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宗祠文化与民族社会教育发微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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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一代，白市多有科举士人不恋仕途而在籍设馆施教，并推动宗祠的修建，如清末即有学有所成的儒商乐章德捐巨资扩建当地乐氏宗祠，民国时期即有宋氏宗族为纪念从白市义馆走出的天柱第二位进士、一代名宦宋仁溥而修建了宋氏宗祠。

教育对宗祠文化的推动在流域的其它各县也有典型的事例。

锦屏位于清水江流域腹心地带，早在唐代，中原文化就较早地传播、融汇到这边乡僻壤。

唐天宝年间著名诗人王昌龄被贬谪到锦屏隆里（明代建所）后，创办书院，培养苗侗子弟，以致后来隆里一带向学成俗，贤儒迭出。

锦屏第一位举人王大臣，早年求学于隆里所王氏私塾，明隆庆元年（1567年）于云南应试中举人后，任云南省大理府太和知县，政声颇佳，其晚年辞官回隆里设馆授徒。

正因为有了王昌龄、王大臣等人的兴学之举，隆里所明清两代人文蔚起，先后中进士2人、举人18人、武举2人、贡生48人。

　　其中，王、陈、江、胡、杨等姓因人才辈出、人才功名而各自建祠著谱。

因木业发达、经济繁荣的锦屏县卦治村，乾隆年间先后在其上、中、下三寨建立了文岳书院、文宗书院和文澜书院，不仅培养了一代代贤良，也是这里较早修建了文氏、龙氏等宗祠的重要成因。

明嘉靖进士、曾任户部右侍郎、礼部侍郎、《黔诗纪略》誉之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的清平人（今凯里市）孙应鳌，为阳明学派再传弟子，著述丰厚，其在隆庆三年（1569年）托病辞官归里后，便建学礼书院、平旦草堂授徒会文而远近闻名，其辞世后获赐谥号文恭。

后贵州巡抚郭子章同御史毕三才在清平建孙文恭祠，并撰有《孙文恭公祠碑记》以志纪念。

　　宣德八年（1434年）今黄平即建有兴隆卫卫学。

景泰元年（1450年）于此苦读的学子周瑛应试中举，景泰五年（1454年）又高中进士，清水江流域进士第一人。

其在外历官三十多年告老还乡后，即捐出家产，在兴隆创办草庭书院，聚徒授学，主讲书院十余年。

后又助守官复修兴隆儒学，使黄平一时得以书院与卫学并存，教育于此大兴，弘治十五年周瑛（1502年）辞世后，乡人建有为纪念其功德的专祠周方伯祠。

而黄平一县，在清末废科举制度前，就有31人中进士、251人中举人，成了贵州“文物声名之地”。

　　宗祠为宗族的身份与荣耀的象征，因此，清水江流域宗祠的选址十分重视“藏风聚气，得水为上”，大都按“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等程序和“枕山”“环水”“面屏”的期待进行，一般都坐落在村落中山环水绕、灵秀汇聚的“风水宝地”上。

占地面积400-1000平方米不等，个别达2000米以上。

宗祠布局多沿主轴线纵深推进，左右展开，正面为大门和牌楼，左右为砖砌马头墙（风火墙），门口多有石狮左右守护，牌楼重檐翘角，高10至15米，多浮雕彩绘，炫丽华美，上嵌姓氏、堂号或郡望号，格调不一。

内部结构多为三进及两天井的组合院落形式，第一进为过道，又叫外厅，上为戏台，规模较大者两侧还配有耳房;

第二进为中厅，又称享堂或祭堂，较为宽敞，是祭祖和议事的场所;

最后一进为寝厅，又称正殿，设有供奉祖先牌位的神龛，为宗祠的核心部分，是族人心灵的栖息地。

有的宗祠还建有屏风、照壁、功名石、厢房。

　　在建筑风格上，中国传统式穿斗、抬梁、排扇木构建筑居多，也有的中西合璧，均设计与施工细致，形式富丽而雅致。

宗祠是一种物化的文化现象，一个宗祠犹如一个巨大的符号系统。

清水江流域宗祠的场域选择与建筑形状设计，宗祠的匾额、楹联、桅杆、牌坊、族谱等的装饰与布置均蕴含着许多信息和密码，这些信息和密码承载着流域苗侗等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教育的历史印记，是宗族的教育资源与文化载体。

宗族以宗祠为活动场所所开展的各种活动，在长期“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的历史长河中，实际上为流域苗、侗等民族社会教育活动的具体体现，主要表现为祭祀祖先、倡学办学、集会议事、联号撰拟、族谱编修、依规惩戒等多个方面。

