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爱玲和池莉小说看对现实人生的解读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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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小说取材方面,张爱玲和池莉都以都市生活为背景进行创作,文章匠心独运。
但在达到小说反映现实生活这一目的的前提下,二人的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张爱玲的都市小说,充斥着对物欲的疯狂追求。
金钱以他无所不能的魔力统治着都市生活。
现代都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本质上说它是金钱堆砌起来的物质天堂。
金钱成为都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生活安逸幸福的重要保障。
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金钱的价值被人们无限放大,结果使“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的金钱却统治了人,使人却向它膜拜”[1],在对金钱的顶礼膜拜中人被异化,人的尊严、价值消失殆尽,成了金钱的奴隶。
为了获得金钱,人们不惜放弃自由、爱情,于是,“舍爱而谋生的‘女结婚员’”[2]这一群体也应时而生。
所谓“女结婚员”,就是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从而得以谋生的女人,所有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都可以归于这一类人。
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女性,通常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多是为了生计而委身于人。
因此,她们都是舍爱谋生的“女结婚员”。
《留情》中的淳于敦凤为了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嫁给了比她大23岁的米晶尧,敦凤坦言:
“对于他,根本也没什么感情”,“我是完全为了生活呀”甚至是“为了自己,也得当心他呀,衣裳穿脱,吃东西……总想把他喂得好好的,多活两年就好了”。
在敦凤的世界里,物质重于一切,婚姻只是换取生活保障的一个砝码。
甚至是一切情感的依据,以至在回去的路上,又似乎见着点爱情的影子。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为了豪门的锦衣玉食嫁给了患骨痨的姜家二少爷,用自由、爱情换成一把“黄金的枷锁”,金钱是她心中唯一的目标。
她要拼命地守住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东西换来的金钱。
她并不像一般人那样被动的防守,而是采取了更主动的攻击性的姿态去守住金钱。
她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总是觉得男人在觊觎她的财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为此,诱惑儿子女儿抽鸦片,逼死芝寿和鹃姑娘,断送女儿幸福。
这种对金钱异化的迷恋和不可自拔导致了“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
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在张爱玲的笔下,金钱是高高在上统治着芸芸众生的。
张爱玲无情地撕去了男女之间、至爱亲朋之间“情深义重”、“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它还原为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
池莉的都市小说继承了张爱玲中的对物欲和金钱的追求,相较于张爱玲中的“无情”,池莉显得更温情些,但终究摆脱不了金钱的诱惑和统治。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八九十年代的武汉,都是充满了物欲的都市。
而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食人间烟火,依旧是金钱的奴隶。
在大众物欲膨胀的灵魂之中,人性被金钱亵渎,被金钱扭曲,一切都向钱看,没有人可以掩饰住对物质的热爱。
