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对决策与评论的解释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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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对决策与评论的解释Word格式.docx

一种是“强扭的瓜”般的平稳,是在市场、资源、民生、金融之间硬打硬压某些方面,稳定某些方面的“平稳”,是一种不协调的平稳,有点像走钢丝,也有点像“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的平稳。

客观地说,目前的“绿灯区”多半属于后一种。

有几种情况在佐证这样的平稳:

第一,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居高不下,4月份达到8.5%,基本是高通胀的格局;

第二,社会商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连续处于高位;

第三,各种基本生产要素,特别是能源要素价格严重扭曲,比如,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涨,电价却保持不变,发电厂严重倒挂运作,亏损严重。

比如,国际原油价格屡创新高,而国内成品油价格被管死,出口渠道被封死,油价无法与国际接轨,但原油近一半需要从海外采购,炼油企业严重倒挂运行,亏损严重;

第四,金融行业的存贷款准备金率一再提高,央行给各商业行的准备金利率低于商业行的存款利率,商业行要倒贴利息给储户;

第五,房地产业处于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房子不好卖,房价还在涨,市场观望气氛更加浓厚,形成一种怪圈,而房地产的背后是金融行业,还有一系列相关行业的景气的关联;

第六,制造业因为经济运行减缓,需求不旺,原燃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涨,贷款困难,流动资金紧张等因素,开始萎缩,特别是依赖于出口拉动的沿海加工业开始大量倒闭或者出走。

所以,统计数据像是“平稳”了,进入“绿灯区”了,殊不知一些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却在“红灯区”或者“黄灯区”。

这样的一种局面,实际上是很矛盾的。

农夫山泉老板慷慨赈灾的得失

浙江卫视:

在抗震救灾的队伍里,一直活跃着浙商的身影。

养生堂的老总钟睒睒5月16日一早就赶往四川灾区,在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地区度过了整整八天七夜。

回到杭州,钟睒睒说:

“问我回到杭州什么感觉?

我说要珍惜,要感恩,生活来之不易”此时他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抽泣起来。

八天前,钟睒睒带着董事会秘书周力从杭州紧急出发,奔赴灾区,因为走得匆忙,甚至没来得及跟公司高层打个招呼。

“我主要是去送水的,农夫山泉接到商务部调令,要220个车皮到灾区,本身我们自己捐了172个车皮,总共近400个车皮。

”,为了让这些水尽快到达救灾第一线,钟睒睒几乎走遍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第一线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在后方你看不见,你根本就不知道。

(失声痛哭)你不到北川,不到红白,不到青川,不到映秀,你就不知道第一线物资缺到什么程度。

”。

钟睒睒曾遇到一位几天没吃东西的解放军士兵,于是他拿出几个苹果塞给他,但这位士兵仅仅接受了一个苹果,说其他人还需要,自己吃了别人就没得吃。

此次灾区之行,虽然主要任务是送水,但钟睒睒觉得自己的心灵仿佛受到了一次洗礼,截至目前,养生堂已捐赠1568万元的饮用水抵达灾区。

记者:

“现在回来是否意味着养生堂对灾区援助告一段落?

”,钟睒睒:

“不,太多事情要做了,根本就做不完。

”(大哭,迅速离去),养生堂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力:

“捐款只是一部分,更多的工作是要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我们会尽最大努力,让灾区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点评】企业有两重意义上的存在,一重是经济、市场意义上的、一重是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同样,企业家也有两重意义上的身份。

就市场规律、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企业家来说,千方百计积累财富,做强做大,在残酷竞争中见机行事、见缝插针,打败对手,占领市场,做得好,就算是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

就社会学、道德意义上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在国家、民族、民众需要的时候,不惜代价,参与社会,回馈民众,报答民族,乐善好施,也就是合格的企业和企业家。