祭祀祖先。

宗祠既是传统社会权力秩序的象征，也是宗族内部教育后代子孙的训诫场所，其最主要的职能在于以祭祀祖先的方式隆礼报本，以表“水源木本”之思，示“慎终追远”之意。

　　隆重的祭祖为清水江流域宗祠最神圣、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文化活动，祭祖仪式是“活的教育场”，是对族中子弟进行教育的良好时机。

祭祀多为春秋两祭，也有春夏秋冬的四祭或逢族内诸如中考、晋升、恩赏、宦归等大事的特祭，祭祀礼仪虽各有特色，但一般都包括迎神、参神、献礼、侑食礼、饮福受胙、辞神等步骤。

祭祀时，族人要按照长幼、尊卑、亲疏之序排列行礼，个体在繁琐、肃穆而又规范的祭祀仪式中不仅感受了宗族的内在规范及孝悌人伦的教育与训练，而且从尊祖敬宗、饮水思源、报本反始以及从祖先的遗训和恩德中获得了对宗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并进而明确并形塑个人的社会角色，实现从仪式向道德礼制的转化。

倡学办学。

从教育形式看，中国古代的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部分。

　　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长期作为既无土官管理又无流官掌控的“千里生界”，以官学为主的学校教育资源十分有限，而以家族为主的社会教育既是基础也十分盛行。

为了兴旺宗族、培养族中子弟成才，流域内的各氏宗族多倡学办学，多设义馆或祠学于宗祠内，并划出部分宗族资产用于教育开支。

宗族内的个人捐资或者办学，一般也都要依赖宗祠进行管理。

宗族子弟于义馆或祠学中不仅获得儒家学说的启蒙教育，而且从中得受儒家伦理道德、先祖恩德事迹的濡染以及“守耕读、务勤俭、严奸盗、戒赌博、存廉耻”等个人修养的塑造与行为规范的养成。

天柱竹林彭氏家祠《祠堂记》就有于宗祠办学“未几载，果尔文物入痒者，相继二十余人，食廪列成均者，亦复不少”的记载。

为保障族学的开办，一些宗族还置有学田，如天柱社学乡田心寨王氏尚存的碑刻《捐祀祠并观学田记》即为物证。

议事集会。

　　对于聚族而居的清水江流域民族乡村而言，宗祠作为乡村重要的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是族人议事集会的中心、乡村日常生活的主体。

除祭祀活动外，不论族中的公共建设如水利维修、风景培植、道路整治，重大事务如购置族产、扶贫济困、族规制定，日常管理如族谱翻晒、契约整理、人丁统计，或是族中日常生活如族事磋商、__族人社交、婚丧寿喜宴客聚友、叙事摆古、唱戏说书等均在遵从祠规礼仪的前提下于宗祠进行。

相聚在宗祠的族人，不仅饮水思源，缅怀祖先恩德，在彼此的关怀问候中，关系更加融洽，认同更加密切，而且通过相互交往与活动的参与，获得生产生活地方性知识和习得处事待人接物的规范。

修谱定规。

国以史纪，郡以志载，族以谱传，自古为中华文化大厦之三大巨擘。

　　族谱“总一族之人，收一族之心”，乃一族之根系所在。

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社会，几乎每个家族都有族谱编修的传统，而族谱的倡修、编修又几乎都在宗祠进行。

族谱多由序言、家族源流、堂号、族训族规、世系录、艺文、人物等组成，为敬宗收族的文献总汇和一族的精神灵魂，也是宗祠的镇祠之宝，一般五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

族谱的编修、阅读、宣讲或于宗祠举行的晒谱仪式等活动，使族人得以了解姓氏源流、祖先功德、家族兴替、迁移变动、风俗习惯、社会生活，得以从宗族先贤为国为民、自强不息、耕读传家的事迹记载中获得精神的鼓舞、气节的砥砺、情操的陶冶和心灵的洗礼，是使后人不忘根本的有效的宗族内部教育方式。

依规惩戒。

　　清水江流域民族社会中，宗祠是祖先神灵的皈依之所，各个宗祠无一例外地订有族规家训。

族规家训，既意味着祖先对子孙的审视和子孙对祖先的敬仰，也体现着在缺乏法制治理的传统民族社会，用以约束和教化族人的惩戒机制和教育智慧。

族规家训多根据朝廷的谕旨、条规和地方官府的训示与本族实际制定而成，或刻于祠碑，或载入族谱，是宗族的“法律”。

族规的制定虽然体现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封建礼制精神，但也有许多积极的伦理规范，这从天柱蓝田《彭城堂刘氏族谱》之《家规十二条》爱国家、隆孝养、笃兄弟、别夫妇、睦宗族、谨丧葬、尚勤俭、肃内外、重谱牒、修坟墓———即可窥见一斑。

