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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章科举与儒学

第四章：

科举、书院与儒学

近代以来，科举制度一直被认为是抑制人的自由创造和阻碍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更为客观的分析则认为科举制的内容固然有不适应时代的部分，但其对于平等选拔的诉求却是值得肯定的。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全面分析、讨论科举制度之优劣，而是要着眼于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关系，来了解科举制度对于儒家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演变

科举制度最根本的目的是选拔合适的人才进入官僚阶层，其前身是中国古代的各种官员选拔制度。

周以前，虽然上层的职位是世袭的，但是，地方的贤能依然有被选举而升迁的机会。

这样的制度被《礼记·王制》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

“乡老论士之秀者，升诸司徒月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着，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然后因其材而用之。

”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判定这样的制度的实施情况，不过，周初确定了学校育才和民间选才并行的选拔人才方式应该是有一定依据的。

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变动使得学校和选士制度难以维系，诸侯公卿则通过养士的手段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人才。

而学在民间和私人讲学制度的兴起，导致了学术的多样化和百家争鸣的局面。

与此相应的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宗族和国界的“士”的阶层兴起。

秦汉皇帝制度确立家天下的体制，但是天下却是需要与别人共治的。

秦是法家独领风骚，到汉代则是儒生和文吏共存，在贵族制度解体之后，形成了一系列选拔官员的制度。

汉以后到科举制度实施之前，主要的选举制度有：

察举（举孝廉和举贤良）、辟举、九品中正制、学校、荐举、征召、上书自荐、技艺入仕等，在这些制度中，理论上是主张“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的原则并在实践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呈现，但不受门第等因素影响的相对客观的选士制度要到隋唐才建立起来。

一般的说法，隋炀帝大业二年（1606年），开始设置“进士科”，策试诸士，这样开启了科举的时代。

虽然那些举荐的制度仍然存在，但是，以纯粹的考试形式超越家庭门第的科举越来越成为选士的主要途径。

唐代的考试制度主要沿袭隋朝的制度，但更为完备。

其中最受重视的是贡举，《新唐书选举志》记载贡举的考试内容时说：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

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

”这中间进士科和明经科最受人追捧。

我们从这些考试的设计中可以看出，虽然有一技之长就可以成为社会升迁的资本，但最核心的资本则是对于儒家经典的熟悉和了解。

明经科自不待言，进士科考试内容则是诗赋和经义，儒家经典依然是基础。

为了与选士制度的变革相适应，隋唐时代开始建立起完备的从国子学到地方的官学系统，这些学校系统以学习经典、掌握行政技艺和熟悉礼仪为主要教学内容，这样儒学的传播和学习开始与社会升迁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联系。

宋代的科举制度虽然因为政治的角力而屡经反复，其基本格局依然继承了唐代制度。

但在考试的规则上有进一步的完善，比如出现了“糊名”、“誊写”、“保任”等防止考试作弊的办法。

所谓糊名，就是将考生的姓名“封印”，“誊写”则是将考卷抄写一遍，这些原则主要是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

而“保任”主要是让一些地方的官员为该地方的考生的道德品质作出担保。

明代的科举在选举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甚至一度为了遏制奔竞之风而专以科举取人。

后虽又有变化，但专重科举已是毋庸置疑了。

《明史选举志》说：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

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

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首先明代的考试范围有了变化，以四书五经作为考试的内容，而朱熹的注释也成为标准答案；其次，答题的方式有了一种标准化的文体，即八股文。

当然考试的方式也有一些变化，开始了每三年一次的“大比”。

整个考试分为三个阶段，乡试（在考生所在的省举行的考试，中式者为举人）；会试（各地的举人到京师参加的考试，中式者为进士）；殿试（会试成功者，由皇帝直接在宫廷里策试，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明清之后科举逐渐成为进入权力核心的唯一途径，因为自从明英宗天顺年间之后，非科举出身的不能进入内阁。

