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三鹿奶粉事件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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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雪 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广州市人大代表
于 群 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郑鹤瑜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时间：
2008年10月16日
地点：
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
马栩生，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法学博士，副教授
崔卓兰：
各位请安静一下，珠江法学论坛活动现在开始。
我们已经举行了很多期的珠江法学论坛，但是今天这个论坛恐怕大家的心情与以往略有不同，大概因为今天论坛的内容是关系到使我们举国震惊的三鹿奶粉掺杂三聚氰氨案件。
这个案件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震惊，非常气愤的，大家很有切肤之痛。
如果说中国的假冒伪劣的东西，以前是在衣服上、在箱包上、在腰带上、我们受到的损害，有时候可能是我们使用过程中给我们带来一些尴尬，使我们常常在很关键的时候，箱包带折了、裤带掉了，让我们感到脸上浮现出让人苦恼的笑。
时到今日，我们实在笑不出来，因为我们每天的食品、药品已经出现了不但假而且有毒，现在真正到了我们大家要齐心合力来打一场生死保卫战的时候了。
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光有气愤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给消费者寻求法律上的帮助，从法律制度上来彻底堵塞这个漏洞，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下午我们的论坛紧紧围绕这个中心。
我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嘉宾，在这么酷热的天气，还正好遇上广州的广交会时间，都是早上的飞机来晚上的飞机回去，目的就是来参加这个论坛。
在这里，我感谢你们对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的支持，同时佩服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下面我们的论坛活动开始，具体发言由马栩生副教授来主持安排。
谢谢！
（掌声）
马栩生（以下简称“马”）：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老师们、同学们，欢迎来到安道永华•南风窗·
珠江法学论坛第九期的活动现场，刚才发言的是我们法学院院长崔卓兰教授、博士生导师，她为我们的论坛开始作了个暖场。
今天下午大家齐聚华南师范大学，就是为了讨论解决三鹿奶粉事件，它有什么样的问题，未来应该怎么做，今天我们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来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在开始论坛之前，按照惯例介绍一下今天论坛的各位来宾，首先声明这份介绍排名是不分先后的。
首先是麻昌华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的郭巍青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崔卓兰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商学院院长、法学博士邓世豹教授；
广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志民副教授；
广东奶协会会长关伟昆先生；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资深评论员吴木銮先生；
《南风窗》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赵灵敏女士；
《南风窗》杂志社编辑宁二先生；
《南风窗》杂志社记者田磊先生；
意大利罗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薛军副教授；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三鹿事件”首揭弊者简光洲先生；
知名时事评论专家、法学博士、海南大学法学院王琳副教授；
知名时事评论专家、政治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唐昊副教授；
广东安道永华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省律协公司法委员会委员张钧先生；
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广州市律协刑事委员会副主任林汉明先生；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广州市人大代表陈雪副教授；
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于群副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郑鹤瑜副教授。
还有我们来自搜狐网的黄珂编辑，来自广东卫视的马浩翠先生。
因为我们的嘉宾来自各领域，所以按照和来宾的初步商量，为了避免议题形成不了焦点，我们形成这样一个主线：
首先是事件，邀请简光洲等先生对事件进行回放；
其次就是媒体，邀请媒体和一些经常在媒体上进行评论的著名的专家学者进行评论；
最后就是法律层面，邀请我们的法学专家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从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方面对它进行解读。
首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简光洲先生发言。
简光洲：
首先非常感谢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组织了国内法学界非常专业非常及时的讨论。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到今天，确实已经到了制度层面、法律层面比较专业的探讨，前一段时间主要是把事件怎样发生，发生到哪个程度告诉大家。
