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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770年，这一造寺工作才基本结束。
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国分寺并非新建，只是旧寺的利用或改造。
都城奈良的东大寺与地方上的国分寺之间，在组织上并无上下所属的关系，但因为东大寺在中央，由天皇组织修建，而国分寺在地方，由国司监造和监管，所以不仅在佛教信仰上存在密切关系，而且在形式上也有上下所属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东大寺也称“总国分寺”。
奈良时代的寺院分为国家的大寺、国分寺及属于私人寺院的“定额寺”、普通的私寺等。
国家的大寺，是据历代天皇和皇室成员“敕愿”建造的，也称为“御愿寺”，如称为“南都七大寺”的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隆寺。
“定额寺”是为定额所限而得到朝廷承认的大寺，是由官吏或贵族修建的，其管理和维修需由国司和造寺施主共同负责。
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天皇、政府和贵族的施舍，包括土地、封户、奴婢及财物等。
如749年，东大寺兴建接近完成时，天皇施给东大寺垦田100町，不久又诏定垦田限额可达4000町，前后施封7500户，另施给奴婢达400多人。
奈良时代，随着中国佛教宗派的不断传入，逐渐形成了六宗：
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
佛教史上称之为“奈良六宗”，相对于平安时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称“南都六宗”。
奈良六宗与平安时代以后出现的诸宗相比，更注重经典学问的研究。
僧侣常兼数宗之学。
三论宗以主要研习龙树《中论》、《十二门论》、提婆《百论》三部佛经而得名。
起源于印度，后由鸠摩罗什传入中国。
至隋代的吉藏而集大成。
625年，吉藏的弟子高丽僧人慧灌将三论宗传入日本，后由法隆寺的智藏、大安寺的道慈发展成为日本古代佛教的重要宗派。
成实宗研习印度诃梨跋摩所著《成实论》，依附于三论宗传入日本，在日本未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
法相宗亦称唯识宗、有相宗、慈恩宗等，由唐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
主要继承古印度瑜伽行派学说，所依经典据称为六经十一论。
653年，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此宗，归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传法，为法相宗第一传。
658年，智通、智达乘新罗船入唐，也师从玄奘学法相宗，回国后亦在元兴寺传法，为法相宗第二传。
第一、二传又称南寺传。
703年，在日本的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奉敕入唐，从智周学法相宗，归国后弘传此宗，为法相宗第三传。
716年玄昉入唐亦从智周学法相宗，为法相宗第四传。
第三、四传又称北寺传。
俱舍宗主要研习印度世亲著《阿毗达摩俱舍论》，道昭、智通、智达、玄昉等人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时同时传入，它是法相宗的附宗。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
因唐时创始人法藏受武则天赐号“贤首”，故又称贤首宗。
736年，唐僧道璇将华严宗章疏传到日本。
740年新罗僧审祥到日本宣讲宗义，传法于日僧良辨，以东大寺为根本道场，开创了日本的华严宗。
律宗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以《四分律》、《梵网经》为宗义。
天武天皇时道光归国首传，736年唐僧道璇抵日宣讲戒律。
754年鉴真抵日，于东大寺设坛传戒，继而又创设戒坛院。
鉴真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于759年创建唐招提寺，为该宗的总本山。
综观奈良时代的佛教，有如下特点：
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被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
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僧侣染指政治，朝廷对僧侣待遇优厚。
寺庙均建于城市中，被称为“都市佛教”。
追溯此时期形成的奈良六宗的起源，其主要传人几乎均为留学僧或渡来僧，因此各宗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佛教宗派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其教相判释、教义戒法几乎是原原本本从中国引进，并无多大发展。
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备，从僧官设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详细规定。