　　各宗族类似的族规家训都于宗祠中制定和通过，并于宗祠中宣讲和教化，如有族内纠纷或族人违犯族规，如争产、不孝、奸淫、偷盗等行为，宗祠则成了族长（长老会）行使族法权的场所而对违规行为进行惩戒，或体罚羞辱、或陪酒席、或处笞杖、或处罚金、或罚苦力，甚至开除族籍、撵走他乡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祠是宗族内部的法庭，在传统社会承载着“规训和惩罚”的社会治理功能。

彰匾题联。

匾额是宗祠中敬宗怀祖、敦善崇德、励志笃行的符号彰显标志。

　　清水江流域宗祠匾额有木刻、石刻、灰制等多种，尺寸大小与门面、厅堂的规模相宜，多为四字。

著名者在天柱县就有远口吴氏宗祠中清道光年间贵州巡抚贺长龄题写的“咏烈颂芬”、1938年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吴绍州题写的“至德克昌”、坌处鲍塘吴氏宗祠中清嘉庆年间题刻的“僾存慤著”、竹林地坌彭氏家祠乾隆年间的“克绳祖武”等。

除匾额外，有宗祠必有楹联。

楹联有门联、柱联、神龛联等类型，字数长短不等，主要以追根溯源、颂扬祖德、训诫劝勉、进取向上、地灵人杰等为内容。

　　一般来讲，宗祠内的匾额与楹联是清水江流域宗祠融文化内涵与书法艺术为一体的文化事象，其题写者多为文人雅士、社会贤达、名宦名家，意境深邃，书法精湛，雕刻精美，制作考究，是宗祠独特的民俗文化精髓所在。

宗祠内匾额与楹联的规格和数量历来是为族人显耀的资本，是族人能从中获得许多无形和有形的教益从而增强宗族荣誉感、提升内部凝聚力的教育载体，因而历为族人所重视。

宗祠文化正是在上述活动中，实现传统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的教化，这种弥散于日常生活的教育功能在制度化、体系化的过程中得以在民族社会有效地、最大化地发挥，既是家族报本思源、继往开来的精神动力，也是民族社会秩序赖以维系和运行的基础和前提，是民族社会寓治于教、以教敦俗、以教务治的重要载体和表征。

宗祠作为宗族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是宗族政治、宗教、社会、教育和经济活动的中心，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和宗族教育文化因素集中体现的大本营，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中唐以后“明主治吏不治民”“皇权不下乡”的基层社会治理环境下，作为以血缘为基础组成的宗族的象征物宗祠便在社会教育、社会治理与秩序维系中，承载着尊祖敬宗，奉先思孝;

个体启蒙，道德养成;

耕读传家，修齐治平;

地方知识，民族文化等丰富的教育文化内涵，充分发挥着对宗族成员的社会教化功能。

奉先思孝，尊祖敬宗。

西方学者迈克尔·

米德若夫等认为:

“祖先崇拜通常在培养家系观念上起决定作用”，“通过祖先崇拜，家系将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联系在一个共同体中。

　　奉先思孝，尊祖敬宗是宗祠建立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清水江流域的所有宗祠中以祭祀为主的各项活动及其宗祠的门榜、墙题、祠联、堂联、族谱、族规、堂序等无不淋漓至尽地体现和充斥着奉先思孝、尊祖敬宗的教育内涵，并通过这一文化传承场的作用，而为人们所谨记、坚守和践行。

以“孝”为例，在流域天柱县的宗祠墙题中，就有渡马杨氏、白市杨氏、凤城袁氏、北岭乐氏、新舟吴氏、新坪陶氏等宗祠的大门两侧塑有“忠”“孝”二字，社学桥联伍氏、岩古吴氏、桥联何氏等宗祠正面两侧下方塑有“忠信”“孝悌”四字，兴坡潘氏宗祠内墙题有“忠、孝、廉、节”四字，高酿三寨罗氏宗祠门上有匾书“忠孝堂”等。

在从堂序来看，天柱凤城《袁氏祠堂序》认为“族之有祠，以祀供祖先……国家有道，以孝治天下，士大夫家各建祠堂以妥先灵一堂之上，子子孙孙，大茬馨香，阖族之中，济济跄跄，永世克孝。

