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年会材料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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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有关部门放宽对地方政府负债监管和限制标准，通过窗口指导鼓励为地方放贷融资，为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主要对象的投资项目提供条件。
政策放宽加上地方需求旺盛，推动地方负债规模快速扩大，据报道各类地方投融资平台负债2009年增长70%以上，相当于当年新增贷款三成以上，年底负债余额达到7万多亿元。
估计2010年1季度地方负债增长额仍占新增贷款四成以上。
去年年中城投债审批速度放缓，近来有关部门出台多项举措严控地方投资平台负债增长，包括叫停“搭桥贷款”这个被业内称作2009年“银十条”文件“含金量”最高融资工具。
上个月国务院发布19号文件，要求抓紧清理核实并妥善处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规范，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管理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的信贷管理，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行为。
新一轮收紧操作再次显示我国转型时期IPO具有宏调功能。
针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走低形势，有关部门从2008年9月停止IPOs。
随着2009年经济快速回升，上证A-股指数从2008年10月1816点上升到2009年6月3123点，7月一度突破3500点。
有关部门加快重启IPO进程，桂林三金6月底上市标志IPO正式重启。
此后到2010年4月间，IPO融资超过7000亿元，是历史上9个月融资规模最大时期之一。
房地产政策U型调整构成这次“中国式退出”显著特色。
2009年5月出台有关政策，把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从35%下调到20%，说明当时关于经济回升不稳和房市回升乏力判断对宏观决策有较大影响。
然而房市随后急速升温，房价快速飙升并出现泡沫迹象。
在股市强势增长受IPO政策干预和大小非减持自发调节双重遏制后，货币超常扩张释出的过量流动性大规模“转战”房地产，使房市成为受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预期较大影响的“重灾区”。
房市始料未及逆转迫使有关政策急促调整。
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国务院接二连三出台被业内称作“国四条”、“国十一条”和“新国十条”房市紧缩政策，频率之高和节奏之快堪称罕见。
具体措施包括针对购房套数实行首付和利率差别更大的房贷政策，针对是否具有特定城市居民身份实行差别房贷政策，还包括加快物业税/房产税试点，加强对土地闲置和捂盘惜售监管力度等，调控范围和严厉尺度也超乎寻常。
如同刺激政策快速推动总需求V型回升，紧缩措施对控制货币信贷和经济过度扩张也收效很快。
2008年底到2009年底广义货币和信贷同比增长率提升15-17个百分点，推动总需求V型回升。
实施紧缩政策后，货币信贷同比增长率过去半年间下跌8-10个百分点。
货币信贷回落速度与此前上升速度一样，都是过去十几年所仅见。
货币信贷收缩促使实体经济增速回落。
今年1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为11.9%，4月下旬发布的2季度GDP同比增长率“朗润预测”值为10.5%，由此测算2季度GDP环比增长率将回落到5.5%上下。
考虑4-5月一些经济指标增速回调幅度大于此前预期，2季度实际同比增长率可能会低于2个多月前预测共识，不排除环比增速或可降到4%-5%甚至更低水平。
截止今年5月份钢产量、发电量、工业增长值、投资、零售等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关键指标增速也分别由去年下半年高位下降3/2到1/3不等。
股票市场去年7月开始振荡下调，房地产经过经历多重调控也在过去几个月开始出现振荡下调局面。
目前学术界就宏调是否紧缩过度，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等问题进行讨论。
卢锋推测，如果2季度数据进一步证实宏观偏弱走势，可能会促使决策部门放松紧缩力度，避免经济增长面临进一步失速风险。
宏调政策工具多样化并非最近刚发生新现象。
观察晚近十年五个阶段宏观调控实践，卢锋教授用一个表格报告紧缩调控至少采用24种政策工具。
其中包括利率、汇率、财政赤字等等与成熟市场经济下常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相似，更多则属于具有特色的数量性、部门性、行政性干预手段，包括信贷和供地数量控制、“三年不上新项目”投资管制、暂时价格管制、大案查处等等。
卢锋肯定宏调工具多样化具有政策选择灵活性和便利性优点，有助于应对中国特定发展环境下一些特殊问题，客观上对这一时期维持大体稳定宏观环境发挥了积极功能。
然而他强调政策选择多样化是双刃剑，会带来两方面问题。
一是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度较高的参数性、总量性、间接性调节工具利用受到较多限制，集中表现为汇率弹性不足和利率相对呆滞。
汇率弹性不足使得我们难以充分利用价格手段调节国际收支失衡。
另外利率调节相对呆滞，如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物价变动幅度为10.2个百分点，存款利率仅变动2.16个百分点；
同期美国消费物价变动6.33个百分点，基准利率变动6.41个百分点；
与更多国家比较同样存在类似特点。
利率变动呆滞导致负利率，对经济运行带来扭曲效果，并对居民存款主体客观上具有“负收入转移”作用。
二是准入性、数量性、行政性手段采用偏多，难免导致宏调干预微观，政出多门，难以有序微调，难以评估效果等多方面问题。
目前总需求管理面临政策叠加效应和两难选择困扰，与宏调工具多样化内在问题存在深层联系。
最后卢锋强调中国需要改革完善宏观政策架构。
特定时期宏观政策内容选择属于总需求管理范畴下短期问题；
然而利用何种机制、采用什么工具调节总需求，则涉及如何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作用范围，属于长期体制安排问题。