而明代的京官清要均任用进士出身的人，其他的机会也都是首先考虑进士。

明代的各级官学，因为科举制度的强大吸引力，不自觉地成为科举的预备机构，而宋代所盛行的书院在明代则起伏不定。

但明末书院复盛，成为讲授和研读儒学的重要场所。

而王阳明本人，也十分强调社学，即在体制的学堂体系之外，来教导民间子弟，教化礼俗。

王门子弟的另一重要的活动就是会讲，他们在东南一带聚集讲学，人数多至上千，为王学的传播贡献良多。

清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也是依照明代的方式，略有损益。

毫无疑问，科举作为一种儒家思想与权力之间的特殊连接方式，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居功至伟。

但是科举日益使人们远离对经义本身的理解而转变为对于制艺的重视，儒学的发展便受到很大的束缚，顾炎武曾痛言“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把八股对儒学的损害比之于焚书坑儒。

当然在这些选拔性的考试之外，还有童生的考试。

所谓的童生，并不是完全按照年龄来判定的，无论年齿大小，凡是没有取得县、府学生员的都称之为童生，这个资格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参加选拔考试的基本条件。

科举考试的自由参选的前提，极大地激发了全民读经的热情。

即使是自给不暇的农村社会，也以“耕读之家”为标榜。

在没有公共教育的传统社会，私塾成为开蒙的主要途径，所学习的程度虽然不一，但是儒家的经书则是首要的。

在这里或许有必要对书院与科举之关系略做说明，中国的教育向来由官学和私学相辅相成来实现其社会教化的功能。

官学之起源或可上推至王官之学，而私学则起源于王官之学崩溃之后的诸子私人授学，向例认为孔子是中国私学之鼻祖。

书院之出现约在唐宋，最初的功能可能是藏书之地，并因藏书而逐渐发展出读书治学的场所，又因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两种形式而产生书院之公私两种形态。

宋代初年，由长期战乱而导致的官学体系的崩溃使书院在很长的时间里替代了官学的功能。

即使在1044年庆历时期诏令天下兴学之后，书院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宋代的儒生比较喜欢在书院讲学，并影响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比如北宋三先生主讲泰山书院，力辟佛老，使书院成为儒学复兴的基础。

南宋的书院讲学之风更盛，朱熹、陆九渊等先后主持过一些书院，并形成了“四大书院”，即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

这些书院有些有官方的支持，有些纯粹是私人筹集资金创立的。

书院在宋代的兴盛与理学的关系密切，不可否认书院相对独立的地位是士人追求圣贤人格的理想场所，而科举的日益兴盛对儒家精神的抑制也是理学家们醉心于书院的重要原因。

陈淳关于“圣贤之学”和“科举之学”之区分的一段话，可作为理学家对官学体制反思的一种自觉。

“或曰：

今世所谓科举之学，与圣贤之学何如？

曰：

似学而非学也。

同是经也，同是子史也，而为科举者读之，徒涉略皮肤，以为缀缉时文之用，而未尝及其中之蕴。

止求影像仿佛，略略通解可以达吾之词则已，而未尝求为真是真非之识。

穷日夜旁搜博览，吟哦记忆，惟铺排骈俪无根之是习，而未尝有一言及理义之实。

自垂髫至白首，一唯虚名之是计，而未尝有一念关身心之切。

盖其徒知举子蹊径之为美，而不知圣门堂宇高明广大之为可乐；徒知取青紫伎俩之为美，而不知潜心大业趣味无穷之为可嗜。

凡天命民彝大经大法人生日用所当然而不容阙者，悉置之度外，不少接心目，一或扣及之，则解颐而莫喻。

于修己治人齐家理国之道，未尝试一讲明其梗概，及一旦躐高科、蹑要津，当任天下国家之责，而其（木号）然无片字之可施，不过直行己意之私而已。

若是者，虽万卷填胸，锦心绣口，号曰富学，何足以为学？

峨冠博带，文雅蕴籍，号曰名儒，何足以为儒？

”这段话颇具道学家之风采，也揭示了科举制度之后，即将经典作为升迁之途之后，儒学本身的悖论。

但是书院的制度迭经变异，因为其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挑战性，所以权力机构对书院的控制经常处于松紧不定的状态。

