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行为市场外部性与社会困局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及其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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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利行为市场外部性与社会困局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及其问题
逐利行为、市场外部性与社会困局——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及其问题
作者：
朱富强
来源：
《当代经济管理》2019年第1期
【摘要】基于“无形的手”原理，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理性经济人行为可以导向帕累托优化的结果。
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仅是基于完全理性所作出的一种虚构，而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所具有的是短视理性；相应地，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人行为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从而必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福利境地。
同时，在现实世界中，囚徒困境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如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枯竭、寻租的盛行以及租金耗散等。
最后，市场经济中的囚徒困境根本上体现了经济人行为的外部性，因为行为者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不惜向外转嫁成本或损失；而且，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场外部性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
【关键词】经济人；囚徒困境；资源枯竭；租金耗散；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F0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9）01-0001-10
一、前言
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市场主体是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理性人，同时，“无形的手”的预定协调机制可以使得私恶通达公益，从而促进社会分工和合作的不断深化；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就为自发市场秩序和帕累托改进辩护，认为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具有持续的扩展性。
然而，大量的社会实践却表明，基于个体理性的社会互动往往会陷入囚徒困境，这就引发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悖论呢？
这涉及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不同情境下所使用的理性内涵问题。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论证一般均衡时运用的是完全理性，但在对具体行为做静态分析时所使用的却是近视理性，这导致了囚徒困境并使得自发市场秩序的扩展中断。
因此，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信条相反，现实世界中理性经济人的逐利行为往往潜含着严重的困境，并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危害。
为了使读者有直观而系统的认识，本文通过剖析真实世界的理性内涵来揭示真实市场的运行机制，并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审视个体的理性行为及其后果。
二、经济人的理性涵义审视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崇市场机制，认为个人逐利行为在“无形之手”的引导下可以且必然会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不过，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持的这种市场信念是建立在完全理性之上，这种完全理性能够考虑所有的信息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同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又强调，由理性个体互动所形成的市场具有信息披露功能，能够使得个体信息向共同信息的转化，从而导致市场日趋完全和完美。
这样，完全理性的个体在完全信息下的互动就产生出完美的一般均衡。
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认为市场秩序能够实现竞争和合作的统一：
市场竞争的个体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不仅可以且必然会充分利用各种市场信息，可以且必然会在陌生人之间形成互惠合作关系，从而会促进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发展的帕累托优化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但是，这种分析逻辑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所谓的完全理性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个体都不是完全理性的。
