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中国社会现状之解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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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是就不是吧，咱们关心的不是这个，咱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生老病死，是自己孩子的未来，是咱能不能活得有点尊严。

但却偏偏教育咱，要让咱明白：

为了一个更大的利益，咱还要牺牲自己的小利益。

80年代以前的就不说了，就谈谈80年代以后的事情。

80年代初，改革开放，国家提倡部分人先富。

那个时候还是计划经济，大多数人被国家的恩泽覆盖着，生活虽谈不上多么好，但稳定，而且几乎都一样，贫富差距不大，所谓基尼系数不大，91年的时候还是0.282，属于较低的水平。

让部分人先富，也是让那些没有被国家恩惠泽被的，在计划不能配置资源或配置不灵的领域里，以承受一定风险为代价，获得比那时大多数人要多的经济回报。

这咱接受呀，谁要受得那个苦，多拿点钱咱没话说，可最后，真正富起来的是什么人呢？

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国家把那把大伞也削减得只遮盖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口，其余的都被放在了市场这个大盘里，现在还谈让部分人先富，给这些人提供差别待遇就说不通了。

再者说了，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这话从49年说到现在，可主人现在很多还饿着肚子，仆人却每年光吃喝就要好几千亿，这哪是什么仆人呢？

其实，咱们还是明白事理的，资源是稀缺的，让所有人都过一样的生活是对资源的浪费。

但咱想不通的是：

明明你在多吃多占，却为啥还要咱奉献呢？

过去，咱看病吃药啥的，还负担得起。

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了，但总还是社会主义吧，咱还是国家的主人吧，可怎么忽然就看不起病了呢？

国家是咱的，国家的资源是咱的，国家的钱是不是也是咱的呢？

这些年，国家一年比一年富，看看北京、上海、广州等等那些大城市，真是富裕了。

可为什么咱自身的感觉和外在的差距会出现偏差呢？

国家越富，咱却越不敢花钱。

不是咱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多消费，而是现在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要看病，要防老，要让孩子受教育，还要让孩子不要从小就因为没钱被人看不起而有什么心理压力进而影响他的一生。

这些都得咱自己攒，好像除了到报纸电视上出卖自己的自尊才有人来关心一下。

咱能到国家那里说：

现在咱有急用，能把咱的那份给咱应应急呢？

咱还不是疯子。

可为啥面对这么高的医药费、学费还有什么社会保障，咱就不能站出来批评几句，咱就不能抱怨两声呢？

电视、报纸每天都在说好多事情有了多么大的提高，可咱依然看不起病，孩子考上大学，还是有人要自杀。

其实，看看农民和工人这两个老大哥现在的境遇就知道有些事情和说的唱的是多么的不协调。

他两位可是中国革命的基础呀。

咱们知道有些事情其实是不可能做到一分为二的。

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这些年下来，咱多少也明白了一些。

在国外，配置资源的是市场，是咱老百姓手里的货币，咱的需求是市场的明灯，所以咱是上帝。

可在咱这里，虽然也在搞市场经济，可咱手里的货币选票能派上用场的地方少之又少。

咱特别需要的，属于需求刚性的，都市场化了，这个市场化，指的是国家不再做补贴，不再对价格进行干涉。

教育、医疗就是这样。

需求弹性的呢？

就来个垄断，或者寡头垄断。

电信、用水用电就是这样。

那么这样最后谁占了便宜呢？

我不说大家都清楚。

要是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到也罢了，可实际上呢？

不说也罢。

80年代末，为了检验某种新的思想，曾经推行过价格双轨制，其结果是官到横行。

现在，推行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是双轨制，市场经济与计划（指令经济）并行，目的表面上好像就是让国有（政府）企业大赚特赚而已，实际上仍然是肥了与“官”字有关的极个别人。

中国的民营经济受到的关爱少的可怜，追根究底，其实就是一个等级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自平衡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出现的扩张和侵略都被自身消化了，所以中国历来就不是一个侵略他国的国家，原因就在这里。

要掠夺的、要侵占的内部就解决了，不用到外面去。

但这样总要有点什么东西做粉饰，不然，很有可能出现暴力。

这就是背离出现的根本原因。

那么就跟大家说清楚不行吗？

在现有的基础上，学俄罗斯来个全民股份制，让大家都来享受国有资产的增值的好处不行吗？

现在，个税要调整，央视的东方时空节目拿了一个数据，说在北京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生活费就要1450元，1500元的起征点太低了。

可听证会上有人就说：

起征点太低，国家的税收减少太多，一年要少收200亿。

200亿，与每年公务员吃喝掉的几千亿比起来算什么？

可很多人由于要交个税，生活的品质就要降低。

孰重孰轻，难道是真的分辨不清吗？

个税该交就要交，但一来这原本就是社会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福利水平的手段，要让那些富人多交，而让穷人少交，多下些力度在那些富人身上榨油水。

