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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直接关系着我国正确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深化改革的大方向。
一、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型发展，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先经济后民主政治自发型的，而成为具有当代特色的经济、民主政治配套改革齐头并进的跨越式的。
单纯的经济科技生产力的发展，那叫狭义的跨越，经济、民主政治的齐头并进，才叫广义的真正的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的历史决定论告诉我们，经济生产力最本源地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展程度;
同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民主政治（也即阶级斗争，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临界期集中表现为暴力革命，在缓和期则为和平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不过它的决定性是第二位的，两者都是物质力。
同时，单纯的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够自动推进社会整体形态的进步，社会形态的跨越，还重要地依赖于阶级斗争、政治体制改革的助力，甚至包括先进阶级对落后阶级的暴力剥夺，西方民族对东方民族的暴力掠夺;
单纯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没有物质经济支撑，是无根之木，也无从谈得上推动社会整体形态的进步。
比如，西方近代以来已经经历多次科技革命，开始全面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但依然主要是为大资本家服务，间接豢养工联主义者，生产关系的小打小闹股权改革，也是在不触动资产阶级利益，在资本主义允许的框架内自我微调，主要通过产业转移和高科技贸易剪刀差，剥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
东方现代以来的政治革命和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由于相对落后生产力的制约，现代政治文明的进步幅度并不大，多数国家依然是高度集权官僚政治，经济社会仍处于追赶西方的过程之中。
所以，先进的科技生产力虽然并不能保证政治上层建筑的同步先进，但毕竟有最终决定权，不先进的科技生产力，还是最终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同步不先进。
生产力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并不一定都保持同步，协调。
物质生产力和民主政治，有主次之分，但都是物质力，共同作用着决定着社会整体形态的进步。
马克思就说：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
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
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
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
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政党就是通过有组织的领导工农革命运动，首先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东方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
这里的“暴力”“革命”“经济力”“物质力量”即“武器的批判”，专指阶级斗争，指和平改革及民主政治建设，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追求。
阶级团结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一种物质力量，被压迫阶级有机生命体为公平的有尊严的和谐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合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
马克思又说，“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
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它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
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剥削制度的，不仅仅是被压迫阶级政治革命翻身的需要，也是大工业现代生产力自身发展的总体要求。
二十世纪的俄国和中国的大工业都不发达，也就很难真正地消灭私有制。
前苏东地区的复辟剧变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都证明了马克思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其强烈的历史逻辑。
物质文明是最根本的基础，政治文明建立于物质文明，又高于物质文明，都属物质力，对立统一，共同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更替;
精神文明又建立在前两者之上，凌驾于前两者之上，但不是直接的物质力。
人类社会一般的总体的发展规律，是先经济，民主政治跟进，文化不是第三，因为文化涵盖了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两者的总体的深层次反映。
科技生产力具有最原始的最终的决定性，典型的例子就是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西方积极开拓世界市场，以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打头阵，连带掠夺东方落后民族，在近代以来领先全世界，属于自发型发展，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先锋，为主推力。
马克思说，“以实践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英国（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社会革命。
”“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
”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世界统一市场由经济的一体化连带的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化的先进影响，西方现代科技生产力和现代互联网网络传媒技术的影响，近现代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在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前，其发展规律是非自发的追赶型跨越式的，可以、能够和必须经济、民主政治并列第一，甚至于要在积极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民主政治革命稍稍先行一步，民主政治改革稍稍先行一步，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先行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尔后再继续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汇聚民力民智，凝聚民心，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也是马克思晚年深切关注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因为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同在），预言其若能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就有可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本意，也是我们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中，是经济、政治、文化整体式的扬弃借鉴，经济、政治配套改革的本来意义，是从苏东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集权官僚政治导致复辟巨变、拉美后发展国家集权官僚政治导致带有典型性的“拉美陷阱”、西亚北非部分后发展国家集权官僚政治导致政局动荡历史教训中，汲取发展真知和规律的本来意义。
再不能像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那样单纯的就军事而论军事，就商业而论商业，像新文化运动那样就文化而论文化，像辛亥革命早期那样就民主政治而论民主政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故此，在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型发展过程中，社会形态进步和社会制度改进过程中，阶级斗争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同样具有历史的决定性。
这与我们以前“十年文革”中单纯的“政治挂帅”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谓的“政治挂帅”，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已经离开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衣食住行，衣食住行都不保，性质都发生了变化，谈何社会主义建设?