中国需要在系统总结新世纪宏观调控经验基础上，通过汇率、利率体制方面系统配套改革，建立和完善适应大国追赶要求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
SimonJohnson：
厄运的循环
“厄运的循环”（theDoomcycle），这个富有创造性的概念首先是由英格兰银行提出，它描述了当下国际金融结构以及其与宏观政策互动的方式。
不过这一概念可能会遭TimGeithner反对，他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由许多罕见而糟糕的事情聚合在一起而造成的，就像40年不遇的洪水一样，发生过一次就很难再发生了，所以我们也不用对此做出过度反应。
华盛顿方面的官方立场也普遍接受这种解释，但Simon认为这不是对经济危机的唯一解释，他自己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美国一直在创造导致灾难重复出现的条件。
如果用总信贷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系统的规模，那么它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增大了三倍。
而在过去的三十年内，金融系统遇到多次危机，而每一次美联储总会迅速降低利率使其恢复。
但这些麻烦越来越严重，影响也越来越国际化。
这表现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利率越来越趋近于零，而且财政措施也趋向于避开最终的金融崩盘。
危机确实呈现一种循环，那么下一次金融危机会是什么样子？
Simon认为我们已经临近下一次全球灾难性的崩盘了。
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逐渐渗透到经济体系中的“厄运的循环”。
“厄运的循环”首先包括债权人和存款人把钱存在银行，给银行提供廉价的资金，他们期望如果出现经济波动，中央银行和政府财政当局会保证他们的资产。
像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为了给股东和管理层创造分红和奖金，会把这些资金投资于风险较大的金融活动。
直接补贴（如存款保险）和间接支持（如中央银行的紧急援助金）使得银行系统忽视那些可能重创社会的风险，这些风险会有很小的几率导致灾难性的崩盘。
对于银行来说，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出了事情总是可以安全脱身，因为有政府替他们买单。
银行业的管理者本应阻止这些风险行为，但银行支配了大部分政治和金融力量，整个体系也变得十分复杂，从而管理者只能向其妥协。
这次经济危机之前管制不力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银行使管理者相信他们只会把2%的资金投放于风险较大的资产组合，而实际上整个银行系统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这意味着当一个大银行破产时，它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也就是说银行会出现“大到不能倒”的情形。
如果经济体系真的崩溃，那么靠政治和社会体系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所以只有靠央行在事前降低利率，并对亏损者进行资金援助。
简单来说，这个循环可以从管理者被银行所俘获开始，央行则在银行系统发生亏损时对其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补贴会鼓励银行从事过度风险的活动，当损失真的发生时银行会用更大的风险行为来弥补损失，而此时银行业已经“大到不能倒”，且拥有很强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这又回到了管理者被俘获的情形。
这种循环的真正危害在于，问题会一次次变得严重，每一次循环会要求越来越多的公共干预，最终经济一定会完全崩盘。
Simon认为，产生“厄运的循环”原因很简单，就在于对金融管制的放松。
总体上说，他并不同意对经济的过度管制，但金融部门不一样，这个部门十分危险。
关于金融部门的相对工资和放宽管制的程度，ThomasPhilippon和ArielReshef做过非常好的研究。
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20年代及以前，金融部门的相对工资非常高，而金融部门也处于一个无管制的环境。
从30年代开始，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开始了，这一直持续到70年代，这段时间内金融部门的相对工资也比较低。
80年代里根总统开始改革，放松了对金融的管制，从此金融部门的工资开始一路上升。
此时金融部门的真实利润，相对于非金融部门开始激增，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才陡然下跌。
但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金融部门的利润又开始迅速恢复。
有人认为这是好事，说明金融部门在危机之后能够较好地调整自己的资本运营，但Simon认为这是金融系统政治力量的表现，银行体系由于“大到不能倒”而使得政策会倾向于保住这个体系。
以最大的6家银行为例，十多年间它们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不可忽视的程度。
最后Simon总结到，美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变得很危险，其发展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而金融改革及法律规制由于受到金融部门的影响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事实，也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这应该是将来美国经济应该高度关心的议题。
本期简报将报道年会第三场“经济失衡（上）”的内容。
三位演讲者分别是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KennethWest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姚洋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的吴斌珍教授。