一般的，任何市场主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从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性。
很大程度上，离开社会性，就没有个体间的交换，从而也就无法产生市场。
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基于自然主义思维把市场主体抽象为没有社会性而只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这种经济人的根本特点就是：
①它为了获得自身的利益而展开竞争，甚至会为了一点小利而不顾其他人的更大损失；②它的行为遵循行为功利主义原则，会充分利用基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个人信息以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
显然，按照这种理解，每个市场主体在社会互动中都会采取基于最大最小化原则的可理性化策略，从而实现一种具有内固力的市场纳什均衡。
其次，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定义的经济人又是一种近似理性，甚至是一种极端有限理性。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每次行为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都是理性的；但实际上，基于这种理性的个体互动往往却是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后果，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
显然，囚徒困境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引以为傲的理性行为，实际上潜含了“致命的自负”。
事实上，社会经济中的囚徒困境和混沌现象比比皆是，如金融泡沫、各种经济风潮都是这种预期效应强化的结果。
而且，正是囚徒困境造成了当前市场秩序中的规则扭曲、竞争失度，乃至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等诸多问题。
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着深刻的逻辑悖论，激发我们重新审视广受推崇的自发市场秩序：
它果真具有持久的扩展性吗？
正是对自发而扩展的市场秩序的坚定信念，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甚至将那些现实中的市场失灵都视为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
例如，巴斯夏认为，建立在人类普遍规律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之所以与建立在想象或虚构基础上的人为秩序相去甚远，就在于后者否定、无视或不考虑普遍规律。
相反，社会主义学派之所以力图探索一种人为的社会制度，则在于他们认为自然的社会秩序是有缺陷的；进而，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认为自然的社会秩序是有缺陷的，则又在于他们认定个体的利益是彼此对抗的。
[1]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利益即使不是必然冲突的，难道就是天然和谐一致的吗？
一般地，只要个体利益间存在内在的冲突性，至少在并非无限长的可见时期内都是如此；那么，纯粹自发性的社会合作就难以达致，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也难以获得持续的扩展。
关于这一点，大量的文献已经做了理论的分析，其主要论断典型地表现在：
团队生产中的激励不相容、产权交易中的无核困境以及由报酬递增带来的主流化趋势诸方面。
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推崇自由市场、信奉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但这根本上不是基于严格的逻辑基础，而是基于某种信仰，是基于特定的政治哲学和价值立场。
罗斯巴德就承认，“我从来未曾相信缺乏价值取向的分析或经济学或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标准的社会哲学）的分析可以足够建立自由主义理论。
经济学有助于为自由主义者立场提供很多的数据，但经济学本身并不能建立政治哲学。
政治上的判断必然是价值判断，政治哲学因而也必然是伦理的，从而为了建立关于个人自由的理论必须建立一个实证的伦理系统。
”[2]
三、逐利行为导向的恶性竞争和困境
现代主流经济学宣称，作为其理论基石的经济人之重要特征就是理性，这种理性又根植于仅仅关注短期功利总量的行为功利主义之中；因此，在为那些逐利行为辩护时，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也就是仅仅体现为追求动物性本能的工具理性，而不是具有追求长期利益的社会理性或交往理性。
事实上，经济人本身就是将具有丰富社会性的人类个体者还原为只有本能的动物，而动物则不会为长远着想，也不会为他人和共同利益着想，其每一行为都是依据个体的势力，实现的是“弱肉强食”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当事人采取主流博弈论所推崇的“可理性化策略”时所形成的结局就不是合作均衡，而往往是囚徒困境。
显然，这种囚徒困境的一个直接特征就是：
每个人都没有实现其可以更好的结果，社会整体福利也处于低水平状态。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下述博弈矩阵加以说明：
基于主流博弈论思维，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A、B为了获得0.5（10.5-10）这样微小的利益，往往会不惜让对方遭受20（-10-10）这样巨大的利益损失；但最终的结果就是，谁也无法获得利益增进（见表1）。
显然，这个博弈体现出：
基于个体理性的行为在社会互动中往往会呈现出恶性竞争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刻画的经济人行为之必然结果。
反映这一困局更为经典的例子是Rosenthal在1981年提出的蜈蚣博弈模型（见图1）。
[3]基于可理性化策略，我们采取后退归纳推理：
从最后一阶段博弈方2开始，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支配下，将选择d策略；而博弈方1由于了解到这一点，因此，它在前一阶段将采取D策略；……这样类推，两者的策略必然会收敛到最初的博弈方采取D策略的接点上，从而两者得到的收益为（1，1）。