单纯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如我们改革中期以后重点强调国民经济发展的GDP标准，轻视了或者是害怕了，总之是滞后了民主政治等改革建设，导致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和谐、和不可持续。
不论是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追赶型发展而言，必须是匹配共进的，片面的都是有害的，都要不得。
以列宁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通过有组织的领导工农革命运动，首先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东方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
同时，苏东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也正是由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的，同时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初级阶段的政治上层建筑建设的初级性，任重道远性。
翻看我们自己的历史，从秦朝到晚清，就一直是皇权专制政治高度集权权力主宰着经济，通过盐铁等工商官营严厉打击着自然萌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顽强维护着保持着封闭保守落后因而严重缺乏市场开拓性流动性的小农经济，难以使几千年的封建地主专制社会自动迈进资本主义社会;
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也正是阶级斗争政治解放的产物，东西方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
甚至连带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不是在封建专制的母体中顺利诞生，而主要是列国间相互战争相互争夺所带来的政治松绑造成的，就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与改革同期同体一样，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春秋战国。
所以，在已经存在的世界统一市场大背景下，在东方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型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和强调国家层面对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的宏观整合力，组织力，驾驭力和领导力，阶级斗争和民主政治改革建设尤为重要，直接决定了未来社会的制度结构，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社会走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比如，新中国所确立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直接决定了经济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产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
马克思甚至归纳到：
“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
”“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
”
那么，政治革命，以及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稍稍先行一步，无产阶级先行夺取政权，先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否违背了马克思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了后发展国家的实际发展需要呢?
并不违背。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一个许可的界限范畴的界定。
科技生产力的第一决定性是从长远来看，从整体来看，从粗线条来看，从战略上来看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第二决定性是从短期来看，从局部来看，从近距离来看，从某一阶段某一环境来看，从战术上来看的。
两者重点是适度匹配，也并不要求特别的一律。
正如恩格斯阐述价值规律一样，商品的价格短期主要受到市场供求的强烈影响，但从长期看，主要受到商品价值的规定。
大多数人谋取商品价值的主要取向，依据，就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安排商品生产，依据提升生产率获取额外价值，是经过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努力的渠道最终不自觉地实现的。
生产力与政治制度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同理。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当然也包括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即革命不能由一个国家从外部强加给另一个国家。
任何国家爆发革命，不是别人操纵的，也不能由外部力量强加而引起，而应是由本国国内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
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
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谁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别国的革命。
我的观点，这里的革命和改革不能输入，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的科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其次才是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不能存在着较大的不适当不匹配，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并不发达商品经济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要求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大二公”人民公社。
为什么这里主要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不匹配，而轻视生产力与政治上层建筑的不协调不匹配呢?
事实在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根本就支撑不了先进的政治上层建筑，即使是“好人政治”，也不可能较长时间维持，既没有较好的现代的经济保障，也没有较好的现代交通通讯传媒工具打铺垫，近现代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需要科技生产力进展的真刀实枪硬功夫支持;
而生产关系相对于政治上层建筑而言，具有从属性，简便性，可试验性，可以做短暂的调整，由少数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和法制手段强制执行。
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次才是生产力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协调关系，可以适度匹配，而不能超过一定限度，一定标准。
如果人们要具体地问，这个限度，这个标准到底如何定?
我认为，邓小平已经给出了较好的答案，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五个“群众”标准，“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
”所以，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改革步子迈多大才稳当，能不能输入，关键还在于结合国情，协调于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步伐，协调于本国大多数民众的可接受范畴，不能悬殊太大，超过一般民众的接受限度，要在输入先进科技生产力的同时，匹配输入借鉴扬弃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本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根基扎实，不至于漂浮空中，一无依据，而且在输入的过程中，要使之本土化，更加进步，更加发展，更加有序稳当。
如果盲目说革命和民主政治改革（改革也是一种革命）能不能输入，就会陷入空洞抽象。
况且，马克思晚年就一直殷切期盼东方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需积极吸收西方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力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上面谈的主要是制度的输入问题，还要谈理论的输入问题。
理论不像民主政治制度，理论掌握群众，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有一个接受和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专门分析了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批判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是由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创立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于共产党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意义重大。
毛泽东也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理论输入的过程，既是选择接受的过程，也是教育改造的过程，反作用于民主政治建设和生产力发展。
总之，在我们东方，通过近代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联盟革命为主体的阶级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她奠定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初步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体制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不牢固，破除过分集权导致的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积极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积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任重道远，意义重大。
只有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并驾齐驱，才能营造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跨越式发展的大好平台。
