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拿来主义》教案1 新人教版必修4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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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写作思路
本文是围绕着“什么是拿来主义？
”“为什么要实行拿来主义？
”“怎样实行拿来主义？
”这三个问题展开议论的。
首先，在1－4自然段中，作者批判了送去主义。
既而在5－9自然段中，阐明“拿来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的错误倾向。
其中，第5段正面提出“拿来主义”的主张。
第6段揭示"
送去主义"
的危害和实行“拿来主义”的必要。
第7段揭示“拿来主义”的含义就是"
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
第8段批判对待文化遗产的三种错误态度。
第9段从正面具体而形象地阐明“拿来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第三，在第10段中：
总结全文，指出实行“拿来主义”的人应具有的胆识和品质，以及“拿来主义”对于创造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意义。
对讲清因果论证方法的建议
第一步：
从“果”入手，切中要害
问题：
1.文题“拿来主义”的内容是什么？
2.第7自然段用了"
所以"
一词表示结果，而"
原因"
又是什么呢？
即为什么实行“拿来主义”？
第1题的设置针对全体学生，意在引导学生学会读书，抓住要点，同时为第2题的提出做铺垫；
第2题的设置有一定难度，意在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在此就很有必要搭知识台阶。
第二步：
由浅入深，设置问题
问题分为三阶梯度，每梯度的问题即为一个高度的台阶，学生每得出一个答案就登上一个台阶，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梯度可设置这样一些问题：
1.什么是“闭关主义”？
2.什么是“送去主义”？
作者依次摆了哪些事情来说明的？
3.如何理解这两句话：
A但终“不知后事如何”；
B也可以算显得的一点进步了。
第二梯度可设置这样一些问题：
1.“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有何区别和联系？
2.作者是怎样批驳“送去主义”的？
3.“抛来”“抛给”“送来”“拿来”的含义各是什么？
第三梯度：
可设置这样两个问题：
1.作者为什么批驳“送去主义”？
有几点原因？
2.作者对“送来”的态度如何？
为什么？
至此第一步的第3题的答案就圆满了。
设置三个梯度习题的根据，主要是针对学情，因材施教。
第一梯度适合全体学生、第二梯度适合多数学生我们时刻要以课本为蓝本，重在培养素质，以上习题主要训练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
第三步：
课堂训练、巩固成果
如何引导学生掌握比喻论证的方法
先搭知识台阶，由教者交待什么是比喻论证。
在此主要体现教师为旨的原则。
分析8～9自然段，讨论这一部分论证方法
在此主要体现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的原则。
第八、九自然段可分别各设置这样两个问题：
1.对待文化遗产有哪几种态度、行为，作者是如何评价的？
采用什么论证方法；
2.“大宅子”“孱头”“昏蛋”“废物”各比喻什么？
3.对整个文化遗产是否一概而论，分为几类？
分别如何对待？
用书上话回答4.“鱼翅”“鸦片”“烟灯和烟枪”“姨太太”各比喻文化遗产中的哪一部分？
明确比喻论证与比喻句、比喻论证与类比论证的区别，加深对比喻论证的理解。
第四步：
根据技能形成的规律，为了巩固新知识，运用新知识设置了不同层次的训练题。
第五步：
回到课本中，学生讨论分析学习本文的现实意义，训练学生运用课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六步：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布置课外训练题
在上述教学中，没有改变常规教学的各个环节，但由于教学过程设计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发挥主导和主体的积极性，又以训练为主线，同样可以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扩展资料
关于杂文
鲁迅，是一种精神（节选）
鲁迅的杂感和散文
新“拿来主义”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于议论，也可以叙事。
（《现代汉语辞典》）
杂文，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的文艺性论文。
以短小精悍、活泼锋利为主要特点。
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关社会生活、文化动态、政治事件的杂感、杂谈、随笔都可以归入这一类。
现在有一些人在那里嚷嚷着说鲁迅人格上、作品上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缺陷，说鲁迅如何如何不值得人们如此地尊敬，说中国只有一个鲁迅就够了，再多了就会让人受不了--确实，对于那些害怕鲁迅思想的人来说，就这一个鲁迅也是多余的，他们当然厌烦出更多的鲁迅。
鲁迅之遭人厌烦，是因为鲁迅能够对一些人、一些事的本质看得深刻并敢于把这本质公布出来，比方，鲁迅曾经说过：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他在这篇《灯下漫笔》中还为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总结出了这样的规律：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他更是用不一般的思想为我们指出：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
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他与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在中国的那么多的文人当中，有多少人具有鲁迅这样的思想？
有多少人能够像鲁迅这样一直对当局保持着批判的精神？
没有多少人，但是，他们却可以一边出卖自己的灵魂一边骂鲁迅尖刻、刻毒，说鲁迅的作品也不过如此，说鲁迅的人格有问题。