　　”天柱《乐寨八甲（杨氏）祠堂记》强调“考祠堂之建设，原为序昭序穆，启人子孝悌之恩，非祠堂无以为祭祀之所，非祭祠无以尽报本之心。

”渡马龙盘陈氏宗祠《祠堂记》重申:

宗祠“上为祖宗灵爽式凭之所，下为后裔展厥孝思之地”，认为修建宗祠，便可“得天地之精英，钟人文之灵秀，后之登斯堂者，起敬起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之乎。

”至于族规族谱、联题画屏，更是无处不凸显着对祖先的追思、对孝的恪守，让族人唤起共同的社会和历史记忆。

而对于不忠不孝、有违礼道的言行，则为宗族所不容，并在宗祠被处以教育或被执行“家法”。

　　总之，宗祠作为一族的文化与议事中心，是儒家奉先思孝、尊祖敬宗、报本返始观念得以全面展示和传承的场所，是使族人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的精神殿堂。

个体启蒙，道德养成。

社会学认为，从“生物人”到“社会人”必经由社会化这一过程。

人只有通过社会化才得以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也只有通过之，社会知识和规范才能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社会化的实质即是社会文化的内化。

宗祠是民俗文化的载体，是族人报本思源，实现族人群体聚合与社会结合的空间场所。

在清水江流域传统社会，个体的社会化尤其是初始社会化几乎都是在宗祠内实现的。

　　个体通过进入宗祠参加活动如祭祀、婚丧嫁娶、寿诞、功名、惩戒等，通过暗示、感染、模仿等初级文化传承方式进而获得记忆与认知，增强对家族历史和宗族的认同、对尊卑伦序和孝悌忠信伦理的理解、对长幼之序祖制祖礼的掌握以及对贡献乡梓报效国家意识的养成。

同时还特别强调族人在立人处世中的清白向上。

白市杨氏宗祠正殿的神龛上横书的“清白堂”三字、坌处王氏宗祠牌楼塑的五棵大白菜、三门塘王氏宗祠正门上方顶部的五颗大白菜浮雕、下方砖匾两侧各塑的两棵大白菜浮雕均昭示着宗族的家风，告诫着子子孙孙们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以使“清白家声传万古，四知世第永流芳”，族人或路人每观于此，无不驻足深思，心生敬畏。

耕读传家，修齐治平。

古代中国，由于在国家治理上是借助家族式的管理而达至的，因此在传统家族的教育文化中，“修齐治平”历来被作为最重要的内容，通过宗祠及其开办的学校灌输给族中子弟，以读书仕进，报效国家，光宗耀祖，德启后人。

　　在清水江流域的宗祠文化中，耕读传家、修齐治平的教育内涵是其中耀眼的一笔，既体现着流域农耕民族以农为本的生计方式特征，又渗透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唯学唯仕的儒家精神。

抑或流域宗祠中雕塑的“田土犁耕”“文王访贤”“屈原赋《离骚》”“司马迁著《史记》”“班超投笔从戎”“岳母刺字”“舒雅中状元”等祠画，或是“幼而学从此升堂入室，壮而行自当附凤攀龙”（隆里状元祠）“忠孝友爱传家绳祖武，谨诗功书继世冀孙谋”“赋梅宅第承传文明家声远，仁溥翰墨辈出英才族名扬（宋氏先祠）”“读书气盖古今，出生志在天下”（隆里董张合祠）等祠联，再如白市宋氏先祠中立存的清王朝赐予的“诰封碑”以及一些宗祠中因功名而树立的石桅杆等，无不体现着儒家的思想理念。

正是宗祠赋有的耕读传家、修齐治平教育价值及其在族人中的浸润，才有流域各地各族科举英才的辈出不断。

其中不少人物又在科举入仕后，将对家族具有的责任感和认同感，发展到对国家具有责任感和认同感，以修齐治平的情怀，政声朗朗，垂范后人。

如流域黎平人何腾蛟中举致仕后，以廉明勤政爱民而著称，后更以精忠大节、舍生取义而闻名，其绝食而死后，桂王朱由榔赐祭九次，追赠中湘王，谥文烈，后清乾隆时，谥腾蛟“忠诚”。

　　实际上，流域各宗祠除了祖先神灵外祭祀的其他祀主，均是人品高尚、德高望重、卓有建树、刚正不阿的人物，或是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或是才高学富、技艺超群的才子俊彦，他们不仅是家族荣耀，也是社会推崇、国家需要的道德典范，更是耕读传家、修齐治平的践行者，对世人具有榜样的意义。