比如在《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和林珠这段伤筋动骨的爱情中,康伟业尽管很爱林珠,但还是要拿她送给他的一枚玉佩去检验其价值,看她爱他的程度,并有一段赤裸裸的独白:
“情意的深浅不在乎钱多钱少,可钱的多少却可以衡量情意的深浅,金钱是俗气的,但是它终归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比较科学的价值标准。
”最后,当康伟业在情感至上的理念驱使下向女友送上50万元的豪宅时,林珠卖了房子携款不辞而别,这多少冷了康伟业的心。
50万元使附在这场风花雪月的故事上的浪漫光晕扫除殆尽。
《烦恼人生》中通过琐碎地记录主人公印家厚从半夜凌晨至晚上一天的生活经历来表现普通人尴尬的生存困境的。
公交车上的拥挤混乱,早餐的朴素,住房的逼仄等构成了印家厚的烦恼,而这些烦恼都是因为缺少金钱。
物质的贫乏构成了生活的一大串争吵和矛盾,而使人之间那点可怜的情感也一次又一次的遭受考验。
在都市男女的生活里,对金钱,物质有着永无止境的追求。
张爱玲和池莉都是生活在大都市的作家,拥有女人独特的细腻与敏感,在对都市普通人的现实人生真实描绘中透视出了赤裸裸的金钱社会的世态人情,表现了金钱对都市人生的压制而最终导致人性的扭曲,使都市男女都心甘情愿得套上了黄金的枷锁。
对于爱情,从张爱玲的虚幻爱情到池莉的不谈爱情可以看出张爱玲和池莉都是不相信爱情的。
张爱玲认为真正的爱情只存在于虚幻的小说中,只能从古典的才子佳人故事中寻求,而真正的现实里是没有真爱的。
她拨开了包围爱情的层层光环,使爱情只剩下了实实在在的世俗。
在她的笔下,所有的爱情都与物质,欲望相联系,都是人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时利用的工具。
因此,张爱玲写的都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她笔下的都市女性并不是纯粹的爱情理想者。
婚姻对她们来说,只是“长期饭票”的保障。
而热闹喧嚣的都市生活,现代的各种思想使他们挣脱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大胆追求各种人生欲望。
爱情,亲情在欲望面前则显得苍白而无力。
由此,深谙生活的张爱玲得出结论: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所以在她的小说里,有着许多在情感旋涡里挣扎的怨女。
曹七巧嫁给姜家二少爷,正常的情欲得不到满足,于是就想方设法地和小叔子姜季泽眉来眼去、打情骂俏,想在他身上寻求宣泄。
然而没有实现,这么些年只能“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
好不容易熬到夫死家散敢爱时,她却痛心地发现所爱的人竟然打着爱情的幌子来骗取她卖掉自己一生所换来的钱,爱情的理想幻灭,于是暴跳如雷,大打出手。
曹七巧的这种愤怒,和绝对的恨是不一样的,它是由一种强烈的爱转化成的,即所谓的“爱之深,恨之切”。
在恨的同时又被爱纠缠,因此,当姜季泽走了以后,“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
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
她的爱给她无穷的痛苦。
单就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
”曹七巧对姜季泽的这种爱,是赤裸裸的情欲的表现,是撩人噬骨的欲望,而不是经过岁月积淀出的相濡以沫的爱情。
所以当这种感情遭到金钱的考量时立马瓦解,变质,再也还原不了本来的面目。
《白玫瑰与红玫瑰》中备受青春期情欲压抑的佟振保具有典型的“恋物癖”,如他到王士洪夫妇的浴室里去洗澡,看到浴室里强烈的灯光下满地滚的娇蕊的乱头发,心里异常烦恼,以至于洗完澡,竟蹲下地去,“把瓷砖上的乱头发一团团拣了起来,集成一嘟噜……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燥热”[3]。
正是受着情欲的支配,使他与娇蕊住到了一起,似乎觉得产生了那么点爱情。
然而当娇蕊写航空信告诉士洪他们的感情后,佟振保退缩了,开始逃避娇蕊,甚至“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
她爱的是悌米孙,却故意把湿布衫套在他头上,只说为了他和她丈夫闹离婚,如果社会不答应,毁的是他的的前程”。
当靠情欲维系起来的男女关系一旦受到外来风暴的侵袭,他们立马就像鸵鸟,将头埋在厚厚的沙子里,再不管爱情的死活。
和张爱玲一样,池莉也不相信理想的爱情。
相较于张爱玲,她把爱情消解地更加彻底。
她笔下人物的婚姻充满了烦恼、困窘、辛酸与纠葛,同时也不乏温馨、快乐。
池莉打破理想的爱情神话,使爱情回归现实。
在池莉的小说中,所有爱情的浪漫都是人工营造的结果。