在此过程中，尽管似乎每一方的行动都是理性的，但所得到的结果却几乎是所有的可能结果中最差的一种。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恶性竞争也时有展现，并导致社会大众的福利损失。
关于这一点，这里借鉴霍特林提出的空间分布定理加以说明。
[4]现在假设，一条大街上开设了麦当劳和肯德基两个快餐公司，并且该街上均匀分布着一群消费者；同时，消费者对这两种快餐的口味是无差异的，他们对就餐公司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的交通成本，这里假设交通成本与到达公司的路程成比例。
显然，如果两家公司分别在大街的1/4的A处和3/4的B处，快餐店布局是最合理的；因为消费者所花的成本最小，并且，两个公司各自可以分享一半的客户。
然而，如果两个厂商都是根据个人理性行事，并只关心自身生意的最大化，那么就会造成恶性竞争：
两个公司就会拥挤在整条街道的中间；结果，不但自己的收益没有获得提高，也导致了消费者的福利遭受损失。
基本逻辑如下：
假设原先A、B公司分别设在大街的1/4的A处和3/4的B处，那么，此时麦当劳只要稍微向右移动一下，譬如从A到A’，那么它左边的消费者并没有丧失，而增加了右边的生意，因为AB的中间点不再是O点，而是向右移动，这部分生意是从肯德基中夺取的；基于同样的逻辑，肯德基出于个人理性的考虑，也会向左移动；这样相互的博弈，最后就都会到达了中间点O（见图2）。
显然，在当前商业主义社会中，由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偏盛，导致恶性竞争充斥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
事实上，经济领域，相互竞争的两个厂商总是设在一起，如麦当劳和肯德基、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华联超市与联华超市等等。
同样，社会生活中也存在大量的类似现象，如同一城市的两家航空公司开辟同一航线的航班时，往往将起飞时刻安排在一起；电视中不同电台的类似节目也往往安排同一时间等等。
这一社会现象也意味着，基于个体理性的纯粹市场竞争往往是无效的，这也是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困境的反映。
正如霍特林感叹的，“我们的城市大得毫无经济效益，其中的商业区也太集中。
卫理公会和基督教长老的教堂剪纸一模一样；苹果酒也是一个味道。
”[4]显然，所有这些理论和现实都表明，单纯地基于工具理性来追求个体最大化往往并不能获得理想的结果，反而往往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
四、逐利行为导向的资源开发和枯竭
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由个体理性引发的囚徒困境所衍生出的一个重要现实后果就是：
造成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乃至日渐枯竭。
哈丁以“公地悲剧”作为形象而深刻的概括，[5]它说明当每个个体基于利益最大化而使用公共资源时，必然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最终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更甚者，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因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却感到无能为力；究其原因，每个个体都是行为功利主义的，只关注短期的个人利益，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协调合作。
这也就是“悲剧”的含义所在。
譬如，在公共鱼塘的使用中，如果每个成员基于个体理性进行捕捞决策，就会对渔资源产生过度捕捞行为。
事实上，正是由于过度竞争所引发的资源掠夺性开发，仅在20世纪，全世界鱼的捕捞量就增加了20倍，而且，过度的捕捞量已经造成了许多不祥的征兆。
自从1988年以来，世界的鱼产量就没有任何增加，而且在许多著名的渔场鱼的产量在大幅度下降。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世界上每15个海洋渔场就有一个渔场的捕捞已经达到或超过其可持续发展的限度，15个渔场中有13个渔场鱼的产量在下降，而且2/3的鱼种由于大量捕捞而面临绝种。
大西洋蓝色金枪鱼的储量减少了94％，在北海，每年捕捞了大量大量的鳕鱼或黑线鳕，其中3/4是在还没长大成熟的时候捕捞起来的。
加拿大纽芬兰的外海是最丰富的渔区，现在由于产卵雌鱼的急剧减少而造成了鱼的数量灾难性的锐减；以致1992年纽芬兰岛约有3.5万人因为渔业的倒闭而失业。
[6]可见，正是由于每个人基于个体理性不断地增加对免费的公共品的使用，最终导致了公共资源的耗尽，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鲸鱼等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同时，随着资源的日益耗竭，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破坏。
譬如，工业生产的废气造成了愈来愈严重的酸雨现象，不仅毁掉了大片的森林，并对原始山野的植被和草原造成了愈来愈严重的危害，而且，也污染了众多的湖泊和河流，甚至连人类的饮用水也越来越成问题。
事实上，在1950年到1990年期间地球上有一半的森林消失了，其中美国（不包括阿拉斯加）失去了1/3的森林和85%的原始森林，欧洲基本上已经没有原始森林而只剩下一些被管理起来的商业树种植园，中国3/4的森林已经消失了。
[7]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也估计，酸雨正在影响欧洲60％的经济林，每年造成大约3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特别是，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碳以及甲烷等对大气层的破坏导致了全球变暖，这小小的敏感性条件改变对地球的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蝴蝶效应，导致海洋潮流不稳定、冰山融解。
例如，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奥登冰山的融解就极大地减少大西洋北部深海的范围。
