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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于确保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嫡长子继承权位和财产。
古人认为，“妻妾不分则宗室乱，嫡庶无别则宗族乱”。
古代法律规定士庶不婚，良贱不婚。
妻，指的是男子的正式配偶，是正室。
《说文解字》云:
“妻，妇与夫齐者也。
”《礼记》规定:
“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妾的本义为“女奴”，只能是“侧室”“偏房”，属于庶人、贱人。
“妾，有罪女子给事者。
”《礼记》云:
“妾合买者，以其贱同公物也。
”《唐律疏议》中也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
妻妾地位，尊卑贵贱有天壤之别。
由妻妾区分而来的嫡庶子女，其所享有的权利和责任也泾渭分明。
如《大清律》规定:
“凡官员应袭荫者，令嫡长子孙袭荫。
如无嫡长子孙或已故者，嫡次子孙袭荫;
无嫡次子孙，方许庶长子袭荫。
”贾政嫡妻为王夫人，身份是主子;
而赵姨娘、周姨娘是贾政的妾，身份是奴婢。
贾探春是贾政与赵姨娘的生女，庶出。
但是，侍妾所生的子女，由于是主子的血脉，能被家庭伦理所承认，依然是“主子”，是“小姐”，是“千金”。
侍妾所生的子女，不能称生母为母亲，只能叫“姨娘”，因此，贾探春处处称她的生母为“赵姨娘”。
在嫡庶制度的文化环境中，按照伦理规定，贾探春称贾政的嫡妻王夫人为母亲，王夫人的弟弟王子腾为舅舅。
在此制度之下，不唯贾探春的思想意识深深打上了该制度的烙印，其他妾生或庶出的子女也都是如此，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的妾赵氏生的孩子叫正妻王氏为“娘”。
侍妾由于是奴婢，甚至都没有教育自己亲生子女的权力。
如有一次赵姨娘在房里骂儿子贾环，被路过的王熙凤听到，熙凤立即隔着窗户训斥起赵姨娘:
“凭他怎么着，还有老爷太太管他呢，……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
”但是，当贾环故意用蜡烛油烫伤宝玉后，王熙凤又说:
“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
”从而提醒了王夫人，王夫人又责骂赵姨娘何以不教训这个“不知道理、黑心下流种子”?
身为奴婢的姨娘，生存处境颇为尴尬和艰难。
这种艰难，还体现在姨娘与亲生子女的伦理关系上。
贾探春与赵姨娘虽然身为子母，但却如同寇仇。
如何理解赵姨娘与贾探春的母女关系呢?
要回到伦理生态中去理解。
封建社会中的嫡庶制是理解她们母女关系的关键:
赵姨娘虽然是贾探春的生母，但却是“奴婢”，”愚妾”，没有主子地位;
贾探春虽然是妾妇所生，却是“主子”，她们都是嫡庶制度的悲剧人物。
如前所述，当代读者有的认为贾探春对待她亲生母亲的态度似乎是不可理解。
其实，人总是社会制度中的人，人的悲剧性也必然是社会制度的悲剧性。
贾探春生活在嫡庶制度等级森严的礼法社会里，在她的思想意识中，区分主仆尊卑的等级观念特别深固。
贾探春又心性高傲，她的亲生母亲赵姨娘的见识又“阴微鄙贱”，她们又如何能够和谐相处呢?
读者在理解贾探春对待其亲舅赵国基的态度，也应该从嫡庶制度这个角度上来进行。
在第五十五回中，赵国基去世，贾探春按照惯例支付二十两白银。
赵姨娘得知丫鬟袭人的母亲病逝时贾府给了四十两，心生不平，于是前去找贾探春理论。
结果，贾探春斥责赵姨娘说:
“谁是我舅舅?
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
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
我倒素昔按礼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
———既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
又跟他上学?
