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word试析《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形象分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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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特征；
人性魅力；
矛盾；
悲剧
Abstract
ThenovelnamedSilentDunRiverexpressesakindofthetragicpowerofhumanintheepicscale.Letwerealizedprofoundlyinthepeople'
swarunderthebackgroundofthemisfortunes，AlsotrulyfeelthemillionsofSovietpeopleinwarexperiencelife,alsounderstandthepainofwartothewriterdescribestherealmeaning,thepictureisconcernedwithordinarypeopleunhappyinthewar,byman'
spatriotism,heroismspirit.MeanwhileGaryGaoLiisfullofenthusiasmtruthincruelexplorerandtheenvironment,hefrombeginningtoenddidnotloseconscience,sympathyandpeople'
ssenseofdignity,hispersistentpursuitoffreedom,toshowtenaciousfreewill,thatishispersonalitycharmis.Hehasaprimitive,simplelifeconsciousness,saythatlifeishigherthanallnoblereasons,heinliferoadexperiencinglifewiththelifeconsciousnessshiftthedespairandresurrection,inthisprocessshowsthatthevalueoflifeandmeaning.ButinthateraGaoLiGarypredestinedfateistragic.Wewecanappreciategivestheauthortosociety,life'
sdeepthinking.Inasense,GaryGaoLitragedyisbothhispersonaltragedy,isthetragedyofthehistoryoftherevolutionoftragedy.
Keywords：
Geligolie;
character;
natureglamour;
cintrediction;
tragedy
前言
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名作《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作品，其主人公葛利高里成为文学史上典型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之一。
葛利高里这个人物形象是比较矛盾和复杂的，对于这个认为形象的讨论，苏联文学界曾经有过较多的争议，而争议的结果都始终认为葛利高里是一个悲剧的形象，这种悲剧的认同都是从《静静的顿河》的思想上分析而得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对整部作品做了一个整体的把握。
研究者们对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时，从不同的层次来解读都会给读者打开一个独特而新颖的艺术世界。
肖洛霍夫在塑造葛利高里这个人物形象时，也通过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
作者创作《静静的顿河》的时代，正是苏维埃政权经历了革命和国内战争之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苏维埃政府的过火的行为和政策已经提供了历史的教训，怎样认识和对待哥萨克及中农群众是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迫切问题，也正是这种历史的教训深化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人文关怀，试的作家有必要从历史的教训中借鉴，并通过葛利高里这个人物形象，从更深刻更复杂的层次上去挖掘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从此来反思人的主体意识。
一、勇敢、执着的、追求向往的葛利高里
（一）勇敢、执着的葛利高里
葛利高里是出生在美丽的大草原上的哥萨克,他热爱劳动,淳朴热情,心地善良,割草时误伤一只小野鸭,“心里发生了一种突然袭来的非常怜悯的感情”。
[1]他本来过着宁静的生活,可战争爆发了,接踵而来的是大革命年代,“人都变得比狼还坏,四周都是仇恨”,[2]然而,葛利高里却努力保持着人的自尊和自信,从未丧失良知和同情心,没有堕落为野兽。
他第一次砍死一名奥地利士兵,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深沉的痛苦使他“人都变得瘦了”。
[3]他同情惨死于战争的人,尤其对被盲目的仇恨和偏狭心理所支配的滥杀俘虏和反人道行为感到气愤和痛心,因此,一个哥萨克残忍地劈砍俘虏时,他气急之中朝他开了一枪;
哥萨克士兵轮奸波兰姑娘,他出于义愤挺身解救;
情敌司捷潘在战场上落马遇险,他冒死救下这个几次蓄意杀害自己的人;
当红军军官波特捷尔柯夫不经审判枪杀白军军官时,他大为震惊,竟离开红军队伍。
作为一名叛军首领,他率队疯狂向红军冲杀,心里却苦恼万分;
他不仅自己从不抢劫,严禁部下抢劫,连他的父亲想要趁机捞一把,也遭到他的斥责制止;
他公然违抗上级命令,放走被囚的红军,保护他们的妻儿老小,骂杀死红军战士的嫂子是好狠毒的娘们。
尽管生活的残酷一度让他迷惘,与狼共舞,但他并没有变成狼,在人性泯灭的时代,他人性依存,执着于真善美,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他越来越感到屠杀红军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行径,发出了凄惨的呼喊:
“砍死我吧!