与鲁迅相比，他们自己的人格、作品又能好到那里去呢？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只需在自己的内心对这些说鲁迅的人加以识别，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批判鲁迅就让人家闭嘴--说一个人伟大、光荣、正确，就一切都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应该过去了，任何人、任何事件、任何东西，都不能不让人家对其加以评论。
为了达到“不让说”的目的，如果采取的是言论包办，那就是搞话语霸权；
如果是采取武力威逼，那就是搞独裁，这两种做法都无法最终实现那个“不让说”、“不让评论”的目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成年人，如果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就有点白活。
关于鲁迅，我想他最值得我们纪念的，当然是他的不屈的批判精神。
研究鲁迅，对他赞扬对他批判的文字真的是太多了，我再说也是多余，我只想在我的文字里说明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那就是，鲁迅，是我们这个民族存之稀少的优良品质的一个典范，鲁迅，是一种能够让我们更像人而不是奴才的精神。
鲁迅的文字我读了很多，但是，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在最后时刻留给家人的一句话：
损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那些批判他的人中有的就是因为这句话而说鲁迅心胸狭窄、人格有缺陷的，可是，我却最喜欢鲁迅的这句忠告--我们不是还经常做着这样的事情么，被损了心肺（岂止是牙眼，连生命都被杀害了无数），却还是在低三下四、一相情愿地主张着宽容，却仍然被那刽子手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不起？
所以，“万勿和他接近”，不是心胸的问题，是原则的问题。
记住鲁迅，记得我们的民族中还有过这样的一个人罢。
（资料来源：
人民网潇浏）
鲁迅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写了不少杂感、散文和散文诗。
杂感是他直接解剖社会、抨击敌人的艺术武器：
犀利活泼，不拘格套。
散文和散文诗则以清新隽永的风格，包含着更多叙事和抒情的成分。
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互有高低，但总的倾向是一致的，并且各各以其新颖多彩的形式，丰富和充实了现代文学最初十年间的成就。
杂感“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注：
《南腔北调集·
小品文的危机》），和过去这一类文章的传统形式不同，它是适应五四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一开始就受到鲁迅的重视。
鲁迅最早的杂感见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的“随感录”，以后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多种报刊上开辟阵地，不断倡导。
他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
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
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
”（注：
《华盖集·
题记》）鲁迅重视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不断撰写杂感。
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作家继起写作，蔚然成风。
鲁迅前期杂感收集在《坟》（注：
鲁迅自己曾把《坟》称做论文集，其中一部分文章却近于较长的杂感，他后来写的便不再区分，一律收入杂感集中）、《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
这些杂感根据艺术样式本身的特点，直接地表现了烈火一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广泛地接触了为小说创作所没有或者不可能接触的问题。
在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曾经统治了二千多年，系统严密，条理周详。
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动摇这个体系，直到“五四”前夕，这种长期淤积下来的思想毒素依旧支配着社会心理，形成一种历史的惰力，对外来思潮起着排斥和抗拒的作用。
而每当政治方面反动逆流高涨的时候，情势就更为猖獗。
在社会上，充耳触目的都是歌颂祖德、仰慕往古、崇道劝孝、读经尊孔，甚至以儒家名义而信奉《太上感应篇》，大做其迎尸拜蛇、扶乩炼丹的勾当。
鲁迅认为：
“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
”因此中国倘要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
”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应该是“这机运的开端”（注：
《出了象牙之塔·
后记》）。
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激荡的历史浪潮中，广泛的社会批评便成为他早期杂感的特色。
单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而言，“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
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
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
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热风·
题记》）从“虚无哲学”到奴隶主义，从盲目自大的“爱国论”到光怪陆离的社会相，上下古今，无所不谈。
这些杂感涉及的问题很多，不过始终贯串着“五四”的时代精神——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的要求。
这种要求具体地表现在鲁迅杂感里的，首先是反对国粹主义。
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发端于“五四”前夕，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更激烈和更彻底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22页）守旧派用“保存国粹”名义，维护文言，提倡国学，宣扬所谓固有道德和固有文明，其目的是使封建思想继续盘踞统治的地位，以压制新思潮的传入和兴起。
鲁迅在《说胡须》、《看镜有感》、《论“他妈的!