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
”嫡庶制度构成的社会环境、社会意识使得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深刻地意识到，赵国基的确不是贾探春的“舅舅”，而仅仅是贾府中的一个奴仆。
从嫡庶制度解读文学作品，其实亦为前人如启功先生所注意。
正是从制度这个意义而言，启功先生认为:
“（贾）探春把王夫人的兄弟称为舅舅，这是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叫法，无论什么家庭，一律要求庶出子女视父亲的正室为嫡母。
只有嫡母的亲属，才能够成为父亲家庭的正式亲戚，拥有正式称谓，如姥爷、姥姥、舅舅、姨、表舅、表姨等。
而姨娘的父母兄弟姐妹，则没有这样的名分，也就没有类似的待遇。
因之，探春不承认生母赵姨娘的兄弟为自己的舅舅，一点也不过分，如果她认了，反让人奇怪，有悖于当时的家庭伦理文化的背景。
”
古代中国礼乐文明本质上是等级文明，其中的等级性依赖于礼乐之制度，而礼制的核心是名分。
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
名分是维系等级性的社会结构，尊卑贵贱之等级就是靠名分来维持的。
赵姨娘虽然系贾探春之生母，但在嫡庶制度中她的名分是“姨娘”，实质为奴婢，因此贾探春不认姨娘那一边的亲戚，在过来人如启功先生看来，这“一点也不过分”。
这是为什么呢?
纳妾人与被纳人之间不存在法定的配偶关系，与纳妾人的家族不存在亲属关系。
妾所生子女虽然有继嗣权，但妾的伦理身份依然是“奴婢”，其社会地位低下。
而侍妾娘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从而无从享有嫡妻亲戚的名分。
这一点从满清皇室的回忆录亦可窥见一斑。
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在《大清王府》一书中回忆道:
“至于我的父亲载沣和我的六叔载洵、七叔载涛，则是我的‘庶’祖母刘佳氏所生。
……我们虽是我祖母的亲孙子，却是我祖母娘家任何人的小主人，奴才是不配和‘上边人’作平等来往的。
”溥杰又说:
“我祖母的娘家却在‘丹阐家’的差别待遇下，只能对我祖母个人悄悄地来府探望，而不能在年节寿庆的时候公然来往。
……理由很简单，就是，我的祖母固然是我们的亲生祖母，不过，她的娘家的人，则仍然是王府的‘奴才’，我们当‘主人’的是不能和‘奴才’分庭抗礼的。
”这是满清皇室嫡庶制度之下主奴伦理身份的真实展现，而贾探春的伦理行为，不过是《红楼梦》伦理叙事话语中的艺术表现罢了。
然而，贾探春的胞弟贾环为何就与生母赵姨娘亲密呢?
这一问题表明，贾探春之伦理身份及其伦理行为，固然与嫡庶制度密切相关，但是嫡庶制度显然不是其不认生母、不认亲舅等的惟一原因，而是还与其他诸如民族习俗、伦理应对等相关。
二、满族习俗的问题
《红楼梦》是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从中既可以发见汉民族文化的踪影，又可以触目满族文化的痕迹，虽然作者有意识地“假语村言”。
《红楼梦》所叙述的贾府，并不是汉族士大夫文化的承载者，而是清代满洲府邸世家的侯府，因此其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习俗便带有满族文化的印痕，从而可以从民族风俗这个角度来观照贾探春伦理身份的问题。
汉人是农耕民族，其文化生态是讲究尊卑贵贱的礼乐文明。
《周易·
系辞》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这种等级贵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因而家族主义成为了农耕社会的主要结构框架。
也就是说，农耕文明生态不仅客观上生成了等级性，而且还生成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文化。
《孝经》云:
“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又云: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从而可知，孝之于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何其重要!
正如有学者所言，以老为中心的社会才会“重视孝道”。
汉民族以老为中心，因而极其重视孝道。
如果单从汉民族孝道来看，不考虑嫡庶制度，贾探春确实是理亏:
既然贾探春恪守礼法，何以会严斥其生母?