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困境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们属于公共资源。
这样，在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采取行动时，个体就会将这些公共资源当成一种免费的投入品，而这种行动显然与集体利益是冲突的。
事实上，在纯粹自由市场条件下，当一个企业主采用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时，其产品的价格往往要比采用较少污染的生产方式所需的成本为低。
污染并不反映在市场上，其真正的价格也无从计算。
同时，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往往也不是落在污染的制造者和顾客身上，因而他们也没有积极性去抵制污染企业。
自由市场并没有为减少污染提供一个激励机制。
[6]卢兹和勒克斯就曾指出，人类可利用的资本（财富）有两种：
自然赋予的资本和人类创造的资本；但是，在个体理性的驱动下，这些资源所提供的服务存量的消耗却仅仅被看成是一种收入，而忽视了这个存量本身也在被损耗。
[8]我们从两方面加以理解。
①由于资源开发中的利益主要为现世人所享有，而环境恶化的成本则主要由子孙后代所承担；因此，基于私利的考虑，现世人就会把自然赐予的资源以及业已存在的社会资源当成了免费的投入品，而不会考虑环境恶化造成的长期后果。
②基于个体理性的市场竞争，每个国家、企业乃至个体为了私人利益也会对公共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而将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后果让其他国家、企业乃至个体去承担或者共同承担。
尤其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社会制度越是不健全，越是片面关注经济的增长和GDP数字，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也变得越严重。
譬如，为了支持GDP增长，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而且，目前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
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
[9]正是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市场化发展，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开始普遍缺水，不得不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到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
显然，没有考虑到那些对自然资源造成损耗的劳动必将在长远上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此，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出了警告：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10]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生态经济学家呼吁，为了更好地衡量GDP，应该考虑自然成本的价值跌落，考虑对环境资源的可行性的替换或维护所付出的未来成本。
实际上，如果石油和森林资源的损耗从印尼的GDP中给予扣除，并对土壤流失的成本作出估计，那么1971～1984年印尼经济年增长率就不是官方所说的7％，而只有4％。
[6]
正是由于当前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之间的恶性竞争的结果，它是忽视社会外部性的必然后果。
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通过社会规范来进行限制。
比如，1988年欧共体就制定了《大内燃机工厂指南》，规定了减少二氧化硫和氧化氮溢出的目标来减少酸雨现象。
再如，1987年国际社会达成了《蒙特利尔协议》以减少含氯氟烃来防止臭氧层的恶化；而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的更大范围的协议则是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然而，愈是坚持市场经济的国家，愈是坚守自由市场的团体，往往就愈不愿接受国际社会的限制。
事实上，日本、瑞士和法国的人均收入都比美国高，但这些国家燃料的使用效率更高，所以人均的废弃排放量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并且，这些国家都希望达成国际性协议来减少环境污染，但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25％的美国却最不愿意接受减少碳化物排放的强制性限制。
而且，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8年11月签署了该议定书，承诺在2008~2012年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削减7％；此后，克林顿总统每年都通过“行政命令”拨款10亿美元，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减排温室气体。
然而，在2001年3月，布什政府却以“美国经济优先，美国人民优先”的名义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并于2002年2月14日提出《京都协议书》的替代方案———《晴空与气候变化行动》；其退出《京都协议书》的一个根本性理由竟是，如果美国实现《京都协议书》减排目标，将会给美国造成4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减少490万个就业岗位。
五、逐利行为导向的寻租和租金耗散
在市场经济中，基于短视理性追逐私利最大化的另一个重要后果还表现为：
不断升级的过度竞争导致寻租的盛行以及相应的租金耗散，最终浪费了大量的生产性社会资源。
这里，我们需要辨析两个基本概念：
寻租（rent-seeking）和寻利（profit-seeking）。
它们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两类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是迥然不同的。