二、儒学的影响
奈良时代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治政理念。
日本早期儒学曾影响当时日本社会各领域，而其最主要的影响则是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提供了政治理念。
奈良朝虽然积极地推崇和信仰佛教，但从总体上看，其治政的指导思想，是以儒家政治贯彻始终的。
儒家政治的核心内容，其一是“政在养民”。
把富国安民的基点，放在农村的安稳和农民们摆脱贫困上。
奈良时代“农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始终成为统治者治政的首要大事。
其二是“简人任能”。
对于各级官吏的选拔、政绩良劣都十分注意。
其三是“俭约”。
儒家认为，帝王崇尚俭约，则民心不乱，国可兴盛。
奈良时代虽然大造佛像，用尽国库，但从全面来看，历代天皇均比较注意俭约。
（二）官吏的选拔和考核。
奈良时代官吏的录用考试模仿唐朝，也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
生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学生。
大学寮是中央学校，国学是地方学校，它们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日本儒学的传播体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学经典。
如大学寮设有明经道（儒学科），教科书有“九经”，即《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和《论语》，这些教科书必须使用规定的注释本。
奈良朝和唐朝一样，特别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并根据考核的成绩，进行升降、褒贬。
官吏的考核，由各级管理的长官进行，考核内容包括德行的考核以及工作的考核。
考核德行时依据的是儒家的德义、清慎、廉洁、恪勤。
（三）对人们道德生活的影响。
奈良时代儒学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治政理念，儒学道德“孝”道还渗透到了民间，影响了人们的道德生活。
在中国，儒家把“孝”提高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
在儒家学者看来，“孝”不仅指在生活上赡养父母，还要无条件地顺从父母。
在日本，儒家经典传入之前，并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孝”的道德观念。
日本统治者倡导“孝”道，主要是在进入奈良时代之后。
中央和地方统治者通过制定法令和采取行政措施对“孝”道予以宣扬，使其逐渐渗透于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孝”道成为公认的道德规范。
三、文学
奈良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和歌《万叶集》和汉诗《怀风藻》。
和歌与汉诗相对，和歌指日本的民族歌谣，汉诗指从中国传入的诗体。
完成于奈良末期的《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集，共20集，收录了4~8世纪间的长歌、短歌、旋头歌4516首，据说其编者是大伴家持。
《万叶集》中的文字均用汉字标音，即“万叶假名”，标志着日本假名文字的草创。
集中收录和歌的作者既有天皇、贵族、僧侣和文人，也有农民、士兵和民间歌人等。
内容主要吟咏爱情、劳动、自然景物，也有神话传说等。
751年编成的《怀风藻》是日本人创作的第一部汉诗集，一卷，编纂者不详。
共收录了天智朝至圣武朝64位诗人的120首汉文诗。
诗风受中国六朝诗及唐初王勃、骆宾王等的影响颇深。
全集除7首七言诗外，其余100多首均为五言诗。
作者有皇族、朝臣和僧侣等，如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长屋王、藤原不比等父子、丹广成、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等人。
其内容主要表现宫廷的饮宴、仪礼等公事性活动，为天皇歌功颂德。
在奈良文学中，还有一些值得鉴赏的传记与小说。
传记如淡海三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思托的《延历僧录》，小说如无名氏的《蒲岛子传》等，在日本文学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唐大和上东征传》又称《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鉴真和上东征传》，淡海三船所著，于779（宝龟十）年成书。
记述了鉴真应日僧容睿、普照等邀请东渡，几经挫折到达日本，传布律宗，于东大寺设戒坛，建唐招提寺等经过。
《延历僧录》为鉴真的弟子思托所著，于788（延历七）年成书，其立传不限于僧侣，涉及帝王、皇后、官吏、居士等。
《蒲岛子传》成书早于《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文小说。
它用和式古汉语写成，其题材与文体样式，皆类似于中国唐代的“传奇”。
四、建筑
奈良时代的建筑，受唐朝的影响极大。
主要表现在平城京的建设和佛寺的建造上。