”》以及《热风》的绝大部分《随感录》里，反复地驳斥了那些“国粹家”，指出在中国，从缠足、拖大辫、吸鸦片一直到人身买卖、一夫多妻，他们的“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
）恰合。
随感录四十二》）“国粹家”们甚至觉得“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
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随感录三十九》）当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日益成为世界潮流的时候，执拗地保存着以“国”字冠首的陈腐的成规，这结果必然是我们保存了国粹，国粹却不能保存我们：
“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随感录三十六》）其次是扫除迷信落后的思想。
封建制度从来便是和迷信落后的思想相胶结的，统治阶级利用神道魔法，因果报应，向人民群众灌输宿命论，使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生活，不敢起来反抗。
破除迷信曾经是“五四”当时启发人民群众觉悟的举措之一，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们的反对扶乩迷信（注：
《以美育代宗教说》，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
《偶象破坏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均指斥鬼神迷信的虚妄。
后来北京大学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出版过“非宗教丛刊”，第一册《非宗教论》里收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吴虞等多人文章。
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文章均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都是驳斥上海盛德坛的扶乩迷信的），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
鲁迅在《论照相之类》、《春末闲谈》以及《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五十三里，不断地向愚昧无知的习俗进攻，指出应该知道“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注：
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要医治“祖传老病”，扫除社会上的“妖气”，只有一味“对症的药”：
科学（注：
随感录三十八》）。
“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随感录三十三》）第三是主张社会解放。
封建礼教、宗法观念长期以来束缚着人们，成为人们——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精神桎梏。
“五四”当时一直把家庭问题作为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新青年》，许多报纸和期刊甚至开辟专栏，研究了妇女和青年的问题。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以及其它一系列杂感里，猛烈地攻击腐巧的名教、吃人的礼法，反对寡妇主义，反对坚壁清野主义，宣传家庭革命。
在他看来，妇女只有争取经济权，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平等；
做父亲的需要解放自己的孩子，“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而作为最根本的手段，则是扫荡封建制度，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鲁迅的杂感不仅是战斗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他善于动用生动的形象和幽默的语言来展开逻辑严密的论点。
《热风》里的短文精悍凝炼，明白晓鬯，一篇篇锐利如匕首；
收在《坟》里的一些较长的杂感，则又气势跌宕，层层深入，表现了擒纵自如的特点。
新文化统一战线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便开始分裂，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种分裂越来越趋于表面化。
收在《华盖集》里的杂感，其中如《通讯》、《忽然想到（六）》、《北京通信》、《十四年的“读经”》、《这个与那个》等，仍然是为反对“尊孔，崇儒，专经，复古”而发的，鲁迅不满于“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因此又联想到“国民性”问题，问道：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难于改变的么?
”但他不久又自己作了解答：
“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
”他提出“目下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的立场是坚决的和彻底的。
稍后，他又敏锐地感觉到：
旧势力对待新事物的态度已在改变，不过这只是战术上的改变，“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注：
补白》）。
这个事实使他有充分理由对“整理国故”表示反感，他说：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
通讯》）实际上，中计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自己愿意”。
“五卅”事件前后，人民群众反帝浪潮高涨，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帝国主义利益，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多方阻挠人民群众的斗争。
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感，锋芒所指，已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
收在《华盖集》后半、《华盖集续编》以及《坟》的最后一部分，环绕“五卅”事件、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而写的杂感，集中地攻击了为军阀官僚服务的欧化绅士和市侩文人，突出地显示了民主革命斗争在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右翼合流后的新的任务和意义。
当时代表资产阶级发言的刊物是由徐志摩接编的《晨报副刊》（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和继《努力》周报出版的《现代评论》，胡适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些刊物的编辑，却在幕后给予积极的支持。
群众爱国运动起来后，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成员忙于向帝国主义表白心迹，徐志摩竟说“打倒帝国主义”是什么“时行的口号”，是什么“分裂与猜忌的现象”（注：
《罗曼·
罗兰》，《晨报副刊》第1299号），陈源又潮笑群众的喊打而不敢动手为“怯懦”：
“打!
打!
宣战!