现在我主要介绍一下我采访的过程，还有自己采访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我在我的文章中也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不是国内第一个报道三鹿奶粉事件的，此前有很多报道，但都是报道奶粉事件，报道的时候没有点明是哪个企业的，都只是说某品牌的奶粉，是哪家企业都搞不清楚，在这个情况下，我经过比较艰难的采访和严格的求证的过程，后来作了决定，要把三鹿的名字点出来。
其实在8月底有个媒体报道了，只是报道的篇幅比较小，就是说同济医院某三个小孩患了肾病，当时我们编辑部也注意到了，但这个报道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
后来9月9日甘肃又有一个媒体报道了，有个医院发现有十多个小孩患上了肾病，当时也没有讲清楚是哪个企业，也没有说明是哪个奶粉导致的。
看了报道之后，我们当天晚上就进行了采访，采访了消费者、患者的家属、医院的医生，最重要的是三鹿厂家，还对报道的媒体进行多方面的了解。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首先开始不能确定是三鹿，因为这个事件当时包括现在都是批评层面，当时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是缺少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引起整个中国食品安全的重大事故，当时大家可能都觉得是普通的局部地方的个案，所以这个东西当时采访时，大家都是非常不清楚的。
在采访过程中，我首先了解的是甘肃，那里有10多小孩都患有肾病，患肾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采访过程中，医生向我们介绍，到目前（9月10日）为止正在做流行病的调查，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
这些小孩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但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权威部门的调查报告，也没有检验的结果。
通过采访，我们发现小孩患肾病确实与三鹿奶粉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小孩普遍都是食用三鹿奶粉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些小孩吃了三鹿奶粉以后，都有一些肾病的症状。
但是1岁以下的小孩患有肾病，在中国医学界来讲，以前是很少见的，我在医院了解的是以前这些患肾病的小孩最小是7岁，1岁以下的是非常少，因为1岁以下小孩吃的东西非常简单，都只有奶，小孩患肾病与奶粉和水有关，有些牛奶是用水冲的，我们有一些初步的判断，小孩患肾病可能跟吃这个奶粉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医生也跟我们说，他们也不能确定是三鹿奶粉有问题，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报告出来，后来我们采访了其他媒体：
你们其他地方患肾病的小孩吃的是什么东西？
湖北有媒体告诉我们也是吃了三鹿奶粉。
因为作为同行，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三鹿的名字报出来，他们说有各方面的困难，也有各方面的困扰。
在这里我不想批评任何我们的同行。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新闻制度下，媒体想深层报道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里我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
当时甘肃的媒体也跟我们说了报道也有一些压力，或者是三鹿有一些公关的动作。
但由此我们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河南、江西、湖北一些地方，患肾病的小孩也是跟三鹿奶粉有关的，这个消息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然后我们又通过与三鹿厂家联系，我问他说知不知道甘肃患肾病的问题，他们说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奶粉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强力的质监部门跟他们做了报告，质量是合格的，我就叫他们把最近的报告传过来，我可以报道做一个平衡，但是当天没有传真报告过来。
从整个过程可以看出，三鹿厂家是知情的，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他们是坚称他们的产品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采访医生也了解到，医生讲了一段话，特别提醒了我：
小孩最主要是吃了奶粉，他说要不就是奶有问题，要不就是水有问题。
我们想如果是甘肃的水有问题，那么湖北、江西、河南等地的水是不是也有问题了，这个可能性我相信比较小。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感触特别大，医生当时跟我确认一个情况：
就是这些小孩送到医院的时候，平常不会意识到小孩患肾病，都已经到了生命的晚期了。
医生还介绍另外一个情况，这些小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随时可能会发生心脏停止，随时都可能因为实施全身麻醉而死在手术台上，（哽咽）所以我对这个事当时也特别气愤。
晚上我们回去整理了一下，然后跟我们的领导商量了一下，说要把三鹿的名字点出来，领导看了稿子也说没问题，因为我们整个采访全程都有录音，各方面都有求证的。
第二天报道见报以后，各大网站很多地方都大量转载了，很多东西网上都有评论。
在见报前一个晚上，我承受的压力特别大，一个晚上都睡不好，因为三鹿是一家国内大型的知名的国有企业，是中国乳品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企业，假如我们报道有失误，对这个企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可能是灭顶之灾，要是我们报道错误了，第二天我们吃一场官司是免不了的，让我们的报社关门大吉都是有的，所以刚刚我们不得不说媒体同行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在中国目前的生存环境情况下，媒体的风险是特别大的。
