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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文言文原文及翻译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

“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作品介绍】: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

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

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

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

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

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开。

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老师;

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

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

因此,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年长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

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

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他,焉为代词);

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

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

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

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

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却丢了[2]。

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

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

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

问他们,就说:

“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

把地位低的人当做老师,就足以感到耻辱;

把官大的人当做老师,就被认为近于谄媚。

”哎!

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

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

郯子这些人,贤能都比不上孔子。

孔子说:

”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明。

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没有被时代的风气所影响,向我学习。

我赞赏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写《师说》送给他。

  【写作背景】: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

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

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

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

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

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

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

《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

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

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

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

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

柳宗元说:

“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愈以是得狂名。

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

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

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

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

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讲解】:

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

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

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

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

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

“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

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

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

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

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

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

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

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

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

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

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

“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

“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

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赏析】: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

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

但他早已有名。

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

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

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

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

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

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

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

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

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

《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

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

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

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

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

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

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

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

“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

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

”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

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

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

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

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

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

他在《答胡生书》中说:

“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

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

不知者乃用是为谤!

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

”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

《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

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

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

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

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

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

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

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

这就是他们的不明。

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

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

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

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

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

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

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

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

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

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

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

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

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

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

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

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

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

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

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

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

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

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季镇淮)

【《师说》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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