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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一,从主观方面来看,当我们试图理解某个文本时,并不一定要设身处地把自己置入作者的内心状态之中。

如果必须如此行事,很容易被他人的主体性所左右。

其二,从客观方面来讲,不同的历史或传统实际上可以导致不同的理解;

历史或传统对理解所呈现出来的视域恰好是理解多样性的直接原因。

结合这两个方面的考察,所以说,真正的循环在本质上“既不是主观的,又不是客观的,而是把理解活动描述为流传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Ineinanderspiel)”379。

在否定与批判之后,加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开创的路向,继续把“解释学循环”聚焦在理解者身上,使“解释学循环”得到进一步发挥与完善。

其一,理解者与自身历史情境之间的循环关系通过“传统”而达成。

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中去,所以,这个传统是“对我们来说”和“对我们而言”的传统。

其二,理解者与作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在文本的平台上展开:

一方面理解者在阅读文本中铺开自己的视域,另一方面作者所表达的原初意义也在文本中显现,展开一种视域;

这两个视域在同一个平台上碰撞,形成“视域融合”,也就是说,拥有“前见”的理解者和不在场的作者借助于文本进行一场对话,作者所展现的历史视域与理解者所看见的现实视域在文本处交汇、融合,于是,文本的意义得以创生。

因此,理解者所理解的东西,既不完全是自身观点的产物,也不完全由作者本意所决定,而是两者相互融合的产物。

总而言之,理解的循环在部分与整体的良好互动关系中,通过理解者和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使理解得以实现,并不断生成新的理解和意义。

“在完满的理解中,整体和部分的循环不是被消除,而是相反地得到最真正的实现。

”379

二、理解者与文本的交互

由以上分析得知,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循环”理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把理解者作为循环中的一极引入到理解之中,从而很好地描述了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

在这个结构中,理解者与文本作为结构要素推动了理解的运动。

首先,理解者的参与对于文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文本作为一种书写语言,始终是自身保持沉默的。

文本中的那些语词是僵硬的,凝固的,而只有当文本获得读者的阅读与理解时,它的语词才获得了生命,文本才开始了说话——文本总是对打开它的人给出新的答案,并向理解它的人提出新的问题。

所以,文本不是简单地摆放在那儿的一个中性个体,它是一个需要在特殊意义上进行理解的对象。

文本的存在方式就像游戏一样需要自我表现,它要靠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来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我们不能设想没有他者参与的游戏,同样,我们也不能设想没有读者参与,进行阅读的文本。

文本价值的实现,关键在于它的意义获得了接受方的参与,读者的阅读与理解使文本实现了自己的功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使自己与他物区别开来。

其次,无论发生怎样的理解,回到文本是必须的。

尽管有着先在性的区别——不同的理解者对同一个文本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背景知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文本说出的是什么——必须通过尝试各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看哪一种方式能与文本的其他部分相互一致,使之得到检验。

因而,无论怎样的主观过程在阐释者那里发生,阐释的准确性只能通过回到文本本身才能得以完成。

此外,加达默尔还试图表明,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尤为重要的是,理解的重心在这两个成分中不是绝对固定、确定不移的。

理解正如同游戏一样:

“在游戏的给定范围内发生的来回活动并非来自于人的游戏和作为一种主观态度的玩耍。

恰恰相反,甚至对人的主观性来说,游戏的真正经验也只是存在于如下事实,即遵守自己规则的因素在游戏中获得了优先地位。

……游戏的来回运动具有一种特别的自由和浮力,它们决定了游戏者的意识。

它是自动地进行的——是一种无重量的平衡状态。

”54

例如,在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事实作为研究对象是不能够直接通达的,必须通过实验和操作来控制、支配。

在科学观察(或实验)中,科学家们寻找联系各种现象的本质规律,就是通过不断与自然“对话”,在不断的试错与纠错、证伪与证实的往复运动中,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

还有,科学假说的逻辑推论必须通过科学理论与观察(或实验)之间不断的尝试与纠正求得解释。

此外,科学理论与观察(或实验)之间的关系链也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其间的联系有时是间接的,必须通过艰辛复杂的逻辑演绎,或者徘徊于观察和理论之间求得解释,所以,科学理论与观察也处于一种解释学循环的关系之中。

就好像每一项信息都是理解的一个建筑街区,通过在群体的语言和意识形态中发现更多的街区,原来的那个街区的位置才能得到确定。

不难看出,这种前后交叉及循环往复是科学方法固有的特点,同时也是解释学循环的具体体现。

三、循环的意义:

科学研究中的辩证法

“对话”作为真理的表达是自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学界的传统,哲学家们都强调对话和理解之间的内在关联。

理解始终是面向对象的理解,只有在一种真正无限的对话中,才能完全实现理解的普遍性要求。

(一)从独白到对话的问答逻辑

“辩证法”在古希腊语中作动词,是“谈话、交谈”的意思;

作名词则表达了“论争的艺术、谈话的艺术”,引申为“通过问答以获得知识的方法”。

苏格拉底就是用辩证法的对话形式表现了真理。

那么,为什么“对话”能够求得真理?

