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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电视屏幕上见面,开远程会议不仅能解决本国的问题,而且还能通过卫星解决国际问题。

美国无疑是一个电话王国。

几乎每个人都在用电话做生意、与朋友聊天、安排或取消社交约会、表达谢意、购物和获得各种信息。

电话不但能免去走路之劳,而且还能节约大量时间。

其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美国的电话服务是一流的,而邮政服务的效率则差一些。

有些初来美国的人来自文化背景不同的其他国家,在他们的国家,人们认为工作太快是一种失礼。

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花一定时间来处理某件事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好像是无足轻重的,不值得给予适当的重视。

因此,人们觉得用的时间长会增加所做事情的重要性。

但在美国,能迅速而又成功地解决问题或完成工作则被视为是有水平、有能力的标志。

通常情况下,工作越重要,投入的资金、精力和注意力就越多,其目的是“使工作开展起来”。

Unit2A

尼克莱·

彼得罗维奇·

安尼金一点都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吓人。

不,他不可能是我父亲特地送我来见的那位前苏联教练。

可他的确是尼克莱·

安尼金本人。

他请我进门,在沙发上坐下,又拍了拍身边的垫子,让我坐在他旁边。

在他面前,我真的很紧张。

“你还年轻,”他的英语带着俄语口音:

“如果你愿意试着向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军,我想你能行。

长野奥运会来不及参加了,但你可以准备参加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

“完全可以,不是吗?

”看到我脸上惊愕的表情,他又说道。

我那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业余滑雪运动员,但在国内决不是顶尖选手。

“当然,你需要进行很多艰苦的训练,你会哭鼻子,但你一定会进步的。

的确,后来我经历了无数痛苦的训练,还为此流了不少眼泪。

但在后来的五年里,我总能从尼克莱讲的有趣故事和他的幽默感中得到鼓励。

他开始总是说:

“我的朋友们常去看电影,去跳舞,去和女孩子约会,”然后他会压低嗓门接着说:

“我就在运动场上训练、训练、再训练。

第二年,我的15公里滑雪比赛成绩缩短了1.5分钟。

“朋友们问我:

‘尼克莱,你怎么做到的呢?

’我回答:

‘你们去看电影、跳舞、和女孩子约会,而我一直在训练、训练、再训练。

’”

故事通常到这儿就结束了。

但有一次──后来我们知道那天是他结婚25周年纪念日──他穿着一件旧的毛衣,很自豪地站着,微笑着轻声说道:

“告诉你们,我可是在26岁那年才第一次亲吻女孩子。

她后来就和我结了婚。

不管他是不是懂得浪漫,尼克莱知道什么是爱。

他以一贯的幽默、默默的感恩、敏锐的感觉和真诚的态度为爱设立了奥林匹克般的标准。

即使在我结束了滑雪生涯之后,我仍一直努力去达到那个标准。

但他又从不娇惯我。

二月里的一天,我头很疼,感到十分疲倦。

我在一片空地上遇见了他,在寒风中的雪地里滑了大概十五分钟后,我赶上了他,有点小题大做地说:

“嘿,尼克莱,我感觉我要死了。

“如果活到一百岁,人人都会死的,”他对我的痛苦无动于衷,态度坚决地接着说:

“但你现在必须滑、滑、再滑。

在滑雪板上,我照他说的去做。

但在其他事情上我会反抗他。

在一次经费并不宽裕的滑雪露营活动中,他让我们十个人挤在一个单身汉住的芬兰式屋子里。

第一天我们醒来时发现尼克莱正在做早餐。

然后我们坐在临时拼凑起来的椅子上,围着张小小的牌桌,用勺子很快地吃完早饭。

吃完后,尼克莱把摞起来的油腻腻的碗向我和我唯一的另一个女队友前一推,武断地说:

“女孩子们,现在去洗碗吧!

我把餐巾往地上一扔,向他骂道:

“让该死的男孩子们去洗吧!

这不公平!

”他没再让我去洗碗,也没对我的大发脾气显得太在意。

他只在滑雪时才显露出强烈的情感。

训练的时候,他会岁着我们迈步的节奏大声发出指令:

“对,就这样,一二三,一二三。

我祖父的一个好朋友──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看了尼克莱带我训练的录像带后问道:

“他也教舞蹈吗?

在训练时,我一刻不停地纠正着尼克莱指出的错误。

每完成一个动作,我都会问他自己是否有了进步。

“是的,还行。

但如果膝盖能屈得更快些就更好了。

“可我滑得够快了吗?

