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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是第一关注点。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回答您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时,41.5%的受访者表示是住房,在对“十二五”的民生期待中,高居首位。

即使是房价再高,仍有34.8%的受访者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准备买房,其中大部分属于刚性需求。

  51%的受访者期待房价下降,实现“安居梦”。

在选择住房类型时,40.4%的受访者表示期待加大限价房保障,27.8%的受访者渴望廉租房,17.2%的受访者期待经适房,还有14.6%的受访者选择公租房。

收入满意度明显偏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109元,比2005年的10493元增长82.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9.0%,年均实际增长9.7%。

中国城镇居民对于目前收入的满意度只有56.1分,明显偏低。

34.1%的受访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增加收入,渴望程度仅次于住房。

居民贫富差距扩大影响了部分群众对收入的满意度。

问及分配不公的体现,57.4%的受访者认为“垄断行业收入过高”,39.5%的受访者认为“最低工资过低”,31.2%的受访者认为“腐败收入增加”。

38.5%的受访者希望“改善分配政策”,37.8%的受访者希望“健全分配法律法规”。

“医疗费用过高”为多数人共识。

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超过4亿人,加上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8.35亿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城乡居民超过12亿人。

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财政投入卫生事业力度不断加大。

2006年至2009年,中央财政合计安排卫生事业资金1852.9亿元。

2009年与2005年相比,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重从17.93%增加到27.23%,社会卫生支出比重从29.87%增加到34.57%,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52.21%下降到38.19%。

尽管如此,相当数量的民众还是反映“看病贵、看病难”,并对“十二五”期间的医改寄予很多期待,对34%的受访者而言,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问及看病难的原因及表现时,有65.5%的受访者认为“医疗费用过高”,51.0%的人认为“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34.6%的人认为“医疗服务质量偏低”。

对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33.1%的人表示不太满意,认为“保费太高,待遇太低”。

另有28.9%的受访者表示“说不上满意不满意”,认为“目前对自己家影响不大”。

那么,解决上述问题的出口何在呢?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有44.6%的受访者期待“十二五”期间通过医改“解决医疗费太高的问题”;

30.1%的人期待“消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

23.3%的人希望“完善城镇医疗保障体系”。

期盼教育多方面改进。

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工作最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时,42.8%的受访者认为应“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居第一;

38.6%的受访者认为应“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居第二;

28.5%的受访者认为应“提高师资结构水平”,居第三。

此外,“促进教育公平”、“继续加大教育投入”、“解决择校问题”、“发展学前教育”、“提高教师待遇”、“优化教育布局”等,也为数量不等的受访者所期盼。

食品安全令人担忧。

本次调查显示,对食品安全问题,民众仍非常担忧,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只有48.7分。

50.1%的受访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太多,令人失望”,37.8%的受访者认为“问题存在,但有信心解决”,只有12.2%的受访者认为“问题不大”。

针对“如何搞好食品安全”的提问,本次调查的受访者首选“加大处罚力度”,提及率为32.7%;

其次是期待“严格检验检疫”,提及率为28.0%;

第三是希望“企业规范生产”,提及率为12.1%。

腐败原因首选“权力缺乏制衡”。

本次调查显示,80.4%的受访者表示“反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分析导致腐败最主要的原因,37%的受访者认为是“权力缺乏制衡”;

22.9%的受访者认为是“用人不透明,缺乏择优机制”;

20%的受访者认为是“不重视群众舆论的监督权利”;

17.1%的受访者认为是“纪检、监察、司法机构的体制腐败”。

对于腐败治理途径,33.9%的受访者期望“从完善制度入手,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长效机制,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30.2%的受访者期待“进一步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行为”;

17.3%的受访者希望“教育为先,提高基层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16.6%的受访者希望“开展专项治理,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十二问题:

1.物价会涨吗?

 1月份,人们多预计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会“破5”,结果是4.9。

2月份,市场普遍预计会回落到4.8,结果3月11日由国家统计局公布,还是4.9。

鉴于通胀压力依旧明显,“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未来五年目标之一为“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一件事情如果能够在字字如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荣升为“首要任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很重要,二是很棘手。

而物价问题似乎是二者兼备。

钱多的烦恼。

近几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表现不错。

然而,一揽子“治疗“手段也留下后遗症,这一次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涨物价。

所以才造就了“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这样一个个彰显国人智慧和无奈的新鲜词汇。

虽然近几个月来,国家又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又是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的倾向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泼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回收流动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外部干系。

“量化宽松”,是近期美国货币政策的核心词,说白了就是拼命印钞票,并且已经搞了两轮。

它对美国恢复经济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不确定,但造成热钱外流、推高他国通胀水平的作用,却是板上钉钉。