”正是主人公身上那战争也不能摧毁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使我们看到了葛利高里人性的光辉与做人的尊严。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葛利高里是复杂的、矛盾的,既有反抗旧的传统观念的一面,又有和哥萨克传统意识相妥协的一面。
哥萨克,这个帝俄时代特殊的军事农民阶层,有着勤劳、勇敢、独立不羁的性格,也有愚昧、保守、宗法制的特点。
对葛利高里这个哥萨克无法单一地用美或丑、善或恶来界定,他善良、正直,却又凶狠、暴烈,酷爱自由,向往正义,勇于探索真理,然而又左右摇摆。
他大胆追求爱情,忠于爱情,但同时又屈从父命娶娜达莉亚为妻,婚后对她冷酷无情,在两性关系上也不无放荡行为。
他既为革命效过力,又屠杀过革命者,他有着与普通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崇高人格。
但是,他的思想认识水平却停留在原始的层次上。
他性格的善恶美丑并不是简单的并列或彼此割裂、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互相映衬的,主人公的心灵是个战场,上帝与魔鬼在此搏斗。
葛利高里很羡慕坚定的革命者珂晒沃依和反动透顶的白军军官李斯特尼茨基,他们从一开头就什么都清清楚楚,可是我到如今还是什么都糊糊涂涂,其实,这恰是他卓尔不群的地方。
肖洛霍夫通过葛利高里形象揭示了人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交织交融,很难去判断它的是与非,但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灵魂。
（二）追求向往的葛利高里
葛利高里是一个探索追求的典型。
这个善良、勤劳、纯朴的哥萨克身上具有哥萨克劳动者的一切美好品质。
他身上又带着哥萨克时代的种种偏见。
哥萨克是俄罗斯民族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热爱劳动、崇尚自由、粗犷善战的特质,在沙皇愚民政策下哥萨克阶层又保留着许多中世纪生活特点和风俗习惯,一种盲目的优越感体现在葛利高里身上。
一方面,可以看到哥萨克中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如勇敢善战、勤劳热情、诚实正直和富有同情心。
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哥萨克落后传统和道德偏见的影响,盲目崇拜军人荣誉,把争取哥萨克人的生存权和自制权看得高于一切。
葛利高里堕入匪帮,是历史悲剧在葛利高里身上的体现,是国内战争中哥萨克悲剧性曲折道路的延伸和深化,而这种历史悲剧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的。
葛利高里之所以毅然脱离匪帮,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正因为这样造成他认识真理和接受革命的艰难,他寻找中间道路的幻想在现实生活中一再碰壁,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葛利高里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入白军和叛军,同各种社会力量代表人物都发生过冲突。
葛利高里的矛盾和痛苦显然与他所属的那个特定群体不可分开。
透过他的悲剧命运,反映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中一部分哥萨克农民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的命运。
葛利高里很羡慕坚定的革命者珂晒沃依和反动透顶的白军军官李斯特尼茨基,“他们从一开头就什么都清清楚楚,可是我到如今还是什么都糊糊涂涂”,[4]其实,这恰是他卓尔不群的地方。
肖洛霍夫通过葛利高里形象揭示了人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交织交融,很难去判断它的是与非,但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人格魅力所在。
葛利高里生活在波澜壮阔的时代,经历坎坷,轰轰烈烈,驱使他行动的一个重要动力,是追求属于哥萨克的“土地和自由”,“像为了爱人一样为土地而战”。
然而,葛利高里的追求决不是这么简单、狭隘、低俗,他之所以打动读者,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人类对自由的向往。
主人公处在大动乱的时代,历史改变着、决定着个人的命运,绝大多数人成了随波逐流的奴隶、历史的玩偶,但是,葛利高里的个性、主体意识顽强地凸现出来,他要与命运抗争,把握自己。
在困境中,葛利高里坚定地拥抱着自由,在历史大潮里,他固执地高喊着“不!