我们充分考虑了很久才放上去，第二天，领导要求我们从各大网站上把新闻稿撤下来，但是我们对我们的采访非常有信心，9月11日整个白天，卫生部的报告还没出来，三鹿企业向人民网、新浪网发出声明，坚持认为他们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
当时我特别紧张，这个报道已经见报了，三鹿仍然坚持他们的产品没有问题，我想他们的产品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我白天继续做采访，晚上到兰州的时候，在飞机上也是非常不安的。
我到兰州后，看到我同事发的短信，说中国卫生部刚刚发布声明说高度怀疑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三鹿承认自己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决定实时召回。
这时候我的心才真正落定了。
这里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确实在经济社会政治各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些新闻人还有包括在座的法律人，真的没有以前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了，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对我们的冲击特别大，可能我们刚刚入行的时候，当我们刚刚做记者的时候，当你们成为律师，成为法律工作者的时候，可能很多理想，对这个社会可能有很多期盼，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让我们在这一方面找不到保障，找不到方向，这是我一句题外话啊。
报道当天晚上，见报以后，经过大概十个多小时的博弈以后啊，三鹿终于承认奶粉有问题了，第二天就是大家看到的兵败如山倒了，整个堤坝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说实话，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我们这样一篇报道，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因为在9月10日之前甘肃卫生厅就进行调查了，但都没有说这是整个乳制品行业一个普遍的规则，是我们整个乳品普遍质量问题，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对于这个事件造成这么严重的冲击，我们是没有充分预料到的，因为开始都不知道奶粉掺了三聚氰氨的成分，这属于一个意外的事件。
后来我在我的文章中也对三鹿企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毫不客气的批评，我觉得做人，做企业必须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可能企业也做过不光彩的事，但是在人的生命健康之前，是不是也要有个道德底线？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我们可以图财，但不能害命。
三鹿奶粉的事情出来后，对中国乳品行业冲击特别大。
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对我有很多正面的评价，我在我的文章中也说了，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我们媒体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说出了简单的事。
虽然不是很难，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勇气，这就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
很多网友说，你们的报道出来后，对中国的民族企业，特别是食品企业起了很大的冲击，你现在有成就感了，很高兴了。
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在整个报道当中，我们看到小孩非常痛苦，我们也非常气愤，但是对中国企业也非常难过，开始的时候，甚至对三鹿企业，对其他乳品企业我还有一点负疚感，因为说实话，这么多企业这么多年也非常不容易，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同时，他必须有一个社会责任感，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我们还要它来干吗？
对于三鹿企业，我们且不去算他有多少的国外股份，就算他是民族企业，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民族企业，我们要来干吗？
所以，我在我的博客当中对这个评论做出了一个深刻的批评，这只是我的心理感受。
然后，是说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报道只是起了导火线的作用，这是不是可以说明中国的媒体进步到了某一个阶段呢，确实，我们看到了进步的同时也感到了无力。
没有说通过这个事件我们感觉到了新闻有力量，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新闻很无力的时候。
比如《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孙志刚案件，这个事件对我们新闻媒体人有一个很大的阴影。
我们在做类似报道时会想到很多。
我觉得自身安全倒是次要的，网上也有很多人问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了，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都有自己的理想的人，这不是我们考虑的，我们只要考虑这个事件对我们的社会到底起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假如三鹿奶粉事件报道到今天，我们没有吸取教训，没有看到希望，没有看到制度的重建，就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那我想我们法律人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从三鹿奶粉里面吸取教训呢？
重新构建很多方面的东西，这是我要说的一点。