而中国作为眼下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自然是外来热钱肆虐的“重灾区”。

随着中东地区的内乱,国际油价也“意料之中”地扶摇直上,并再次翻越了每桶一百美元的关口。

中国作为石油进口大国,如今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成,去年的原油进口量为2.4亿吨,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东。

于是国际油价的飙升,也就意味着中国工业成本的增长,所谓的输入型通胀就是这么回事。

比货币更重要的是信心。

中国人总喜欢讲,“办法总比困难多”,领导常以此安抚人心、鼓舞士气,百姓也用它自我安慰、给自己力。

在稳定物价方面,确实还有不少积极条件和有利因素可以大做文章。

例如,国内粮食的连续七年丰收,以及肉、油、糖、棉花的充足储备,再加上工业品总体供大于求的客观状况,都是稳定物价的物质基础。

而最有力的依靠还是来自于国家有调控物价的充足财力和丰富经验,这一点已在以往多次“物价保卫战”中得到充分证明。

2.工资会涨吗?

目前来看,政府手中至少握有涨工资的三张“王牌”。

  第一张牌,最低工资标准。

“十一五”期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提高10%。

13%的年均增速要求,显然是加大了力度。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社会平均工资法”计算,月最低工资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我们现在许多省份的标准才达到20%左右。

广州市刚刚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至130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水平,然而当地的这一比例也才达到27%左右。

“在短期内达到国际上40%~60%的标准,对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而言比较困难,”“十二五”规划提出的40%,是经过深思熟虑、科学考虑到转型需要和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之后的要求,“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各地应该严格地执行。

第二张牌,立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3月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要建立正常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集体协商制度。

“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

”这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一致的。

能不能达标,能不能实现真协商、真谈判,政府的立法支持不可或缺。

地方实践证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效。

第三张牌,强化劳动监察执法。

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备,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用足现有的劳动法律资源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就显得更为迫切了”,提起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相关方面多有抱怨,认为这是一个“弱势”的执法部门。

如果能够将劳动监察执法做实、做强,那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劳动定额由企业单方面决定等问题,就会得到惩治,在劳动者权益保护领域形成执法必严的法律氛围,才会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3.种粮能养家吗?

2010年,扣除价格因素以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0.9%,达到5919元,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8%。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的研究,这是13年来农民收入增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在农民收入中比重占40%的农业收入,还是很难让农民满意。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指出,2007~2009年,粮食亩均成本利润分别为38.5%、33.1%、32%,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由于农药、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受此影响,粮食主产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紧缺,部分地区粮食生产出现“兼业化”、“副业化”、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

 资源与环境亦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钱克明委员在《加快构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案中指出,当前,耕地、水资源约束日益突出。

据了解,2009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1785立方米,比2003年减少390多立方米,每年农业生产缺水300亿立方米左右。

而且,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使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

频发的自然灾害亦呈加重趋势。

钱克明透露,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明显增加,各种自然灾害呈多发重发态势,每年因气象灾害损失粮食高达1000亿斤左右。

在他看来,2010年西南地区持续干旱,和今年河北、河南、山东等冬小麦主产区旱情持续发展,再次警示中国农业还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多位受访专家分析认为,国家不会允许粮价大幅上升。

据此,提高农民实际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应在增收、减支两个方面着力。

就前者而言,政府应进一步增加种粮补贴,把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向主产区倾斜,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

与此同时,减少粮食销售的中间环节,使农民更大程度地享受到粮价上涨的好处。

  就减支而言,首要的是,要尽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农民的“后顾之忧”。

政府还应更有效地平抑农资价格,加强农资经营监管力度,防止农资经营价格过快上涨,并加大农村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国家扶贫标准也应有所提高。

4.住房枷锁会解开吗?

 讨论未来五年普通民众的住房问题,离不开以下三组数据:

一是,“十二五”期间,国家部署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其中,今年1000万套,明年1000万套,后三年一共1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达到20%。

二是,近期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居民89%拥有住房,其中约12%是祖传的,是原来的私有住房;

有40%多一点是通过房改房获得的;

其他不到40%是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商品住房。

三是,按照我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计,每年将新增1000万城镇居民,以目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6.65平方米计算,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至少需要新增13亿平方米的住房供给。

具体分析这三组数据,在需求方面,从目前城市居民中仅有11%没有住房来看,今后住房消费的主力将是改善型购房;

另一部分的需求将主要来自城市化进程中新增的城市人口。

  在供给方面,5年3600万套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即使以每套30到40平方米计算,已经接近和超过了上述提及的13亿平方米的最低需求量,按照规划来看,供给应该是有保障的。