KennethWest：
汇率预测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很难对通货膨胀率预期相近的两个国家间的汇率作出有意义的预测，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限制条件：
一是两国都必须采取浮动的汇率制度，二是两国必须拥有大致相同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或预期。
在此情形下，通常使用的统计学模型、经济学模型以及利用利率等金融市场指标都无法对汇率做出更有效的预测。
“更有效”是指用这些经济学工具和“随机游走”预测做比较，判断效率的标准很多，但是往往得出的结论是“随机游走”预测会更好。
简单说来，“随机游走”预测就是认为在给定当前汇率以及信息的时候，我们预测未来任何一个时点的汇率就是现在的汇率。
以瑞士克朗兑美元的汇率为例，分别使用“随机游走”模型和两国的利率来预测，样本点以月为单位，跨度为1975年1月到2003年10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随机游走”预测得到的均方误差会更小，即“随机游走”预测更有效。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随机游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效市场”理论。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当市场的信息完全且完备时，对于任何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而言，市场上就不会存在任何完全可预测的盈利机会。
将其结论推广到汇率市场上，则表明我们可以利用两国间的利率差来预测两国未来的汇率走势。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市场”理论认为汇率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任何影响两国利率水平的经济变量也同样可以用来预测两国间的汇率走势。
但是我们利用历史数据得出的结论却往往否认了这一点，从均方误差这一指标来看，任何经济学模型的预测结果都无法打败“随机游走”预测。
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均方误差”这一指标。
ClarkandWest论证了如果合理定义均方误差，便会发现利用利率差来预测汇率的方法比“随机游走”预测更有效。
其主要思想是我们在计算均方误差这一指标时应该考虑到噪音干扰。
如果考虑这一点我们便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利率差估算未来汇率、预测股票价格，商品价格等。
最近经济学理论界也出了不少文章比较“随机游走”模型和利用特定的经济指标来预测汇率的效果，这些经济指标包括利率差、进出口率，国内CPI或货币流动性等。
评价有效性的标准也不一，包括修改后的均方误差等。
总结起来，虽然汇率很难精准的预测，但是我们通过经济学模型还是可以进一步的提高预测精度，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无助地依靠“随机游走”模型。
姚洋：
金融一体化，国家分工以及全球失衡
现有文献对于全球失衡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各国不同的政府债务状况、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人口结构、不同的汇率制度，部分国家的政府干预，即以增加外汇为目标的政府干预模式。
这里我们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路径，即从金融部门的比较优势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
简单说来，金融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吸引金融资产的流入，然后该国的居民因为财富效应会增加消费从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
而在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则会形成经常账户盈余。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一个长期现象，最突出的就是美国和中国。
我们以经常账户占GDP的比值衡量该国的经常账户状况，可以发现从上世纪70开始，美国经常账户恶化和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趋势不断加强。
以一国股票市值和GDP之比反映该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可以发现美英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优势不断提升。
以一国制造业生产增加值和GDP之比衡量该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则发现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重要性在不断下降，而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权重在不断增加。
然后，我们用一国证券市场市值与制造业产出增加值之比衡量该国的金融比较优势（RCAF）。
选取45个国家1990到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中，除金融比较优势这一关键变量外，还控制了人均实际收入，实际GDP增长率，政府债务比例，该国人口抚养比，时间虚拟变量和国家固定效应。
结果表明一国的金融比较优势对该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进一步将45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进行回归，仍得出相同的结论。
我们再将45个国家分成欧元区国家，东亚国家和美国分别做回归，结论也保持一致。
最后，我们将经常账户占GDP之比这一因变量换作中国相对于其它国家的贸易盈余，还是得到相同的结果，即一国的金融比较优势会使该国经常账户明显恶化。