”为着自由选择,他失去了在阳光下、在自由的土地上生存的权力,只好与土匪为伍,心爱的阿克西尼娅也因此永远地离开人世。
为了自由,最终他放下武器,回到村子里。
他的一生显示出不受任何人支配的坚定的自由意志,从不被动地接受历史给他的一切,在越来越失去自由的艰难情景中,仍然顽强地选择着,这是一种自由的勇气,是勇敢的自由人的行为。
他有过迷误,然而,那是人在追求自由过程中的迷误,葛利高里这一形象让我们明白:
人,永远不能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葛利高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宛如顿河大草原上一匹脱缰狂奔的野马,热情似火,凶猛暴烈,不顾一切,敢冲敢闯,敢生敢死。
小说开篇时,他19岁,一双略微发蓝的扁桃形眼睛,显露出热情和带点野性,他追求真正的爱情,狂热地爱上了受丈夫虐待的阿克西尼娅,无视哥萨克的古老规矩,撇下父母包办的妻子,与情人私奔,甘心去地主家当奴仆。
他爱家乡,爱土地,当阿克西尼娅要他一起私奔时,他说:
“你真是一个糊涂虫?
我不能扔掉土地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这儿是草原,呼吸起来空气很新鲜。
”[5]他为土地而战,狂喊“要和他们斗争!
把用哥萨克的血浇灌过的、顿河沿岸的肥沃土地拼命从他们脚下夺回来”。
[6]但从内心厌恶战争,希望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广阔的草原,夏天的大道,牛车田地,在大道上的一群群黑乌鸦。
七年的战争生活使他丧失了一切在他心上认为是最宝贵的东西,“战争把我的一切都吸干了啦?
如果往我心里看,那是一片漆黑,好像在一口枯井里”,[7]他想逃避开这整个的、沸腾着仇恨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与阿克西尼娅远走高飞,用双手重新创造幸福。
这并非逃避现实,而是他生命探索的另一种形式。
总之,在葛利高里的血液中,激荡着一种近乎原始的野性,不断自我否定,自我选择而走向自我实现。
二、葛利高里悲剧的根源
（一）个人价值与社会变革的矛盾
葛利高里性格的矛盾性实在极具动荡的年代革命与反革命激烈的斗争中形成并逐步加深的。
他的矛盾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其性格形成发展中是贯彻始终的。
首先它表现在葛利高里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上，葛利高里抱着尽军添置的思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到底为什么打仗他却不明白。
十月革命的爆发，使葛利高里转向布尔什维克，但是哥萨克军官伊兹瓦林关于顿河自治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哥萨克的偏见有所抬头，相信哥萨克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制度。
这时，他又遇到波得捷尔坷夫。
革命霭想的影响使他懂得了必须建立人民政权才能消灭剥削压迫，消灭战争。
在经过短短的动摇以后，从前的真理又在他心里占了上风，葛利高里在战斗中作战英勇，并担任了指挥，此时革命的真理在他心里仅仅是占上风，但并没有扎下根来，当波得捷尔坷夫不经审判枪杀俘虏时，开始怀疑自己所走的是不是那条应走的路。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红军的不仁道使他对布尔什维克失掉了信任，实际上是伊兹瓦林的思想抬头，也就是说是他的哥萨克的偏见又占了上风。
葛利高里的思想的反复是他性格的两面性决定的，是其性格在尖锐激烈的斗争年代的反映。
哥萨克的暴动加深了葛利高里的矛盾，虽然最初他是被风暴卷进去的，是不自觉参加暴动的，但他的哥萨克偏见最终战胜了真理。
他把战争的罪过全部推倒布尔什维克身上，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庄稼佬的政权，是来抢夺哥萨克的土地和利益。
于是葛利高里渐渐地憎恨起布尔什维克了，他决心不妥协，要和他们斗争，把用哥萨克的血浇灌过得顿河沿岸的肥沃的土地拼命地从他们脚下夺回来。
尤其是他的哥哥彼得罗的死，更加深了他对布尔什维克的红军的仇恨，为了给哥哥报仇，竟一反常态下令杀俘虏。
葛利高里作战凶狠，被任命为顿河叛军师长，但是他的内心是复杂的。
一方面他以自己能指挥这么多人而自豪，感到一种虚荣的愉快。
另一方面心里，又有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和酸涩的痛苦的滋味沉重的翻滚着。
不知道自己率领着这些人去反对什么，也不知道谁是对的。
这一切都说明葛利高里内心充满着矛盾。
他自以为他的道路很清楚明了，实际上在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上愈陷愈深。
一方面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另一方面又敏感地觉得自己所走是一条滑向深渊的路。
生活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葛利高里两次参加红军，三次加入白军，他就这一样左右摇摆在两军之间，由于红军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农村政策和民族政策，打击面过大，迫使以中农为主的哥萨克投降白军匪帮。
