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农民养鸡协会重建观察报告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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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会费的就可以成为会员。
另有人认为，协会应该采取股份制。
愿意入股的就成为协会会员。
可以规定一个最低入股数额。
最高入股数额不限。
协会定期（一年）为入股的会员分红。
股份制可以大量的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为协会运转提供经费支持。
还有人认为，可以实行会费与入股并存的“双轨制”.交纳会费就成为协会会员.会员可以享受协会提供的饲料、鸡药等方面的优惠服务.会费规定一个统一标准.一年交纳一次.愿意入股的也可以入股.协会规定一个最低股本.入股最高金额不限.入股者可以参与协会的年终分红.只交纳会费而没有入股的会员不能参与协会的年终分红.对于入股,余长山等人曾表示反对.他们担心社会上的闲散资本混入协会,会把协会搅乱.
（3）项目经营:
集体抑或承包
原养鸡协会的项目经营没有实行承包,而是由会长余长山、赵全兴等人负责.盈亏由协会自负.有人认为，原来协会的流产同项目经营混乱有很大关系.实行项目承包可能是缓解相关问题的一条很好的出路.笔者跟一些养鸡户交流了大家在项目承包方面的设想.余长山、余元军等人赞同协会实行项目承包.余长山以他个人的会长经验担保,认为如果不实行项目承包,协会肯定搞不好.余元军提出了分次承包的大致设想.即协会每次购买鸡苗、饲料和鸡药时,给承包方一笔购物资金,让承包方负责把货物运送回协会.货物运回协会之后,承包方必须在协会所给资金的基础上另加双方事先约定的一笔盈利返还给协会.剩下的盈利由承包方自己处理.盈亏自负.葛西华和李长青等人反对实行项目承包.他们担心,实行项目承包之后,如果很少人或者没有人使用承包方的药料的话,承包方肯定会亏本.承包方追求最大利润与协会要求其为会员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这样可能会没有人愿意承包.如果要保证承包方不亏损,就必须规定协会会员得使用承包方的鸡苗和药料.但强迫会员接受承包方的服务,又有违协会的自愿原则,损害会员利益.如果承包方的服务质量差,或者擅自抬高价格,这又怎么办?
既然已经承包出去了,协会也就无权干涉承包方的经营.李长青曾大放厥词说:
“如果实行项目承包,协会连一天也搞不好!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实行项目承包，有利于明晰产权，避免“公地悲剧”。
然而，这看似“科学”的项目承包却在乡土社会的讨论中卡了壳。
（4）人与制度的权衡:
靠人还是靠制度
对原养鸡协会流产的解释，也流传着几种不同的观点。
有的养鸡户把原养鸡协会的问题归结为人的思想品德败坏。
“素质差”成为许多人评价原养鸡协会负责人的流行语。
余元军曾经跟笔者谈到：
“协会里面大家都是街坊邻居。
这么熟悉。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即使对某个人有意见，碍于情面也不好直说。
还是要靠人自觉。
”甚至连成为众矢之的的原会长余长山也曾亲口说过：
“人的品质差，怎样干都干不好。
制度有用吗？
制度你制谁去啊？
大不了我走人不干。
你还能制我吗？
思想不统一，大家想不到一块儿。
没办法！
”也有人认为养鸡协会出了问题，制度不健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余利胜在谈到原养鸡协会时，曾谈到协会制度尤其是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导致报账不规范，会长的权力过大。
给某些人钻了空子。
冯定友认为，原养鸡协会的流产，除了资金不足和内部闹矛盾之外，制度不完善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在制度建设这一点上，大多养鸡户都成了共识。
他们将制度设置不力视为协会衰败的主要原因。