因为被提问的东西必须是悬而未决的,从而导致回答的不确定性;

反过来回答的不固定性,又导致被提问的东西的开放性。

这样,在提问与回答之间,存在着往返循环。

真理便于其间敞开。

苏格拉底辩证法的真理含义正在于此。

所以说,“对话”是人类探求真理和获取意义的基本方式。

辩证法的表现形式便是提问和回答,人们通过问答的对话方式,参与到追求真理的活动中。

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思维一般基于主客二分的模式,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把握、控制和改造。

自然受理性支配,世界成了理性的独白。

这种科学是依照归纳和演绎逻辑建立起来的形式化理论知识,主旨在于因果性说明,并非进行真正的交流与沟通。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视域中,理解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活动——不是理解者从自身主体性出发,任意构筑文本意义的过程,而是借助对理解中“对话”关系的分析,彰显出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关系。

在哲学解释学经验中,理解的发生和展开力戒主客二元的对立划分。

理解不是一方控制、改造另一方的过程,而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双方通过媒介展开的对话与交流,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既不是文本或作者的独白,也不是理解者的独白,而是理解者和不在场的作者相互交流,相互协调的视域融合过程。

具体说来,当一个文本激起读者的兴趣时,理解者不是站在外面,而是进入其中与之交谈。

交谈者当然离不开提问与回答,正如苏格拉底在和别人交谈时,问题首先是第一位的,“因为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487。

正是通过不断提问,不断回答,逐渐获得更深层次的领悟。

由于提问和回答代表了各自的视域,必定会产生争论和分歧,问和答就这样不断进行下去,对话因此得以不断深入。

理解一个文本就意味着理解某个问题。

反过来也可以说,文本向理解者提问,理解者试图从自己的视界回答问题。

总而言之,“无论是问还是答,都是一种无限的对话”68。

加达默尔还认为,“凡是在真正的谈话发生的地方,也就是两个谈话者围绕主题进行交谈而发生交流的地方,作为指向整体的语言就要发生作用”。

这种整体性就是“共同体”。

为了保护对话共同体不受肢解,免除共同体崩溃的危险,就必须不断对话,进行交流。

“对话”一方面能够避免主观方面的无能,即主观上造成的错听或漏听;

另一方面又能够避免客观方面的无能,即科技的发展导致对话的日渐瓦解和消失,所以,这种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对话共同体。

这一点与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思想不谋而合。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共同体就是对话共同体。

比如,在19世纪末,开尔文勋爵曾预言,牛顿已经将物理学大厦基本建好,剩下的工作只是修修补补,没有任何新的东西需要发现了,然而,现代理论物理学的巨变正是在理解者们认为可以结束与自然对话时,出现了“两朵乌云”,导致20世纪物理学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中可以看到,对话的中断与重新开始的谈话无疑具有一种内在关系。

(二)从封闭到开放的现时态境遇

我们知道,在科学哲学的传统流派逻辑实证主义那里,他们通过将理论陈述还原为观察陈述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将主体排斥在观察及理解之外。

于是,理解的循环就限制在理解对象——文本内部,理解的循环表现为从个别到一般、从部分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的循环关系,作为科学家的理解者显然没有作为循环的一极进入理解的循环之中。

然而,在科学实践过程中,科学家作为理解的主体,他们提出的“问题”能够将自己带入到理解的循环中,从而打开逻辑实证主义那种封闭的循环。

也就是说,理解者提出的问题打破了封闭的循环,使循环具有开放性。

“问题的本质就是敞开和开放的可能性”387。

从逻辑上看,一切理解都具有问题的结构。

由于观察过程涉及到观察对象、观察手段和观察者自身这三个因素,其中任何偶然因素的干扰与观察者的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观察结果的失真;

即便是根据同样的因素,从观察事实中应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到的经验定律,其可靠性也总是存在着疑问。

比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述了这样一种情形:

