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与中国封建统治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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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0年10月，曹丕逼汉献帝下“禅让”诏书，把帝位让给了他。
也恰在这一年开始了《皇览》的编撰。
《三国志·
魏书·
曹爽传》注引《魏略》：
“恒范字元则……延康中，为羽林左监。
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
”（3）延康这一年实际上有三个年号。
三月以前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
正月庚子日曹操逝世，二月丁卯日安葬后，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
三月改年号为延康元年。
十月，曹丕篡位称帝，国号魏，改年号为黄初元年。
《皇览》的编撰也就在三月至十月间。
《皇览》书成，计千余卷。
曹丕之后编撰的大型类书，有梁武帝萧衍组织编撰的《寿光书苑》二百卷、《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北齐后主高纬的《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
1.2隋唐至宋时期的大型类书
隋唐至宋时期是我国类书编撰的快速发展期。
隋炀帝杨广，有《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其书不传，无法知其崖略。
唐高祖李渊，在建国后不久，就命文臣欧阳询等编撰《艺文类聚》，计一百卷。
唐太宗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其兄、法定皇位继承人李建成，除掉其弟李元吉，逼其父李渊让出了皇位后不久，就命魏征“采摭群书，剪截浮放”，编写大型图书《群书治要》，贞观五年书成，五十卷。
此后又命高士廉领衔主修大型类书《文思博要》，贞观十五年书成，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
武则天做皇帝后，自撰《玄览》一百卷，又命张昌宗等领修《三教珠英》，计一千卷。
唐玄宗李隆基，命徐坚等修有《初学记》三十卷。
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命翰林学士李昉等编类书一千卷，小说为五百卷。
”（4）太平兴国七年，《太平御览》编成，又命原班人马编《文苑英华》，计一千卷。
三部书前后花了近10年时间。
宋真宗赵恒时有《册府元龟》一千卷。
1.3明清时期的大型类书
明清时期是我国类书编撰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大型类书，有《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永乐大典》是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编撰的。
明成祖不是法定皇位继承人，他打着“清君侧”之名，用四年时间打下南京，夺得其侄朱允炆的帝位。
朱棣当上皇帝后，下诏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并于永乐元年七月，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编撰一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5）的大书。
永年二年十一月书成，赐名《文献大成》。
解缙办事速度可嘉，但书虽编成，朱棣并不满意。
遂命重修，并命“靖难”“定策起兵”、“论功以为第一”的姚广孝与解缙同修。
从永乐二年开始，到永乐五年十一月成书，朱棣亲自为序，并改名《永乐大典》。
清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时期编撰了《渊鉴类涵》四百五十卷，《子史英华》一百六十卷，《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等等。
2封建帝王组织编纂类书的原因
大型类书的编撰离不开安定的社会环境、雄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文献资料积累、学识渊博的专门人才，以及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与提倡。
皇室编书，皇帝虽不是直接的编撰者，却是最高的领导者。
封建帝王或皇室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编撰类书呢？
能不能编，什么时候编，编多少？
这都要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经济方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以及相关技术的进步，如纸的发明与改进、印刷技术的进步；
文化方面，需要丰富的文献资料积累、学识渊博的专门人才，此外还受文化机制、文风、科举等的影响；
政治方面，离不开安定的社会环境，至于编撰的目的，要具体分析，有缓和矛盾的、标榜文治的、便于省览的、遮丑的、附庸风雅的、供作文之资的，凡此种种，不一而同。
本文重点就政治方面的原因作一简单探讨。
2.1宜皇王之省览
这从第一部类书《皇览》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
此类大型类书是帝王便于省览而编写的。
沿袭这一名目的有北齐后主高纬的《修文殿御览》，北宋太宗赵光义的《太平御览》，宋仁宗赵祯命晏殊等人采摘《册府元龟》的主要内容编撰的《天和殿御览》等。
如果说，曹丕编撰《皇览》，其目的是“宜皇王之省览”的话，后来以“御览”名义编撰的类书，就不一定都是皇帝阅览的了。
如《修文殿御览》，就是北齐后主高纬趋赶编撰类书的“时髦”而编的。
皇帝编撰的类书，有关于治乱兴衰、君臣得失事迹，以供施政借鉴的，如《册府元龟》初名就是《历代君臣事迹》。
宋真宗自谓：
“朕每因暇日，阅《君臣事迹》草本，遇事简，则从容省览；
事多，或至夜漏二鼓乃终卷。
”（6）这是没有“皇览”、“御览”之书名，而帝王又亲自阅览了的类书。
据史书记载，宋太宗不顾政务繁忙，坚持日阅三卷。
他曾对近臣说：