但我们也想的到，那些富人多少是比穷人难搞的，在现有的环境里能发家治富，没有几个熟人是不可能的，通融一下估计就过了。

可穷人呢？

没办法，只有遵守国家规定。

这不是“马太效应”吗？

穷者恒穷，富者恒富。

但倘若把面纱撩开，让这些富人多少能良心发现也是好事，让穷人在富人面前也不至于太没有尊严，让大家都知道有些治富是制度使然而不是天资使然，让穷人多少在内心还有些平衡，多少在寻求补偿上能够振振有辞，多少让一些人不至于大张旗鼓地利用制度的缺陷，让制度多少在提高整体福利上有些变化，这多少能够让穷人看到点希望。

有个理论好象叫“破窗理论”，就是说：

一栋大厦有一扇窗户的玻璃破了，如果不立即修补，可能整栋大厦窗户的玻璃都会被人打破。

从大的方面咱看到了背离，那么小的方面呢？

“破窗理论”其实就可以解释现在很多现象。

现在，各种法律法规应该说已经比较完善了，但执行起来呢？

一个律师能不能干，不是别的，主要是看他和法官的关系怎么样。

当然，被社会关注的案件除外，但如果不让社会关注呢？

真正只有遵纪守法的是什么人呢？

是普通老百姓，因为没有办法。

按吴思先生的说法：

你就是没犯法都可能被伤害，这叫“合法伤害权”。

因此老百姓守法，更多的是不想受伤害。

其实，不仅仅守法，很多时候，守话比守法更安全。

这样，就多了一种人，由于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这种人可以叫做“地痞流氓”，这是程度比较严重的，还可以叫“无赖”。

这些人的通病就是“装横”。

拿捏的不过是老百姓的“怕事”心理，借着虎皮行使“伤害权”。

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守规则更多也是上行下效，大错不犯，小错不断。

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线过街天桥直接横穿，随地吐痰等等，不过是小民发泄怨气的手段而已。

倘要真正解除这些，还是从上到下都更直接些好。

再来谈谈现在比较时髦的话题：

企业文化。

这是背离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咱的老祖宗用这个用了那么多年，那些洋鬼子现在才有所领悟，实在是贻笑大方，怪不得现在有种说法：

现代管理正向中国传统文化看齐。

看齐什么？

不就是言行不一吗？

言行不一，其带来的后果是市场失灵，这中间的因果留在今后再讨论。

老外为什么也会步入此间？

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决定了独裁是唯一选择？

还是私有制与资源稀缺的矛盾使得供需双方仍然是“零合博弈”？

背离，是统治阶级为了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自身逐利行为进行伪饰的必然。

在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背离，人们习惯上称之为：

愚民。

即所谓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得超额收益。

这，在民国时期是被猛烈地抨击过的，并以国民的麻木、对被愚弄的默然为标靶，大范围地讨论过改造国民性的问题。

毛主席在这方面应该是极其强悍的拥护者，其本人发动文革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击溃官僚体系、压缩其最高领导人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层极、让这位农民的孩子仍能够紧紧地与他熟悉的阶层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一切都在各方面的博弈中变了味。

现在是社会的基础—普罗大众也开始领悟背离的精髓，把它作为自己为人处世之道，生存的潜规则了。

按照李宗吾先生对人层次的三种划分，其最高层次谓之为“厚而无形、黑而无色”便是对背离规则的形象描述。

各位扪心自问，是不是在压力面前更多便是自责自己的不成熟而且把那种“无形无色”的举止视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呢？

无数的文章都是在描述对童年的回忆，不外乎就是回忆自己的心口如一吗？

中国人太老练了，心口的背离，这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教化的结果，连他老人家都没能撼动，估计很难再有旁人能够对此有所改变了。

但背离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比较浅显的层面上。

我曾在前文对中国的社会特征做过描述：

是一个自平衡的社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翻看中国的历史，历朝历代的更迭变化好象存在一个没有被言明的规律：

暴政引起了人民的反抗；

新君主的时代一般都是一个盛世；

然后因为后代的暴政或者因为国力（主要是军事力量）的虚弱，又产生一个新的朝廷。

但中国好象狠少或者长时间的对外进行掠夺，即便有，更多的也是领土。

很少有只掠夺财务而不要领土的。

这是某种巧合还是误读呢？

我试图揭开这个问号。

一个社会所谓平衡，是需要部分人做出牺牲的，因为资源是稀缺的。

这个社会要进步，需要物质刺激，需要以欲望的满足为目标和手段来激励人的自我能动性。

无论采用多么公平、公正、公开的手段，总有部分人的利益被牺牲掉了。

这个问题没人能解决，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我们只求相对的公平。

随着这种在欲望满足上的不平，人类社会的等级就开始出现，其后就是国家。

国家不过就是采用暴力及其他手段维持这种等级制度的一种平衡而已，在这个平衡中，一旦一个势力打破了整个平衡，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国家。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以某种极权形式出现的领导人最早应该是黄帝，其后的尧、舜、禹与其没有本质的差别，就是在那个时代里，等级的差距不大，就是贵为头领，凡事也必须亲历亲为，没有特殊化可言。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国家机器（治理结构）的日益完善，等级差距开始日渐增大。