男女恋爱的时候,爱情会发出炫目的光芒使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而结婚后,近距离的接触消解了爱情的虚幻和甜蜜,爱情立即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然排在人的生理需要之后。
《不谈爱情》庄建非与吉玲的婚姻生活也说明:
婚姻是庸俗的功利的。
庄建非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本人是医生,而吉玲是武汉的“小市民”出身,想通过庄建非的家庭来摆脱自己出身的平庸。
在这里,婚姻成了女性改变命运的一个跳板,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与爱情无关。
《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同样摆脱不了这样的悲哀。
康伟业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他和段丽娜之间本没有爱情,段丽娜的软硬兼施下,康伟业开始了自己的婚姻生活。
在遇到林珠之前,对爱情的渴求溶在了日常的生活琐事中,他竭力作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过着忙碌而平静的生活。
林珠唤醒了康伟业的爱情,但康伟业和林珠的爱具有占有性,很浪漫,很乌托邦,可以不食人间烟火。
池莉写到;
“康伟业与林珠的爱情是空中的爱情,飞机里来飞机里去,饭店里来饭店里去,似乎是不打算坠落红尘的。
”只是这种爱情至上的人生原则与康伟业的人生价值观相违背,而且,他们的爱情是具有前提的,就是康伟业的家庭。
一旦康伟业决定放弃家庭与林珠在一起时,赖以生存的基础动摇了。
他们的爱情也宣告死亡,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康伟业和林珠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恋一旦回归现实立马分解,各奔东西。
林珠之后,时雨蓬的年轻现代有心机也只是一味调剂,只是情欲的一种宣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她再也填充不了康伟业那颗空荡荡的心。
池莉比张爱玲更不相信爱情,在她的小说中,所有类似于爱情的感情都是很脆弱,很虚幻的,一旦回归到现实,这种感情将立刻烟消云散,空留一声长叹。
二
在描写都市男女的生活欲望上,池莉是张爱玲的延续和发展。
但面对现实,两人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
张爱玲是带着批判,冷讽和嘲笑看待世间的人生的,她从不愿意为残酷的人生遮上温情的面纱,哪怕是一朵幻想中的花朵她也不愿意给予。
她就像一个洞察一切的女巫,站在高高的空中,用讥诮和冷漠眼神看着世间忙碌的男女,眼看着他们在各种欲望的漩涡里挣扎,却从不伸手拉一下,甚至连句提醒和安慰的话都没有。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她眼睁睁地看着葛薇龙掉进欲望的陷阱,由一个清纯的少女堕落成一个在男人中流连的交际花,最终不得不委身于花花公子乔琪乔,成为他笼钱的工具。
而葛薇龙的最后命运在梁太太与乔琪乔的密谈中也可以窥见一斑,本来,乔琪乔对于这一头的亲事还有几分犹疑,梁太太劝他道“我看你就将就一点吧!
你要娶一个阔小姐,你的眼界又高,差点的门户,你又看不上眼。
真实几千万家财的人家出身的女孩子,娇纵惯了的,哪有薇龙那么好说话?
处处地方你不免受了拘束。
你要钱的目的原是玩,玩得不痛快,要钱做什么?
当然,过了七八年,薇龙的收入想必大为减色。
等她不能挣钱养家了,你尽可以离婚。
在英国的法律上,离婚是相当困难的,唯一的合法理由是犯奸。
你要抓到对方犯奸的证据,那还不容易?
”一席话说得乔琪心悦诚服。
他们很快就宣布结婚。
面对残酷的现实而无力改变,张爱玲选择了悲剧的结局妥协。
宁愿最后香销玉陨,她也不愿给生活打着温情的幌子欺骗世人。
她揭开生命那袭华美的袍子,让虱子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人生烙上悲剧的色彩。
相对于张爱玲的悲剧的妥协,池莉则显示出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
虽然她对笔下人物的欲望,情感也无数次的践踏,但是却始终保留份温情。
相较于张爱玲小说中人物面对生活的绝望,她小说中人物却始终保持着一股蓬勃的朝气。
在她的小说里,没有彻底的悲剧。
《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遭受爱情,婚姻的打击后,放浪了一个晚上,然而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依旧开车去公司。
