

[44]四大天王的脸部刻画似乎“胡味”更浓一些。

乃至这时“耳饰”可能也被给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