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的转向与文化开放的平台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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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发展文化产业，有意识地采取相应政策，使得文化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同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大势。

现在经济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把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作为整个国家建设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并通过“文化产业”这种“软实力”辐射出来的魅力、影响力、吸引力、亲和力与渗透力，促使大规模的信息流、消费流、资金流与人才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涌来。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如果说农业经济时代的发展依靠的是自然力，工业社会的发展依赖的是资源、资本和技术，那么，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知识和信息即“文化力”取代资源、资本和技术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文化经济”作为“新经济浪潮”的一部分，应该是一种“人文化的知识经济”，即一种“在世性与神性追求双赢”的知识经济。

现代经济是一种“高技术”与“高文化”联姻的知识经济，更是一种高度“人文化”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生产流程设计，从企业的战略管理到品牌形象管理，从对客户需求的全面的人文化服务到对企业团队精神的全面文化建设，无不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

传统的“人文科学”已经通过“人文设计”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甚至已经找不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找不到不借助文化影响的销售和不体验文化意义的消费。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已经开始在总体上以“文化意义”为基础了。

“文化经济”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它有三个层面的内涵：

从发展层面上说，“文化经济”是继粗放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后的新型发展阶段；

从经济层面上说，“文化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品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类型或经济发展模式；

从文化层面上说，“文化经济”是比文化产业和消费文化更高范畴的交叉性概念。

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出现，标志着“文化经济”这一新的经济类型或者经济发展模式的诞生。

“文化经济”应该是一种“人文化的知识经济”，即一种在世性与神性追求双赢的知识经济。

文化产业所强调的“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首先是指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突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特点、提高物质产品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

其次则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关怀”与“和谐理念”，反对因单方面发展经济而破坏人类的自然生存环境和损害弱势国家与群体的利益，反对掠夺性开发、提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再次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份量和本土文化特色，提倡保持文化的生态平衡，反对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文化的保存和发展，防范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的短视行为和负面效应。

这种“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其主旨在于破除物质与精神的隔膜、协调现世与未来的关系、平衡人类行为与自然演化的冲突，走出经济或物质中心主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人类精神不断升华之间的和谐共存。

二

文化从非产业化的社会活动向产业化的经济资源转化，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整个经济计划和管理提出了新的问题。

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中国政府应该将自己放在文化全面开放的交往平台上，按照世贸规则调整和重构中国的交往理念、制度形态和法律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用竞争促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思想范式充分发挥“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后发优势，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原动力与思想智性支撑。

而所谓文化的全面开放，首先是强调“地球村”理念下积极的文化交往与对话，学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实现外来先进文化的本土化；

其次是适时适机地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在强大的外部文化参照下，不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农业文明下孤独的“文化圈”模式在信息社会是行不通了，极权时代的文化****在民主法制社会也难以长久，只有从更广泛的范围里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智慧与经验，我们才能有更光明的前途。

国际性产业的发展有两个日益突出的特征，即“空间上的逻辑叠加”与“时间上的加速度”。

前者是指由于经济日益全球化，具体到某一个国家往往会出现前一个发展阶段还没有充分完成、后一个发展阶段便“叠加”其上的现象，这样就降低了前一个阶段发展的必要性、出现根据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重组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的情况。

例如，网络出现以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电影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后一个特征是指新技术的发明与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是“后发国家”从理论上讲越能够直接使用最新的技术成果，令其产业升级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越快，这主要表现在无须按照原有规模对传统产业进行投资。

在这两大特征的支配下，就会出现一种可能，即：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上的后发国家可能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越来越与先进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起点上。

这就是“后发优势”论的主要支点。

我们应该在这种思路下重新理解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准确定位，合理安排我们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

　　从尽可能调动“后发优势”的角度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文化接受，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以后，为了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作出的一次重要的战略选择；

这不仅是对一种经贸制度的选择，而且也是一次世纪性的文化选择。

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中国政府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遵守多边贸易原则，实行市场准入，增加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对外国公司和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执行非歧视政策；