做到第一层意义上的企业和企业家很难,做到第二层意义上的企业和企业家更难,而能够兼而行之,二者皆得的就最难。

农夫山泉的老板钟睒睒不敢说算是“楷模”,但其赤子之心可鉴。

我们认为,在灾难面前,企业、企业家如何表现,没有理由去强求,比如说捐赠,捐多的值得钦佩,捐“少”的值得赞扬,不捐的也不必指责,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心态,如果用社会舆论压力去“压”某人、某企业捐多少多少,还搞什么捐赠排名,就失去了“自觉、自愿”的真谛,失去了发自内心的那份真诚。

我们要为农夫山泉老板钟睒睒这样的企业家鼓掌,也许,由于企业的规模和财力所限,钟睒睒和他的企业并非捐赠数目“最多”的,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竭尽全力和血性、感悟,却超越了捐赠本身,特别是钟老板表达的“太多事情要做了,根本就做不完。

”,更彰显了这种社会责感的恒久。

其实,有时候企业市场运作与社会角色之间是互动的,“给人玫瑰,手有余香”,广东的凉茶企业“王老吉”一宣布义捐1个亿,民众立马热捧,多个市场的“王老吉”卖断货。

房价下跌空间有多大

上海证券报:

开发商和房地产中介认为房价早已见底,甚至还会继续上涨,只是涨幅会低于2007年的水平。

投机客和银行则比较矛盾,但更倾向于房价即将见底,房价不再下跌了,投机客就可以从容出手,银行也不用担心资产质量的问题。

唯有潜在的自住需求者,在苦苦等待房价的底部出现。

很明显是开发商的预期与购房者的预期比较接近的时候,市场均衡的房价才会出现,即本轮理性价值回归的终点。

如果开发商预期房价会上涨,哪怕是拆借地下资金,也会拿地扩大储备,毕竟丰厚的利润就摆在眼前。

如果购房者预期房价会上涨,无论是自住需求还是投资需求,都会想方设法从市场上得到满足。

可实际情况是土地频频流拍,成交持续低迷,以至于银行消费贷款余额出现负增长。

房价见底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根本原因是预期的形成和改变,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

首先,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措施,不可能在短期内松动。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的调查,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1%,环比上涨0.2%,房价依然呈缓慢上涨趋势,调控目标显然没有完全实现。

其次,领跌全国的深圳房价尚未见底。

根据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公布的数据,1月—4月份,深圳共挂牌出让居住性用地9宗,成交仅3宗(含限价房用地)。

其中一块地以底价成交,开发商振业集团拿地成本仅为2836元/平方米,地价低点基本出现。

即便如此,算上1年—2年的开发周期,房价见底最快也要等到明年。

【点评】此文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够说就100%准确,当然,矛盾是很尖锐的,其一,房价仍然在涨,不过是慢涨,但是相对于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来说,房价对于绝大多数具有噶刚性住房需求而又处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人来说,还是太高,但住房需求确实是需要释放的,这个压力始终是存在的,但囊中羞涩,只好死扛;

第二,房地产商手中的土地储备的成本,在这两年政府的高地价政策和因为太多的投资者认为房地产业是暴利行业争相进入,激烈高价抢夺土地的前提下,被拉抬得很高,特别是对于没有渠道弄到低价土地的房地产商来说,土地加各种税费据他们自己说说占到成本的40%左右,这些已经形成的开发项目,不会轻易言降的,也是在死扛;

第三,有一定支付能力,在银行存款负利率,个人金融资产不断缩水,个人投资渠道太少,股市不振,汇市、期市风险大、专业性强,不能介入,而又希望自己的资产通过投资得到保值增值的投资者,唯有看住房市,因为住房的市场是稳定的,已经介入的不会轻言割肉,还未介入的静观待入,也在死扛;

第四,始终坚信中国的土地资源是稀缺的,也有合适的经济实力,握有一定数量房源,并不惧怕还贷压力的投机者,也在死扛。

就是因为投资、购买、投机、开发几个市场元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家其实是在打“消耗战”,关键是资金链,扛不住的开发商会死掉,扛不住的投资、投机者会割肉,但房价并没有所谓的“底”可言,没有人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