更通常地说，书院与官学之间的冲突并非如上文所示般尖锐，因为书院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其功能也日趋多元化，一般而言可分为讲学型、教化型和科举型，也就是说许多的书院也具有为科举服务的功能。

第二节，权力和知识互动中的儒学

科举制最主要的功能是选举贤能之士进入官僚体系中，但因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所以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的面貌。

对于儒家而言，科举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儒家建立起一个举国的传播体系；而对于权力系统而言，儒家的知识提供了当时最为适合的思想意识形态。

一、科举，知识与权力的统一

按照《礼记·王制》的描述，儒家的理想教育模式是这样的：

“司徒（管教育）修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以节民性，明士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以兴民德。

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思……命乡论秀士。

升之司徒，曰选士。

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乐正（管国学）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

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

这是一种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路径。

儒学继承周代礼乐教化的理想，因此孔门后学始终抱持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以服务社会的理念。

同时，他们也一直在寻求制度化地进入权力系统的途径。

正如孟子曾表达过的，儒家之行使一定的权力，恰如农民之耕地，是他们的“职业”特性的体现。

从权力系统来说，统治者也需要建立一种惯习，让人们了解通过掌握某种文化符号可以分享权力。

这样，掌握了最多的文化资本的儒家便成为最合适的分享权力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又通过其天然的教化理念和教育模式来传递其文化资本。

最初的经学传播可能是精英化的，而后所发展的科举制度，则连带发展出全社会的自觉的儒家教育体系。

这样，最终是儒家完成了制度化的传播体系，并构成了通过知识和文化资本进入权力体系的固定的通路。

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帝王开始抛弃无为而治的策略而代之以“独尊儒术”的方针后，董仲舒和公孙弘所提出的制度设计的要点正是确立儒家与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关系。

五经博士、博士弟子和太学的设立，确立了儒家理念和现实政治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

当然，儒学的重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如汉儒结合阴阳家的天人观念，为现实的政治秩序寻找合法性的依据。

科举制度有效地建立起儒家的知识体系和官僚体制之间的互相依存状态。

儒家通过调整经典系统或者重新解释经典来提供社会象征符号，从而为现实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行提供思想上的支持。

而帝王则通过对官员选举方式的变化，确立儒生进入权力机关的优先地位，并逐步过渡到科举时代（唐之后）的“单一性”机会。

何怀宏说：

所谓的“单一性”机会，“第一，它是一种最优的机会，一旦入仕就会带来最大好处、最大利益，不仅获得权力，也获得声望和财富；第二，它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主要上升机会，虽然还有其它途径出人头地，但那些却是异途，后期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对于贫寒者还可以说是唯一的上升之阶；第三，它接近于单一的制度性机会，------只有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一贯的希望。

‘单一’意味着把社会上的主要和最高的价值欲求整合为一个：

即仅仅指向官场。

‘单一’还意味着古代选举和取人的途径和标准也日趋为一”。

从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由于选举和取人的制度日益单一化，导致教育制度和取士制度的合一化倾向。

官方的知识传播系统自不用说，由于权利的指向的惟一性，民间的知识传播体系日益向科举准备转向。

到明清时代，整个教育体系包括儿童的启蒙教育都日益以科举为惟一取向，这样权力、儒家知识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逻辑联系便完整地建立起来。

布迪厄说：

“一些集团或阶级和文化专断的建立和继承所必须的教育权威委托给了教育行动。

作为提供持续性培养的长期灌输工作，即作为生产符合上述集团或阶级文化专断原则的实践生产者的工作，教育工作有助于通过习性，这一客观结构再生产实践的发生功能本源，再生产生产这一文化专断的社会条件，既它作为其产品的那些客观结构。