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虽然遇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带来的种种烦恼,但是又从“家的气息家的温暖扑面而来。
炉火正红,油在锅里嗤拉拉响,乱七八糟的小房间里葱香肉香扑面,暖暖的蒸气从高压锅中悦耳地喷出。
老婆递过的温开水,扔来的湿毛巾。
”中感受到了简单的敦厚实在的幸福。
《你是一条河》中的母亲辣椒,年仅三十岁就守了寡,可她在丈夫意外身亡之后坚强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在极端艰辛的岁月中依靠自主的精神与拼命的劳作将八个子女拉扯成人,完成了一个伟大母亲的应尽职责。
小说中神仙老太婆教导辣椒的话——“夫妻本是同林鸟,他的大限到了让他走吧。
从此你好好做你的事情,尽你责任”,实际上就是辣椒后半生生活历程的注解。
池莉在作品中以一种昂奋的基调向读者展示了这批身背重负的普通市民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与生活态度。
在作品中可以看出池莉对人生饱胀的欲望追求是持肯定态度的,她赞赏康伟业事业上的辉煌成就,同情印家厚在欲望追求道路上的碰撞跌宕,欣赏与钦佩辣椒在抚养子女时表现出来的坚韧与顽强与牺牲精神。
而对于自己,池莉也是个不肯压抑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积极追求人生幸福的生命力旺盛的人,“她欣赏敢于与苦难抗争的‘强者’的人生观,正是这种人生观,使刚刚出道的那个小姑娘,面对拥挤狭窄的单身宿舍,紧张又累人的医生工作,三天一个大夜班,领导批评不务正业,群众背后冷嘲热讽,自己害羞得要命,躲在蚊帐里写,躲在顶楼遮阳间里写。
夏天为了防止蚊子叮将双腿泡在水桶里,为了参加“笔会”咬破手指弄出血来混一张病假条……一篇小说改了又写,写了又改,左改右改,一遍又一遍,确不知道哪家杂志能够接受它。
”[4]正是这样不放弃不悲观的毅力和决心,池莉一步步地走向成功。
俗话说,文如其人,作者自身的人生境遇和性格赋予了她笔下的人物都是充满着人生欲望,有理想有追求的,面对挑战和现实不甘退缩的人。
池莉对人生的欲望和现实怀着中敬畏和欣赏的心态,主动地融入改革开放的社会浪潮中,呈现出一种喜剧的色彩。
张爱玲和池莉,一个冷眼看透世态的炎凉,绝望地以悲剧结局向现实妥协,一个积极乐观地投入都市社会的浪潮,追求人生欲望,以喜剧形式达到了与现实的和解。
三
张爱玲和池莉在语言上的共同之处就是女性作家的身份使得她们对生活观察入微以至文章的语言细腻流畅。
但两人又有不同之处,张爱玲自幼受古典文学的熏陶,潜移默化中浸染了浓厚古典韵味,语言精致而富有创造性,宛若一块色泽华丽的绸缎;
而池莉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作家,医学出生的她自然不能和古典文化培养出来的“仕女”相提并论,她的语言淳朴平实,就像柔软敦厚的棉布,带着“毛茸茸的质感”,一如她笔下的人生。
张爱玲的语言精致,华丽,而又不失端庄灵活。
她十分善于遣词造句,声称自己是在用“旧小说的词句”来作小说。
她的语言几乎不可转述。
“她常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春天,满山的杜鹃花在缠绵的雨里红着,簌簌落落,落不完地落,红不断地红。
夏天,你爬过黄土的垄子去上课,夹道开着红而热的要槿花,象许多烧残的小太阳。
秋天和冬天,空气脆而甜润,象夹心饼干。
山风,海风,呜呜吹着棕绿的,苍银色的树。
’无怪有人评价她‘一切乐语皆情语’”。
[5]
张爱玲小说的另一大特色是文中大量的别出心裁的比喻。
她作品中的比喻随处可见,运用得得心应手,不但比喻贴切,而且有利于衬托人物的心理活动。
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她奇异的想象力。
在《茉莉香片》一篇中,张爱玲写到主人公聂传庆母亲冯碧落时,有这样一段比喻:
“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传庆可不敢揣想。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
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
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红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
聂传庆的母亲在他四岁的时候就死了,她没能与她所爱的人——聂传庆现在的老师言子夜结婚,她和传庆的父亲之间没有爱情。
她被比喻为一只绣在屏风上的白鸟,一只连笼子里的鸟都不如的,死也还死在屏风上的鸟。
紫色的缎子屏风,织金云朵象征在富贵的家庭。
