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依附视野下的中国发展模式解读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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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依附存在的长期性，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转型与新区域主义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标志着依附的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继续对依附论予以关注。

本文将从制度依附理论视角，探索从新的视角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深入改革开放提供新思路。

　　一、制度依附的提出

　　1　传统依附论的缺陷

　　依附论从不平等的国际交换视角来解释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它既有别于正统发展经济学，又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自出台伊始便饱受质疑。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剩余的转移是边缘地区阶级结构的一种表现及与物质生产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特征。

激进依附论解决问题的方式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战后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已表明帝国主义扩张的积极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否定了依附论，认为外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认为，传统依附论不足之处在于：

一是体系不完备，缺乏实用性。

特别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依附论由于无法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合理的解释，而归于沉寂；

二是单纯从流通领域解释不发达问题，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决定流通的传统；

三是注重依附的生产力层次的研究，对制度层面的依附缺乏更深入的探讨。

世界经济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决定了依附的长期存在。

　　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所有制选择的决定作用，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具体法规和政策。

马克思的理论有其时代特征：

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方式，对于殖民地的制度演进只是作为前者向国际领域的扩张带来的影响。

而对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的研究置于封闭经济条件下，没有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因素对制度演进的影响。

而影响制度选择的因素实际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它从根本上决定该社会的制度选择方向与创新程度；

第二层次为该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其第三层次为当政者偏好与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其决定着国内收益分配的制度安排；

第四层次为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决定制度安排的自主程度与依附程度。

其中前二者为决定制度选择与创新的客观基础，后二者为决定制度选择与创新的主观因素，形成现实的制度安排。

　　2　依附形式的变化

　　多斯桑托斯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三种依附形式：

殖民地依附、工业―金融依附和工业，技术依附。

在传统依附论中，依附的核心是生产力发展的依附，强调中心地区通过资本输出等手段支配外围地区，形成依附于中心地区的生产结构。

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部分外围国家不仅屈从于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以及由中心国家支配的不平等的国际交易规则，而且国内经济乃至政治制度的演进及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和制约，依附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第四种依附形式――制度依附。

新的依附形式出现要求有新的理论进行解释。

　　3　制度依附的内涵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依附论者也注意到中心地区对外围地区制度演化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依附现象：

马克思、列宁都发现帝国主义扩张对殖民地生产关系的发展具有正面效应，即可能导致后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而传统依附论者则强调外围地区的制度设计――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制度的并存完全是出于中心地区的需要与影响的结果，所以才导致其社会的非线性发展，并不像马克思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所预言的那样自动走向工业化资本主义。

　　多斯桑托斯把依附界定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影响，即外围地区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心地区发展影响的结果或被动反应。

模仿多斯桑托斯的定义，我们把制度依附的含义界定为：

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与变迁主要受制于所依附的国家、地区以及国际规则的制约，这种依附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会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制度依附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第一，制度依附显示落后国家的制度演进不同程度地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制度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的现实需要，制度创新的自主性下降，制度依附程度的差异成为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制度依附表明外围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依附从资本、技术、市场的依附走向制度层面的依附，生产力发展依附与生产关系依附相结合，是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制度依附为传统依附关系的制度化，体现了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中心地区通过支配的国际规则、国际组织以及直接的制度设计干预把外围地区完全纳入其全球战略体系。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依附解读

　　新中国已经走过近60年的发展历程，制度设计也从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面我们从制度依附视角对改革开放30年的制度演化与发展模式进行分析。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限制度依附与自主发展

　　就依附视角而言，与前其他所谓转型国家及拉美相比，中国改革取得成功在于，制度的设计抛弃了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完全依附，在确保劳动人民经济利益主体地位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与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理论具有较强的自主性、权威性与有效性。

无论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其共同特点都在于强调不拘泥于传统理论和模式的束缚，强调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自主性；

这种思考又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真探索，这就是权威性；

其理论更符合中国的发展实践要求，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有效性。

　　第二，制度自主创新与制度引进相结合。

历史发展表明，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发展模式，世界的发展本来就是多样性的。

但俄罗斯等东欧国家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其激进式改革就是力图完全移植发达国家的制度，我们称之为完全的制度依附。

它们的改革由于忽视了国内的国情和需要，自然导致经济的倒退与社会的混乱。

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强调应该走自己的路，注重从内部进行制度的自主创新，同时也强调在具体的政策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体现了中国制度创新与引进相结合的特色道路。

　　第三，对外开放与经济自立发展相结合。

对外开放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日本、亚洲“四小”、东盟诸国乃至中国就被看作是国际经济自由化的受益者。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内生的重要性和制度移植的不可或缺性，但忽视了国际制度的设计及绩效问题，我们认为，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国际制度也是制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决定一个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

无论是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还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拉美诸国，在制度设计上都忽视了自主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制度层面和经济发展上形成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表现为市场的过度开放与外资对本国经济的绝对控制。

不但自主创新受到限制，而且政府也丧失了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一方面根据本国国情主动创新，大胆试验；