葛利高里身上有着对真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他所理解的真理不是革命的真理，而是所谓“哥萨克的真理”，他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也是远离阶级斗争的宗法农民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这就使他既不愿与红军为伍，在白军中又感到自己是个异己者，在国内战争的最后阶段白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他虽然“模模糊糊地想着是不是能使哥萨克讲和”，[8]然而“他的本心也是不能和他们讲和的，但是他再也不愿意保护那些精神和他格格不入的，对他又非常仇视的人”。
[9]
葛利高里幻想的是走一条脱离阶级斗争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是现实所不允许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表明葛利高里追求的空幻性，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第三条道路是他企图解脱自身的矛盾而实际只会加深矛盾的道路，对这第三条道路的追求最终使他走向毁灭。
（二）爱情与家庭责任的矛盾
在对待爱情、婚姻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出葛利高里性格的矛盾性，他敢于同哥萨克传统挑战，公开自己与阿克西妮亚的关系，追求热烈真挚的爱情，但又不得不遵从父命，同自己所不爱的富农女儿娜塔莉亚订婚，并打算割断同阿克西妮亚的爱情。
他对阿克西妮亚的爱，使他终于同家人闹翻，决心带着阿克西妮亚一同到库班去，远远地离开这儿。
但是一想到要入伍去尽他的军人天职，一想到土地，就决定不能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于是到了离家不远的地主李斯特尼茨基家中去当马夫。
阿克西妮亚委身于李斯特尼茨基使他的爱情遭到挫折，最终回到家中。
娜塔莉亚的善良、忠贞，尤其是对孩子们的爱，使他对妻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然而对阿克西妮亚的爱仍在他心中无法磨灭。
对妻子的爱和对情人的爱是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
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娜塔莉亚的悲剧，反过来又加深了葛利高里内心的痛苦和性格上的矛盾。
由此可见，过去把葛利高里看成无矛盾的十足反革命，从而否定《静静的领河》和肖洛霍夫，不是实事求是的。
总而言之，造成葛利高里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他的哥萨克身份。
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
原指从中亚突厥国家逃到黑海北部从事游牧的人，后来泛指15－17世纪俄国从农奴制压迫下逃亡出来，迁移到边远各地的农奴、仆从和市民。
南方顿河两岸的大草原是这些“自由人”聚居的地方之一。
从16世纪开始，哥萨克因替沙皇政府镇守边疆，被免除劳役和赋税，并获得一定的奉禄和土地，同时哥萨克形成了带有相对自治性质的组织，他们是沙皇兵力的主要来源，18世纪开始成为特殊的军人阶层。
特殊的历史一方面使哥萨克保留了许多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酷爱自由，粗犷善战。
可以说，哥萨克最大的矛盾是：
内心向往自由，身份上又是沙皇镇压自由的工具。
葛利高里就是在矛盾的哥萨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青年哥萨克的代表，他有责任感、有良心，有哥萨克特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有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
哥萨克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葛利高里的迷惘：
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许诺给受压迫者以自由；
还是选择哥萨克，因为自己世世代代身为哥萨克。
就这样，葛利高里是千百万在红军和白军犹豫不决的哥萨克的缩影。
正如葛利高里所属的那个白军师的师参谋长考佩洛夫所说：
“一方面你是一个拥护旧时代的战士，另一方面－－请原谅我说话尖刻，又有点象个布尔什维克。
”[10]
其次他又不仅仅是个哥萨克，而是一个善良的、有良知的人。
与他那些甘心被白军挟裹的亲戚朋友不同，葛利高里除了哥萨克效忠沙皇的原则之外，还有自己的原则－－良心，还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珍惜人类生命。
所以，当他第一次看白军滥杀俘虏，就勃然大怒，几乎杀了凶手“锅圈儿”。
此后的战役中，葛利高里目睹了双方的残酷行径，虽然为了生存，自己也要不断地杀人，并且获得过白军颁发的四个乔治勋章和四个奖章，升为白军师长，但在他的内心世界，他一直痛恨杀人、特别是无缘无故地滥杀俘虏－－无论是对红军还是对白军。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战争渐生厌倦，几次想放下武器。
但是社会与时代的具体环境又迫使他一次次重新拿起武器。
于是，葛利高里的心灵运动始终建立在内心的矛盾与斗争之中：
他厌恶白军的腐朽反动，又对红军的过激行为不能容忍。
而在具体行动中又始终处于无可奈何、无法选择的状态：
在克里摩甫斯基战役中，他勇猛地挥刀砍杀，之后又趴在地上大哭起来：
“我杀死的是什么人呀？
为了上帝，砍死我吧。
”[11]在1920年他回到家乡，却因为遭到红军政权的怀疑而再次当上了叛军。
－－一个独立、渴望自由与真理的人生活在一个无法找到独立和孤傲的世界里，这便是葛利高里的悲剧之所在。