也可以这样看,如果现在盼望跌的人比盼望涨的多得多,也就是还有很多很多想买房的,而这些还确确实实的是想买房住,有这么多人想买房住,而又没有其它的渠道解决住房,那么,房价有理由不会太多的下跌。

金融高管年薪增57%依据何在

东方早报: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以6616万元薪酬成为上市公司高管“状元”。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平均值54.8万元,比2006年上升了57.15%,这是9年来首次出现超过50%的年增幅。

调查显示,上市公司的最高年薪者绝大多数为董事长或总经理,但也有些是关键岗位的专业人士,比如中国银行的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

包括马明哲在内,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前5名均来自金融业上市公司:

深发展董事长纽曼年薪2285万元,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年薪1748.62万元,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年薪986.6万元,招商银行总经理马蔚华年薪963.1万元。

马明哲的薪酬“暴涨”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包含了四年前设置的与H股股价挂钩的长期奖励计划的兑现。

而纽曼2006年拿了995万元,董文标452.9万元,马蔚华446.2万元,不过,他们2007年的薪酬都至少翻番。

从各个具体行业而言,金融业各高管的薪酬平均值以遥遥领先的数值590.8万元位于行业之首,并且与排序第二的房地产业66.2万元拉开了距离。

在持股市值的分行业比较中,金融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岗位均未进入前三。

这意味着,金融业核心高管的当期货币薪酬过高,而同时报酬结构不合理,长期激励严重不足。

荣正投资咨询董事长兼首席合伙人郑培敏建议说,金融业高管的高薪,客观上引起了一些投资者的不满,如果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提高长期激励的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

【点评】从公司治理的规则层面,金融高管的薪酬在一年之内增长了57%,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只要董事会“通过”了,他们拿这么多就是“合理合法”的。

但是,从企业经营的理性思考、从社会存在的理性思考,这样的薪酬结构又显得太过刺眼,因为看不明白其“依据”在哪里。

这些高薪的高管都是在上市公司披露出来的,当然,有人会说,可能不上市的公司的高管拿的比他们还要多,而上市公司之所以被公众知道,是因为他们必须披露公司财务信息。

那么,从上市公司本身的资产结构来看,给予高管如此巨大的薪酬增幅,应该与其业绩有关,而且,应该与公司的业绩有关,如果公司的业绩平平,或者公司的业绩的增幅大大低于其薪酬的增幅,这样的薪酬结构就显得有些怪异,从对投资者负责、对股民负责的角度,高管薪酬的增幅,应该与投资者的收益、股民的收益增幅相匹配才是。

比如平安保险,其高管一方面拿到天文数字的薪酬,其管理的公司却因为资金饥渴需要大量在股市圈钱,以至于引发股市大动荡,这就不免引发民众的公愤。

当然,有人说大的投资者,也就是大股东最具发言权,他们同意给高管这么丰厚的报酬,谁也管不着。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上市公司、特别是规模比较大的上市公司,往往由国企蜕变过来,在这其中,大股东的身份是很暧昧的,与其高管层有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有人指出过,一些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说白了,就是原来的国企高管,不过是把国有资产腾挪到自己手里而已,原国有资产+股民利益=上市公司高管的高薪酬,依据显得薄弱。

国有资产该由谁监管

中国证券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指出,国有财产应由一个部门实行综合管理,这一部门应为财政部门。

他还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应由国务院统一领导,政府分级负责,部门分工管理,履行出资人职能的机构、国家投资的企业、国家机关、国家兴办的事业单位各自依法履行义务。

国资营运体系应由国家统一所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出资、分别受益,履行政府出资人职能的机构分级营运国有资本,被出资企业自主经营,各涉事主体依法规范运行。

履行出资人职能的机构行使财产权利仅限于其直接投资的企业。

他说,出资人的职能是建立在出资人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特定的财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没有这种直接提供资本的关系,就不是出资人,因而也就不存在履行出资人职能的问题。