孝道的内容之一，就是”谏亲以理”，以“勿陷不义”。
嫡庶制度固然使贾探春意识到，其嫡母乃王夫人，而赵姨娘则是奴婢。
但是，赵姨娘毕竟是贾探春的生母，即血缘关系无论如何也是无从否认的，因而地位卑贱的赵姨娘做事倘有不合礼法之处，贾探春自然是“谏亲以理”。
况且，贾探春所恪守的是满洲贵族世家之礼法。
满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大都有“贵壮贱老”的习俗，如司马迁《史记·
匈奴列传》记载:
（匈奴）“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
贵壮健，贱老弱。
”《三国志·
魏书》曰:
“乌丸者，东胡也。
……贵少贱老，其性悍骜。
”满族是游牧民族，因此传统上亦以少壮为中心。
满族在入关之前似也没有嫡庶制度。
然而，满族自从明末入关定鼎中原之后，吸收汉民族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礼文化，其礼节繁重可谓是比汉民族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点，即使是从小说的叙事中也可以得到足够的证据。
《红楼梦》体现了满洲贵族的繁文缛礼，而《正红旗下》则对底层满族人的礼文化有着细致的描写和叙述。
“满族规矩大，礼节多”，这是对满族礼俗的普遍看法。
文人笔记如《清稗类钞·
风俗类》亦记载:
“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
”如此等等，皆表明礼已经成为了满族尤其是满洲贵族的主要生活内容。
旗俗的礼节之一，便是主仆之间的礼节。
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云:
“主仆之分，满洲尤严。
”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姨娘是奴仆，而她的子女贾环、贾探春却是主子，因此他们之间的等级界限森严分明，其程度甚至到了令后人难以理解的地步。
其中的缘由，部分应该归之于奴仆在主子那儿尚未获得“人”的资格，从而不能享有“人”的权利。
礼仪之功效，在于上下等级之区分。
古人云:
“礼不下庶人。
”在《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贾母问袭人为何不在元宵节到宴席上伺候宝玉，王夫人回答说:
“她妈前日没了，因有热孝，不便前头来。
”贾母说:
“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
”也就是说，奴婢是没有资格讲孝的;
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应以主子为重。
张冥飞《古今小说评林》云:
“有谓（《红楼梦》中）探春对生母太无情无义者，是其人毫不知八旗世族中之习惯者也。
”这句话似乎是说，贾探春对其生母和亲舅的伦理行为，与八旗世族的习俗大有关系。
那么，八旗世族的习俗具体来说又是如何的呢?
大明正统五年（1440），朝鲜政府认为归化女真人“彼俗尚且不敬其亲者有之”。
而《满文老档》也记载，贵族、官员“不孝”、“不友不悌”等尚且不少。
由此说来，满族族群中尚有诸多未经礼仪文化所同化者。
满族入关定鼎中原之后，深受汉民族礼乐文化之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满汉文化融合的文化。
这一混合型的文化，其“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便是用早已过时的汉族礼法来缘饰流行于满族间的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
从《红楼梦》的文本叙事来看，贾府是诗礼簪缨之贵族世家，上下严格恪守八旗世家礼法，体现的是“大家规范”、“大族规矩”（脂批语）。
小说借刘姥姥之口，赞叹“礼出大家”（第四十回）。
如果不是拘囿于反礼教反封建的诠释框架，就会发现这部小说行文中所展现的是对世家礼法的一再礼赞。
深谙创作思路和故事背景的脂砚斋，也对八旗世家礼法赞不绝口，例如第二十四回脂批云:
“好层次，好礼法，谁家故事?