”我坚持问他。

最后他会皱起眉头说:

“你得无数次地重复,动作才能达到完美。

”他提醒我“必须有耐心”,言语之间流露出“我已经告诉过你无数次了”的意思。

尼克莱的耐心和我的勤奋使我赢得了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并开始为奥运会季前赛做准备。

但后来我没能被选拔去参加2002年奥运会。

去年夏天,我回去拜访尼克莱。

他给我沏了茶......还自己洗了碗!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

怀念起前一年的奥林匹克队,我一时沉默,回想起自己曾经获得的一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和这个穿着颇具热带风情衬衫、个子不高的男人之间形成了并不张扬但又牢不可摧的纽带。

尼克莱教会我即使需要无数次的努力,也要凭借勇气、热情和严格的纪律来坚持下去。

他还教会我为了能在这世界上生活一辈子而预先心存感激,并每天提醒自己:

即便面临许多挑战,“现在心里有的必须是爱、爱、爱。

Unit3A

我和盖尔计划举行一个不事张扬的婚礼。

在两年的相处中,我们的关系经历了起伏,这是一对情侣在学着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时常常出现的。

但在这整整两年间,我们坦诚地面对彼此性格中的弱点和优点。

我们之间的种族及文化差异不但增强了我们的关系,还教会了我们要彼此宽容、谅解和开诚布公。

盖尔有时不明白为何我和其他黑人如此关注种族问题,而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好像忘记了美国社会中种族仇恨种种微妙的表现形式。

对于成为居住在美国、异族通婚的夫妻,我和盖尔对未来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相互信任和尊重才是我们俩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许多夫妻因为错误的理由结了婚,结果在10年、20年或30年后才发觉他们原来是合不来的。

他们在婚前几乎没有花时间去互相了解,他们忽视了严重的性格差异,指望婚姻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各种问题。

我们希望避免重蹈覆辙。

事实更说明了这一点:

已经结婚35年的盖尔的父母正经历着一场充满怨恨、令人痛苦的婚变,这件事给盖尔带来了很大打击,并一度给我们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当盖尔把我们计划举办婚礼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她遇到了一些阻力。

她的母亲德博拉过去一直赞成我们的关系,甚至还开过玩笑,问我们打算何时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抱外孙了。

但这次听到我们要结婚的消息时,她没有向我们表示祝贺,反而劝盖尔想清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这么说我跟他约会没错,但是如果我跟他结婚,就错了。

妈妈,是不是因为他的肤色?

”盖尔后来告诉我她曾这样问她母亲。

“首先我必须承认,刚开始时我对异族通婚是有保留意见的,也许你甚至可以把这称为偏见。

但是当我见到马克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既讨人喜欢又聪明的年轻人。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女婿而感到脸上有光的。

所以,这事跟肤色没有关系。

是的,我的朋友们会说闲话。

有些朋友甚至对你所做的事表示震惊。

但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不同。

因此你要明白,马克的肤色不是问题。

我最大的担心是你也许跟我当初嫁给你爸爸一样,为了错误的原因而嫁给马克。

当年我和你爸爸相遇时,在我眼中,他可爱、聪明、富有魅力又善解人意。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兴奋。

而且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理想婚姻,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的婚姻会天长地久。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在我们结婚时,我并不十分理解我所爱的人——你的爸爸。

“但是我和马克呆在一起已有两年多了,”盖尔抱怨道。

“我们俩一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们彼此多次看到对方最糟糕的一面。

我可以肯定时间只能证明我们是彼此深情相爱的。

“你也许是对的。

但我还是认为再等一等没坏处。

你才25岁。

盖尔的父亲戴维——我还未见过他的面——以知事莫若父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决定。

他问的问题基本上和盖尔母亲的问题相同:

“干吗这么匆忙?

这个马克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公民身份?

当他得知我办公民身份遇到了问题时,就怀疑我是因为想留在美国而娶他女儿的。

“不过爸爸,你这话讲得太难听了,”盖尔说。

“那么干吗要这样着急?

”他重复地问。

“马克是有公民身份方面的问题,但他总是在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盖尔辩解道。

“事实上,当我们在讨论结婚的时候,他清楚地表明了一点:

如果我对任何事情有怀疑,我完全可以取消我们的计划。

她父亲开始引用统计数据说明异族通婚的离婚率比同族结婚的要高,而且还列举了接受过他咨询的、在婚姻上有麻烦的异族通婚夫妇的例子。

他问道:

“你考虑过你将来的孩子可能会遭受的苦难吗?

“爸爸,你是种族主义者吗?