地方知识，民族文化。

虽然地方知识相对于普遍性知识而言具有局域性、差异性或唯一性等特征，但其为一地民众之先辈代代所积累、总结、定制并相沿至今，亦具内容的广泛性、形态的多样性、使用的群众性。

清水江流域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与各民族的源流、历史、生存环境、物产资源、生计方式与社会习俗等密切相关，涉及到民族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为民族社会代代所习传。

流域各氏宗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知识的物化现象，其建构技艺充分体现着流域各族各宗的历史文化、审美价值和民俗风情，因而在大小、规模、结构、装饰、功能等方面各不相同，而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保护性的传承，即是说，宗祠本身就是地方性知识的结合体而为族内所传承，族际所交流、借鉴。

　　同时宗祠又是记忆、讲述祖先业绩以及因迁徙、生产生活等而形成的诸如粮食准备、饮食制作、护身抗暴、文化娱乐等知识的场所，也因宗祠的作用，有的地方性知识如酸食、腌菜、勾镰、月牙镗、侗戏等成了远近闻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水江流域明中后期以来，一直为皇家采购木材的重点区域，林业营造知识、木材贸易规则、林地买卖及纠纷调处也多数于宗祠进行。

于宗祠获得知识而致富后的一些族众，又发家不忘乡里，如天柱鲍塘乐章德在经营木材致富后，慷慨解囊，带领族众扩建了北岭镇乐氏宗祠，类似举动在流域为数不少。

　　在清水江流域，地方性知识与民族文化有两语同义之说，实际上，该流域是我国乃至世界的民族文化富矿区，被公认为是节的乐园、歌的世界、舞的海洋，宗祠本身即为民族文化的多元载体，是民族文化的集中点、展演地和传播中心，宗祠的祠规、仪式、活动及其附于其上的各种物化符号蕴含着精致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表达着族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声誉与地位的文化诉求，因而显得厚重和珍贵，在民族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价值。

　　爱乡爱国的教育基地。

在中国，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积淀和体现了中华儿女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家”是国之基础，“国”是家的集成，家国历来密不可分已是中国人所代代践行的家国理念。

“家”与“国”的特殊关系，也使得清水江流域宗祠文化的价值超越了宗族层面而具有了国家意义。

在清水江流域的各姓各宗中，乡土的养育、家风的濡化，从古到今，都将为民报国的仁人志士、儒士贤达因学识、因教育、因政声、因军功、因气节等而于族谱中所记录、于宗祠中所祀奉，成为族人砥砺志向、获取营养和力量的教育资源，于谱中阅读、于祠中思视，爱乡爱国之情自必油然而生，报国为民之志自必奋然而起。

正因如此，现清水江流域的一些地方不时在宗祠开展着爱乡爱国的教育活动。

早在如1991年7月5日，凯里市人民政府就将建于民国初年、而在民国时期为凯里党小组负责人李光庭、李长青等组织研究和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的李家祠堂，明确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建成为凯里党小组革命活动陈列室，用作革命历史宣传。

2011年6月，中共凯里市委、市人民政府又将之命名为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再如抗战时期，三穗共有5177人从军杀敌。

其中，滚马乡下德明村从军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3师下士吴瑞于1937年9月14日孤灯下写了《禀父书》《致兄书》《与妻书》三封抗日绝命家书，表达了“要与日寇拼命到底”“倭寇不灭不生还”的决心。

10月16日，吴瑞在上海嘉定广福与敌人血战，壮烈殉国。

2015年8月28日三穗县人们政府在吴氏祠堂内建立了“抗日烈士吴瑞三封绝命家书纪念碑”并举行揭碑仪式，使吴氏祠堂成了一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民族文化的展示与传习中心。

宗祠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祠集中了诸如建筑、祠联、堂号、堂联等物态文化，族人长期在宗祠活动中形成生活情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族谱、族规、祖训、家法、管理等制度文化，以及族风、族俗、祭祀仪式等行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展示的结合体。

　　同时，在清水江流域，侗戏的表演、古歌的传唱、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授以及刺绣、蜡染、木构、金属饰品等技艺的传承也多在宗祠交流、传授，有的宗祠还收集了代表本宗族历史文化的物品、作品集中保存，一些乡村之间文艺交流的节目排练，传统音乐、歌舞的比赛多在宗祠举行。

宗祠事实上已成了一些地方展示与传习民族文化的中心，成了传播先进文化的主阵地和基层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