国有财产分布极其广泛,形态多种多样,直接支配者众多。

为了保证国有财产所有权的统一行使,国务院在政府系统内需要能够利用行政体系、运用行政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对国有财产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和监督。

这种政府内部的管理、监督职能应由行政机关来履行,而不应由以民事主体身份行事的特设机构来履行。

特设机构履行的只应是出资人的职能,行使的是出资人的民事权利。

“出资人关注的应是资本权益,从这个角度讲,其管的是资本,而不是其出资企业的资产,更不是其出资的企业。

”洪虎说,国资委管理并不管到具体的人和业务。

所谓管资产就是管营运资本,依法从被投资企业获取收益;

管人就是依法选择企业经营者;

管事就是依法参与企业重大决策。

“这里依的‘法’就是公司法和有法律效力的公司章程。

对于国资监督体系的构想,洪虎表示,这个体系应该是各级人大实施法律和工作监督,国务院统一领导各级政府监督,政府部门、机构分工负责监督,检察院、法院配合监督,社会广泛参与监督,履行出资人职能的机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依法自律监督。

2008年初以来,国资委多次表示,国资委的监管重心将向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移,国资委将更加关注企业的资本运作和出资收益,把更多的经营主动权交回企业。

【点评】洪虎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其实,长期以来,民间对国资委的角色定位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势,国资委的作用,往往在股权转让的时候体现出来,报道中也说“2008年初以来,国资委多次表示,国资委的监管重心将向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移,国资委将更加关注企业的资本运作和出资收益,把更多的经营主动权交回企业。

”,平心而论,股权转移一直是国资委被关注的所在,但国有股权转移当中所披露出来的缺失和利益损失,令人惊叹。

“把更多的经营主动权交回企业”,好像是一个伪问题,第一,国资委基本没有在公开操作的层面上“插手”企业的规范;

第二,国有垄断行业的经营行为,还要受到国家对于国计民生核心利益调控的制约,比如,按照市场规律,在国际油价屡创新高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真正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企业,都会立马将其成品油随行就市,但国家为保宏观价格体系稳定所需,国内成品油价格一直倒挂,这就不是企业的“经营主动权”所能够左右的,相反,真正具有“经营主动权”的民营炼油企业,早已关门大吉了。

按照定义,国有资产就是全体国民有份参与积累、参与共享的资产,其监督权如洪虎先生所说,不应该由所谓“出资人”的代理,即国资委兼任,这样有既当运动员——管理国有资产,又当裁判员——监督国有资产运作情况的嫌疑,无论哪种监督体系,都应该有一个独立于企业、国资委之外的监督者。

但是,由财政部门来监督,又受制于同属一级政府的千丝万缕的部门之间的牵扯,恐怕效果不彰,甚至形同虚设,如有可能,监督权应该在人大。

震灾与股市之间有无影响

21世纪经济报道:

当死神的镰刀在四川的废墟中收割着生命的时候,在做交易的投资者,是不是应该心存悲天悯人之心。

从理性、自由的市场观点来说,市场的任何表现都是合理的,任何投资者都有交易的权利和自由,不管是做空还是做多,他们的权利都应受到保护。

在遭受地震劫难之后,自己的股票还在暴跌;

在家园被夷为平地之后;

仅有的资产还在缩水?

5月13日,也就是地震发生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上证综指并没有和大多数人预计的一样大幅下跌,而是低开高走,收盘仅下跌67点。

记者广泛联系基金、私募等机构投资者,大家的一致看法是,四川的灾情对宏观经济影响并不是大,而出于对政府维护市场稳定的预期,大家都没有选择大笔做空。

记者在股吧等财经社区也看到,很多网友号召大家锁仓,希冀联合起来不让股价下跌。

正当社会各方支援四川的同时,市场的表现也说明有投资者出现了较大担心,资本的逐利性并没有因为悲痛的气氛而丧失。

根据交易所公布的成交回报显示,“机构专用”大面积出现在下跌幅度较大的股票中,以游资称号闻名的营业部也比较活跃。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市场,震灾肯定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而从此次震灾的破坏程度,和有可能对经济基本面的传导机制来看,很有可能加剧目前的通货膨胀率。

“如果有幸存者问我股票的事情,我能告诉他们,市场又下跌了吗?