物质上充分优越,却没有自由,锦衣玉食的生活填补不了内心的抑郁与苦闷,时间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红虫蛀了,却依旧飞不出这紫缎金丝的屏风。
聂传庆的母亲,一个受旧家庭旧婚姻束缚的女人的不幸一生,在这段比喻里得到了最为传神的描绘。
张爱玲把复杂和抽象的内心世界通过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生动传神,触目惊心,把女性的悲剧命运和内心的无奈抑郁描绘地淋漓尽致。
又如;
“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
”(《金锁记》)
这一段看似是具体的写实,却隐喻了七巧绝望黑暗的精神世界。
门外的黄昏日色,楼梯上的花格地布,它们的美丽与七巧无关,七巧只在没有光的所在。
下文中接着写到的她的女儿长安,被心理畸形的七巧破坏了所有的美好未来之后,“也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这是一个连环套式的比喻,又是以真实的事物来象征抽象深刻的内容。
同时也描绘出了女性生活得了无希望和内心的无奈。
相较于张爱玲,池莉的语言则显得平实纯朴地多。
她不拔高,不放大,不矫饰,充分深入现实人生,客观平静地叙述着日常生活的琐屑,心酸与艰辛。
在她的笔下,很难看到华丽的词句,繁复的形式。
她就像一个邻家大姐,在暖和的阳光下,向别人絮絮叨叨地诉说着最真实的生活。
她从不做洋洋洒洒地描写与刻画,总是把生活中的所有琐碎平铺开来,一件一件地理平,然后让读者自己穿行其间,慢慢走,细细地看,从中发现自己的生活。
所以,在阅读池莉的小说时,往往会发现小说中的人物似曾相识,仿佛就真实地生活在我们身边,也仿佛就是我们自己。
池莉的这种平民化的语言使她的作品显得更亲切随和,更真实地反映了市民的“烦恼人生”。
例如《烦恼人生》印家厚一家因儿子掉地上而引发的风波:
“老婆终于能流畅地说话了,‘请你走出去访一访,看哪个工作了十七年还没有分到房子。
这是人住的地方?
猪狗窝!
这猪狗窝还是我给你搞来的!
是男子汉,要老婆儿子,就该有个地方养老婆儿子!
窝囊巴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
”印家厚头一垂,怀着一腔辛酸,呆呆地坐在床沿上。
”
这段话中没有一个华丽,生僻的字眼,全是市民日常生活用语:
“老婆儿子”、“男子汉”、“猪狗窝”、“窝囊巴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这些语言都表现了纯粹的市民口语性,而最纯粹的语言和最纯粹的日常生活在这里达成了共识。
在这种朴素平凡的语言中表现出了都市普通市民最真实的生活。
《来来往往》中康伟业和段丽娜在恋爱过程中的一次争吵:
“康伟业把一只水杯狠狠摔倒地上,说;
‘请你们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想想你们才进城几天?
土腥气掉了没有?
还敢说我有农民意识?
’
段丽娜的脸都气得发绿了。
她最后送给康伟业的话是;
‘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
这一次争吵使他们的关系濒于绝交的边缘。
但是他们周围人没有让他们绝交。
李大夫受男女双方父母之托,穿梭往来,找当事人双方一再地谈话。
大家都认为青年男女在谈对象的过程中闹一点别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人帮忙和稀泥,一个粑粑就可以捏团圆。
康伟业和段丽娜就这样被很有耐心的旁人又捏到了一起。
这段文字中,我们很难发现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发现晦涩难懂的语句和繁琐冗长的复句。
池莉的语言特色由此可见一斑。
她的语言是朴素的,大多都是由易懂的简单词汇组合而成,文章浅显易懂,从而大大缩小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心灵的契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2]张爱玲:
《留情传奇》上册,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3]张爱玲:
《张爱玲全集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版。
[4]池莉:
《乌鸦之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
[5]梁红丽:
《女性的生命体验及其表现——试析张爱玲与池莉在创作上的异同》《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18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