“不,当然不是。

但你必须得现实一点。

“也许我们的孩子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谁的孩子不会呢?

可是有一样东西他们将会永远拥有,那就是我们的爱。

“那是理想主义的想法。

人们对异族通婚生下的孩子是会很残酷的。

“爸爸,到时候我们自己会操心的。

但是假如我们在做什么事之前,就必须把所有的疑难问题全部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几乎什么都干不成了。

“记住,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都不晚。

Unit4A

大中央车站问询处桌子上方的数字钟显示:

差六分六点。

约翰·

布兰福德,一个年轻的高个子军官,眼睛盯着大钟,看确切的时间。

六分钟后,他将见到一位在过去13个月里在他生命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女人,一位他素未谋面、却通过书信始终给予他力量的女人。

在他自愿参军后不久,他收到了一本这位女子寄来的书。

随书而来的还有一封信,祝他勇敢和平安。

他发现自己很多参军的朋友也收到了这位名叫霍利斯·

梅内尔的女子寄来的同样的书。

他们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勇气,也感激她对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支持,但只有他给梅内尔女士回了信。

在他启程前往海外战场战斗的那天,他收到了她的回信。

站在即将带他进入敌人领地的货船甲板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的来信。

13个月来,她忠实地给他写信。

即使没有他的回信,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从未减少过。

在那段艰苦战斗的日子里,她的信鼓励着他,给予他力量。

收到她的信,他就仿佛感到自己能存活下去。

一段时间后,他相信他们彼此相爱,就像是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但当他向她索要照片时,她却婉然拒绝。

她解释道:

“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和真诚的,那么我长什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我很漂亮,我会因为觉得你爱的只是我的美貌而时时困扰,那样的爱会让我厌恶。

假如我相貌平平,那我又会常常害怕你只是出于寂寞和别无他选才给我写信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会阻止自己去爱你。

当你来纽约见我时,你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

记住,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停止或继续下去──如果那是我们的选择……”

差一分六点……布兰福德的心怦怦乱跳。

一名年轻女子向他走来,他立刻感到自己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她身材修长而苗条,漂亮的金色长发卷曲在小巧的耳后。

她的眼睛如蓝色的花朵,双唇间有着一种温柔的坚毅。

她身穿别致的绿色套装,犹如春天般生气盎然。

他向她迎去,完全忘记了她并没有佩戴玫瑰。

看他走来,她的嘴角露出一丝热情的微笑。

“当兵的,跟我同路?

”她问道。

他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了一步。

然后,他看见了霍利斯·

梅内尔。

她就站在那少女的身后,一位四十好几的女人,头发斑斑灰白。

在年轻的他的眼里,梅内尔简直就是一块活脱脱的化石。

她不是一般的胖,粗笨的双腿移动时摇摇晃晃。

但她棕色的外衣上戴着一朵红色的玫瑰。

绿衣少女快速地走过,很快消失在了雾中。

布兰福德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压缩成一个小水泥球,他多想跟着那女孩,但又深深地向往那位以心灵真诚地陪伴他、带给他温暖的女人;

而她正站在那里。

现在他可以看见,她苍白而肥胖的脸上透着和善与智慧。

她灰色的眼中闪烁着温暖和善良。

布兰福德克制住跟随年轻女子而去的冲动,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

他的手抓着那本在他去战场前她寄给他的书,为的是让霍利斯·

梅内尔认出他。

这不会成为爱情,但将成为一样珍贵的东西,一样可能比爱情更不寻常的东西──一份他一直感激、也将继续感激的友情。

他向那个女人举起书。

“我是约翰·

布兰福德,你──你就是霍利斯·

梅内尔吧。

我非常高兴你能来见我。

我能请你吃晚餐么?

那女人微笑着。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她答道:

“那位穿绿色套装的年轻女士──刚走过去的那位──请求我把这朵玫瑰别在衣服上。

她说如果你邀请我和你一起出去,我就告诉你她在公路附近的那家大餐厅等你。

她说这是一种考验。

Unit4B

1942年冬季的一天,寒冷刺骨。

但在纳粹集中营中,这与别的日子没有什么差别。

自我从家中被人带走并随着数万犹太人被带到这儿以来,我已濒临死亡,只能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小时算一小时。

我们在纳粹可怕的皮鞭下受尽煎熬。

明天我还会活着吗?

今晚我会不会被带到毒气室去?

或是被警卫简简单单地用来复枪射杀?

