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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历史认识对立,筆者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

一是历史教育的問題,二是历史記録的問題。

两者间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国家间的政治立場、利害面的对立,战后并没有过间断,不仅被继承发扬,并通过政治手段介入于学校的教育現場和历史記録中。

  在历史教育面,戦後各国政府,长年以“愛国主義”教育为指导方針,在教育現場,教科书中进行人为的,有意图的史料选择和历史解释,以维护国家的声誉,强调自国的立场。

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教育影响之下,不正确,或不全面的历史解释,对他民族的历史怨恨从小被播种于青少年的心底,使狭隘的,非理智的,被政治所扭曲的民族怨恨传宗接代。

其结果使各国间的历史认识偏差越来越大,终于在怨恨不需要的时代,失去了相互理解,国际接轨的可能。

可以说今日的教育,不仅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和解,反而蜕变为播种历史怨恨的场所。

  关于历史教育的问题,笔者已有別論[1]?

在此书中不再贅言。

本书中提起的是第二个问题,即为历史教育提供材料,方法的历史記録面的问题。

可以说它是历史教育的基础。

其最大特征,是以宣传取代历史。

  1-1-1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

  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平常总无意识地将“政治”与“宣传”、“历史”与“事实”两组单词相互搭配使用。

为何如此搭配,有没有相反的组合,并没有人认真考虑过。

实际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反应了政治和历史的语义面特征,是一个最适当的搭配法。

  政治,指某特定権力集団(政党組織)的统治,为了达成这种统治,需要种种的方法和策略。

宣传,即是其实施统治的手法之一。

特征是将自己政策的正确,统治的功绩等进行超出实际的扩大描写,相反,贬低政敌之优点,只强调其过失,丑闻和缺点。

  出于这种宣传的必要,政治家的言辞,国家的公式立场中总是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对外宣传”,另一个是“内部传达”。

前者公开的内容,数字中多含有水分、不实之处,而后者传达的基本上接近于事实。

所以,对各种信息,情报分辨其虚实,弄清是“对外”,还是“对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政府发言人,外交官,政治家在公式场合弄虚作假,掩盖事实的现象,哪一种社会制度,哪一个国家都相同。

由于诡辩,否定,掩饰事实的行为是为了维护至上的国家利益,所以也不会有人追究政治家,外交官和政府发言人的道义上的责任。

如此,政治与宣伝之间,产生了特殊的亲近关系,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政权下,政治总要利用宣传的手段来夸大自己,贬低政敌。

所以必须认识到,宣传属于“政治行为”,其内容不一定等于等身大的事实。

  相反,历史和政治的不同,在于其目的是要准确记录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从其学问性质上来说,绝对不容许作假。

所以从手法面,目的面和宣传都水火不容。

不否定,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各国,各政治组织间会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释方法,不同的历史观,但“事实”不会有两个,所以在历史(事实)记录中,不论敌我,都有严谨,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的必要。

若违背此原则,就不能称为是历史。

从此点讲,历史记录要有能经得起事实,史料,证据验证的普遍,超时代的科学性,此和根据政权需要,时代变化不断变换姿态更换目标的政治宣传截然不同。

  换言而之,宣传是带有政治策略性,夸张性的一时性统治方法;

而历史则是具有科学性,真实性、普遍性,永久性的学问和知识。

为了能正确,严谨地记录历史事实,正确地解释历史,所以产生了历史学这一种学问,并出现了为其提供根据,证据的档案馆,资料馆,图书馆等。

  1-1-2 历史被政治利用的現象

  以上从了理论面指出了政治宣伝与历史事实的異質性关系。

值得注目的是现实上,存在着许多政治介入于历史的现象,或将政治宣传与历史事实混同在一起,甚至用政治宣传取代历史教育,取代历史记录的现象。

特别是在国家,民族,政治集団(政党)的对立仍在继续中的近、現代历史的教育和记录中,可以说这种现象非常显著,普遍。

  比如,在近代史教育中,存在中、日、韓三国间各在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编写自己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强制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宣传民族间的历史怨恨的现象,此现象最近,已成为一个阻碍民族间的历史和解,妨碍历史认识间国际接轨的深刻的政治问题。

