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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提出了社会中的社会凝聚力，以及国际合作的问题。
同时，也提出了正义和公平的问题，包括分配的公平。
所以，我认为政治哲学一直在对全球的公平进行讨论和研究，平等、不平等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存在，对公平、公正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还有就是对于军事力量的正义和非正义的使用。
那么您认为存在一种普世价值观吗？
如果存在，那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关于什么是正确、公平的讨论，应该是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是，我们从来不能担保在哪个特定时期知道正确的答案。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价值观，努力说服对方。
比如说，也许你喜欢巧克力，我喜欢香草，我们可能很难辩论巧克力和香草哪一个更好。
这是个人的喜好的不同。
但是对于公平的讨论和这个不同，并不是你恰好认为酷刑是不合理的而我恰好赞同，就像你比较香草和巧克力那样。
当讨论民族、战争的合理性、酷刑或者贫富不均的时候，这些辩论的目的是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不排除对于某一特定的道德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观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对于某一特定时期，我们是否得到了那个正确的答案，却是很难知道的。
那么，您怎样看待东西方的道德标准？
西方哲学更强调个人主义，东方哲学更强调家庭、社区和传统。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区别恰恰是我们讨论的起点。
比如北大的学生讨论约翰·
密尔的个人主义理论以及儒家的传统思想，学生们有很丰富的观点。
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跨文明、跨文化的对话。
这样的对话，能够发现一些共同的观点和认识，同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不要通过臆想来开始这些对话，觉得一个是西方哲学，一个是东方哲学，就没有对话的可能。
相反，我认为有很丰富的对话的可能，同时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我在中国的讲座，最主要的目标是学习，而不是向中国的学生传授什么，我认为教学和学习是同时的。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同时，人们发现一些传统的东西演变为很强的物质主义。
很多学者认为，缺少一定的道德标准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应该开始重建社会道德。
您怎么看？
在最近几十年中我们认识到的是，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仅仅靠市场，不足以为公共利益服务。
市场必须有补充的手段，同时被道德价值观所约束。
市场本身不能提供这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只能来自于其他的资源，其他的社会机构，包括家庭、社区、教育机构、宗教组织以及各种的民主团体。
举两个例子，比如，家庭和学校，都取决于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而这些都是市场所不能提供的。
我们需要建立社会道德和规范的资源，特别是当我们在市场机制中，我们需要其他的机构，家庭、公民社会来培养和建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提供的价值观。
这不仅仅对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是一种挑战。
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市场不能是唯一达到公共利益的途径。
如果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会损害社会和谐，非市场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道德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是历史罪行是否由民族后代承担。
您认为一个民族的后代是否应该为他的上一代或者祖先犯下的罪行负责任？
关于一个民族的后代是否应该为他的上一代或者祖先犯下的罪行负责任，这个问题在很多的哲学家中间展开讨论。
如果你持有一些个人主义的观点，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比如，如果我的父亲、祖父或者曾祖父犯罪，他要为他的犯罪行为负责，那么我就不用。
但是，如果像我一样，挑战这些个人主义的观点，就会认为道德的责任，可以跨越几代人去承担。
如果我们纯粹是个人主义，我会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让我负责任。
我认为，那就是对责任的理解太狭隘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由历史决定的，也是负有历史责任的。
我们个人是由属于我们的团体、历史、传统、文化而塑造的，从而认清我们自己。
我们是历史赋予的，历史塑造的。
所以后代有责任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What'
sMore』
MichaelSandel（迈克尔·
桑德尔）-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家，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从1980年开始在哈佛大学讲授当代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著作有《民主的不满：