平城京的面积虽然只有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但如前所述，其结构与长安城极为相似。
佛寺的布局和建筑风格也非常接近唐朝寺院，如正殿都在寺院的中心位置，正殿前有中门，中门前有对称的一对塔。
在鉴真的设计下修建的唐招提寺，尤其受到了唐式建筑的影响，明显体现出唐朝风格。
此外，住宅建筑也有向唐学习的趋势。
如724（神龟元）年太政官上奏，为了显示京城的壮丽，凡五位以上官员的府邸和殷实庶民的住房都要把原来的板屋草舍翻改成瓦舍，并涂以赤白之色。
五、绘画与雕刻
奈良时代的绘画作品主要有佛画、反映世俗的风俗画、山水画，都受到唐绘画的极大影响。
佛画强烈地体现着唐代的画风。
如奈良法隆寺金堂内的壁画，在四个最大的壁画上画着四个天界的景象，在每一天界的中央是主佛法座，周围则画有众菩萨及四天王，上面画有宝盖，宝盖左右各有一个飞天。
这样的题材和构图与敦煌壁画如出一辙。
世俗题材的风俗画和山水画也很有水平，其中与贵族阶层生活相关的屏风画尤为突出。
764（天平宝字八）年捐入东大寺的圣武天皇收藏品中，就有大量屏风画，这些屏风画中有风俗画《舞风屏风》、《子女画屏风》、《素画夜游屏风》、《鸟毛立女屏风》、《大唐勤城楼前观乐图屏风》、《古人宫殿屏风》等，山水画《山水屏风》、《古样山水画屏风》、《国图屏风》等。
奈良时代的最出色的美术作品是佛像的制造，即所谓天平雕刻。
当时的雕刻种类甚多，有泥塑、干漆、铜、银、金、石、砖、木等。
前期以金铜造、脱干漆造为主，后期以木心干漆造和泥塑造为最胜。
泥塑、干漆法都是直接吸收了唐代的技艺。
天平雕刻的代表作是东大寺的卢舍那佛，该佛像高1.6丈，背后雕刻有864个小佛，雕刻技艺高超，是现存世界最高的铜铸佛像。
此外，唐招提寺的佛像群亦是天平雕刻的杰出作品。
六、乐舞
奈良时代，外来的乐舞和日本民族的传统乐舞并存，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大宝年间，朝廷设立雅乐寮，掌管“文武雅曲正舞”。
雅乐寮下设和乐、唐乐、三韩乐和伎乐，和乐占绝对优势。
随着遣唐使的往返，唐代盛行的乐舞大举东传，到了天平年间，唐乐跃居首位。
当时传入日本的唐乐有壹越调、平调、双调、黄钟调和般涉调等。
曲目有《秦王破阵乐》、《太平乐》、《万岁乐》、《兰陵王》、《柳花苑》、《喜春乐》等一百多种。
大批乐器亦在此时传入日本，主要有琴、瑟、筝、五弦琵琶、尺八、笙、排箫、竽、鼓等。
其中一部分至今还保存在正仓院。
唐代的音乐理论随着《乐书要录》等著作的东传和音乐家的交流，也传入日本。
平安文化
一、佛教的兴盛
奈良佛教是日本佛教发展的起点，曾为移植中国文化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然进入8世纪后，由于班田制的瓦解，寺院的迅速扩张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加之奈良后期僧侣上层又参预政治和腐化堕落，对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造成了严重威胁，为扫除僧侣参政的宿弊，重新确立绝对权威，桓武天皇在在784年迁都平安京后，刻意扶植新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与奈良旧佛教势力相抗衡。
天台宗的教义，最早由唐朝僧人道睿传入日本。
但正式将天台宗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则是传教大师最澄（767-822）。
最澄12岁出家在奈良大安寺，学习唯识宗章疏。
20岁在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
804年，最澄与空海随遣唐使入唐，在浙江台州龙兴寺从道邃学止观法门，还到天台山从行满受天台教义，又在天台山禅林寺受牛头禅。
805年在越州龙兴寺顺晓处受教胎藏界、金刚界之法。
这样，最澄在唐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了“圆、密、禅、戒”的“四宗相承”的丰硕成果，同时带回天台、密教等经疏典籍230部460卷及密教法器等。
归国后，在桓武天皇的支持下，正式创立天台宗，以比叡山为中心，在各地积极展开传教活动。
空海（774-835），24岁出家为僧，803年受具足戒，后与最澄一起入唐求法，在长安青龙寺拜密教名僧惠果门下，其才能受到惠果的赏识，先后受胎藏界、金刚界的灌顶，以及密教典籍和修行仪轨。
806年回国，在平成天皇、，嵯峨天皇的支持下，创立了真言宗，以高野山为传教道场。
二、史学成就
在中国传统史学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平安时期在史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平安时期共编修了5部正史，加上奈良朝完成的《日本书纪》，日本史学史上合称“六国史”，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
纵观奈良时期“六国史”，与中国正史相比，虽有局部某些差别，但在总体上，编修体例、编纂目的、主导思想等方面都与中国古代“二十四正史”有相似之处。
三、假名文学的诞生
日本经过长时间的消化和改造，至平安时代中后期，逐渐产生“国风文化”。
就日本的文字而言，在平安时期以前，日本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并无本民族的文字。
随着与大陆交流的推进，汉字作为两国交流的载体，无疑克服了在语言上的障碍。
在汉字影响下出现了假名。