再者,在大陆中国,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历史被看作“政治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史、阶级斗争史占领了历史领域,成为“近、现代史”的代詞。

在这种历史中,政敌国民党的正面形象从整个历史中被抹煞,或遭到不应有的贬誉,诋毁。

诸如从前的教科书中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中国人民抗日,而蒋介石却躲在峨眉山上等着下山摘桃子”之类的记述。

  历史若被政治所利用,蜕变为统治工具时,会出现以下几种问题

  1.特定国家、政治集团的立場,利害被反映到历史记录中,并出现研究组织和研究者的御用化,党人化现象。

其结果特别是近,现代史的部分加入了党性,政治立场,不可能保证历史记录的公平性,和学术面的严谨性,出现从立场,党性面排斥异己,政治干涉学问自由的现象。

  2.政治宣传的历史化。

在国家史観、政治史観的影响下,出现将政权组织的“宣伝内容”,也作为“历史事实”,记录到史书,教科书中的现象。

  3.政治宣传的教育化。

这种被正统化的特定,偏颇的政治宣传内容,和不正确的历史事实,历史解释,还会通过国家管理的学校教育,思想教育,渗透到青少年的历史认识中,造成国家间历史认识对立的社会温床。

  1-1-3军神存在的国家

  政治宣传在战史记录面的表现特征,是创造,塑造极端的英雄形象。

其本身目的是为了宣传对某特定组织的忠诚,献身精神,以达到实现政治目的(比如抗战,革命),巩固政权统治的需要。

战前的日本,为了驱使国民为天皇制国家的侵略战争献身,用宣传手法创造出大量的军神(英雄)如日清战争中的喇叭手木口小平,日俄战争中旅顺封港战斗中的広瀬武夫中佐,太平洋战争中珍珠湾袭击九军神,神风特攻作战的“敷岛队”长关行男等。

大多数是人为创造,美化的形象[2]?

败战后,日本人对战争进行了彻底反省,接受了和平主义,所有的“军神”也从教科书中,公共场所中消失殆尽。

至今已经不会出现有人以军队的神话引为自豪的现象。

与其相反,在战胜之国,战争的神话却被保存下来,至今仍出现在历史记录和教科书中。

笔者并不是想否定,贬低抗战事迹和民族英雄。

视为问题的仅仅是创造英雄时的宣传手法(神化)的存在,和以此取代历史,取代事实,运用于学校教育中的愚民现象。

对于历史研究者,历史科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值得忧虑的大问题。

  举一个例子,即对共産党、八路軍的“平型関大捷”(1937年9月25日、山西省),和对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台児庄大戦”(1938年4月、山東省)的过度渲染。

这两个战斗,从战史上角度看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战果显著的战斗,其军事面,战略面的意义也有待再论。

但因为其中有对日军作战“初胜”的政治意义,所以都被国共两党扩大宣传,利用于鼓舞国民士气,团结抗日力量,提高共产党,国民党的威信的政治手段。

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政治宣传,大捷的内容被添枝加叶,作品化,故事化,使其形象远远脱离了实际。

  实際上,此种政治宣传也起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

鼓舞了国民的抗战热情,坚定了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念。

从当时政治的目的――粉碎日本軍国主義的侵略,取得抗战胜利--的角度看,此宣传政策是成功的,有实效的,即使不符合事实,政治面也是需要的。

因为在此,其仅仅是作为一种政治的手段。

  1-1-4 宣伝効果的“再利用”

  问题不在战前的“政治宣传”里,而出在战后的“历史化”过程中。

抗日战争以胜利告终。

政治目的(胜利)的达到,使宣传在此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此时本应该将宣传的对象,从政治操纵下解放出来,经过历史研究还原其本来面貌(如硫磺岛的星条旗报导)。