追求公众哲学的美国》、《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等，并于2009年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电台Reith讲座主讲人。
桑德尔用苏格拉底的方式拷问“正义”
早报记者石剑峰
2010年3月26日
在罗马剧场式的教室中，迈克尔·
桑德尔教授带领1000多名学生展开了苏格拉底式的讨论。
美国哲学家迈克尔·
桑德尔在哈佛大学教授的本科通识课程——正义，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30年来已经有超过140万名学生修读了这门哲学课，2007年秋季更是有1115名学生选修该课，创下哈佛大学的历史纪录。
有评论说，他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
去年，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将24堂课全程录制下来制成12集教学片，视频也全部搬上Youtube，成为网上最受欢迎的视频之一。
日前，桑德尔把“正义课”搬到了复旦大学，他不会灌输给你什么，只是希望学生在其引导下对某些想当然的结论或常识有多维度的思考。
桑德尔高剑平早报资料
以苏格拉底方式上课
1000多名学生，挤满罗马剧场式的教室中。
每一个提问，几百只手齐刷刷地举起。
这是看“正义课”视频最大的震撼。
从古代到现代，人们一直在问：
“什么是正确的事？
”——这也是桑德尔“正义课”的副标题。
桑德尔教授有一种天赋，可以让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易于理解，有时甚至变得很有趣，特别是当他用日常的例子来拷问我们的时候。
桑德尔教授“正义课”的第一讲叫《谋杀的道德面》，在第一课里举的案例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他用一些或普通或极端的例子引导学生对日常道德问题进行思索，帮助他们在面临日常道德抉择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运用批判性思维。
桑德尔像一位催眠师，在他的引导和诘问下学生神魂颠倒地对道德进行沉思，并常被置于两难的道德窘境中。
在桑德尔的课堂上，道德问题从来不是黑白分明的，他所制造的道德窘境十分尖锐，以至于唯一的解脱途径就在于思考。
当然可爱的还是1000多名学生，他们的回答看似幼稚，但其实已经进入了桑德尔教授的问题世界。
桑德尔与这些年轻人的对话不免让人们想起2000年前苏格拉底式的讨论。
有评论说，他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使学生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辨析和争论，来培养批评思考以及推理论说的能力。
对于和学生一起讨论“什么是正义？
”桑德尔说学生们把他们自己关于当前社会事务的想法和哲学家的想法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乐于阅读那些著名的哲学家的言论，而且这也让他们批判地思考他们和每一个人对待特定事件的道德观和政治观。
“当我们把这些思考系统性的进行总结，就形成了一种统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可以从观念上指导我们的公众辩论。
”
自踏上哈佛大学讲台伊始，桑德尔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
他深信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劲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在他看来公民教育不是灌输教化，“最好的公民教育来自参与从事自治，来自于自己的公民同胞商议要做什么样的集体选择。
”桑德尔教授告诉我们，对哲学深刻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对政治、道德和我们的信念有更深入的认识。
政治哲学不能解决所有的争议，但它可以让讨论成为现实。
最初以为会成为政治记者
作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桑德尔曾经在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擎教授的对话中叙述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之路。
桑德尔说，他对政治哲学的兴趣是由对政治的兴趣而萌发的。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格外关注媒体对总统竞选的报道。
读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政治、历史和经济，当时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报道政治问题的记者，或者可能会参选公职。
在大学最后一年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在华盛顿打工，做一名政治记者。
那是1974年的夏天，当时‘水门事件’丑闻败露，美国国会正在展开辩论，是否要因为尼克松的滥用权力而弹劾他。
我报道了弹劾案的听证过程，也报道了最高法院的决议案。
这是一段引人入胜的经历，让我能近距离地观察一个令人兴奋的政治时刻。
1975年从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后，桑德尔得到一笔奖学金，从而有机会去牛津大学读研究生。
当时他以为，他只是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学习政治哲学，然后就会重新回到对政治和经济更为经验性的研究方向上去。
“但是政治哲学把我迷住了。
在第一个学期，记得那是1975年12月，我和几个朋友去西班牙旅行，随身带了4本书：
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汉娜·