一般地，寻利是指当一个企业家成功地开发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从而能享受超额利润，这个过程也可称作创租活动；相反，当人们不是创造出更大的“租”，而是从事维护既得利益或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时，就是寻租活动。
相应地，寻利过程往往也可称作创租活动；而当人们不是创造出更大的“租”，而是从事维护既得利益或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时，就是寻租活动。
当然，如果赋予“租”以不同于“利”的特定含义，用来指涉及转移分配的特定利益，那么创租就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
在公共选择中，通常将创租（rentcreation）视为人为增大租金额的活动；与之相对的是抽租（rentextraction），是指对固定租金的占有活动。
如所谓的政治创租，就是指官僚体系中官僚阶层人为地设计竞争障碍，以吸引人们的寻租行为。
显然，在这种意义上，创租的存在是寻租活动的根源，也是抽租的根源。
与寻租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避租，因为寻租是一些集团为获取收入转移的活动，这必然会对另一些集团的利益造成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损失，这些集团也需要展开一些活动来防止这种不利的结果；可见，避租是寻租活动引起的，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此外，当为了维持已经获得的垄断租金，防止因他人的加入而导致已获租金的侵蚀而寻求政府庇护的活动就称为护租。
一般认为，寻租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存在管制。
例如，克鲁格教授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因限制进口而出现大量的寻租活动，根据她的粗略估算，1964年印度由于进口而形成的租金数约占国民收入的7.3%，1968年土耳其仅进口准许一项产生的租金占国民收入的15%。
同样，罗斯估计，肯尼亚与贸易相关的寻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
波斯纳1975年在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中试图计算在管制的工业领域内寻租所造成的损失：
他假定，租金由塔洛克四边形给定，并且这些租金全部消失了；结果发现，在美国寻租的成本在管制的部门如航空、医疗服务、石油部门是确实存在的，美国垄断的社会成本为3.4％，这还忽略了美国经济中被管制的部门。
此外，拉邦德把锁、保险箱、警察等方面的支出都看成是寻租浪费，他这种估算认为，1985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都浪费在寻租上。
[11]显然，寻租活动常常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下降。
当然，需要指出，仅仅因有管制而创设了租金，还不必然会产生寻租的现实，寻租的直接动机是存在基于个体理性的逐利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希望抽租的政府或其代理者的逐利动机才产生这样的行为：
一方面通过管制来创租，另一方面又通过鼓动人的自利行为来寻租。
从下面的博弈模型也可以看出，在制度不完善而具有租金存在的情况下，基于个体理性的行为，每一方的最佳策略都是寻租，最终产生的负和博弈（见表2）。
一般地，租金的耗散程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这包括：
为决定寻租胜利者所定规则的性质，竞争者风险转移的程度，那些竞争者是异质性的程度，以及彼此信息知晓的程度。
事实上，如果放松下面任一个假设：
①寻租者是风险中性的；②他们处于对称的状态；③可以自由进入寻租者行列；那么就有可能，所投资的总金额或者大于或者小于潜在的租金。
首先，放弃风险中性假设。
希尔曼和凯茨的研究就表明：
①租金相对于初始财富的比例越低，租金的耗散比例就越高，当所获得的租金相对于寻租者的初始财富在20%以下时，90%以上的租金值将被消耗掉；②租金相对于初始财富的比例增大时，寻租者的人数越多，租金耗散也越严重。
这两条实际上也正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因此，可以预料竞争性寻租行为导致的租金耗散程度是严重的。
[12]特别是，在广泛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往往不是风险厌恶者，代理人寻租的资源出自公司的股东，那么，这就会诱使代理人采取更加冒险的策略，从而可能导致租金被过度消耗。
其次，放弃自由进入和对称性假设，往往会导致租金不被完全消耗。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有利于少数几个博弈者对博弈过程进行操纵，从而引起其他人的退出。
再次，所发生的租金耗散额也取决于单个寻租者投资的数额和赢得这种租金的概率之间的关系。
在线性关系下，如赢的概率等于寻租总投资的比率，如果寻租者是风险中性的，那么他投资于寻租的总额一直会扩大到等于租金的总额。
但是，如果赢的概率随着所投资的数额而成比例提高，情形就发生变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性寻租除了造成资源浪费外，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社会协调的混乱，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主要表现为：
①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②他们本身白白浪费了社会经济资源，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在这些社会无益的活动上；③这些活动还会引起寻租的连锁反应，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或避租活动。
[13]而且，正如寻租理论的开创者克鲁格指出的，寻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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