另一方面注重培植国内产业，发展民族经济，在政治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

　　2　中国制度创新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看到，中国与拉美一样，也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自主发展、和谐发展的矛盾，包括资源枯竭与环境成本的超常支出、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过度依赖、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今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制度演化显示出的对外部过度依附是其重要因素。

一是对国际规则的依附。

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在享有其规定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开放资本市场、取消对人民币汇率等方面的政府管制等，使国内政策体系与国际接轨。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相应政策的制订也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制度依附的确为我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如出口的增长得以支撑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巨额的外资流入弥补了资本、技术的不足并带来溢出效应。

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第一，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化。

“以市场换技术”曾经作为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战略，汽车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2008成为世界第二大制造国。

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

中国以出让绝大部分汽车市场（2006年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为41.47％，轿车销量为25.67％，其中后者的附加价值更大）为代价，并未换来真正的核心技术。

中国的汽车“世界工厂”与同先前崛起的日本、韩国等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发展完全不同。

而且在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走向网络分工的背景下，中国技术创新的主动权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

　　第二，制度自主创新能力的弱化。

加入国际组织和协定是一把“双刃剑”，在获取收益的同时也需要支付成本。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度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必须根据发展的目标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但加入国际组织融入经济全球化则意味这部分经济政策自主权的出让，国内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再仅仅取决于国内的发展需要，而必须符合有关国际规则。

这就使调整政策的回旋空间越来越小，自主创新能力下降。

近年来在汽车发展政策、人民币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农业政策等方面遭遇的国际指责以及目前应对经济危机方面政策的进退两难就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利益主体的错位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劳动人民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作为经济利益的主要创造者，也是经济利益分配的主导者和主要受益者。

目前在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侵害。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强势，即所谓“强资本弱劳动”。

在劳动力供给不变的前提下，技术含量越低，资本越处于强势，压低工资，这就是中国劳动者工资始终被压低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四，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

制度依附与国际价值链、“污染链”等分工相结合，危及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所谓“污染链分工”指产业或生产工序基于污染程度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布局，表明环境成本支付的大小。

研究表明，在生产全球化进程中。

产业或生产工序布局的污染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比例关系。

即附加价值低、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或生产工序往往日益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而污染程度低或无污染的产业或生产工序日益向发达国家集中。

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格局。

作为发展中国家出于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工业化的需要，不得不屈从于外国资本和政府的压力，采取较低的环境标准、限制工资上升等政策。

制度选择缺乏自主性必然导致选择的道路是高污染、高能源消耗的工业化道路。

　　三、制度自主创新与经济发展依附的破解

　　1　继续解放思想与坚持理论独立创新

　　中国60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思想解放与理论不断自主创新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模式与今后的发展是传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

这就要求作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理论探讨，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需要，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又要坚持自主的理论创新。

　　第一，解放思想既要立足于中国发展的现实进入认真的总结，又要不拘泥于现实，勇于创新，为实践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经济学者只有基于本土化的思维提出系统的理论，才能够真正为改革开放的深入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并在可见的未来掌握理论的话语权。

　　第二，既要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锢，又不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制约，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发展道路已经彰显突破传统禁锢、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没有李斯特对自由贸易的反思和幼稚产业保护论，就没有普鲁士的发展；

没有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就没有前西德在战后的重新崛起；

没有下存治的高速增长理论和“官产经济学”，就没有战后日本经济的辉煌。

但一个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来说只有借鉴意义，而不能进行完全移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经济学没有国界，但发展模式却不完全相同，理论探讨必然存在某些差异。

　　2　制度自我创新与依附相结合

　　第一，加强对国际制度设计的影响力。

国际制度体系作为一种共同的准则或公共产品，表明国家之间的利益存在某种一致性。

同时国际制度作为各国讨价还价、支配与服从的产物，其成本的支付与收益的获得在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

落后国家的制度依附就是始于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及其支配的国际组织的依附。

中国已经加入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和有关协定，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导致西方国家影响力下降，中国经济虽然也遇到困难，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步入沃勒斯坦所谓的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中间地带，并被寄予率领全球走出经济困境的厚望；

同时经济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模式受到冷遇，中国由于发展模式受到推崇而提高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威信。

所以今后中国对国际制度体系的影响主要应该侧重于两方面：

一是致力于对传统国际制度体系中存在的显失公平之处的修正，积极维护自身的利益；

二是致力于国际制度体系的创新，掌握国际制度体系设计的主导权。

　　第二，避免国内制度对国际制度的过度依附。

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是相互影响的，其程度差异取决于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

发达国家的国内制度支配国际制度，落后国家则相反，国内制度服从国际制度。

因此在今后的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在努力增强对国际制度演进的影响力的同时，应注重在不违反国际共同准则的前提下如何加强制度确保自身的利益，使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都能够服务于自主创新、确保劳动人民利益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目标。

　　第三，正确处理制度自主创新与制度依附的关系。

以制度的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发展的自主创新，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摆脱生产力发展的单方面依附，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后的发展目标也是如何进一步对其完善，而不是具体的发展战略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