阿伦特的《人类的境况》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回到牛津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了康德的指导课。
后来我继续学习其他政治哲学家，包括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早期马克思、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宾诺莎。
特别幸运的是，我能在查尔斯·
泰勒的指导下学习。
我最终在牛津度过了四年时间，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有关罗尔斯和康德所发展的那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展开了批判，这后来成为我的第一部著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对“社群主义”标签感到不安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是迈克尔·
桑德尔的成名作，凭借这部批判罗尔斯正义论的著作，桑德尔跻身一流哲学家的行列。
对于与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争议，桑德尔也说，“争议的关键不是权利是否重要，而是权利是否能够用一种不以任何特殊善的生活观念为前提条件的方式得到确认和证明。
争论不在于是个体的要求更为重要，还是共同体的要求更为重要，而在于支配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是否能够对该社会公民所信奉的相互竞争的道德确信和宗教确信保持中立。
易言之，根本问题是，权利是否优先于善。
因为对罗尔斯代表自由主义的批判，桑德尔就被简单化地贴上自由主义批判者标签。
但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桑德尔提出，康德式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自我观念之上的，这种自我观念使我们无法理解某些可能并非出于选择的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
“因此，我认为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充分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可能部分地由某些目的和目标、归属和依附所构成，而它们可能产生团结或从属的义务。
对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的另一种批评与自我观念没有多大关系，它质疑政治对于特定之道德和宗教观念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和可欲性。
桑德尔头上另一个更知名的标签是“社群主义”代表。
对于这个标签，桑德尔会感到不安。
“我之所以对这一标签感到不安，是因为‘社群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思想，即盛行于任何特定时期任何特定共同体中的价值都是正确的。
‘社群主义’意味着多数至上主义或某种道德相对主义而言，它不能正确地指称我所要捍卫的观点。
讨论与争辩是社会的力量源泉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专注于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哲学进行艰深的学理剖析；
而10年后出版的《民主的不满》中，桑德尔从美国的公共话语中，选取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宪政观念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观念来分析自由主义的不足。
《民主的不满》是同时写给学者和公民阅读的。
对学者而言，这本书继续展开关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争论，提出一种借鉴了公民共和主义的另类版本。
“但这本书也面向学术界外的公民。
因为我感到，人们虽然获得了更大的物质繁荣，却体验到一种共同体的失落，体验到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无力感。
这时就会产生不满，而这本书试图对这种不满予以诊断。
在我看来，政治哲学不只是研究过去的思想家和思想传统，它也与当下相关。
政治哲学的目的是对那些影响我们的公共生活的思想家和思想传统做出批判性的反思。
在民主社会，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要介入这种反思。
政治哲学似乎与这个现实世界相隔遥远，理论原则和政治往往无法一一对应，政治是与硬邦邦的事实打交道。
“但是，如果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它在另一意义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意义就是哲学从一开始就栖居于这个世界；
我们的制度与实践是理论的体现。
”“尽管我们可以拒绝去问正义是什么含意以及良善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但无法逃避的是，我们一直生活在对这些问题的某种回答中——我们践行着某种理论——一直如此。
”“讨论与争辩并不一定是虚弱的征兆，实际上反而可能是民主社会的力量源泉。
桑德尔教授的两部代表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和《民主的不满》都已在国内出版，而根据24堂“正义课”整理编撰而成的《正义：
什么是正确的事？
》中文版预计年内出版。
关于公正--哈佛最受欢迎的课
公正课是哈佛建校以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每年，近千名学生挤进哈佛的historicSanders礼堂去聆听Sandel教授讲述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
现在，哈佛的这门课程向全世界开放，该是你踏上这曾使一万四千名学生神魂颠倒的旅途，去对道德进行沉思的时候了。