  从居住情况来看,以今年1000万套的保障房为例,经济适用住房和两限房计划近200万套,400万套左右是各类棚户区改造,160多万套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近220万套。

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新增城市人口可以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而不是非走“房奴”这一独木桥不可。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对此作了明确的安排,提出对于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实行廉租房制度。

对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将实行租赁和购买相结合的商品房制度。

资金土地面临考验:

“十二五”的住房规划蓝图能否真正“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需要资金以及土地的落实。

对土地,国土资源部承诺,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用地一定能做到应保尽保。

今年具体的保障房的土地供应计划,将在本月内编制完成。

对资金,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表示,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年度投资需要1.3万亿左右。

其中,经济适用住房和两限房的建设资金,主要由社会机构通过市场运作方式来解决。

同时,市县人民政府要无偿地划拨土地。

  总的来说,完成今年1000万套的任务,有8000多亿元是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及所在的企业筹集来的。

剩余的5000多亿元资金,将由中央政府和省级人民政府以及市县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

  加大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地方的土地收入将大大缩水,在此基础上,保障资金供应将面临地方政府的强烈博弈。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着调控房价的重任,这其中土地是平抑房价的重要力量,房价降意味着土地收入也必须相应降低。

  从地方的实践来看,不少省份已经在想方设法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投入。

比如云南,作为财力十分匮乏的省份之一,云南省要求各州市县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廉租住房项目予以重点倾斜,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要全部用于廉租房建设;

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房保障的资金比例不得低于10%;

各地房地产开发税收中要拿出不低于10%的资金支持廉租房建设。

改革创新(住房分配办法)需提上日程:

经历了一路狂奔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厘清了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市场和政府的各自责任之后,需要反思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积极应对调控,谋求自身发展,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

这其中,被速度掩盖的改革创新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首先,5年36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能否真正跟得上、应保尽保?

对于日趋紧张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自然是倍加珍惜,对本来意愿就不强烈的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更容易打折扣。

在此背景下,可以考虑让农村的集体土地参与进来,允许农民入股,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公租房,作为出租房源,来解决一些城郊接合部或者中低收入群体的租房问题。

  其次,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企业不再被允许建房分配给职工。

针对一些地方的实际,比如许多工矿企业职工面临收入很低的困难,可以采取“政企共建”的形式建设廉租房。

一些省份已有此类举措,由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企业利用自有划拨地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

但如果推而广之的话,需要相应法律法规的跟进。

  再有,针对保障性住房的资金短缺,可通过贴息或者专项贷款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保障性住房建设中。

5.孩子们会快乐成长吗?

“社会的高竞争现在已经落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严重缺乏乐趣”

 本应给儿童带来快乐的教育,已成为一些儿童的噩梦。

  “我们没有周末,全市几乎所有的孩子周末都在上各种补习班,没有童年和童趣,成为各个靠办补习班赚学生钱的人的目标。

孩子们的创造性都被扼杀了,如何去建设创新型国家?

”北京市中关村小学一名学生在写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的信中说。

  3月7日,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列席的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郭传杰宣读此信,引起社会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社会的高竞争现在已经落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严重缺乏乐趣。

  针对时弊,“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里提出,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一些观察人士还指出,更重要的是端正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期盼、学校的考核、甚或“国家的事业”,还是孩子们自己当下和未来的人生?

  “被逼着不快乐”

  在汤素兰的记忆里,她的童年没有太多玩具,但有一群玩伴,“物质生活远远没有现在丰富,但大家非常快乐。

现在则是学前教育小学化,儿童太没有游戏了。

  汤素兰说,如今成人对待孩子,就像对待饲养场的鸡一样。

她说,饲养场的鸡,我们要把它们填得饱饱的,让它们长得肥,下蛋多。

鸡不吃食,就给它们吃助消化的药,让它们吃得多。

吃多了,身强力壮,鸡鸭就会活跃。

太活跃了,又怕掉膘,就给它们吃安眠药,让它们吃过了就安安静静睡觉,长更多的肉。

为了提前下蛋,就吃激素,为了一次下蛋数只,就吃催排卵的药这样下来,一只小鸡从出壳到长大、下蛋,周期越来越短,有的小鸡只需二十来天,就能变成肉鸡上餐桌。

  许多孩子的情况是,从幼儿园起就可以参加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原来要大学毕业才通过四级英语考试的,现在小学就可以了。

“我们相信在孩子身上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有一天爆出料来,说哪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英语过了四六级,也不会让我们瞠目结舌,因为一定是妈妈胎教有方。