”

科举制度一个重要的特性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他永远具有参与的权力，这样表面上的零淘汰机制，使得人们对于作为考试内容的儒家典籍的研读变成一种终身的训练，这样便建立起一种促使社会成员社会习性的一致性的长期的教育过程。

从儒家的总体倾向而言，科举制度的实施前后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儒家始终以理想的“道”在社会中的落实作为目标。

但是，当皇权绝对化之后，或者说当皇帝被视为是上天和人间之间的唯一沟通者的时候，那个抽象的、并不容易落实的道，甚至暂时有了栖身之所。

也许我们依然可以从宋明的道学之士那里看到“道统”对于“治统”的压力，但是“得君行道”必然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从某种角度看，科举制作为儒家与权力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紧张性。

因为儒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以自己的理想去改造社会现实变成为现实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依据，而儒生所获得的权力便是这种妥协的回报。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在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文化资源直接通向权力资源，儒家之“道”已经成为儒生获取功名（弘人）的手段。

由于每次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的，所有的考生可以被广义地认为是“天子门生”，我们可以想见唐太宗发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时内心的得意。

这便是思想被制度化之后，“道”臣服于权力之下，思想本身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制度本身的制约。

二、社会危机与科举的危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

导致这种弊端明显化的主要原因是“康乾盛世”之后人口的压力和晚清政府因为解决国内起义和外力入侵双重危机而陷入的财政困境。

人口不断增长，但各省录取人数却是相对固定的，这就导致科举竞争日趋激烈，与之相应的是科举腐败也日益严重。

为解决财政困境而出现的功名买卖，使科举与权力之间的联结的惟一性受到了挑战，这样既破坏了科举的神圣性，也损害了科举的吸引力。

　　但是，这或许还不是致命的，对于科举的最沉重的打击在于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境出售功名和官职。

在亦官亦师的中国传统社会，这种作为统治基础的制度性设计由于金钱而消蚀了其神圣性，由此整个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便自然受到了极大的毁坏。

建立在儒家基础上的共同价值观就会被瓦解，大量的通过金钱而获得功名者的存在，会使正途者有一种“剥夺感”。

金钱和功名之间的交换，导致了制度化儒家的异化和偏向的力量的逐渐积聚，最终的结局是使整个制度本身的消灭。

　　大规模的金钱和功名之间的交换是从太平天国起义后开始的，为筹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的巨额军费开支，1853年咸丰皇帝下达谕旨：

“著照大学士等所请，由各省督抚，妥为劝导，无论已捐未捐省分，凡绅士商民，捐资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

一厅州县，捐至两千两者，准广该处文武试学额各一名。

如应广之额，浮于原额，即递行推展。

傥捐数较多，展至数次，犹有盈余者，准其于奏请时声明，分别酌加永广定额。

加额银数，及如何归并划除之处，悉照大学士等所议办理。

其捐生本身，应得奖叙，仍准奏请，另予恩施。

”这么做的结果是，从19世纪上半叶到下半叶，不经过正常考试渠道而成为绅士的人数激增了50%。

　　更为恶劣的是，捐输得功名的人因为有财力打通关节，反而更容易获得官职，这样老老实实而又穷困的儒生所能获得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当时官员们所上的奏折中，就提出各省督抚更喜欢任命“异途”，而不愿意给贫穷的从正途上来的官员以实际的职位。

加上军功集团挤占，因此事实上许多人一辈子只能作个“候补”，而很难充任实际的职位。

　　到了晚清，由于战败而承担的种种赔款不但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整个国家财政也已经破产，因此出卖禄位和朝廷的名器成为解决财政困境的一种重要的手段。

据山西乡绅刘大鹏在他的日记中说：

“为赔洋款，山西一省共捐二百余万金，凡出捐输金者，皆赏给实职官阶。

现在因捐输而得官者纷纷，上至道台、知府，下至知县、教官杂职，皆因捐输而得，名器之烂，如此之极，无论至贱之人，亦有官职在身，良可慨也。

”