第三他主观意念的不停波动徘徊和阶级的局限性。
他本能地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企图寻找一条超越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道路；
落后愚昧的哥萨克传统生活习惯和中农的小生产方式造成他目光短浅，政治幼稚，使他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分不清是非善恶，他怀着哥萨克军人的雇佣思想时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时而为反动势力效劳。
他以资产阶级庸人观点看待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把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看成毫无意义的仇杀，既无法理解革命政权对反动势力的无情镇压，也厌恶反动势力对革命战士的野蛮摧残，他天真地认为革命和反革命可以“和平共处”；
哥萨克军官的狂妄自信、粗野任性和冒险精神使他在动荡的年代不甘寂寞，顽固拒绝接受生活的真理，直到碰得头破血流才肯罢休。
作者对葛利高里悲剧性的毁灭表示了无限惋惜和同情，也对导致葛利高里毁灭的红军的错误政策和过激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小说通过葛利高里的悲剧，从反面指出了哥萨克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不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无疑是有积极教育意义的。
三、葛利高里的形象的现代意义
（一）满腔热血的“真理”探索
从1928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问世起,人们对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兴趣经久不衰。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一形象所具有的独特人格魅力。
1957年,肖洛霍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对于作家来说——他本身首先需要的是把人的心灵的运动表达出来。
我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身上就想表现出人的这种魅力。
”[12]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
葛利高里虽然有缺点,有迷惘,但在情感、意志、胸怀、胆略上,都表现出崇高伟美的人格魅力。
这正如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所说:
“是的,又愚昧,又野蛮——可是突然间,读者和肖洛霍夫一起出乎意料地触到了一颗美好的心。
”[13]葛利高里是一位“东突西进的真理探求者”。
[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战争的风暴卷了进去;
残酷的屠杀使他厌恶使他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同布尔什维克贾兰沙的交往及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帝国主义战争的荒谬性,但沙皇政府的一枚勋章及家乡父老对他的尊敬很快毁掉了贾兰沙在他心中播下的真理的种子,一个月后又重返前线。
十月革命后,他参加了红军,因目睹波特捷尔柯夫不经审判处死白军俘虏,愤然离开红军,并当上叛军师长,与红色政权敌对。
后来,他认识到白军必然失败,又参加红色布琼尼骑兵师,因不受信任,沦落匪帮,但他终于扔掉刀枪,回到家乡。
在此,葛利高里的性格表现是动摇不定,他在红军与白军之间几经反复,最终以失败结束。
然而,我们不能据此断定他性格软弱、缺乏信念,殊不知正是这种“东突西进”,体现了他最优秀的性格特征:
不盲从,不轻信,时时刻刻用自己的大脑思考,积极探索真理。
葛利高里用全部心力,顽强地、自觉地思索着:
红军和白军谁是正确的?
哥萨克应走什么样的道路?
人们为什么互相残杀?
他的动摇并非一时冲动,无不经过深思熟虑,他从不满足于动物般的生存,紧张地思考着人生,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我从1917年起走的就是一条弯路,我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
从白军里逃了出来,但是,也没有靠拢红军,我就像冰窟里的粪球一样漂来漂去”。
[15]他一直在徘徊,在挣扎,承受着精神的折磨和煎熬。
小说结尾,当年那个年轻强悍、嘴角上挂着无忧无虑的微笑的小伙子,十年之间成了腰弯背驼、两鬓染霜、脸上皱纹纵横的“老人”。
外在的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实质上体现了主人公难能可贵的主体意识,他或许没有掌握真理,但在痛苦的探索中,不断地在寻找,超越自我,超越有限,这个不认识几个字的农民哥萨克的精神升华了。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葛利高里是复杂的、矛盾的,既有反抗旧的传统观念的一面,又有和哥萨克传统意识相妥协的一面。
他大胆追求爱情,忠于爱情,但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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