这个时候，可能会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是打仗，对外进行掠夺，将掠夺来的资源、财富用来弥补等级之间的鸿沟，减少等级之间的摩擦，将矛盾转移出去。

二是构筑强大的国家机器，锻造强大的文化，用来在国家内部提高利益分享上的不断失衡，维持等级制度的存在甚至更加的壁垒森严。

前者是中国夏朝之前战火不断的起因，后者是奴隶社会的现实。

那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怎样来维系的呢？

前者不是，那么就是后者了。

这是这个后者被强大的文化遮掩的要比奴隶社会柔情了一些。

只是，遮掩的东西终究会被人戳穿，最后只好把国家机器开动起来，用暴力来碾压对不平的抗争。

这就是暴政的开始。

反抗暴政的人一旦成了新的君主，临政之初，与尧舜禹类似，整个社会的等级差别都不大。

这个时候，社会比较安定，政令畅通，人们由于曾经深受暴政之苦，对他人的爱心、对新社会的希望都十分浓郁，整个社会健康而有朝气，很多名君开始出现，这固然有其本人努力的成分在内，但更多的是环境使然。

随着权力的逐步稳固，生产也得到了更多的恢复，统治阶级的欲望开始膨胀。

社会的透明程度就与统治阶级欲望的膨胀速度和生产力的提高速度的差额的绝对值成反比。

社会开始了背离的过程，首先是言口的背离，这背后真正的是等级的出现与延伸，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背离。

一旦到言口的背离所带来的利益计算已经无法解释等级背离带来的利益计算时，暴政就成了某种选择（当然，如果这时采用对外掠夺，将掠夺来的资源财富用于补偿上述的利益缺口也是可行的，但长年的战乱、巨大的战争经费支出、受影响了的享乐心情使得中国的统治者没有做出这个选择。

而且，在背离文化熏陶下的所谓有心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经过了利益计算后，恐怕除了在烟花柳巷留连，是不会有什么意思去搞什么创新和研究了，军队的来源—普通百姓都来自被剥削阶级，不可能为阶级的对立面卖命，这使得国家的军事力量无法保证战争一定以胜利结束），而军事力量的软弱，主要是士气的低落和战斗力、凝聚力的涣散，这使得受剥削阶级及境外的侵略者看到了可乘之机。

朝代的更迭就这样不断地在中国的历史上重演。

对历史的研读，是为了防微杜渐。

现在的世界，已过了通过武力进行资源与财富掠夺的时代了，所谓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不过是那些强国为了掩饰其掠夺的真面目进行的伪饰，是言口不一，倘若被戳穿或解释不了利益计算上的不一致，就该国家机器出马，换武力征服了。

那些强国所用之伎俩，我们早就用过了。

当然存在区别，一个是对外族，一个是对自己人。

中国能否通过这个全球化而一改以往呢？

大量的外国资本涌入，在这个国度里和官僚资本一道，通过各种差别对待、信息垄断，疯狂地掠夺大众的财富。

民营资本在中国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无一例外地被排挤，这从根本上就表明：

在这里，等级的出现与不断延展，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背离是革除不了的。

收入差距的增大，根本不是少数人富起来的一种暂时的现象，它的背后，是人为的或者是这个文化熏陶出来的骨子里就需要的等级出现的必然。

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是虫，之所以是虫，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主宰其他人，都希望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一切手段。

这里不得不说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他们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仍然是为了挤进在背离过程中的少数人的队伍，那么，这个群体是不会有前途的，毕竟能够登堂入室的只能是少数。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群人的痛苦，登堂入室无门之后，就只有在纸醉金迷中麻醉自己了。

再来谈谈现在的知识份子。

现在的知识分子与官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以把持了某种资源为本，搞信息封锁，搞不对称，其本意就是为了某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而表面上全装得人模狗样。

言语的不一，目前是尚能遮挡住洪水的，这成了这个社会谋取利益的规则。

等级的差距，现在有扩大之势，但背离的力量还没有将这个体系拉断，但我想，为了维系这个体系的存在与所谓和谐，恐怕会有某种国家意志的介入。

倘真如此，事情就有些可怕起来。

还是想想转移这样的矛盾好，换种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