可是实际上,失去现实意义的宣传并没有停止,反而被新的政治需要再次利用,继承下来。

并且运用同样手法,在原来的宣传基础上继续进行了新的发挥,创造,使其形象变得更完美无缺,更接近于故事中的神话。

  这新的政治需要即是“愛国主義”教育。

国内几乎所有的战争纪念馆中,都有一块同样的招牌,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说明纪念馆的主要目的不是正确地记录历史,是利用历史题材进行政治教育。

以宣传国家,民族和执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达到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

当然出于此目的展示,内容多含有宣传的水分,并不一定能经得起学问,和历史事实的检证。

  战后和平时代的教育普及,还使宣传产生了一种新的副作用,即政治宣传内容的固定化,历史化现象。

不仅介入于教育,并且通过御用的研究机关,学者之手正统化,作为历史事实记录到史书之中。

  在政治宣传内容的固定化,历史化过程中,还不能忽视一个客观环境条件,即民族主义色彩极其强烈的庶民嗜好的存在。

当然它和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私生子。

其低俗的大众口味,和对故事情节的猎奇心理更刺激了商业性大众作家的创作意欲。

小说家,剧本作者,各种媒体大量参入,产生了大量低俗的文学,影视作品,使宣传内容也越变越庸俗,越变越脱离事实。

这种经过教育管理产生的大众化现象,可以说又成为促进神话普及的社会土壤。

其恶果之一例,即2016年6月27日的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判决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出现。

这种荒唐的判决,象征着政治权力,无知对法,学问,言论自由挑战的胜利。

可悲的是大众的舆论,并看不到这种危险。

对真正的学问研究处处喊打,不仅自愿充当打手,更有投石下井,等待尝血馒头者。

理由仅仅是学问的研究损坏了自己心中被“种植”的英雄形象。

形如鲁迅笔中的阿Q,不知道学问的自由已被剥夺,法的尊严遭到践踏,而自己也正在一步步被推上专治的刑场。

  1-1-5神话创造的方法

  英雄的神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

笔者认为并不会是无中生有。

肯定都有事实根据。

狼牙山战斗中牺牲,跳崖的五名战士,刘老庄战斗中壮烈殉国的82名勇士,平型关的歼敌的胜利肯定都不是虚伪的,只不过在表彰,宣传——政治化——过程中进行了不间断的美化。

把“小胜”扩展为“大捷”,把“殉国”的行为,抬高到“歼敌”的形象。

使原始事实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了失真。

创造神话,塑造英雄的过程中,政治宣传采取的常见手法如下

  一,添枝加叶法。

如平型关大捷中,伏击取胜的基本事实在多年的宣传中逐渐被扩大,出现歼敌精锐主力之说,林彪三次赴乔沟侦查说,乔沟伏击为林彪独创说,飞机,坦克的出动,大规模肉搏说,国军的不协力,或故意打开缺口纵敌逃窜说等。

  二,反衬法。

以虚造杀敌数字来衬托英雄的伟大。

如狼牙山,刘老庄连的宣传,本只是誓死不屈,壮烈殉国的行为,但为了使其形象趋于完美,有利于鼓舞抗战士气,故意创造,制造出大量无中生有的歼敌数字。

据笔者根据日军档案资料的调查结果,平型关宣传中歼敌1000名之说,还是和实际死伤(240名)最接近的数字。

先对比之下狼牙山五壮士“歼敌90名”(实际为日军负伤1名)说,刘老庄英雄连“歼敌170-300名”(实际为死亡2名,负伤不详)说,腰站阻击“歼敌3-400名”(实际死2伤7名)说,倒马关战斗“歼敌30-100”(实际轻伤1名)说,阳明堡夜袭“击毁敌飞机24架”(实际重创一架)说等,其宣传的内容和事实数字都有天壤之别的出入。