众多养鸡户反复强调协会重建后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以制度约束人的行为。
（5）会员资格:
围绕着岳村人与养鸡户的争论
关于会员资格问题，争论主要围绕着是否岳村人和是否养鸡进行.一部分人认为,岳村农民养鸡协会是岳村办的.其会员必须来自于岳村.不能让外村人参加.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岳村里的一些"
顽固派"
.他们害怕外村人进来控制协会,于自己不利.更多的人则认为岳村养鸡协会虽然创办于岳村,但其发展应该是开放式的.会员来源不应该局限于岳村.从长远看,开放式的发展有利于协会力量的壮大.最积极主张协会走开放式发展道路的人当推李书记.李书记曾在各种场合中主张协会应该实行对外开放.其实,在是否岳村人才能参加协会这一点上,大家争论的焦点人物在于Y镇上的饲料经销商葛西华.葛西华长期经商,财大气粗.一些人认为葛西华是外村人,又不养鸡.他加入协会无非是想推销饲料.最强烈反对葛西华加入协会的当属余利胜和赵全兴（余利胜是赵全兴的岳父）.赵全兴曾和葛西华闹过矛盾.至今仍是仇家.而李书记则主张让葛西华参加协会.在7月20日的座谈会上,李书记提出在既定的35个会员名额当中由本村人余利胜召集20名.剩下的15个名额由外村人葛西华召集.李书记之所以对葛西华如此垂青.据说是因为他和葛西华有些私交.葛西华曾多次找李书记要求加入协会.他还让镇上的某位领导跟李书记通了气.但是,当葛西华要加入协会的消息传出去后,一些人表示强烈反对.余利胜和赵全兴都积极活动,动员自己的势力反对葛西华.李书记了解到反对葛西华入会呼声较高之后,曾经一气之下对协会撒手不管。
后经协调、沟通才稳住他的情绪。
在协会换届选举大会举行之前的最后时刻，李书记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放弃了让葛西华召集剩下的15个名额的计划.只是让葛西华以个人名义加入协会.
另外,在会员是否以养鸡为必要条件上,也存在两种观点.大部分人认为,只有真正的养鸡户才有资格加入养鸡协会.余长山、冯定友等人是这一观点的积极主张者.其实他们所针对的主要是死对头余利胜.据余长山他们说,自2004年7月第一次建立养鸡协会至今,余利胜作为协会的会员连一棚鸡都没有养过.他鸡棚里的鸡都是他女婿赵全兴的.但余利胜仍然得到了协会的分红.余长山他们很不满.余利胜和赵全兴等人也主张会员必须以养鸡为前提条件.他们所针对的又是冤家葛西华.而李书记则认为,协会会员不一定非得要养鸡.只要从事跟养鸡行业相关的人都可参加协会.这实际上是为葛西华加入协会创造“合法性”。
思想上的混乱，认识上的分歧融汇成一股巨大的张力,使养鸡协会重建面临重重困难.协会重建前的酝酿阶段主要是让大家充分的沟通、协调，促使大家达成最低共识.在养鸡协会理事会换届选举大会的开场白中，李书记说：
“……经过长期努力，大家达成了高度一致……”。
其实，协会内部不仅没有达成高度一致，反而充满了张力。
这种张力必将在协会日后的运转过程中显露出来。
至于协会是否强大到足以把张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
2、旧事重提：
遗留问题的再生产
如前所述，大部分养鸡户还是认识到了养鸡协会能为大家带来利益.如果协会能重建起来,能够办好,他们也愿意参加养鸡协会.但因为第一次组建养鸡协会时产生了许多纠纷、矛盾.甚至还发生了协会负责人克扣会员会费的事件。
大家对养鸡协会的重组都抱着观望、怀疑的态度.协会的一些遗留问题,也使协会的重建工作面临重重困难.因此,在协会重建之前，各养鸡户还对原养鸡协会分裂之后的遗留问题进行了讨论、澄清，并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
（1）1万元：
矛盾的焦点及其终结
此次协会重建期间，被岳村村民提及频率最高的事件当属李书记拨给养鸡协会的1万元项目资金。
无论是原协会会员，还是非会员的养鸡户，抑或是没有养鸡的村民，都经常提起这事。
原养鸡协会的对立双方相互指责。
以余利胜为首的一方仍然掌握着那1万块钱。
他们指责余长山、冯定友等人想私分协会的项目资金。
而余长山、冯定友等人则说余利胜和李书记相互勾结，想私吞那1万块钱。
那1万元项目资金是余长山和冯定友两人担保向李书记借来的。