二、后发展国家为了紧跟当代发展步伐，须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主导，以汇聚亿万人民集体智慧合力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主导;
同时，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最终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使宏观调节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健康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
总结西方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再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随着近现代科技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在世界统一市场体系内，市场调节由多向少递变，国有经济由少向多递变，国家乃至区域间宏观调控、计划调节、国有经济由少向多递变，国家层面，甚至是地域性或者同等发展程度国家集体之间，对本国社会人力物力资源，对多国间人力物力资源的宏观整合力，组织力，驾驭力和领导力更加需要，更加突出。
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但不同历史阶段，两者的对比关系不同，发生着由量变到质变的积聚。
也就是说，随着产业革命的更新换代，科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律也在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在发达国家群体间，这种变化轨迹都很显著。
今天，世界已经迈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西方开始多国联合研发高新科技，以凯恩斯理论做基础，以罗斯福新政为开端，以增加国有国控经济为入手，以大型超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体，小区域内少数富裕者俱乐部内以宏观调控为主导，计划为主，进入福利型社会;
国际上虽仍是市场主导，但是以地域为媒介，如欧共体，北美经济自由贸易区，或者以发达程度为标准，如美日德英法等七国集团俱乐部，合作垄断国际市场，低附加值的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甚至污染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辅助发展国内绿色经济。
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尤其是我国人口大国，更要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主要是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规律与时俱进的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良性发展国民经济。
第一，须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以汇聚亿万民众集体合力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汇聚亿万民众集体智慧的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
我们后发展国家需要政府主导型社会，在政府主导领导下，首先在于以群力为基础，以公有经济做支柱性支撑，充分汇聚凝聚社会物质力量，形成巨大的建设合力，以此在关系国计民生上，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比如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巨大社会资本固定投资，发展包括农、轻、重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巨大资本积累，发展现代化国民教育，劳动力再生产，发展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航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激光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等高端科学研究和高新产业，发展大型能源、供水、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治理公害、开展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等基础工程，都需要国家直接承担，投资兴办。
这也规定了必须以群策的方式，以汇聚亿万民众集体智慧的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消除官僚主义，遏制特权腐败，使得在关系国计民生上，在基本社会保障和最终发展目的上，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符合最大多数劳动者的意愿，科学规划，依法执政，为人民服务。
其次，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高度国际垄断发展阶段知识经济时代，后发展国家也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以政府的牵头，团结一致，汇聚凝聚最大社会力量，才能组织形成足以与西方现代贸易壁垒、发达科技经济剥削的规模抗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
我国改革中期的抓大放小、搞活国企是对路的，近期在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工作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一句话，必须是一切依靠群众，才能汇聚力量，后来居上，也必须是一切为了群众，才能凝聚力量，后来居上。
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建党宗旨，党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第二，在国内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但仍不发达，和市场经济仍是国际大背景的情况下，须积极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竞争促进作用。
科技文化素质和先进社会体制机制，共同决定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行动活力。
但是，社会体制机制太超前了，与经济生产力差别太大，不匹配，造成表面上的超前，事实上的落后，超过了最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也是适得其反，过犹不及，严重影响群众积极主动性的普遍发挥。
如我们改革前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
马克思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
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甚至是法制，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同时，“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体制改革也是一种革命。
市场经济、私有制剥削、市场竞争并不能单靠政治革命、体制改革来硬性消灭，还主要得有发达科技生产力的革命性支撑。
所以，首先努力使国内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使社会资源充分流动起来，合理配置，使各方面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激发活力;
其次，适当衔接海外市场，创造条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纳外部资金和先进技术，包括科学管理技术等积极成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在国内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外资为辅助，宏观调控为主，市场机制为辅，两者有机结合;
在世界市场，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市场经济为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积极团结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基础上，比如东盟、金砖四国（今年又成了金砖五国了），再有条件地衔接西方国家经济体，实现互惠互利。
认真对待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如此健康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
这也正是继续贯彻落实陈云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正确经济思想。
也就是说，现在的世界市场经济，不再是西方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高度联合暨垄断市场经济。
我国是后发展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与市场机制为辅助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的，必须的，是以公有国有经济做支柱性支撑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为主导，与民营外资经济为辅助的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为基础性调节的有机结合，互补，总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
建立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提就是公有经济体处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汇聚凝聚着最主要最根本的社会物力人力资源，担负着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基本社会保障，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防止内部官僚特权复辟变色和西方“和平演变”的基础，保证建设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国际上，大力联合团结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宏观调控，比如金砖五国合作，共同对付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和高新技术壁垒;
在此前提下，努力寻求与西方发达国家间互惠互利合作的可能机会，良性渠道。
这就直接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规定了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为主导，为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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