这项课程旨在帮助听众在面临日常道德抉择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运用批判性思维。
在这个十二集的系列中，Sandel教授让我们置身于两难的道德窘境中，并听取我们如何对其进行正确处理的意见。
而后，他会让我们在新的情境中再斟酌我们的答案。
其结果常常是出人意料的，这揭示出重大的道德问题从来不是黑白分明的。
通过整理出这些矛盾，我们的道德判断将更加犀利，从而我们可以更好地运用明晰的道德观念去理解在民主政治中我们所遇到的不同主张。
“（Sandel）可以在如此庞大的教室里很有效率地进行引导，像一位指挥挥斥方遒。
他所制造的道德窘境十分尖锐，以至于惟一的解脱途径就在于思考。
--KathleenSullivan，前任公正课教员，现任教于斯坦福法学院
这门课程同样提及与探讨了许多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例如同性婚姻，反歧视运动，爱国主义和人权。
同时，Sandel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待貌似熟悉的矛盾的全新视角。
他认为通过思考这些当下的道德窘境，找出我们自己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想，可以使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公民。
“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教师。
他很有才华，可以不着痕迹地让一个讲座变得平易，并且接近苏格拉底式的讨论。
--JedRubenfeld，前任公正课教员，现任教于耶鲁法学院
这是一门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课程
第1讲《杀人的道德侧面》
提要：
如果必须选择杀死1人或者杀死5人，你会怎么选？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教授MichaelSandel在他的讲座里提出这个假设的情景，有多数的学生投票来赞成杀死1人，来保全其余五个人的性命。
但是Sandel提出了三宗类似的道德难题-每一个都设计巧妙，以至于抉择的难度增加。
当学生站起来为自己的艰难抉择辩护时，Sandel提出了他的观点。
我们的道德推理背后的假设往往是矛盾的，而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的问题，并不总是黑白分明的。
教授：
我们以一个故事开始。
假设你是一个电车司机,你的电车在轨道上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飞驰前行,在轨道的尽头,你发现五个工人在轨道上工作。
你尝试刹车，但力不从心,刹车失灵了。
你感到绝望，因为你知道:
如果你冲向这五个工人，他们必死无疑。
假设你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所以你感到很无助，直到你看到,在轨道的右侧上,有一条侧轨，并在该轨道的尽头，只有一个工人在那条轨道上工作。
你的方向盘还能用，所以你可以把车转向，如果你愿意，转到岔道,撞死这名工人，但挽救了那边五个人。
以下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究竟怎么做才是正确的选择？
你会怎么办？
让我们来调查一下。
多少人会把电车转到旁边的轨道？
举手示意。
多少人不会？
多少人会一直往前开？
那些会一直往前开的人请举着你们的手。
少数人会一直往前开
绝大多数人会转向旁边轨道。
让我们先听听，现在我们开始来探讨你们认为“这是正确的事”的原因.
让我们从那些大多数愿意转向旁边轨道的人开始.
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呢？
原因是什么呢？
有谁愿意给我一个理由吗？
来吧。
请站起来。
学生：
因为杀死五个人是不正确的，在你能仅仅杀死一个人而非五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只杀死一个人却选择杀死五个人，这是不正确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还有谁要补充？
大家是否同意这个解释？
你来。
嗯，我想在911事件中人们将那些驾驶着飞机飞往宾夕法尼亚州的飞行员看作英雄也是同样道理，因为他们选择了牺牲飞机上的人，而不是选择大型建筑物而杀死更多的人。
因此，911事件与这里的道理相通。
这是一个悲惨的情况，但杀死一个是更好的选择，因此能使五个人存活，这是你们大部分人的理由，选择转弯的人们的理由？
是吗？
现在听听那些少数人的理由，那些不会转弯的人。
你。
嗯，我认为这在思考方式上与种族灭绝和集权主义是同一类型的。
为了拯救一个种族，你消灭另一个种族。
所以，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
为了避免种族灭绝的恐怖，你会冲向那五个人杀害他们吗？
大体上说，是的。
你真的会？
是的。
好吧。
还有谁？
这是一个勇敢的答案。
谢谢！
让我们考虑另一个电车事故，来看看你们这些占多数的人还会不会坚持原则：
“存活五个杀死一个是更好的选择”
这一次，你不再是电车的司机，你是一个旁观者。
你站在桥上俯瞰轨道。
此时，电车沿着轨道驶来。
轨道尽头有五名工人在干活。
电车刹车失灵了，就快要撞上他们了，把他们杀死。
现在，你不是电车司机，所以你真的感到无能为力。
直到你看到站在你旁边，倚在桥边上的是一个非常肥胖的人。
你可以推他一把，他会从桥上摔下来正好掉到轨道上面，刚好能够停住那辆车。
这样他肯定活不成了，但他将挽救那五个人。
现在，有多少人会去推桥上的胖子？
举起你的手。
大部分人都不会。
问题显而易见.。
这条“牺牲的人越少越好”的原则出了什么问题。
在第一种情况中几乎每个人都赞同的原则出了什么问题？
我要听听大家的看法
谁在两种情况下都站在多数的一方？
你如何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
我认为第二个事故涉及主动选择，对被推下去的人来说，我想这个人自己本来与这件事情毫无关联。
因此，从他的方面看，我想，把他强拉进一件他本可以避开的事情。
我想，这是在第一个情景中不存在的。
在第一种情景中，三方：
司机和两队工人，我想，三方都已经被牵涉当时的情况中。
但是，第一种情况中那个工作的家伙，在旁边轨道上的那个人，他与那个胖子比起来，也同样没有选择牺牲自己生命，不是吗？
这是事实，但工人在轨道上，而且...