万一余利胜有个闪失，责任将落到余长山两人身上。
笔者预感到，这1万元项目资金将会成为这次协会重建的“拦路虎”。
6月17日上午，原养鸡协会的部分成员余长山、冯定友、冯献标、余利胜、代树功等人在村委会举行讨论会。
会上，冯定友说：
“如果他（指余利胜）不把那1万块钱拿出来，就别想谈养鸡协会的事。
我们也不是想要分掉那1万块钱。
只是想让他把存折拿出来看看是否还真的有1万块钱。
”面对冯定友他们咄咄逼人的态势，余利胜也不退让，口中振振有词：
“那1万块钱还在我这里。
我凭什么要给你们看。
等协会重新建立起来之后，我自然会把这些钱交到协会，作为协会的流动资金。
”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在其他人的压力下，余利胜后来表明自己并不想独吞那1万块钱，并答应先把那1万块钱还给李书记，让李书记把余长山、冯定友两个担保人的名字去掉。
当天晚上，李书记决定先由自己收回那1万块钱。
等协会重建后再返还给协会。
其实李书记后来是否真地从余利胜手中收回了那1万块钱，或者只是向外面放了个风、虚晃一枪，大家也不得而知。
不过自此以后，余长山、冯定友他们再也没有拿这1万块钱的问题向余利胜、李书记发难了。
在分别于7月25日和7月30日举行的养鸡协会重建筹备会和养鸡协会理事会换届选举大会上，李书记反复强调那1万元项目资金是以他个人工资担保向上级争取的，届时要上缴省财政厅，绝对不允许私分。
否则就要追究责任。
这就给那1万块钱问题定了基调，彻底打消了矛盾双方在这1万块钱上面继续做文章的念头。
在笔者看来，余利胜和余长山、冯定友它们之间的矛盾其实已经不仅仅是那1万块钱的问题了。
他们已经从心里面对对方存有深深的不满。
这种矛盾已经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了。
7月20日，余利胜去张庄找冯定友他们进行会员基本情况登记时，冯定友对余利胜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并拒绝填写会员登记表。
7月27日上午笔者再次走访冯定友时，他说：
“余利胜不仅坏到脑子里了。
他已经坏到骨子里头了。
那天（7月20日）要不是你在场，我肯定会‘厥’（jue，当地方言，大骂的意思）他。
”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协会重建的完成，那1万块钱的问题确实终结了。
但是，余利胜和冯定友之间却可能永远也无法化干戈为玉帛。
村庄秩序被撕开一个缺口后，再也难以弥合。
（2）余长山：
被冷落的会长及其抗争
随着这1万元遗留问题的终结，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这就是为笔者所命名的“余长山事件”。
自原养鸡协会解散后不久，原会长余长山就离家在外。
直到今年6月份才回来。
他自己说是在外面做了1年的生意。
但对于他的外出，村里面流传着几种说法（涉及个人隐私，此处不便透露）。
回家之后，他重操旧业，又养了两棚鸡。
“余长山事件”发端于7月20日余利胜赴张庄进行会员基本情况登记之时。
余长山、冯定友了解到余利胜、李书记正在筹备养鸡协会的重建工作。
而事先余利胜并没有跟余长山、冯定友他们商量，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
这使他们感到很气愤，觉得自己被冷落。
他们拒绝承认即将召开的协会换届选举大会的合法性，并决定进行捣蛋，准备向上级告发李书记、余利胜办协会搞“形式主义”，“骗政府的钱”。
余长山认为，原来养鸡协会虽然已经解散，或者说“名存实亡”了。
但是协会并没有依照章程规定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注销。
既然没有注销，原来的协会就还存在。
此外，原来协会也并没有召开会员大会罢免他的会长职务。
他仍然是原来协会的会长。
依照协会章程规定，会长一届任期3年。
而到现在为止也只过了2年。
他的会长任期还没有满届。
如果要协会要重新选举理事会，就得给出一个不让他继续当会长的理由。
依此类推，既然他的会长任期尚未满届，协会此时进行换届选举工作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余长山、冯定友此时提出是否进行重选，看似一个新生问题。