一般说来,在所应用的理论与实验测量之间人们只能期待一种近似的相符;

然而重要的是,只要是近似的相符,必然就会限制主体的预测与实际的实验之间所期望的一致程度,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库恩以牛顿为例,“他(指牛顿)的大多数定理,除了少数几个假设性的和尚未发展的之外,也都忽略了空气阻力效应。

这些都是合理的物理近似。

……没有人因为实验与观测的这种有限制的相符而怀疑牛顿理论的有效性。

不过,这些相符程度的有限性却为牛顿的后继者门留下了许多迷人的理论问题”29。

正是这些“迷人的理论问题”为理解的循环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类问题耗费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许多欧洲最杰出数学家们的精力。

……例如,他们为流体力学和振动法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献,创造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数学技巧。

这些应用问题可以认为是18世纪最光辉和最艰巨的科学工作。

我们还可以从考察后范式时期的热力学、光的波动理论、电磁理论或是任何别的其基本定律是完全定量的数学分支,来发现其他的例子。

至少在更数学化的那些科学中,最理论性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

”29-30

这也正如科学家波普尔所说,“问题”才是科学活动的真正的起点。

在科学活动中,科学作为一种理解活动,就是在“问题→理论(猜想)→批评(反驳)→新问题”的无限循环中向前推进的。

比如,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就是基于“焦耳热功当量概念与卡诺热机理论之间的矛盾”。

所以,只有从主体出发,提出问题,才能使自己开放地面对他人,并且获得他人的非私人的判断,这样才充分肯定了科学家(理解者)的个性化存在和主观性在科学活动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并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极纳入到科学理解的“解释学循环”中,打破了逻辑实证主义中理解循环的封闭性,从而使得科学中的“解释学循环”向科学家(理解者或被理解者)开放,向科学家的主观性和历史性开放。

(三)从静止到能动的进步模式

加达默尔进一步将理解者与真理问题联系起来,即理解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

由于对真理的追寻必须通过单一个体才能发生——只有经过个体独立寻求并与他者交流才能获得,所以,追寻真理永远不是个人主体性的行为,而是无限主体性的目标。

这充分表现出理解主体的自觉与能动性,从而使解释学循环从静止的样态转变成为能动的模式。

一方面理解者从自身主体性出发,要进行广泛深入和持久的读解来接近真理,另一方面又要从理解对象的客观性出发不断修正误解,与他者的真理性认知进行对话而获得启发,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在对话中充分表现出人类追求真理的自由确证。

循环进步的能动性不是在确定的知识中完成的,而是在主体经验的否定之否定中完成的。

在科学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我们看到,当牛顿把物体的质量提到首位时,道尔顿便把质量应用于原子,创立了原子量这个新的概念;

门捷列夫则进一步把当时已知的60多种元素按原子量大小排列起来,发现了元素周期律。

因此,新理论不仅同化了已经熟悉的东西,而且往往可以被看作是对原来那个应用范围比较有限的旧理论的扩展和推广。

这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

“当新的问题提法被掌握之后,人们进而也能重新阅读德谟克利特;

当人们借助于伽利略理解了德谟克利特之后,人们也就能清算伽利略,……”,“从这个角度看,新旧理论之间的类比不仅是开拓新理论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且是许多科学家在建构说明系统中要心照不宣地努力获得的一种迫切需要的东西。

”例如,巴斯德的细菌理论,就使人们发现了一个在此之前毫无所知的研究领域。

由于验证这个理论的需要,人们制作了显微镜,这又使得科学研究者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微生物世界。

即使是那些最终被证伪的理论,否证证据也常常是由于它们自身的提示才得以被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是具有一定的认识论价值的。

这里就存在一种循环:

我们是为了解释某些已知事实才建构一个理论,而这个理论又使得我们发现更多的待解释事实,这样,我们又需要建构新的理论……科学认识正是在这种无限循环过程中不断进步、不断逼近客观真理。

经验的获得便是这样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而使理解的循环表现出内部一致性,同时又具有超越性。

例如,古典光学中“微粒说”认为,光在空气中的速度小于光在水中的速度,后来“波动说”否定了这一认识,法国物理学家傅科在1850年用实验证实,前者大于后者。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理论就是以“波动说”对“微粒说”的否定为重要根据,从而使爱因斯坦走到完备的光量子理论这一“否定之否定”的位置。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在“解释学循环”这根螺旋新生线上,并不是一个可以封闭地进行言说的领域,“解释学循环”为科学的进步模式提供了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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