这个胖子在桥上啊。
好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待会接着说。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你做得很好。
你干得非常好。
还有谁可以在给出多数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相矛盾的选择的合理解释？
好吧，我想在第一种情况中是一个工人和五个之间的选择，你必须做出一定的选择，而且有人会因为那辆电车死去，而不一定因为你的直接行动。
电车失控了而且你必须在一瞬间作出选择。
而把胖子推下去的实际行为是一种你个人方面的谋杀行为。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你不能控制电车。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稍微不同的情况。
很好，谁要回应？
那很好。
谁还有想法？
谁愿意回应？
那是另一件事吗？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你选择，不管怎样你要选择谁去死。
因为你可以选择转向旁边轨道并杀死那人，转向旁边轨道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或你选择，把胖子推下去，这也是一个积极的，有意识的行为。
所以，不管怎样，你作出了选择。
你想回应她的说法吗？
我不太确定我刚才说的是正确的。
第二种情景似乎仍然还是不同的。
真正把人推到轨道上并杀死他的行为，你实际上是亲手杀害了他。
你用自己的手去推他。
你在推他，这就是不同。
跟你打方向盘会造成另一个人的死亡相比。
你知道，虽然我的观点现在听上去不是正确的。
没有，没有。
这是很好的。
很好。
你叫什么名字？
安德鲁。
让我问你这个问题。
好的！
假设我站在桥上胖子的旁边，我没有推他，假设他站在了一个带陷阱的门，我可以转动方向盘把那门打开。
你会就如转动那方向盘吗？
出于某种原因，这看上去似乎更加是错误的。
我的意思是，也许如果你无意中喜欢靠在方向盘上或类似的东西。
但是...或者说，车是猛冲下来冲向一个开关，那个开关将打开陷阱。
然后，我可以同意这一点。
没关系。
很公平。
它似乎仍然是错误的方式，虽然它看上去没有错
在第一种情况转向，你说。
而在另一种方式，我的意思是，在第一种情况，你是直接牵涉于其中的。
在第二个，你是一个旁观者。
--所以你有选择是否涉足这个事件，通过推胖子。
让我们先暂且不考虑这个事例。
那好。
让我们想象不同的情况。
你是一位急症室医生，有六名病人被送进来。
他们刚经历了可怕的电车事故。
其中五个伤势较轻，一个是严重受伤，你可以花一整天照顾一个严重受伤的受害者，但在这段时间里，那但那五名病人将会死去。
或者你可以照顾五个人，使他们恢复健康。
但在这段时间里，那一个严重受伤的人将会死去。
在场的多少人会挽救那五个人？
现在，作为医生，多少人会去挽救那一个人？
极少数人，只有极少数人。
同样的原因，我想。
一个生命对五个生命？
现在考虑另一名医生的情况。
这一次，你是移植外科医生，你有五名患者，每一个亟需器官移植，为了生存下去。
他们依次需要心脏、肺脏、肾脏、肝脏和胰腺。
但你没有器官捐献者。
你得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
突然你想到在你的隔壁房间，有一个健康的家伙过来进行体检，他-就像你这样-他在打瞌睡，你可以悄悄地走过去，拿出他的五个器官，这个人必死无疑，但你可以挽救五个。
多少人会做呢？
有人吗？
有多少？
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你愿意这样做。
楼上有人么？
我会的。
你会？
要小心，不要靠在边上太多。
在场多少人不会这么干？
好。
你怎么说？
楼上的你来说，你是选择拿出器官的人。
为什么？
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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