我在铁丝网边踱来踱去。

我并没有留意自己的脚步,只是机械地在这块地上移动,在发现可以用来生火的一小块木头或其他东西时,我偶尔跪下来查看一下。

突然,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从铁丝网那边走来。

她的步履轻盈,仿佛不受重力的影响,宛如仙子。

她停下来,用忧伤的眼睛看着我。

集中营里的生活已经损害了我的健康。

我想把目光挪开,因为我一副病容、枯瘦如柴,又穿着破烂肮脏的衣服,被一个陌生人这样打量,我感到特别害臊,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她的眼睛移开。

这时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红苹果。

噢,我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苹果了!

它又是多么地闪闪发亮——比任何水晶都耀眼!

她非常谨慎地左右看看,然后一下子把它抛过铁栅栏。

我把它捡起来,用我冻僵的手捧着它。

在这充满死亡的世界中,这苹果无疑代表了生命,而她的举动就是爱的果实。

我抬头瞥见那女孩在远处渐渐消失。

第二天,就像被磁力吸引一样,我又来到了铁丝网边的那块地方。

我希望她再次出现。

我是不是疯了?

当然是。

但在这里,我不放弃任何一丝微小的希望。

她又来了。

她又一次给我带来了苹果,

比上次更精确地将它抛过了铁丝网。

苹果飞过铁丝网,正好从我的头顶上方落下来。

我在空中接住了苹果,

高举着让她看。

她的眼中闪着光芒。

接下来的七个月我们就这样相会,而我也习惯了这样的苹果餐,但不久一切都结束了。

一天,我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

我将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

第二天,当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几乎无法说话,但我必须说明白:

“明天别再给我带苹果了,”

我告诉她说:

“我将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

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在我完全失去控制前我转身从铁丝网边跑开了。

我实在不忍心再回头看。

如果我转身,我知道,她会看见我的脸颊上滑落的眼泪。

岁月流逝。

转眼到了1957年。

我住在纽约,生活状况与纳粹德国期间的情景相差何止天地。

我做铝栅栏安装和回收的生意,并且发了点小财。

我一个做保险的朋友劝说我与他的一位女性朋友相亲。

我勉强同意了。

她人还不错,叫罗玛,

像我一样,她也是移民,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之处。

“你是在战争期间流亡来到这里的吗?

”罗玛用移民相互之间问及那段岁月时所特有的体贴方式柔声细语地问道。

“不是。

那时我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答道。

我没有说明哪个集中营,也没有说其他任何细节。

这个故事太乏味了,因为我已经重复过许多次了。

罗玛的双眼透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好像回忆起了某件痛苦而又甜蜜的事情。

“你怎么了?

”我问她。

“是这样,我小时候住在集中营附近。

那儿有一个男孩,一个小囚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去看他。

我记得我常常带苹果去扔给他。

我把苹果从铁丝网上扔过去,那时他会非常开心。

我的心猛地一下子剧烈地跳动起来。

我凝视着她问:

“是不是那个男孩有一天对你说‘明天别给我带苹果了。

我将被押往另外一个集中营’?

“没错,是啊,”罗玛用颤抖的声音应道。

“但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从桌边站起身来,拥抱着她说:

“因为我就是那个小男孩,罗玛。

Unit5A

我女儿抽烟。

她做作业时,脚搁在前面的长凳上,计算器嗒嗒地跳出几何题的答案。

我看着那包已抽了一半、她随意扔在手边的“骆驼”牌香烟。

我拿起香烟,走到厨房里去仔细察看,那里的光线好一点──谢天谢地,香烟是有过滤嘴的。

我心里十分难过。

我想哭。

事实上,我确实哭过。

我站在炉子旁边,手里捏着一支雪白的香烟,制作得非常精致,但那可是会致我女儿于死地的东西啊。

当她抽“万宝路”及“普雷厄尔”牌香烟时,我硬起心肠,不让自己感到难过。

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抽这两种牌子的香烟。

她不知道我父亲、也就是她外公生前抽的就是“骆驼”牌香烟。

但是在他开始抽机制卷烟之前──那时他很年轻、也很穷,眼睛炯炯有神──他抽的是用“阿尔伯特亲王牌”烟丝自己手工卷的香烟。

我还记得那鲜红的烟丝盒,上面有一张维多利亚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照片,他身穿黑色燕尾服,手里拿着一支手杖。

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的家乡佐治亚州的伊腾顿已没有人再自己手工卷烟了(而且几乎没有女人抽烟)。

烟草业,再加上好莱坞电影──影片中的男女主角都是烟鬼──把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完完全全争取了过去,他们无可救药地抽烟抽上了瘾。