　　科举的有效能的运作基于它作为社会上升的唯一性途径的特性，但捐纳的过度扩张，造成科举和权力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进而造成制度本身的缺口，也就是说制度本身已经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体制内的人员的利益，这样这种制度的正当性和吸引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据张仲礼的研究“从理论上说，文生员和平民不得捐官。

因为文生员是在学的学生，理应努力进取更高的荣誉，并由此而谋‘正途’出身。

平民不应平步青云，一跃而为上层绅士。

然而在实际上生员和平民都允许捐监生和贡生衔，他们可由此再进而捐官。

其中有的人从未真正成为监生和贡生，因为他们捐官时，将监生和贡生捐银和官职的捐银同时缴纳，因此在官员们的奏报中，往往将捐官者的出身分别为官吏、绅士、商人或富豪。

”这就好比直接在街上买一张毕业文凭再去买一个官职，这样的结果就是谁有钱谁就可以当官。

　　一旦以科举为枢纽而建立的权力/真理/利益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便会导致整个社会对于儒业的疏离，同时老百姓对于传统的功名的尊重感也就大大地减弱了，转而对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表现出仰慕。

据刘大鹏日记说：

“顷闻太谷大富王姓者年二十余，先捐一道员，改捐莫部郎中，于本月初八日赴京供职，饯行者络绎不绝，路旁之人莫不歆然倾慕。

嗟乎！

富家之子不读书而可列于朝廷，贫窶之士抱学问而终困于朝野。

”

三科举对儒学影响的另一面

科举制度对于儒家观念的传播是十分关键的，当儒家的价值观成为一种社会流动的必要的和前提性的条件时，对于这种价值观的认同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但以对知识的流动实行控制为主要特征的思想观念的制度化本身意味着他对于社会秩序的各种竞争性的解释的控制甚至排斥，就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明确标榜的。

这会导致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是，因为社会的凝聚要求适当地建构核心模式，以向更大的受众传送，所以考试的内容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儒家经典如《四书》上。

这样儒家的观念其实只能是部分地被表达。

其二，由于对于竞争性解释的排斥，使主流的观念因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僵化。

科举的发展便是这样，在不断形式化的过程中而导致其形式和内容的不断背离。

如前所述，科举制度无论是考试的形式还是内容均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不过其结果却是考试的内容越发集中于少数几部儒家的经典。

自北宋的王安石改革科举内容起，一种根据儒家的经典阐发义理的“经义”之试便确立了。

按康有为的说法，“推王安石之以经义试士也，盖鉴于诗赋之浮华寡实，帖括之迂腐无用，故亦借先圣深博之经文，令学者发精微之大义，以为诸经包括人天，兼该治教，经世宰物，利用前民，苟能发明其大义微言，自可深信其通经致用。

立法之始，意美法良。

”。

这种“依经按传”代圣贤立言的考试方式被延续下来。

到了明代（明清两代的科举形式基本上一致），“乡试三场，首场试四书义、经义，另一场试论、判、诏、诰、章、表，一场试经史策论。

三场所重在首场，首场的经义或称五经文，倣四书文，亦用八股文式。

所以论者称明以时文或四书文取士者，乃就其所重者而言。

”

八股文的出现，使考试不断向技术化转化。

甚至可以这么说，八股文的形式使得儒家经典的内容已完全演化为一种道具，让位于严整的形式，也即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应对八股的技巧的时候，对于经典所要呈现的儒家观念反而会忽视。

这是思想制度化之后必然会导致的悖论。

随着思想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其内容日渐被固定为一些口号和语录，至于其真正的内容反而被掩蔽了，从而思想便失去了其内在的活力而走向僵化甚至僵死。

儒家便转化为利禄之途。

对于八股文这种形式的本意和实际的作用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或许我们起码不能仅仅简单地用现代教育的目光来衡量这种制度。

