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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传播学角度定义的作为技术和工具的媒介及作为组织的媒介代表了对媒介理解的两个视角。

“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给媒介的定义显然代表了对媒介认知的技术及手段理解方向。

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媒介,人类的传播活动发展史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的历史。

美国传播学家A·

哈特将有史以来的传播媒介分为三类:

一是示现的媒介系统。

即人们面对面传递信息的媒介,包括口语、表情、眼神和动作等,它们是由人体的感官或器官本身来执行功能的媒介系统。

二是再现的媒介系统。

包括绘画、文字、印刷等。

在这种系统内,对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者来说要使用物质工具或机器,但对于信息接受者来说则不需要。

比如出版机构借助于各种机器设备制作出书籍,而读书的人则不需要借助于任何工具,因为人本身的感官或器官已足以完成从书中接收信息。

三是机器媒介系统。

包括电话、广播、电视、计算机等。

传播者和被传播者都需要借助于机器才能完成。

不难看出,这三类媒介是按照先后顺序依次累积出现的,表征了人类传播的媒介手段日益丰富的过程。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在传播阶段上的分野。

传播学领域把语言的产生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开端,把人类的传播活动概括为四个阶段:

一是口语传播时代;

二是文字传播时代;

三是印刷传播时代;

四是电子传播时代。

如今,人们又把网络媒介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传播活动的变革称之为第五次媒介革命或网络传播时代。

然而与媒介的演进过程一样,这个历史过程并不是一个相互取代的过程,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进程。

它是一个人类使用的传播媒介不断丰富的过程,更是社会信息系统日益发达、不断趋于复杂化的历史。

媒介的产生和发展也是随着人类对信息需求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老老祖宗们通过简单的语音符号来交流协作,共同完成狩猎任务并对周围环境的变动作出反应。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演进,人类生活的环境规模扩大了,现实社会的传播需求又要求信息的传递达到更远的距离,保存更长的时间,于是,结绳记事、象形文字和甲骨文等视觉语言就出现了,通过这些媒介形式,人类可以了解更远距离的信息,把握更远距离的环境,人类文明开始可以被储存积累,人们的生活视角也扩伸了许多,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又得到了一次飞跃。

之后,社会的发展又因为印刷技术和广播电视技术、网络技术的出现而再次加速。

从信息传递的工具层面来认识媒介,研究者认为任何传播媒介的构成都可以被归为三个要素。

物质属性是媒介的第一构成要素。

《易经》中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而后“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这里无论是绳还是木片都是真实可见的物质。

墨子所言:

“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待遗后世子孙;

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磬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同样是对媒介物质属性的另一种解释。

符号是构成传播媒介的第二要素。

一般的物质实体上若没有负载特定的文字、图像、声音等人类能够识别的信息符号,那它可能就是普通的石头、木板、金属、砖块、骨头等,而不是传播媒介。

只有在绳子上打上表示特定事件的“结”,在木板上刻上表示特殊含义的“契”,在树皮或羊皮等东西上面写上表示特点讯息的文字或图案,这些绳子、木板、树皮和羊皮等才能够称之为传播媒介。

因此符号是传播媒介与其他普通的物质实体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信息则是构成传播媒介的第三要素。

人类对信息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信息,而后对信息作出思考和判断,最后再落实到行动上往往是生存的第一步。

信息只有借助于特定的媒介才能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完成传递,可以说信息是传播者与受传者发生关系、形成互动的理由和前提,传播信息是传播媒介的基本功能和唯一使命。

在媒介技术欠发达的年代,我们的祖先们获取或传递信息几乎都要通过身临其境才能实现,正所谓:

“思想就像随身携带的部分行李,是靠人的双脚传播的”。

然而想实现对信息更大范围、更远距离的传播并实现对信息的留存,就会遭遇技术瓶颈。

打个比方,如果卡扎非生活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曾骑着骆驼来中国进过贡,你心怀鬼胎对他尽了一下地主之谊,把卡扎菲感动的不仅把你垂涎已久的贝都因帽送做纪念,而且临走还留下他的帐篷地址希望你去做客。

若干年后,你有点想他了,你只能自己骑着骆驼一路向西历时九九八十一个月来到地址上所说的那个帐篷,然而有人可能会提醒你说那个叫卡扎非的家伙已经被一个叫做北约的部落给杀了,你谎称自己是来讨债的并心有不甘,在征得同意后去看了尸体,果然就是那个曾经来你家串过门的卡扎非。

于是你带着点惆怅依然骑骆驼又用了九九八十一个月才返回家里,除了可以静心写点沿途见闻你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对周围其他也曾经见过卡扎非的人说”这厮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当然那些人也许会提醒你说:

”天呐,你去了整整近16年就告诉我们这些?