其实我们在做新闻时，不是说《东方早报》有多大的勇气，不是说我们有多么的高尚，我们在现实中经常是妥协的，我们要受环境的推进，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要受到一个资本的左右，这与西方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平常我们也是有妥协的时候，但是我希望我们以后所有的新闻人还有我们的法律人心中都要有一个理想，就是促进社会的进步。
我们可以妥协，但是不要放弃心中的理想。
（鼓掌）
马：
非常感谢简光洲先生，揭弊需要承担责任，揭弊更需要勇气，揭弊更有危险，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对中国奶业作所带来的进步意义。
我们下一位邀请到了《南风窗》的田磊记者，他曾深入内蒙古市场，对奶粉相关行业有深刻的认识。
我们也邀请他来谈一谈，大家欢迎。
田磊：
我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去了内蒙古，在此之前我对奶业等农业这一块是很少了解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内蒙古的西陵格勒蒙，这是靠近外蒙古的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他们的奶农就说养奶牛，是政府发动他们养的，养了这么多年，所有的钱都赔进去了，饲料比产的奶还要贵，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从02年开始，中国的奶业是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尤其是内蒙古，蒙牛、伊利集团都是非常辉煌的，为什么奶农就这么悲惨呢？
当时我就去了，对这个事从产生到发展做了一个相对长远的考量，才明白从2000年开始中国出现这个奶牛产业，它原本就是一个自然经济的产业，就是一家养奶牛，然后将牛奶送到奶粉加工厂做。
2000年以后开始规模化、工业化生产，起源是我国2002年沙尘暴，北京是铺天盖地的沙尘暴，沙尘暴主要的源头就是西陵格勒蒙，大家都知道胡锦涛是国家主席，刚上任，上任完以后就在元旦那天去了内蒙古，去了西陵格勒蒙，看为什么沙尘暴这么严重，当时很多专家就说把草原上放牧的牧民给他牵出来，退牧还草，很多人都支持，所以几万的牧民就迁移到城区周围。
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生活，所以国家就想了很多的办法，让他们养奶牛，划了很多村庄，草原上的村庄是很多的，就是一片一片的奶牛村，从澳大利亚进口奶牛给他们养，每个村庄都有几千头奶牛，大概内蒙古有五千个这样的村子，现在还在延伸，现在这样做就有了整个奶业发展，从内蒙开始，有一个工业化、企业化的起源。
我了解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材，在刚刚做完这个事情之后，简光洲的有关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报道太及时了，因为我在当地的采访，就有一个很大的发现，政府为了扶植蒙牛、伊利这样大型乳制品企业的发展，毕竟我们是从无到有，跟国外的品牌像雀巢等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在采访的时候也找了一些高管朋友，想做采访，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后来还是私底下找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你要算一下，我们怎么跟国外的品牌竞争，我们是从零开始，我们没办法竞争，别人标准化的生产，质量是很高的。
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我们都难以到达，所以你要是想竞争，想要取得市场份额，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付这些奶农，原料奶的收购价格我可以压到最低，这比对付国外的品牌，还有终端消费者要容易得多。
消费者总是非常挑剔的，谁的好我就买谁的，像他们企业是没办法掌控的，所以他们只能在原料奶收购这个环节做功夫。
但是政府为了扶植，就两方面来做，一方面在农村问题上，很多的一种现象，就是农村上原子化的问题，因为如果奶农联合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那么我的收购价格，我的奶很多，你要是价格太低我就不买给你，这是个很自然的法则，当地政府就不让你成立这个合作社，就维持一家一户。
他们申请成立农业合作社，用国务院2007年正式发的文，允许成立合作社，但是当地政府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让你收保证金等，不给搞农村合作社，以维持农业原子化。
再一个就是监管松弛，这个很容易理解，比如卫生啊，质监啊，这些都虚设的，他不会对这些品牌进行严格监管，因为伊利、蒙牛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企业，地方对它的照顾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这在广东或其他地方也是有这种现象的，所以我为什么说简光洲的报道非常及时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下去，对生产安全都是非常致命的，因为农民他也很现实的，我的饲料的价格比奶牛的价格贵的，怎么生存？
他那奶牛都是贷款买的，几万块钱，他要想我做生意我赔了，我不干了，那就行了，但是奶农所有的身价都在奶牛身上，他要是杀了卖肉的话，那肯定是赔光的，所以还硬着头皮做。
做的话那就得想办法了，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农民的智慧其实也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可以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我当时想就这样下去，这种奶制品的生产安全一定是会出问题的。
我走的时候还没有暴露这个问题，我也还不知道三鹿奶粉这件事，走的时候我还把相机留给奶农，我就说把你们用这个记录下来，拍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一定会爆发的，现在相机还在内蒙古，还没给我寄过来，回来广州后，刚写完那个文章，发完，简光洲的报道就出来了，我就和我们编辑部说这个记者是很了不起的，至少在这个时候揭露这个事情是非常及时。
出了这个事情后,国务院也派了调查组，开始复查，对奶农一家一户进行了调查，看看奶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存状况，我们前几天联系了那些调查组，他们还在继续调查。