”由此可见，无论是小说的作者，还是批者，都对贾府中的世家礼法极为赞赏。
而贾探春恪守世家礼法，因此她对生母的所作所为，其实倒是深受作者、批者甚至于当时读者的赏识。
以前，中国文学史认为贾宝玉是反礼教反封建的典型，其实他最懂礼、最守礼。
从《红楼梦》来看，贾探春也是严格恪守世家礼法的。
她读过《四书》，不折不扣地遵守尊卑等级礼仪，也恪守嫡庶制度的规定。
贾探春之所以不认生母、不尊亲舅等，正是因为她从心底里认同这些世家礼法。
众所周知，制度与民俗对于个体的伦理行为而言毋庸置疑自然是具有制约和规训的作用，但是，个人的伦理应对也是不可忽视的考察对象。
三、伦理应对的问题
社会制度与民族习俗固然构成了一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大生态环境，但是，伦理身份还与个人对制度和习俗等的应对不无关系。
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伦理行为，在实质上，其实就是他对社会制度、民族习俗等的个体性应对。
不同的个体，其应对方式迥异，从而构成了形形色色的伦理行为。
在《红楼梦》中，贾探春的伦理行为，一方面有嫡庶制度和满族习俗的影响在;
另一方面，也与她的个体性伦理应对密切相关。
首先，是个体对制度层面上的应对。
贾探春对她庶出身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如前所述，她是恪守嫡庶制度的，“并不敢犯法违礼”（贾探春语）。
这个制度建构了她的的伦理身份:
一方面，她是“主子”;
但另一方面，在封建宗法嫡庶制度下，侍妾所生子女与嫡妻所生子女，两者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上，其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又是非常悬殊的，从而表现出生活环境时刻提醒着庶出子女的伦理危机。
但为什么说对社会制度的应对具有个体性呢?
试看，贾迎春亦是庶出，她对“主子”的反应就远没有贾探春那么敏感或介意，从而可知对于同一社会制度，不同个体的应对是大相径庭的。
作为庶出，贾探春之所以对自己的伦理身份敏感而看重，是因为这个问题决定着她在社会生态中的地位，并规约着庶出子女的社会身份和生存质量。
譬如说罢，在第五十五回中，凤姐连夸探春三个“好”之后，也颇为惋惜地说:
“只可惜她命薄，没托生太太肚子里。
”平儿对此颇为不解，凤姐对她解释说:
“虽然正出庶出是一样，但只女孩儿，却比不得儿子，将来作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
”由此可见，庶出的伦理意识关联着庶出者的切身利益，从而为每一个庶出者所焦虑，贾探春也不例外，从而形成了她对嫡庶制度的伦理应对策略。
其次，伦理应对与性别意识和性别限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权为中心的。
虽然游牧民族在男女平等方面，比汉民族做得好。
但满族习俗，传统上也是“男主外、女主内”，也存在着性别差异。
因此，贾探春身为裙钗，自然深受性别意识之限制，不能到须眉世界里去建功立业。
当李纨、贾探春和薛宝钗替王熙凤代理家政的时候，赵姨娘因为乃弟丧葬费而大闹，贾探春说:
“依我说，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何苦只要操心?
太太满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
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
”从这段回话可知，贾探春委实是“才自精明志自高”，可是由于自己是一个女性，所以不能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闯荡一番事业。
尽管如此，探春仍然历来是“多心多事”，处理家务刚柔并济，赢得了贾府上下的认可或敬畏。
这是贾探春对性别伦理所作出的个体性应对。
第三，一个人的伦理应对还与他在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即圈子密切相关。
贾探春的交往原则，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就是她只认得“老爷和太太”，其他人谁和她好，她就和谁好。
由此看来，贾探春之所以对待胞弟贾环冷淡，是由于贾环不和她好，因此她就不与贾环好;
而贾宝玉和她好，她就和贾宝玉好。
在《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贾探春提议结诗社，给贾宝玉的花笺，其中云:
“昨亲劳抚嘱已，复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抑何惠爱之深耶!