特别的，在中美贸易上金融比较优势解释了约22%的中方贸易盈余。
可见，全球失衡是全球金融一体化和国际分工的产物，是由一国具体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必须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加强金融业的发展力度，才能减少国内资金的流出，从而加快本国发展。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一些国际机构应该努力通过规制使部分流动资产从金融强国流向那些真正需要实体投资建设的欠发达国家。
吴斌珍：
收入不平等，社会地位以及居民消费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具体来说，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97年的86%已经下降至06年的81%。
面对这一现象，学术界给出了很多解释，有的从中国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有的从居民收入占比和消费习惯的角度，有的从预防性储蓄入手，有的从资本投资回报率入手，还有的从现今中国男女比例来入手。
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收入差距解释中国居民日益下降的消费趋向。
从数据上看，伴随着日益下降的居民消费比例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比如国家层面基尼系数和省际基尼系数的上升。
从传统经济学理论来看，收入不平等会提高储蓄率，因为富人相较于穷人有更高的储蓄倾向。
但是如果控制收入变量后，收入不平等还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吗？
目前的经济学文献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这也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选用1997到2006年间城市居民调查数据，覆盖北京、辽宁、浙江、广东、安徽、湖北、四川、山西和甘肃9个省/直辖市，包含了家户消费和收入等各方面的信息。
调查分为两个阶段，1997-2001年以及2002-2006年，两个阶段的调查问卷略有不同，而且后一阶段的调查将样本量从21000户扩大至56000户。
我们以家户消费水平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户主个人收入、婚姻状况、民族、家庭成员数目、家户所在地基尼系数、省的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年龄组固定效应等。
回归结果表明，个人收入对个人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收入不平等对个人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我们再根据收入水平将样本分成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收入水平较高的组，收入差距对个人消费的负向影响也较大；
我们又将样本分成年轻人和老年人两个子样本，发现收入差距对于年轻人的消费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我们利用受教育程度可以较好的指代个人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和个人的财富收入水平有比较强的联系来检验：
较大的收入差距是否会导致家户更多的教育投资。
结果显示较高的收入差距确实会导致家户较高的教育投资，但是对于不同收入阶层而言，收入差距具体带来的教育投资差异却没有一定的规律，或许因为教育程度是不能直接遗传。
我们发现利用家户数据进行回归时，即使控制住家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指标，收入差距仍然对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影响。
可能的解释是居民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欲望会促使更高的储蓄。
具体说来，个人的社会地位往往伴随着隐性或显性的福利，所以人人都会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
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往往和他的财富水平成正比。
所以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居民往往会抑制消费欲望、提高储蓄倾向。
另外，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那会进一步激发居民提升社会地位的欲望，从而增加储蓄。
我们这项研究的贡献就在于通过利用家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在控制住异质的财富效应后仍然发现收入差距会对消费行为造成显著的负影响效果，而且我们还通过数据论证了正是由于个体自身对于提高社会地位的向往才促成了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模式的相关联系。
总结一下，收入差距确实对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1997年到2006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解释大约23%的居民消费水平下降；
另外的，对于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向往在穷人和年轻人中体现的更明显；
收入不平等可以刺激低收入家户与高收入家户的教育投资。
本期简报将报道年会第三场“经济失衡”的内容。
三位演讲者分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陈斌开博士以及清华大学的钱震杰博士。
魏尚进：
货币低估与过度的经常账户顺差
过去几年我和我的合作者共同研究了储蓄与经常账户顺差的关系，最新的研究是关于货币低估和经常账户顺差。
汇率和经常账户顺差问题是一个媒体曝光率很高也经常产生争议的问题。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同时具有货币低估和大量经常账户顺差的国家，但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这一问题便显得尤其引人注目。