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觉得受害者非常的可怜，非常值得同情，但是因为我没有接触太多的受害者，所以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奶农实在太可怜了。
刚才简光州也说了民族企业不负责任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为了民族企业开拓，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受打击最大的是奶农和牛奶企业，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有钱，当然现在会给小孩购买外国牛奶。
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影响了奶业的问题，现在农村还有一场产业革命，农业的大省都在做产业链的延伸，我们决策层也好，学术层、媒体界也好，都认识到我们的农产品不能停留在给国外的大品牌代工，像我们种土豆给麦当劳、肯德基提供薯条，这样的话农民的利润非常低，最大的利润是给别人拿走了，国家农业大省一直在做农业的产业化革命，做了很多年了，至少做了5年，想把产业链一点点延伸，把生产环节留在本地，但是把生产环节留在本地，监管的责任就非常大，种土豆出问题的几率当然非常小，但是你把土豆变成薯条这个过程留在本地，你监管的责任就非常大了，所以我觉得三鹿这个事情上升为一个公共事件，是个双刃剑，不能说都是好的，一方面是迟缓整个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进程，从乳液开始，接下来是食用油，食用油包括粮食、水果，农业都是刚刚起步，奶业只不过是因为那场沙尘暴，非常规的发展起来了，其他的产业革命还处于慢慢的发展过程中。
这次事件对这个过程无疑打击是非常大的。
我当时是这么想，但我后来想想这个从长远来讲，对农业现代化的过程绝对是个帮助，因为他把一个非常规发展起来的一个企业的成就所造成的恶果极端的放大了，慢慢的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央政府、媒体、学术界等的关注，增大了很多。
所以，从长远看，肯定是能够促进健康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开这个会，向在座的记者、法律界人士，差不多都还是一些有话语权的人，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可以为整个中国现代农业化尽一点绵薄之力就非常不错了。
谢谢大家！
感谢田磊记者的发言，下面我们邀请广东奶业协会的会长关伟昆先生发言。
关伟昆：
非常感谢这个论坛给了我这个机会，应该说，三鹿事件可以把整个中国奶业一些弊端给揭露出来，三聚氰氨的现象，在我们国内尤其是一些奶业比较发达的省份体现得比较厉害，我现在说一下，介绍一下广东省的情况，也分析一下为什么广东省能够做成这样呢？
广东省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个事件里面，通过中央质检局、广东省质检局，在广州、深圳、惠州、佛山、汕头一些养奶牛比较多的地区进行了抽查，从原料奶到液态奶的产品，都没有查出有三聚氰氨超标的情况。
为什么广东奶能够一枝独秀呢？
我的一些看法是：
第一，广东省的奶牛规模化、标准化饲养的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举两个数字，2006年中国奶协的会长刘会长统计了一个全国的数字，规模在20头以上的奶牛场占所有奶牛的比例是30%左右，我们广东省07年统计的数字，规模在20头以上的奶牛场占所有奶牛的比例是86.3%，从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出来，广东省的规模化饲养是比较高的。
还有一个数字，中国奶协是没有统计的，就是上个月我们广东省奶协统计的，200头以上规模的饲养场，占广东省总的饲养头数的70%，应该说，我们的规模化饲养是非常好的，标准化饲养，就是保障了奶源的质量好。
此外，广东省采用的是机械化挤奶，都是上千头、上百头，所有的奶牛都是赶到挤奶间挤奶，如果发现掺假等问题，人都很容易追得到。
因为你不可能在奶牛上面参水，只能是牛奶挤出来后才能掺水，才能做假。
所以，如果这些牛奶掺了水，做了假，源头很容易查出来，因为广东的乳品厂，基本上都是直接与牧场收购牛奶，没有通过收奶站这个中间环节收购。
很直接的，如果你的牛奶出问题，就是你这个牧场出问题，就是你这个挤奶间出问题。
应该说，一出问题，整个牧场就完了。
个体户也一样，他养了二、三百头奶牛，如果查出来他违法了，那么他的整个牧场也完了，他用这个来赌，好象不值得。
所以，这方面就是说源头比较容易查出来，使大家都比较自觉地注意原奶的质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乳品厂与牧场，为什么广东比较少倒牛奶、宰牛的现象，广东奶业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牧场与乳品厂每年都签订了收购合同，夏季是多少钱，冬季是多少钱，都定好了。
比如，今年11月定好了明年的牛奶收购价，明年大家都按照这个合同。
这在广东的乳品厂也是做得很好的，它们没有因为奶粉的升价来随意压制收购牛奶的价格，一直按照合同中定好的价格收购牧场的生奶，所以广东的牛奶能够平稳的发展，没有大起大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很关键的。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广东省为什么能够对原奶的质量这么重视呢？
应该说这个得益于我们有供港这个关系，80年代广东省的乳液界就开始把鲜奶供给香港，我们知道，香港人对食品是非常重视的，对所有检测都是很严格的，而且他们是按照国际标准来检测牛奶的。
当时我们从80年代就已经供港的牛奶，要求是无抗奶。
前几年，某些地方还在媒体上面，奶业上面吹无抗奶。
实际上，我们广东80年代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由于供港奶价钱很高，国内的收购奶价格相对比较低，这就形成了各个牧场都希望自己生产的牛奶能够达到供港的标准，所以，在设备上面，在管理的规章制度上面，在饲养规程上面，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形成了一套非常规范化的操作规程，饲养规程，也一直很重要牛奶的质量。
另外一个乳品厂，由于把牛奶供港，它的质量检测标准也要相应的提高，所以把很多很先进的检测仪器从国外购买回来，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中，20多年来，也培养了一套水平比较高的检测人员，他们对牛奶的检测是很重视的。
因为，如果你检测不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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