“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7）有资作文采摘词藻的，如《编珠》（杜公瞻奉敕撰）。
杜公瞻首载大业七年正月自序，称：
“皇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
偶缘属思，顾谓侍读学士曰：
‘今经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阅览，欲其故实简者，易为比风。
’爰命微臣编录。
”（8）这是“皇览”之外的作为了。
2.2拉拢人心、巩固封建统治
类书的编撰与皇位的继承途径、政治事件、政治气候等有关系。
皇位的获得有四种途径：
一是小皇帝以嫡长子的身份，或非嫡长子被老皇帝确立为太子，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如太平时期历代诸帝；
二是用战争推翻前朝皇帝而获得皇位，如刘邦、朱元璋；
三是掌握实权，逼现任皇帝以禅让形式获得皇位，或以貌似合法、实违封建继承制方法取得政权，如曹丕、赵光义；
四是以各种手段甚至动用武力除去已立太子而获得皇位，如杨广、李世民、朱棣。
第一、二种途径获得皇位者，编撰类书的情况较少，即使有少数事例，也不是因继承皇位而编书；
第三、四种途径获得皇位的，几乎都编过类书。
（9）
编书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弘扬文治，消除臣下疑惧，恐知识分子“才无所施，或怀怨恨，于是丰其廪饩，使撰不急之书，困老英雄，允推长策。
”（10）鲁迅在提到《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等书的编撰意图时说：
“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11）
2.3儒家思想回归的需要
每在改朝换代、社会剧烈动荡之际，封建文化往往受到激烈的冲击，等级观念、社会秩序、“仁、义、礼、智、信”在人们的心中已不是那么的神圣不可逾越，建国后迫切需要某种程度的恢复。
以儒家思想贯穿其中的类书正好派上了用场。
类书作为统治者的文化工具，在传承封建文化，宣传封建道德，发扬光大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2.4标榜文治，点缀升平
唐太宗“甫定内难，即留意经籍”，宋太宗短短十年编三本大书，明成祖有《永乐大典》，康熙朝除了编类书外，还有字书、韵书、文化总集一大堆：
《全唐诗》、《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康熙字典》、《音韵阐微》、《朱子全书》、《性理经义》、《律吕正义》、《皇舆表》、《皇舆全览图》、《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成》等等。
历代帝王如此留意经籍，除了政治原因外，还有深层的文化理念，这就是儒家崇尚文治的文化传统。
“文治”也称为“右文”，是儒家的社会理想。
《礼记》提到周代“文王以文治”。
孔子在《论语》中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12）因此古人把“彬彬乎进于周之文”（13）作为盛世的标志。
文治思想的真正确立是在汉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成为“文治思想之开始”。
（14）此后，历代王朝在建国初期，重视搜集和整理文化典籍，逐渐形成了以整理文献典籍显示“文教之盛”的传统，这也是历代帝王除武功之外用来显示其伟大业绩的一种方式。
《隋书·
经籍志》说文化典籍是“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政，移风俗”的重要工具。
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序认为：
“自书契以来，靡不稽古右文为盛节，见于方策可考已……运殂则铅椠息，治盛则典册兴，盖不独人主风尚系之，而世道亦往往以为候。
”所以，每每开国之初，帝王都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编撰类书，并且后代多有超越前代、编成图书“巨观”的雄心和实践，借此以标榜文治，点缀升平，塑造盛世的景象。
2.5遮丑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她在位二十一年，称帝后改国号为周。
像其他的封建帝王拥有三宫六院一样，武后也有很多“男宠”。
但在封建社会以男人为主宰的世界里，这又很难为封建礼教所接受。
《旧唐书·
张行成传》附《张易之、张昌宗传》：
“（武后）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
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富嘉谋等二十六人分门搜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15）张氏兄弟是武则天得意的“男宠”，武则天对他们非常满意，并于壬辰（692年）四月将年号改为“如意”。
但毕竟“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
面对朝臣和众多的口舌，武后为掩盖自己的丑事，转移朝臣的视线，就让张昌宗等编撰《三教珠英》。
2.6附庸风雅
南北朝时期由于写文章崇尚骈丽排偶，讲究用典使事，于是抄集典故，排列偶句，蔚然成风。
召集文人儒士，编辑书籍，附庸风雅，在皇室也一时大盛。
《修文殿御览》就是北齐后主高纬听取祖珽建议下令官修的类书。
全书三百六十卷，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就编成了。
高纬的文才远不如曹丕、萧衍，他对文学的爱好也远在二人之下，他之所以编书，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取文治之名罢了。
（16）
2.7“压倒前人”，满足虚荣心
南北朝尤其是进入齐梁以后，文章骈化与用典更烈，从王公贵族到士大夫阶层都争相撰集类书。
梁武帝继位之初便诏修《寿光书苑》，计两百卷。
萧衍之布衣昆帝萧秀招学士刘峻（字孝标），使撰《类苑》。
“及峻撰《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
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
”（17）《华林遍略》七百卷。
唐杜宝《大业杂记》载：
“秘书监柳顾言曰：