早期，假名完全借用汉字，以汉字的音、训表记日本的语音，《万叶集》就是借用汉字音、训写成的，故史称“万叶假名”。
至9世纪中叶，遂出现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取正楷汉字偏旁、部首的叫片假名，汉字草体化的叫平假名。
关于假名的发明者，历史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据传，奈良朝入唐僧吉备真备是片假名的首创者，平安朝的空海是平假名的首创者。
然传说毕竟不能代表信史，假名文学的诞生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
假名文字诞生后，逐步摆脱汉文学的影响，日本也开始了本民族文学的创作。
9世纪中叶后，日本文坛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和歌作家，在他们的推动下，吟咏和歌渐成为日本社会的风尚，893年，菅原道真编撰了《新撰万叶集》，905年，《古今和歌集》的问世，标志着和歌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物语小说是平安文学的最高峰，《伊势物语》、《竹取物语》、《源氏物语》相继问世。
通过小说的形式，将日本社会的贵族生活、政治纠葛凝固成一幅幅历史画卷展示在世人眼前，对日本以后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四、艺术的发展
平安时期，艺术领域在吸收外来，特别是汉唐艺术的基础上，开始了民族艺术发展阶段，在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和音乐上都有一个长足进步。
在建筑艺术方面，10世纪时，贵族的住宅普遍采用“寝殿式”建筑式样，即由水池、寝殿、对屋、渡廊、中门廊、中门、东屋等组成。
雕刻艺术方面，平安后期出现了“和式”雕刻形式。
书法艺术方面，在平安初期，出现以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为代表的“三笔”，尤其是空海，对王羲之书法心仪甚深。
据传空海在唐时，唐宪宗曾请他补写宫廷屏风上王羲之书法的缺字。
如果说“三笔”的书法艺术在很大层面上还受到唐代书法的影响的话，那么平安中期，以小野道风、藤原传理和藤原行成为代表“三迹”的崛起，标志着日本和风书法的开创和勃兴。
书法的风格，从苍古雄劲的唐风转变为丰润优美的日本书风。
绘画艺术方面，平安中期开始，反映佛像和寺院为中心的唐绘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出现了大和绘。
大和绘萌芽于延喜年间，至11世纪渐渐成熟，它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多以四季景致、名胜风景为绘画题材，并与物语、和歌结合，更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著名的《源氏物语绘画》、《信贵山缘起绘卷》均是其中优秀作品。
五、平安文化的特点
人们通常把奈良时代的文化称为“唐风文化”，平安时期的文化称之为“国风文化”。
文化的演变和进步是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尽管奈良朝的“唐风文化”全面移植唐朝制度，唐文化对奈良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不可忽略的影响，甚至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日本自身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平安时期的文化，尽管称之为“国风文化”，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国风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日本人民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结合的过程。
这里体现了日本人民的创造力。
平安中后期出现的独创“寝殿式”的建筑风格，具有浓厚日本民族生活气息的大和绘画，假名文学的诞生和用假名文字创作的和歌、物语等等都标志着外来因素，特别是唐文化因素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镰仓时期的文化
一、新兴佛教的产生
镰仓时代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时代，创立了一些新的宗派。
其中，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净土宗、从净土宗派生的时宗、日本独有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是比较重要的四个宗派。
净土宗发源于中国，唐朝时由入唐僧圆仁传入日本。
最初，净土宗只是依附于其他宗派。
9世纪时，天台僧源信（942—1017）著《往生要集》一书，追求“往生净土”，倡导极乐世界。
源信被尊为日本净土宗的开拓者，其著作也被当作净土宗的重要典籍。
法然上人（1133—1212）是日本净土宗的正式创始人。
他本名源空，1175年，读唐善导的《观经疏》有悟，决意舍其它诸宗，开创净土宗。
在京都东山大谷结庵，力主专修念佛，可往生及乐。
由于他的修行方法简便，得到了上至皇族、下至庶民的普遍欢迎，一时从者甚众。