中国政府必将改革一切与世贸组织原则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交往理念，立足于制度创新，在世贸规则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与确立自己的文化管理理念和文化产业政策，即：

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维空间所构筑的文化平台上，全方位推进中国的文化产业化过程，实施全方位的文化开放政策。

只有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制定清楚了，文化产业发展起来了，所谓的“后发优势”才有可能发挥出来。

应该说，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世界文化市场的全面开放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没有文化的开放与融入，要使中国经济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实力上存在巨大的落差，这包括生产总值、市场占有量、产业结构、研发投资、科技含量、产品与服务质量等的落差。

因此，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应该着力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实践。

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将自己放在全面的文化开放平台上，按照世贸规则调整和重构自己的交往理念、制度形态和法律文化，提高本地区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用竞争促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思想范式充分发挥“后发现代化”的整合优势，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原动力。

三

所谓全面的文化开放，强调的是在“地球村”理念下积极的文化交往与对话，学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实现外来先进文化的本土化。

同时，全面的文化开放要适时适机地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在强大的外部文化参照下，不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曾经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物资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

”这一论述既预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启迪人们：

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互动的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自我封闭的民族文化在日益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必然会陷入僵化、停滞、枯萎的局面，并最终会被淘汰出局。

而文化开放，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发展先进生产力所需要的技术、经验和人才，而且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文化、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

当然，文化开放也会给国内外敌对势力尽心思想腐蚀和渗透以可乘之机，给各种谬误、腐朽、没落的思潮传播带来方便条件，但是，在当今信息技术日益普及的情势下，因惧怕这类负面影响而进行文化封闭显然不是良策。

我们的对策应该是开放的同时加强引导。

如果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度深层次发展，人类会面临许多共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需要全世界各民族来共同对付，诸如生态、资源、人口、毒品、艾滋病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民族的利益连在一起，人们开始从人类整体考虑问题，开始出现了相应的文化理念与价值取向，例如全球意识、法理主义、制度主义、对话与合作等等。

但是，如果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尽管一些全球问题引发了一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这些尚未构成人类利益的主导方面，文化的竞争与冲突依然存在。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不但不能使民族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变小，反而存在着差距变大的可能；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差异的加剧和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存在，反而使文化发展的多样化有了更为牢固的基础。

鉴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融合与竞争的并存局面，我们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既不能过分强调多元而产生文化部落主义，也不能过分强调趋同而容忍与接纳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部落主义过分强调保存固有的文化，无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往与影响，反对文化交往与沟通，不加分析地提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结果自然是束缚了本民族文化的进步。

这种文化部落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我们应该特别警惕。

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每种文化形态都应当自觉地将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放在同等水平上进行比较，取其长补己之短。

而文化帝国主义则是指依仗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强势，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一统天下。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为他们实行文化霸权找到了理由。

他们认为自己经济发达的原因就在于其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的先进性，因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要向他们看齐。

同时，物资和技术上的强势也为其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和技术支持。

这种文化帝国主义也是一种潜在地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因素。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以西方文化和体制为楷模，努力完成对自己世界观与文化理念的完全重建，以全新的整合改变甚至革除着原有的传统，进行着新形象的集体探索。

美国人类学家基辛认为：

这种努力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如果这种形象与转变要成为可能，就会失去人类的多样性；

人类的多样性不仅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也指地域群与地域群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特性；

失去人类多样性的世界，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后患无穷的代价。

正如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才能达到生物界的平衡一样，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也依赖多种文化和智慧的渗透。

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正使得生物圈内的物种在急剧递减，同样，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也正在使得文化圈的文化种类在急剧减少。

如果说人类现代的物质文明是以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为代价的，那么，人类现代的精神文明难道要以文化多样性的减少为代价么？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国家作为新兴的市场化国家，虽然有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但是在全球化影响下也难免遭受外来强势文化的侵蚀。

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我们既要继承传统，发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吸纳外来的先进文化。

更重要的是，为了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优势，保持其对文化的领导权，就必须从两个方面下手：

一是在微观层面，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提升文化产业层次；

同时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提升我们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和阐释效度，最终实现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