”从而可知，当贾探春生病时，贾宝玉先是亲自去慰问，然后又派遣丫鬟问切，还送去鲜荔枝、颜真卿法书等。
这些生活细节，的确是体现了贾宝玉对贾探春的关爱和体贴。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贾环的行径。
贾环与贾探春虽然是同父同母所生，然而两人势如水火。
一则贾环年幼，动辄还是钻“热灶火炕”。
其次，则是他不招人喜欢。
小说作者在文本中的叙述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对赵姨娘和贾环都带有深深的偏见，贬斥之声音回响于叙事的空间之中。
如在诸多宴会场合上，皆不见贾环的身影;
此又可例证庶出之不待见。
中国讲究礼尚往来，因此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便是寻常事。
贾探春对贾宝玉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亲情表示。
在第二十七回中，探春给宝玉做了一双精美雅致的鞋子。
此虽细事，然而贾探春毕竟是特讲究社会身份的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么”?
因此，她之所以主动给宝玉做鞋，是因为宝玉待她好。
而她没有给贾环做鞋，是由于贾环待她不好。
即使是她生母赵姨娘要求她给贾环做鞋，她也不做。
这与贾探春的伦理意识相关，即自己是“主子”，不是奴婢，因而不是“该做鞋的人”。
第四，一个人的伦理应对还与他的个性、才情等密切相关。
在第四十六回中，贾母因为贾赦要娶鸳鸯为妾的事情大发雷霆，从而责怪王夫人。
因情况特殊，无人敢劝，唯有探春赔笑向贾母说:
“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
老太太想一想:
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
”一句话，说得贾母笑了。
从而可见，小说作者许贾探春一个“敏”字，确实是名符其实。
在第七十回中，因贾政将从外地回家，届时必将检查宝玉的功课。
宝玉平时旁学杂收，对作业并未用功，不免须连夜赶写，王夫人和贾母都担心宝玉累出病来。
这时贾探春出主意说:
“老太太不用急。
书虽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们每人每日临一篇给他，搪塞过这一步就完了。
一则老爷到家不生气，二则他也急不出病来。
”贾母、王夫人等人欢喜不尽。
从而可知，贾探春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略和对策。
在第七十一回中，宝玉说探春“多心多事”，从而可知贾探春心思细密，事事留心，是一个做事的人。
贾母八旬大庆，南安太妃前来庆寿，贾府嫡系孙女中贾母单令贾探春出来待客。
这是为何?
暗中相亲容或有之，但为何是探春而不是其他人?
从而表明，贾探春的才华和人品获得了“老祖宗”的认可甚至是赏识。
在第七十三回中，探春在为贾迎春打抱不平时，曾说过“咱们是主子”，表露出她时时在意其伦理身份。
在第七十四回中，当王善保家的拉掀贾探春的衣襟时，挨了探春一巴掌。
探春拉着熙凤搜身，并说:
“省得叫你们奴才来翻我。
”凤姐劝探春不要生气，贾探春说:
“我但凡有气，早一头碰死了!
不然，怎么许奴才来我身上搜贼赃呢!
……”贾探春一口一个“奴才”，表明她对自己“主子”身份的在意、强调和看重。
在第七十六回中，贾府仲秋赏月至四更，王夫人告诉贾母众姊妹们熬夜不过，都去睡了。
“贾母听说，细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
”从而可知，贾探春精力过人，且体恤老人，是一个王熙凤式的人物。
上述诸多伦理叙事，无不表现了贾探春正是作者开篇所谓的“举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诸多女子之一。
此一观点的论证，正得益于贾探春之伦理应对的铺排叙事，而这些叙事同时又建构和凸显了她的伦理身份。
结语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贾探春的伦理身份，是嫡庶制度、满族习俗和伦理应对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即此乃合力的结果。
将某一伦理身份纯粹地归结为社会制度、民族习俗或个体应对等都是偏颇的，对于某一个人物伦理身份的把握应该在其伦理生态环境中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因为伦理文化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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