”某参与前方报道的记者说。

“这对他们来说,太残酷了。

有的人真的是所有的钱都在股票上。

【点评】震后股市的表现,再一次证明了一句话“股市不相信眼泪”。

从震后上证指数的走势来看,基本是震荡下行,不过,下行的幅度不大。

这也许是一种矛盾的体现,一方面,广大中小股民、部分基金操盘手,确实有一种同仇敌忾,维护股市稳定,起码表明一种在灾难目前没有失去信心的态度;

另一方面,毕竟股市的内在规律就是逐利和规避风险,资本的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所谓“经济人”思维模式下,是不讲所谓“人性”的。

客观地说,开年以来,股市就秉承去年下半年的下行走势,有所反弹,但下行仍然是主体。

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缺钱,大小非解禁后对股市的摊薄效应,据分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直会延续到明年。

大小非持有者不是傻子,不会因为场内外的各种“干扰”放弃其套利的机会,因为从逻辑上说,被解禁的大小非越来越多,那么进入市场套利的只会越来越多,虽然管理层出台的貌似“严厉”的监管措施,遏制套利冲动,但是,打一个比方,监管层的措施就如同地震形成的滑坡体,而解禁的大小非就如同滑坡体挡住的堰塞湖中的水,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积存得越来越多,总有一日会引流出来,甚至可能“溃坝”,与其跟大家一起“溃”下来,不如早点落袋为安,只要是想多赚点钱的,多半都会有此冲动。

所以,要讲“仁义道德”,在千百万散户和机构聚集的股市,恐怕有些勉强,还是用一句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市场要怎么走,恐怕谁也说了不算,谁也没有一言九鼎的号召力,股市操作如常,支援抗震救灾如常,恐怕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思维。

关停小煤窑与煤价有何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

4月份以来,国内煤炭价格开始加速上涨,进入5月份煤价更是屡创新高。

有人认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关停小煤矿导致小矿减产无疑是当前煤炭供应紧张、煤价一路高企的一大因素。

但发改委及国家安监总局均对此予以否认。

5月上旬,山西各煤种坑口价格同比去年底大幅上涨。

其中,炼焦煤涨幅最大,累计幅度在50%以上;

无烟煤次之,涨幅在20%~29%之间;

动力煤涨幅在20%左右。

特别是4月份以来,煤炭价格加速上涨,其中焦煤4月份月度环比上涨23%~30%,无烟煤上涨10%,动力煤上涨6%。

在此基础上,5月初焦煤、无烟煤再次上涨10%左右,动力煤上涨3%。

与此同时,国际煤炭价格也重回前期高点。

平安证券研究所煤炭行业分析师陈亮的《小矿减产和“印度因素”提升中国煤炭行业景气》的煤炭行业分析报告指出,从去年年底开始的这一轮煤炭供应紧张局势,根源上是政府对中小煤矿关停力度加大,导致供给量大幅减少所致。

“我觉得当前煤炭价格走高有多方面因素,说是关停小煤矿导致的有失偏颇。

”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煤炭生产成本增加、运费上涨等都是煤价高企的原因,而当前国内煤炭产量基本能满足需求,甚至在近一两年内还有过剩的迹象。

国家安监总局一位官员也指出,中国国民经济增速大约在10%,而今年前4个月全国煤炭产能增幅却达到了14%,煤炭供应并不短缺。

他同时指出,煤价上涨和国际油价飙升也不无联系,“我觉得不是供应问题,而是结构性上涨。

”有一种现象可能确实导致部分地区某个煤种短缺。

比如,在云南有一个电厂,在设计时规划该电厂在建成投产后烧褐煤,云南省内的褐煤储量比较丰富,但该电厂后在投产后却擅自改为采用无烟煤作为燃料,“那他们在当地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无烟煤。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表示,中国将继续加大整顿关闭小煤矿工作力度,力争通过3年努力,在2010年将小煤矿数量压到1万处以内,坚决杜绝已关闭的小煤矿死灰复燃。