2002年以前，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一直在零附近徘徊，真正大规模的顺差是从2002年才开始的。
这一现象经常被认为是中国进行货币操纵的证据，因为许多估计都显示在排除了购买力平价效应以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之后，人民币在过去几年中被人为地低估了30%-60%。
今天我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释人民币汇率的低估问题。
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变量可以在排除汇率操纵可能性后，同时解释中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以及汇率低估问题。
一个简单的模型是考虑储蓄率的差异。
在一个两部门（可贸易品部门与不可贸易品部门）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如果出现一些外生冲击影响储蓄率，例如年轻一代的贴现因子上升，就会同时出现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以及可贸易品价格下降的现象。
如果在模型中进一步考虑资源重新配置的成本，这一现象可以变得更为持久。
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冲击呢？
目前经济学中有大量关于储蓄率的理论，例如文化、生命周期以及上午姚洋教授演讲中所提到的金融部门的低效率都可能导致储蓄行为的变化。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课本上提到的影响储蓄行为的因素能够解释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顺差是2002年之后才出现的，而2002年前后中国在上述方面是往改善失衡的方向转变，例如社会保障的完善、金融部门的发展等，都应该导致储蓄率的下降，而文化又不是这数年间就会突然改变的。
因此这一问题的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是性别比的上升。
2002年开始，中国年轻一代的性别比攀升，这是由于这一代人出生的年代正是计划生育开始严格实施的时期。
由于中国文化中对于男孩的偏好，加之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成熟以及堕胎成本的降低，导致了性别比失衡。
2002年前后，当这一代人开始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
为了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男性青年以及他们的父母便会增加储蓄。
从统计数据看，性别比和储蓄率在1975年至2005年间的走势基本吻合。
另外，我们在家户层面发现子女性别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而在地区层面，性别比不同的地区储蓄率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个一般均衡的结果，即有儿子的家庭和有女儿的家庭的储蓄率变化应该相反。
按照我们的模型，如果只考虑购买力平价以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人民币大约被低估了54%，倘若加入了性别比因素，这一低估的值便下降到了不足4%。
4%是一个很小的值，因为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在一周内的波动就可能超过这一范围。
在一个两国模型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将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汇率和贸易平衡。
我们通过跨国比较发现真实汇率和性别比在国际间都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而中国除了性别比非常之高外也没有逃出这一规律。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性别失衡比可以同时解释汇率低估和经常账户顺差，这对于理解当前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是很有帮助的。
钱震杰：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这项研究是我和我的导师白崇恩教授一起合作的，我们试图解释过去十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例变化。
从时间序列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总消费和居民消费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政府消费却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尤其是2000至2007年间，总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其中11个百分点的降幅是由于居民消费的减少，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居民消费是理解中国总消费下降的重要途径。
我们可以把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分解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和居民消费倾向的乘积，因此居民消费比例的变化可以分解成消费倾向的变化、收入比例的变化以及两者的交叉项，这有助于我们解决数据的可得性问题，但可惜的是我们手头并没有这些数据。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数据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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