”汤素兰说。

  如今中国城镇的孩子多为独生子女,承受的压力更甚以往。

有钱人家往往怕孩子被坏人绑架了,不许他们和陌生人说话,回家马上关进笼子里。

没有钱的人家,大都也不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再穷不能穷孩子,变本加厉地给孩子买复习资料,参加多种培优班,剥夺孩子的玩乐时间。

  孩子们激烈的竞争往往就发生在“90分和100分”之间,一个题目即便会做了还要练习十遍二十遍。

近年中考和高考分数节节走高,许多学生一个个像计算机一样准确,把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

  在汤素兰看来,苦的不仅仅是应试教育下的孩子,现在反而是那些接受“素质教育”、被授以各方面能力的孩子更累,“家长一方面想要给孩子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应试教育还不敢丢下。

家长生怕孩子输了,孩子也就被逼着不快乐了。

  汤素兰认为,这需要社会达成共识。

“如果我带孩子去动物园了,孩子很开心,但别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做1+1=2,虽然我的孩子很有想象力,他甚至知道蛐蛐是怎么唱歌的,但他不会做1+1=2,那大家就会认为他不是优秀的。

  “成人并不比儿童高明”

  汤素兰说:

“孩子不是成人的预备,更不是缩小的成人,孩子是独立的存在,有自己身心发展的规律。

成人并不比儿童高明。

  人格的完善,心灵的自由,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创造力,孩子被公认往往比成人更优秀。

但在中国,有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受的教育越多,创造力反而越低。

  汤素兰认为,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衡量标准过于单一,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很单一,就是有权、有钱。

“我看国外的一些影视剧,人家哪怕是个餐馆端盘子的,也很有成就感。

我们的教育则是,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那你将来就只能端盘子、扫大街。

  她表示,这既与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价值观念有关,也与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念变迁有关。

总体而言,社会不肯承认,每一份工作都是平等的。

“我记得以前说起雷锋叔叔做的都是很普通的事,但我们不是也觉得他很伟大吗,包括那个时候的一些劳动模范等,社会也号召向他们学习。

但是现在,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掏大粪这个工作并不体面。

  她说,现在的家长期望值都很高,恨不得自己的孩子都是栋梁之才,不能接受孩子只有一技之长,去做一份普通的工作,“说到底,这还不是公民社会,不能做到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在社会上都是平等的。

  汤素兰觉得,当所有人都在老有所养等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比较健全的时候,当家长不指望孩子的回报,觉得只要孩子自己很快乐就很好的时候,孩子才会不那么沉重。

6.养老鸿沟会填平吗?

虽是亲姐妹,天津退休女工冯女士还是感到不平衡,“给我们涨一次钱敲锣打鼓、上报纸的,才涨一百多嘛。

你看人家,蔫不出溜地就涨七百多。

  冯女士从一家汽车制造厂退休后,尽管过去六年经历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的“七连涨”,目前退休金也只是刚刚达到1600元。

而她姐姐,另一位冯女士,一位退休教师,去年底接到了上调760元退休金的通知,且从2010年1月开始补发,现在每月能拿到4000多元退休金。

  差不多的劳动负荷,却是不一样的退休待遇。

从退休金的替代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来看,目前企业职工退休金大多只有退休前工资的30%~40%,而机关事业单位则一般能达到90%左右。

在退休之前,企业职工须每月缴纳个人工资的8%纳入社保个人账户,而机关事业单位没有此项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还能享受各类津贴、物价生活补贴等多种福利,退休金随在职员工工资上涨而上调,而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则相对固定。

  2007年,中共十七大要求推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2009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下发了5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的通知。

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事业单位工作者对养老待遇下降的极大担忧。

但随着上海、浙江、重庆、山西和广东等试点省市改革的波澜不惊,舆论风潮随之退去。

  今年2月16日,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刊发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纪念公务员法实施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对公务员社会保险制度,要进行前瞻性制度设计和试点”的提法,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和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求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3月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人社部这几年一直在进行有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

  按胡晓义的说法,去年10月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关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也是“多年研究的成果”。

  显然,养老待遇的并轨,目前仍只有方向,而无具体的时间表,至少是无公开的时间表。

  “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差距,反映了资源的集中程度,”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教授说。

  今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报名首日,报名网站的访问量超过8205万人次,系统一度陷入瘫痪。

“公务员考试热,映射出公务员群体就业稳定程度和各方面待遇水平的优越性,”蔡继明表示,各项步入深水区的改革推进到今天,核心都指向了政府自身的改革,“自己改自己,是很难的。

  据报道,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社科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约120名政协委员提出提案,要求暂缓实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所以一直‘改而不动’,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机关公务员的相关制度改革‘按兵不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景天魁对本刊记者说。

  景天魁说,在分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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