  三,伪军法。

此也是反衬法的另一种表现,由于日军有严谨的死亡统计,歼灭日军数字很难大做手脚,所以在日军档案公开后,为了不使宣传数字露出马脚,出现了以增加伪军,“二鬼子”(朝鲜人)的人数来调整平衡,衬托共产党革命军队党形象之倾向。

实际上,所谓“伪军”多是在白区经日军宣抚工作后成立的地方伪组织的自卫武装,一般不会到第一线作战。

像平型关,台儿庄的这种正规军的移动作战中,是不会有伪军出现的。

根据地的地方扫荡中,即使有伪军(一般日军资料中称和平军,保安队,皇协军)参加作战,日军的作战档案中肯定会有组织,人数记录(一般没有死亡记录)。

狼牙山作战中,可看到共产党把被强迫运输根据地物资(清乡物资)的非武装民工都称为伪军,作为杀伤对象。

谁曾考虑过,使用这种民族的苦肉计,牺牲的是谁的尊严,维持的又是谁的荣誉?

  1-1-6本书的基本方法

  1.国际接轨和多种价值观

  从科学角度看,一,只有接触外部史料,异种环境,不同立场的论文才能了解他国,世界。

二,只有比较各种文献,史料,才能分辨事实的真伪,检证自我主张的正确与否。

所谓“国际接轨”的价值就在于此。

若此两点原则被政治所忌讳,被民族之虚荣拒之门外时,就不可能有真的历史存在。

剩下的只是局限于国境内,体制内的,宣传创造的历史(党史),闭门谈经的故事,国家,民族的英雄夜谈。

此岂非国内抗战史研究,抗战精神宣传的现状?

虽然这种闭门的历史叙述和教育,若借助国家的权力也可以培养出上十亿的诚信者,但其内容,结果并不能作为真理,事实永远留在青史之中,也不会成为有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

  本书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外部的史料,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启迪以上之道理。

告诉国人,井外也可以见到月亮,国外也有不少重要的史料。

对同样的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笔者并不是想否定国内的即成研究成果,只是想开拓新的研究场所,寻找出新的研究方法的可能。

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立场并不一定都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

真理,须要史料的检证,研究的对比才能判断出其价值。

历史研究是神圣的学问场所,绝不是什么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

  2.避免政治立场,文学手法

  此书强调,遵守的一个原则,是在历史记录中,不使用文学手法,不滥用形容词。

也不能翻译史料名称,固有历史名词。

用形容词描述的是感情,并不是历史,而热衷于煽动爱憎感情,是非利害的人亦不能称为是真正的史家。

历史并不是一个民族,一党一派的私产,不是宣传,铭记一个民族荣辱的道具。

而是留给整个世界,留给所有民族,全体后人的文化遗产。

利用史料证据写出所有人都能首肯,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的史论,才是史学家的目标。

所以本书在基础事实,史料研究中尽量排除政治立场,坚持公允的态度,客观,全面,公平地记录史实。

研究,叙述中不区分敌我,不偏袒一方。

  3.注重档案文献记录

  研究历史时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据。

而史料中,档案记录贵重于回忆录,文献记录贵重于口述记录,历史记录贵重于文学作品,当时的记录贵重于事后的再录。

这些最基础的历史学常识也是本书研究,记录的原则。

本书运用的主要是第一手史料,如当时的战斗详报,统计,命令,日记,日志等档案资料。

尽量排除回忆录,口述资料和联队史类资料的叙述部分。

并避免不必要的臆测,坚守对每个观点,每个阐述,每个数据都负责的实证原则。

发挥出自己的特长,以日军的档案资料研究为中心,有可能,也尽量参考国内的档案资料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实证结果的准确。

  注释:

  [1]拙著「歴史認識問題の現状と将来」『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4号、2010年12月。

  [2]比如喇叭手宣传了两年之际,连人名都没搞清(一直称白神源次郎),九军神中故意抹煞了一名被俘者。

军神关行男,也是为了赞扬特攻,经过事先调查被选拔出来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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