然而我父亲从来就没有像阿尔伯特亲王那样时髦过。

他还是一个贫穷、过于肥胖、为养活一大家人而拼命干活的男人。

他是黑人,嘴里却总叼着一支雪白的香烟。

我记不清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也许开始时并不明显,只是早晨一下床点燃第一支香烟时才有点微咳。

到我16岁,也就是我女儿现在这般年纪时,他一呼吸就呼哧呼哧的,让人感到不安;

他上楼时每走三、四级楼梯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而且,他常常一连咳上一个小时。

肺部的病痛把我父亲折磨得虚弱不堪,一个严冬,他死于被称为“穷人之友”的疾病──肺炎。

他咳嗽了这么多年,我想他的肺部已没有什么完好的地方了。

去世前几年,他的呼吸已经很虚弱了,他总得倚靠着某个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全家聚会,当时我女儿才两岁,他抱了她一会儿,好让我有时间给他俩拍张照片。

但是很明显,他是费了好大劲儿的。

生命行将结束前,他才戒了烟,主要是因为他的肺功能已极度受损。

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几磅,但当时他太瘦了,所以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旅行时,看到了许多像我父亲和女儿那样的人。

到处都有针对他们这两类人的巨大广告牌:

强壮、自信或时髦的成熟男人,以及漂亮、“世故”的年青女子,都在吞云吐雾。

就像在美国的旧城区和印第安人的居留地上一样,在这些贫困的国家里,那些本应该花在食物上的钱却流进了烟草公司。

久而久之,人们不但缺少食物,而且还缺少空气,这样不但大大地损害了孩子们的体质,还使他们染上了烟瘾,最终还会致他们于死地。

我在报纸还有我订阅的园艺杂志上看到,烟蒂的毒性很强:

一个婴儿如果吞下了一个烟蒂,就很有可能会死去,而沸水加一把烟蒂就成了很有效的杀虫剂。

作为母亲,我深深地感到痛苦。

有时我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我记得自己怀孕时,吃东西的时候是多么小心啊!

之后在教她如何安全穿过马路时,又是多么耐心啊!

有时我纳闷:

自己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为了她今后大半辈子有气无力地挣扎着呼吸,然后再像她外公那样自己把自己毒死吗?

我特别喜欢一条写在受虐妇女收容所里的语录:

“人间和平,始于家庭。

我认为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

我还想起了另一条写给那些想戒烟的人们的语录:

“每个家庭都应该是禁烟区。

抽烟是一种自我毁灭,而且也毁灭着那些不得不坐在你身边的人。

那些人偶尔也会取笑或抱怨你抽烟,可常常只能无可奈何地坐在一边看。

我现在意识到,从我还是个孩子起,这些年来我实际上是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父亲自杀。

对那些生意兴隆的烟草公司的巨头们来说,能在我家取得这样一种胜利,肯定是够满意了。

Unit5B

我四处奔波,应约作各种演讲,常在别人家里过夜,也常被安排在孩子的卧室里。

我发现孩子房间里的玩具实在太多,甚至连我小小的梳妆盒也无处可放。

壁橱通常也是塞满了衣服,我几乎无法把夹克衫塞进去。

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在表明一种观点。

我发现父母给孩子们买的玩具和衣服越来越多,这种倾向在美国家庭已是司空见惯。

我认为在很多家庭中,孩子们都把家长的慷慨大方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这种做法的后果实际上对孩子们来说也是有害的。

家长为什么要给孩子们那么多的东西,或者要给孩子们他们买不起的东西呢?

我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颇为常见的原因就是父母亲们出于内疚而溺爱孩子。

两人都是全职工作者的父母也许会因为不能常常和孩子在一起而感到内疚。

他们可能想通过给孩子们大量物质的东西作为对他们的补偿。

还有一些父母给孩子买这买那,是因为他们想让孩子拥有他们自己童年时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以及那些他们过去想得到而未能得到的东西。

还有一些家长不愿拒绝孩子们永无休止的买玩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害怕孩子会认为父母不爱他们,或者害怕如果他们得不到和小伙伴们相同的玩具会被人取笑。

当家长无法应付孩子的无理要求时,也会发生溺爱孩子的现象。

这样的父母会在拒绝和让步之间动摇不定──但是好像哪种办法都不能使他们满意。

如果他们拒绝孩子的请求,他们会因为对孩子太严格或太不慷慨而立即感到后悔。

如果他们让步了,也会因为太容易让步而感到懊悔和自责。

这样的摇摆不定不但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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