梁主以隐士刘孝标撰《类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毕尽此书，无一物遗漏。
梁武心不伏，即敕华林园学士七百余人，人撰一卷，其事类数倍多于《类苑》。
”（18）很明显，梁武帝编撰《华林遍略》是为了压过《类苑》，以满足虚荣心。
宋真宗因其父太宗曾编过几部大书，为和父亲媲美，在继位八年后诏修《历代君臣事迹》。
王应麟《玉海》卷54载《册府元龟》宋真宗制序说：
“太宗皇帝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书而撰《神医》；
次复刊广疏于《九经》，校阙疑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言于释、老。
洪猷丕显，能事毕陈。
朕适遹遵先志，肇振斯文，载命群儒，共司缀辑。
粤自正统，至于闰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命宽猛，官师议论，多士名行，靡不具载，用存典型。
”（19）道出了编撰此类书的用意是在“遹遵先志，肇振斯文”，“用存典型”。
2.8作文之资
《艺文类聚》的编撰目的是“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
”欧阳询在《艺文类聚·
序》中说：
“《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
文义既殊，寻检难一。
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
”（20）因而《艺文类聚》“事居其前，文列于后。
”（21）《初学记》编撰的目的是指导皇子写作。
《大唐新语》记载，玄宗谓张说：
“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
《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
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及要文，以类相从。
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
”（22）由此看来，这两部类书对前代诗文的采录是以品评诗文，指导写作为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李渊在建国后不久，大修文字（如《南史》、《隋书》）的同时编撰的。
它的编撰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内容也处处体现了儒家思想。
这是皇帝借作文之资以引导人们思想的绝好方法。
2.9文化专制
制服知识分子惯用的手段无非有两种：
打和拉。
通过文字狱，采用血腥的手段对知识分子进行镇压，杀鸡儆猴，使其它人敢怒不敢言，是一种方法，不过这只能是暂时的慑服。
要想使得知识分子归顺，光靠“打”是不行的，因为可以骑在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一味的屠杀只能带来相反的结果。
而编撰类书就是拉拢知识分子的有效手段。
编撰大量“述而不作”的类书本身就组织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埋头故纸堆中，收集、整理、辑佚、校勘，使他们不致于失去赖以生存的俸禄来源，走上公开对抗或不合作的道路；
（23）又能使他们融入并效忠于新王朝。
即使最不愿意合作的知识分子，也能利用编类书，“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使他们“俱老死文字间”。
其次，当类书从朝堂走向民间，成为博取功名的文人士子的案头之书时，类书便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无数的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尊崇儒学，依赖皇权。
这是一种诱导性的文化专制制度，统治者编撰类书的高明和有效之处也在这里。
3类书对中国封建统治的影响
类书作为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化典籍，它的产生、发展与中国封建统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在中国一千多年的长期存在，对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以下对类书对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反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3.1类书对封建政治的反作用
封建帝王组织编撰类书，既可以笼络知识分子，又可以大开编撰类书之风。
如果说封建帝王最初的目的在于一时的拉拢人心，标榜文治，点缀升平，那么它的长期效果和影响就是愚民，传承、发展与巩固封建文化，牢牢树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是由类书的内容特征所决定的。
葛兆光在谈到《艺文类聚》在类目的安排、内容的取舍时说：
“‘圣、贤、忠、孝、德、让、智’的排列次第暗示了基本道德构成和伦理等秩的先后，对各种行为的褒贬与评骘，则表达了社会集体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
那种社会秩序优先于个人自由、社会价值高于个人成就、他人评价优先于自我感觉的观念，不仅在古代中国由来已久，而且在这部类书的分类里也表现得相当清楚。
”（24）当类书从皇家走向民间，从宜“皇王之省览”到成为文人士子的科举之资，特别是在皇帝的授意之下，将类书编成一种普遍性的大众读物时，它就成了一种“文化工具”，充当了维护正统思想的樊篱。
（25）封建思想便通过这种隐蔽的途径，渗入人们的脑子里，宣传封建道德，发扬光大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使民众的信仰和精神有所依托，最终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类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2类书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反作用