  

【点评】对全国经济大环境来说,小煤窑被关停,确实无关大局,但对某些倚重小煤窑提供民用能源的地方来说,可能还是大有影响的,比如贵州的产煤区,居民用煤的价格已经翻了几番。

而小煤窑的被关停,盖因为其积弊太深,甚至有太多的罪恶滋生,一是不顾资源的有效利用,疯狂私挖滥采,浪费大量有限的矿产资源;

二是安全设备投入几乎不在考虑之列,罔顾矿工生命,挣血汗钱;

三是逃避安全责任,矿主在出事后,大都一走了之,甚至延误救助,残害伤者。

小煤窑问题还牵涉太多的当地各级行政部门和党政官员,许多监管、政府官员是小煤窑的利益共同者,在小煤窑中滋生了太多的腐败。

而关停小煤窑的实效如何,谁也不敢说就关停的那么“彻底”了,因为从不断传来的事故报道中看,有“死灰复燃”的,有摇身一变合法化的,但是,关停打击的力度在加大,这是肯定的。

煤价的上涨与否,跟小煤窑关停与否确实关系不大,这不是一种全面分析经济发展的视角得出的结论。

从全球视野看,资源性产品、特别是能源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一是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挖一点就少一点;

二是虚拟经济产生的巨量流动性泡沫,肯定会到实物经济中来兴风作浪,推高资源性产品价格。

比如,欧佩克就反驳油价上涨是其不增加产量造成的说法,将国际炒家抬高价格作为元凶之一。

上游产品的涨价,必然拉动相关产品的涨价,比如煤炭生产中必须要投入的安全设备,小煤窑的价格有竞争力,不就是省了这笔钱么。

但是,煤价上涨的幅度,对中国的电力行业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电价被管制了。

奥运鸟巢周边房子为何租不出

北京商报: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句话更适合目前“鸟巢”周边的租赁市场。

21世纪不动产、链家以及中原地产3家中介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奥运场馆“鸟巢”周边租赁市场5月的成交量出现下跌,环比4月份下降了8.9%。

其中周边的大屯、健翔桥、北辰等区域下降更为明显,平均降幅超过10%。

相比成交量下跌,目前“鸟巢”周边地区寻求出租的房源挂牌量却仍旧在上涨,环比上涨幅度达18.9%。

通过互联网途径自租“鸟巢”周边奥运短期房也不理想。

记者昨日从几个分类信息网站了解到,奥运短租的交易量自该类别成立以来一直不高。

近一段时期内,在奥运短租信息这一目录内,只有寥寥数条信息标明“已成交”。

事实上,步入二季度以来,由于价格“虚高”,致使短租房市场出现疲软。

业内人士认为,房屋业主对租金预期过高,宁可将房屋空置也不愿降价,是造成目前“鸟巢”周边租赁难见起色的主要原因。

此外,中介机构以高价签收奥运房源、经济型酒店大规模启动低价预定也是原因之一。

【点评】奥运概念是块肥肉,谁都想来啃一口,宾馆饭店自不待言,在北京握有一套以上房源的,也想来分食这个市场利润,这与前来看奥运的巨大观众量有很大关系,也与媒体炒作的所谓“家庭旅馆”有很大关系。

如果价格适中,能够住在鸟巢一带观看奥运,散场后又能够近便回家,当然可取。

但是,如果作为市场运作,或者市场的参与者,还要看买卖双方的供求期望和实际消费能力。

奥运鸟巢周边的短期租房业主,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高的价格期望值,有报道说最高的达到10几万/月的报价,这是不是有点过于天方夜谭了。

首先,奥运不过短短个把月的时间,如果有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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