这样的中国人，呸!
《闲话》，《现代评论》第2卷第38期）鲁迅愤慨地指出：
群众的喊打而不打诚然是“怯”的，但是，“远远地”站着向群众头上吐“唾沫”，用这件事来“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却实在是超乎“怯懦”的“卑劣”（注：
并非闲话
（二）》）。
在女师大学潮中，鲁迅针对陈源等的造谣诬蔑发表了许多杂感，支持学生的斗争，揭发“谎言”的来源。
他在《一点比喻》里，以生动的形象钩下这些欧化绅士的嘴脸，说明他们不过是领着羊群走向屠场去的山羊：
“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段的徽章。
”这个比喻不久便得到了确切的印证。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枪杀请愿人民，死学生市民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
而这批“领头羊”式的文人竟说学生本不该参加“群众运动”，自蹈“死地”，并把责任推到“民众领袖”身上。
鲁迅痛感“言语道断”，要求青年们从“这许多血”里得出“觉悟和决心”（注：
《华盖集续编·
“死地”》）。
在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里，他自说这个事件很有几点出于他的意外：
“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鲁迅确实从后一点里得到了鼓励，同时又以此鼓励了别人：
“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他预感到：
形势已经推进到大战斗的前夕，“沉默呵，沉默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他清楚地指出：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无花的蔷薇之二》）而欧化绅士们在完成其“领头羊”任务的同时，也更加露出了本相：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
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忽然想到（七）》）鲁迅的杂感不仅含有精辟的见解，而且时时画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揭示了帝国主义奴才们的面目。
他对当时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还作过种种贴切的比拟，例如“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
鲁迅善于细致地摆开事实，通过反复的议论而后炼成具体的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教育。
多年以来的社会变化和战斗经历使他感应敏捷，任何虚伪的把戏都逃不过他的锐利的眼光。
他了解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性质，因而也有一套对付他们的战术和战略。
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术”，认为无论做什么事，“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注：
杂感》）。
他劝告青年学习“壕堑战”，不要象《三国演义》里许褚那样“赤体上阵”（注：
空谈》）；
又主张“打落水狗”，勿对敌人采取姑息的态度。
这些论点散见在许多杂感里，而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最为集中。
当北洋军阀段祺瑞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北京工人学生又举行游行示威，促其即日下野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人又出面提倡“费厄泼赖”，说什么“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注：
这是周作人和林语堂提出的。
文见《语丝》第54期及57期，1925年11月23日及12月14日）。
针对这个情况，鲁迅充分地表现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最坚定的立场。
他列举许多事实，说明“‘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
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主张不打落水狗，却不知道狗性不改，一旦爬上岸来，仍然会把人咬死。
他还指出，如果以为落水狗可怜，则天下“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
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鲁迅对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和传统思想中所谓中庸之道作了深刻的批判，使议论和形象结合起来，以彻底革命的原则武装了广大的读者。
他在《写在〈坟〉后面》里曾经特别提出：
“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这篇文章不仅是长期以来斗争经验沉痛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鲁迅本人思想的进展，一九二五年前后革命风暴对他的影响是显著的，历史不久又以严酷的事实证明了这些论点的正确。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一篇坚持革命原则的反自由主义的宣言。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鲁迅一方面和封建势力以及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现代评论派”作韧性的鏖战，另一方面由于《新青年》团体的散伙，在文化战线上一时还看不到作为核心的领导力量，他的思想在苦闷中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写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野草》，除最后两篇外，写作时间大体上与小说集《彷徨》相同，心境也完全一致。
作者援引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彷徨》的书前题辞，移以说明《野草》也完全合适。
《野草》以内心抒发为主，交织着严肃的自剖和不倦的战斗，感受非常深切，探索非常艰苦。
这种感受和探索正是动荡的时代生活的产物，在统一战线内部日趋分化的时候，进步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认清前进的方向，大都抱有同样的苦闷。
不过鲁迅所挟持者远，所属望者殷，他的苦闷也便比一般人要大得多，深得多。
《野草》的内容比较复杂，贯串在不少篇什里的主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体现了存在于作者自己思想里的同样的冲突。
他感到黑暗势力的浓重，着力描绘了它；
同时又觉得战斗之不能松懈，坚持顽强不屈的精神。
《这样的战士》和《过客》在这点上表现得特别鲜明。
“过客”经过长途跋涉，疲惫而又劳顿，然而生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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