但实质上仍然是一个遗留问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原养鸡协会会员规则、程序意识的淡漠，对章程了解不够，导致散伙时忽视了协会注销的程序化。
于、冯二人刚好钻了这个空子，千方百计阻止协会重新选举。
（7月27日，笔者再次走访冯定友时，他坦白地表示他还是主张按原来协会的班子重建。
）
7月28日上午李书记从A县回到村委会（7月25日协会重建筹备会议结束之后，李书记就出差去了A县）。
于利胜他们向李书记反映了余长山、冯定友他们的意见。
李书记坚持进行重新选举，并决定当天下午3：
00召集“协会重建委员会”开会进行讨论。
下午3：
00，讨论会刚开始了几分钟，就因为村里提前召开党务会议而被迫中断。
讨论也没能够深入下去。
余长山仍然坚持说如果协会进行重选，就要向大家讨个让他下台的说法。
村党务会议结束后，于利胜等人又向李书记和代书记反映了余长山的意见。
李书记非常生气。
他决定第二天亲自去找余长山谈话。
如果余长山能够悔改，协会就仍然可以接纳他。
否则，大家就成立一个新的协会。
“堂堂的村支部，难道还怕他一个小小的‘鸡头’（当地对养鸡协会会长的戏称）？
”
7月29日下午，李书记去余长山家里进行交涉。
回来后他说余长山答应了参加第二天的选举大会。
随后，于利胜他们开始着手拟定选举方案，印制选票。
至此，“余长山事件”似乎暂时告一段落。
协会重建工作得以强行推进。
但是，事情仍然没有被完全摆平。
第二天选举大会上，余长山以弃权的方式对协会重选表示抗议。
他还扬言：
“等选举完后再找他们的麻烦。
”果然，选举大会结束后，余长山、冯定友和葛西华三人来到村委会跟李书记他们吵了一架。
冯定友明确表示他不会参加养鸡协会。
余长山则说他要向上面告状。
后续情况如何，我们仍须等待。
二、实质性推进阶段
随着讨论的深入，各遗留问题得以解决或缓解，养鸡协会的重建工作逐步跨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协会重建推进阶段也绝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在矛盾与纷争中前行。
1、养鸡协会重建筹备会议
在前期的讨论、酝酿阶段中，大家感觉到协会的问题实在太复杂、矛盾太尖锐。
协会重建工作不宜贸然推进。
1万元事件、葛西华事件及余长山事件也让李书记意识到协会的复杂性，打消了他“速战速决”的念头。
7月25日上午，养鸡协会重建筹备会议在村委会召开。
共有20个养鸡户参加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李书记发言、余利胜和余长山作述职报告和养鸡户自由讨论。
在部分养鸡户的提议下，会议最后产生了由葛西华、余长山、余元军、余利胜和冯定友五人组成的“养鸡协会重建委员会”。
“重建委员会”负责联系各养鸡户，协商讨论协会重建工作方案。
2、养鸡协会选举大会
7月25日的协会重建筹备会议结束后，进入“协会重建委员会”的养鸡户先后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协会重建办法。
7月28日，于利胜将这些意见（主要是余长山、冯定友的意见）进行综合后反映给李书记。
李书记随即决定第二天亲自跟余长山交涉。
交涉完毕后，李书记确定于7月30日举行养鸡协会换届选举大会。
由余利胜负责通知原来登记的23名会员参会。
葛西华也参加，但不再让他拉人。
7月30日上午9:
00,岳村养鸡协会理事会换届选举大会正式召开.35分钟后，选举投票结果揭晓。
得票数排前4名者分别为余元军（18票）、余利胜（13票）、于渊（9票）和时大海（8票）。
这四人将组成协会新任理事会。
新任理事会随即开始商讨内部职务分工事宜。
讨论结果是余元军任会长，于渊任副会长兼会计，余利胜任秘书长，时大海任出纳。
至此，协会重建工作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新一届理事会老中青结合，年龄结构比较合理。
而且，余元军有些文化，为人比较正值，办事也比较稳当。
时大海和于渊属于比较有头脑、有激情的“少壮派”。
这些都是新任理事会的积极因素。
另外，理事会的政治素质也比较高。
余元军、于渊和时大海都是党员。
余利胜是岳村群众代表。