这并非本文的重点，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出于“通经致用”为目的而设立的制度逐渐僵化和技术化，进而演化为一种表面上和形式上的东西，这样考题中的儒家经义的内容反而成了一种点缀。

这也是自明末开始人们攻击以八股为特征的科举制度的主要着力处，有人甚至要八股为明代的灭亡负责。

当时的统治者已经发现科举制度的弊端，甚至这种制度所发生的异化，并开始寻求改变，如清高宗在命方苞选辑《钦定四书文》时说：

“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沈潜于四书、五经之义，含英咀华，发摅文采，因以觇学力之深浅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气运。

诚以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钜也。

”即通过对儒家经义的体会来激发内心的秩序感。

但这一点连乾隆自己都表示怀疑，在乾隆五年（1740年）给太学下的谕令中就说：

“独是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习难返，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

”

　　当科举成为惟一的社会身份上升通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对于考试技巧的研究必然会超过对于考试内容的关注，而学校作为与科举相联系的儒家传播途径，也必然会演变为科举的预备机构。

到了晚清时期，人们对于考试形式的看重和对于内容的忽视已经到了有点偏执的地步。

甚至对于字体的讲究都要超过对于义理的体认。

据山西乡绅刘大鹏在1896年9月12日的日记说：

“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外，大率以字取者居多。

殿试则是取字，朝考亦然，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

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工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

京师之人相见问曰：

近日用功否？

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

若见一生人，阴问此人书法如何，善写钦仰，不善写则轻视，风气使然也吁。

”

　　如果说是科举的形式化造就了儒家和真理之间的距离，那么这种危机是内在的，这是由制度化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

科举的不断形式化和技术化倾向势必使科举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产生巨大的分离，也就是说儒家所提倡和追求的“德性”只有通过日常的行为而不能通过一种形式上的考察而测量出来，因此科举的形式化是必然的。

这是由科举这种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先天的矛盾所决定的。

列文森说：

“儒家的需要导致了科举制度的形成，但科举制度形成后似乎又违背了儒家的需要，它甚至按照那些想成为官员之人的愿望把文化提升到了品质之上，因为毕竟学问是能够系统检验的，而品德则不能。

”然而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产生的违背制度原则的次级制度，则是制度化儒家在晚期最大的危机。

　　儒家的制度化决定了从事“儒业”的声望，因为声望本身可以对社会地位的差异进行再细致化和补偿，以保持儒家的象征意义。

所以按清代的制度，教职需有专门的选拔途径，教授必须出身进士、举人，而学正、教谕、训导也要有进士的身分。

但是在雍正的时候，首开将不胜任的官员改任教职的命令，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成例，即教职几乎成为庸劣人员的安置之所。

这表明在正式的以儒家为核心的制度之下，产生了极具操作性的次级制度。

这种制度虽然并不直接与核心制度相冲突，但因其实用性而极大地消解着核心制度的神圣性。

随着人们将科举视为近代人才匮乏的原因，它对制度化儒家的打击也越发的明显。

　　因为科举考试除了为朝廷选举服务人才之外，其重要的功能还在于造就一批社会的榜样人物，通过赋予他们特殊的地位和相应的权威而作为转变民众观念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

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上谕说：

“向来直省各学政、岁科考试，取进童生，覆试时定有敬谨默写《圣谕广训》之条。

诚以士为民倡，果能平时服诵，相与宣讲，内而砥砺躬行，外而化导乡俗，自见薰德善良，风气日臻醇厚。

”但事实上，由于投考者和录取者之间巨大的差额和科举所能带来的现实的功利，读书人早已将“化导乡俗”而使民风醇厚的责任置之一边，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以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

正是因为参加考试的士子们已经将“四书五经为干禄之具”，因而身上便少有道德承当意识，因此诸如“冒名顶替”（即所谓雇枪手）、“垫塞”（即将大量写好的文章缝在衣服里，或放在考生带饭的蓝子里）、“传递”（一旦大考官将题目公布，立刻有人将之传给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