类书的产生、发展，既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出于文学上的需要，它与当时的文化、文风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类书产生以后，对封建文化又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对此，学者们有比较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类书方便了赋诗作文，查找典故，采摘词藻；
传承封建文化；
保存古籍，辑佚、校勘古籍；
（26）类书的分层分类法还影响了小说总集的编撰。
（27）不论当时编撰类书是出于何目的，它的这些作用与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从后来看，类书的负面影响更甚。
第一，类书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出现的。
类书成了尊儒和钳制人们思想的文化工具，此后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没有出现过。
第二，文风。
类书是因为辞赋的需要而产生的，（28）文学上辞赋、骈文的盛行，古人“用典”、堆砌词藻的风气，促使词藻性的类书的发展，并转而推波助澜。
（29）“类书盛行之日，往往文格益卑”，“浮藻陈套，萦绕笔端，雅气真言，转以沉晦。
”（30）有了类书，人们作文、注书，确实方便。
但“学人从此不读原书、不究本源”，（30）流弊无穷。
《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叙》言：
“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寻检，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荒废。
”（31）
第三，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通过科举延揽天下士子，另一方面又通过编纂大型类书来笼络知识分子。
科举从隋朝兴起后，历代沿用而不衰。
科举的内容，虽然历代或有不同，但却大同小异，不外乎文辞（讲求词藻、用典）、事对（侧重史实）之类。
文人士子为参加科举，积聚临时检索的资料，以缩短撰写文章、考事征引、临事应对时寻觅资料的时间，编撰了不少的类书（如《白氏六帖》）。
而类书的大量编撰，虽方便了人们的寻检，却受编撰思想和内容所限，束缚了士人们的思想与创作。
第四，类书与诗。
闻一多提出“类书家‘采事而忘意’”和“‘类书式’的诗”两个问题，（32）指出类书对诗歌的坏影响。
第五，大型类书大都是官修类书。
而官修类书在类书的编撰中又起到著述导向的作用。
有人认为，类书是我国索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
（33）类书具有索引的功能；
它包罗万象，学科分类明显，特别适合文献出版不发达的古代；
它的编撰体系和编纂目的使其具有较索引更强的实用性；
它兼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性质，既能满足人们在意识形态和生活中的较多需求，又方便阅读、携带，因而为各层人士所重视；
加上得到官家的推崇，它成为人们习惯查检的工具，并得到广泛的利用和长足的发展。
而索引却只能依据某书某版来达到方便检索的目的，而不能对古代文献的传承起多少积极作用，因此索引为古人所忽略，在我国一直处于受抑的状态。
3.3类书对学术创新、科技发展的反作用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科技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而类书充当了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帮闲”。
（34）
首先，自《艺文类聚》以来类书对各种知识的技术性梳理，集中突出了儒家学说，使得儒家以外的知识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愈来愈边缘化，逐渐被挤出了传播的主要市场，导致了记述这些内容的图书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受重视。
（35）
其次，类书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专制”下形成的文化现象。
作为“学者”型的知识分子，除了死啃经书，锐意仕途外，要想有所作为，就只有注释经典、编撰大量“述而不作”的类书。
（36）人们自由思考、发表不同见解的权利被剥夺了，思维的空间被禁锢在一个圈死的范围里。
当西方开始文艺复兴、并先后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达到颠峰的时刻。
中国的知识分子仍在死守经学，中国的科技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也是造成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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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关于类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方师铎在《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一文中作了详细的阐释。
他认为“类书的唯一用途就在于供词章家猎取辞藻之用，至于古籍佚亡，十不存一；
遗文旧事，往往赖此以传那只不过是他的意外用途而已。
”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M].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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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玉玲工作于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江苏常州 213164）
原载：
《图书与情报》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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