这个比方有点穿越,但至少它还是描述了一些关于媒介的现实。

应该说在经历了文字传播时代和印刷传播时代后的今天,得益于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已经不需要完全保持现场性接触就能实现,而信息传递的效率和规模也都被无限扩大。

然而,一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科技改变生活”一直在让我们深思:

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句话用到传播领域更是如此。

技术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因素,在对科技与文明之关系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科技的进步并不一定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等,技术也不可能自行解决技术本身所带来的问题。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神谕般地预测着未来媒介发展,他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其含义为:

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信息。

因为正是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因此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

这些大胆而极具前瞻性、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在当时传媒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第四、第五媒体、博客一族纷纷兴起的今天,学术界有不少人开始重新回过头去认真审视这位先哲。

实际上,就媒介的形式或者工具特性对个人及社会影响的研究从麦克卢汉之后就一直作为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这个领域日本学者的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

林雄二郎将印刷媒介环境和电视媒介环境中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两代人加以比较,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

指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为方式上是“跟着感觉走”,这一点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父母重理性、重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由于收看电视是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空间中进行的,这种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弱。

另一位学者中野收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一书中用“容器人”这一说法描述了现代人的行为特点:

在大众传播特别是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状”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孤立的、封闭的;

“容器人”为了摆脱孤独状态也希望与他人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到对方的内部,因为他们相互之间都不希望对方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保持一定距离便成了人际关系的最佳选择。

“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度,但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追求心理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而现代社会中忽起忽落、变幻不定的各种流行和大众现象正是“容器人”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具体写照。

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已有的信息传播结构也正在经历颠覆性的变化,随之一些社会性问题也层出不穷。

“网虫”、“网瘾”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心理学家格登博格(Goldberg,1994)提出,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失控,表现为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个体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

尽管此概念所涉及到的测量方法在倾向和程度方面没有统一的定论,但伴随网络媒介所引发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重视。

总结起来,“电视人”、“容器人”甚至“网瘾”概念是建立在对现代人的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介依存症”的批判基础上的,佐藤毅对“他律性欲望主义”的分析更是对电视这种媒介玷污社会价值体系的直接批判。

不过,正如媒介评论家所说:

“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究竟是媒介工具形式引起的,还是由它的传播内容引起的,或者是由其他社会因素引起的,在理论和实证上作出严密的结论目前还是很困难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媒介技术或工具的出现和普及,对社会以及人的行为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由于其活动的内在规律和特性,人们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受制于它,因此我们很难完全以中性的视角来看待技术本身”。

近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

马尔库塞对技术中立性观点的批判如是:

“面对这个社会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维持。

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

”因此,“技术合理性已变成统治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我们的社会用技术,而不是用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

”实际上,媒介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直接变化就是信息数量和信息获取方式的增加,进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但这并不会必然增强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力,反而是对选择力的削弱。

阿尔夫•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也曾说:

“有时选择不但不能使人摆脱束缚,反而使人感到事情更棘手,更昂贵,以致于走向反面,成为无法选择的选择。

因此对于“科技改变生活”这句流传街头巷尾的广告语,我们至少可以以批判的眼光从广度上看到科技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噩梦缠绕;

也可以从深度上来理解,成为技术操作功能和管理对象的不仅是人的肉体和灵魂,还有人的智慧和感觉。

那么,当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的发展历程就不难看到:

人类为了改造和征服世界,不断创新和发展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工具特性恰恰又反过来支配甚至是制约着人性的发展,不知道于人类而言的这算是进步还是悲哀!

出师表

两汉:

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

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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