这很符合李书记的意愿。
三、余论
检视此次养鸡协会重建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利益、面子、文化、政治、历史记忆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在农民合作过程中纵横交错，建构了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真实生态的复杂性。
1、农民精英在农民合作中的双重效应
农民精英在村庄社区“圈子”中拥有比较强的动员能力。
岳村的许多养鸡户都是村庄中的精英。
在村里拥有比较高的威望。
比如余利胜、冯定友、余元军和时大海等等。
他们要么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要么比较有头脑，要么是当地的经济“能人”。
他们负责联系养鸡户,跟养鸡户做思想工作.参与讨论协会重建事宜,为协会出谋划策.同时,这些村庄精英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和动员能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力求在协会里占据有利地位.他们的行为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有利于在协会内部形成多个力量点.这多个力量点之间相互制约,融汇成一股张力,维持协会的均衡态势.另一方面,各方力量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张力的扩大容易造成协会混乱甚至分裂.
2、村委会：
养鸡协会的强大支柱
以李书记为代表的村委会是重建、发展养鸡协会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各养鸡户自组织、自协商无法进行，只有依靠村委会所具有的、特定的法理权威来出面协调、理顺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
这样，养鸡协会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村委会的干预，并打上政治烙印。
在协会重建的筹备过程中，李书记曾提出在协会内部设立党小组的提议，以配合亳州市委的“基层组织建设年”规划。
随后他也在逐步实践他的设想。
协会新任理事会中有三名党员和一名群众代表。
政治素质都比较高。
这为李书记的计划提供了基础。
村委会一方面确实希望能够把养鸡协会搞好。
为岳村村民办点实事。
另一方面，他们也想把养鸡协会搞成一个“政绩工程”。
这点从李书记主张在协会成立时搞大场面、聘请县镇领导参加成立仪式、追求会员规模等方面可以看得出来。
此外，他们的言行也带有比较浓厚的道义和行政强制色彩。
当余长山等人一意孤行，阻止协会重建，要求大家给出一个让他下野的说法时，李书记等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通过合法的、程序化的渠道来解决协会的“遗留问题”，而是摆出一幅“父母官”的姿态，要“摆平”他们。
为民请命、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成为他们的行为逻辑。
李书记以组织的名义找余长山谈话，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海无边，回头是岸”。
如果余长山等人能识时务，组织仍可以接纳它们。
如果他们仍然不知悔改，就断然抛弃他们。
在交涉失败的情况下，李书记主张利用组织的力量，拔掉“钉子户”，强行推进协会的重建。
当然，村委会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村级组织的公共权威迅速下降。
村委会卷入养鸡协会的矛盾漩涡之中，也使它难以自拔。
当矛盾处理不好或者协会内部利益分配不均时，村委会也面临着养鸡户的挑战和抗争（比如余长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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