法然曾因私度宫女出家，而被天皇处以流刑，但他圆寂后还是被授予“圆光大师”的谥号。
著有《选择本愿念佛集》、《往生要集大纲》等，是日本净土宗的重要典籍。
时宗从净土宗派生的镰仓时代新兴教派之一，创始人为一遍上人（1239—1289）。
一遍最初入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天台宗，后赴大宰府皈依净土宗。
35岁时，参悟了往生念佛的要旨，创立时宗。
一遍主张“一心不乱”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即可往生极乐。
他曾手举念佛牌，口诵“南无阿弥陀佛”，游走全国，“决心往生六十万人”，以宣传自己的信念和主张。
他的足迹北至奥州，西至四国、九州，巡游六年间，得信徒250余万人。
净土真宗也称真宗、一向宗，是日本特有的教派。
创始人亲鸾（1173—1262），号“见真大师”，9岁出家学习天台宗，29岁师从法然上人学净土宗教义。
因1207年净土宗遭禁而被流放越后国府，五年后得赦免，移居关东常陆。
著《教行信正文类》六卷，正式开创净土真宗。
亲鸾注重信念，强调内心信仰，提出“恶人正机说”，认为即使是恶人，只要诚信阿弥陀佛，死后一样可以往生净土。
他还主张“僧俗一样”，不反对僧侣食肉娶妻，他自己就曾娶妻生子，表现出与传统佛教的对立。
亲鸾的理论赢得了很多信徒，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在战国时代有很大的发展，产生了“真宗十派”。
日莲宗也称“法华宗”，1253年在清澄山创立，创始人为日莲（1222—1282）。
日莲16岁出家，游历日本后，提出了著名的“四条格言”，将净土宗、禅宗、密宗、律宗一概斥为“邪教”，只有“南无妙法莲华经”才能拯救世界。
日莲著有《立正安国论》，其中批判幕府政治，认为按“正法”治政，国兴，反之将招致国亡，因此屡遭幕府斥责和流放。
日莲宗在民间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较大。
镰仓时代的禅宗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两派。
前文所述临济宗开山祖是荣西，1191年，他从中国回国后，先后在博多圣福寺、京都建仁寺传布临济宗，因遭到南都和睿山诸宗的反对而难以流行。
后来，荣西受到将军源赖朝之请，到关东地区传播禅宗。
曹洞宗的开山祖是道元。
1223年，道元入宋，在天童山如净禅师门下修禅三年，继承了如净的衣钵和临济宗的教义回国，深受幕府的青睐。
荣西著有《兴禅护国论》，力说禅宗的国家性，极有利于幕府统治。
幕府要人北条政子、源实朝、北条氏一族和御家人足利氏都皈依此宗。
曹洞宗则受地方武士阶层的欢迎。
道元著有《护国正法义》、《正眼法藏》等，宣扬曹洞宗才是护国正法，同时提倡参禅第一的思想。
他的学说既与京都旧教团不同，又有别于镰仓的临济宗，因此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冷遇，但受到各地地头领主阶层的欢迎。
综上可知，镰仓佛教虽有诸多创新，但皆与宋元时代中国的佛教教义和教派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与前代的各种“贵族宗教”相比，镰仓佛教可谓是“平民佛教”，大多没有复杂的理论体系，教义简洁易懂，注重信念和修行。
针对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两种制度和思潮的交替期的状况，镰仓佛教大都倡导否定现实，祈求净土，绝对信仰往生极乐，因此容易吸引下层武士和一般平民，尤其在民间非常盛行。
当时的一些农民起义也往往借助新兴宗教的力量，团结起来反抗封建领主，如1488年加贺国净土真宗的农民起义、16世纪各地的“一向宗”起义等。
二、镰仓文学
镰仓时代的文学，是从古代到中世的转形期文学。
这个过渡时期的文学，一方面承袭了平安时代以来的古代贵族遗风，无论是创作态度还是作品内容，都非常传统和保守，但已趋没落。
以后鸟羽院的宫廷歌坛为中心的《新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的三大和歌集之一，共收录和歌20卷1980余首，其中除了前代和歌，还收录了大量镰仓当代的名家之作，表现了古典和歌洗练、幽美的境界。
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所作的《金槐和歌集》，以感伤的笔触书写了作者在北条氏压迫下的郁闷和寂寞。
此外，藤原定家的《敕撰集》、宗良亲王的《新叶集》等也是当时的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描写贵族的物语虽然大都模仿前代，描写贵族糜烂的生活，缺乏新意和活力，但也出现了《源氏物语》这样的传世之作。
它形象的描述了当时上流社会的争斗和男女青年贵族的爱慕、欲望和空虚，是平安时代中后期贵族社会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随着武士阶级的成长壮大，出现了很多以武家社会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并逐渐成为镰仓文学的主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记物语的兴起。
军记物语是以武士为主题的小说，起源于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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