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视角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性理论框架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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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挑战了以”实物要素”为核心特征的传统贸易理论。
江小涓（2008）指出，尽管”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来源不同（前者一般为技术差异，后者是生产要素比率差异），但它们都导致了不同国家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进而促使贸易发生，这才是理论的”核”，并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Bhagwati，1984;
Falvey&
Gemmell，1996）。
江小涓（2008）进一步提出，将商品和服务都还原为一组要素集合，即把商品和服务贸易都”拆分”为要素集合的贸易，那么它们的核心基础是一样的，因此立足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分工理论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都适用。
最后，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大大增强了传统服务的可分割性，区域合作的日益深入促进了劳动力的有效流动等;
这些都从”技术”层面促进了服务业分工的日益深入。
2.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与扩展。
”比较优势理论”同时适合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但其长期以来都是针对最终品，在中间品逐步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现载体后，比较优势理论还适用么?
Jones和Kierzkowski（1990）认为比较优势仍是全球生产分工的基础，而且适合服务业。
曹明福和李树民（2005）认为比较优势是获取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益的核心来源之一。
卢锋（2004）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并指出：
不同生产工序的要素投入比例差异形成比较优势和贸易收益，促进分工行为的产生。
本文同样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理念有助于深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解释，但其内在涵义发生明显变化。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全部生产过程都在国内完成的最终品，这意味着一国的产品比较优势充分包含了该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有生产阶段的比较优势，即”整体优势”。
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产品由各国联合生产，比较优势则取决于各国所从事的特定价值链环节，即”环节优势”（曹明福、李树民，2006）。
故”比较优势理论”仍可用于解释全球价值链分工，只是”比较优势”的内涵从传统的”最终品整体优势”扩展为”价值链环节优势”。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
对产业内分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新贸易理论以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作为基本假设，以规模经济作为核心因素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行为，那么这是否可用于解释全球价值链分工呢?
这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1）在内涵扩展方面，新贸易理论针对的是所有生产过程都在同一国家进行的最终品，产品的生产是以某关键环节的有效规模来设定整体生产规模，其他有效规模不同的环节则不能充分发挥效用，最后导致最终品只是实现了特定环节的”规模效应”，而没有实现最终品整体的”规模效应”。
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各国专注于自身的禀赋优势所适合和”擅长”的环节，并以该环节对应的产业作为生产与发展的重点，充分调用国内各种资源，选择最优生产模式来进行生产，因此理论上而言，各国都实现了所从事环节的”环节规模效应”。
那么跨国公司将这些不同环节的”环节规模效应”整合起来设定整体生产规模，则实现了最终品的”整体规模效应”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最优化生产。
（2）在外延扩展方面，新贸易理论主要探讨企业内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既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又包括外部规模经济。
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各国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在价值链上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不同环节具有比较优势，最终会出现这样的全球产业格局：
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吸引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产生大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发达的国家存在大量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些不同行业中使用类似生产要素的”类似”生产环节聚集在国内很容易形成产业集群，有利于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胡昭玲，2007a，b）。
因此，本文认为以”规模经济”为核心特征的新贸易理论，仍有助于加深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理解，只是”规模经济”的内涵与外延都应当进一步扩展。
三、全球价值链理论：
对产品内分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产品内分工理论即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探讨了企业通过权衡各种成本来决定是否分拆产品到国外生产，以及选择何种方式组织生产。
从理论模型的基本理念来看，它们仅描述了单一的生产阶段，忽略了全球价值链是由一系列前后相继、序贯相连的生产阶段所构成的（Grossman&
Rossi-hansberg，2008;
Antrà
s&
Chor，2013）。
现实中的大部分生产过程都是具有先后顺序的。
比如，研发成功后，制造环节方能进行，然后才是产品运输和销售。
即使是制造环节，也要上游阶段完成后才能进行下游阶段，比如原材料首先需要加工为基础构件，然后再与其他部件结合生产更复杂的投入品，如此延续直至装配成为最终品。
Antrà
s和Chor（2013）在《组织全球价值链》一文中，首次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结合产权理论与连续生产模型，将全球生产视为连续的序列过程，建立了厂商组织形式选择模型;
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如何影响最终品生产商与不同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如何沿着价值链来配置控制权以引导供应商贡献其最大的努力程度。
模型基本设定基于Acemoglu等（2007），假设最终品的生产需要大量前后相继的生产阶段构成。
每个阶段由不同供应商承担，后者需要进行相应投资以生产与价值链上其他供应商相容的部件。
最终品生产商与其供应商的合约是不完全的，取决于部件是互补相容的还是可以被第三方替代的。
s和Chor（2013）与Acemoglu等（2007）以及其他相关模型的最大区别是产品的生产是按照特定顺序进行的，只有前面环节生产出所需的零部件，后面才能继续生产，直至产品最终完成。
因此，在每一阶段，企业的”自造或购买（make-or-buy）”决策取决于其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
该文的核心结论是，沿着价值链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取决于生产阶段是序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
当最终品产商面临的需求弹性大于投入可替代性，阶段投入是序贯互补的，则存在唯一的”临界值”生产阶段，在其之前的相对上游阶段都外包，而在其（临界值）之后的相对下游的所有阶段一体化生产。
直觉而言，当投入是序贯互补的，这将对下游供应商的投资决策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公司选择放弃对上游供应商的控制权以激励其投入努力水平。
反之，需求弹性相对低于投入可替代性，阶段投入是序贯替代的，则得到相反的结论：
对相对上游阶段的最优策略是一体化生产，相对下游阶段的最优策略是外包。
在模型中考虑最终品生产商的生产率、供应商的生产率和成本差异等异质性特征后，结论仍然稳健。
四、全球价值链理论：
技术决定分工的连续分工模型
关于全球生产分工的现有模型，通常隐含这样的假设：
企业能够按照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进行带来的成本节约程度进行排序，进而决定生产的区位选择。
换言之，企业按照成本高低就可以将生产过程”自由”地分割为独立的生产阶段，实现生产的全球组织（Harmsetal.，2012）。
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基于企业边界理论，按照节约交易成本、治理成本等的思路构建模型（如Antrà
Chor，2013）;
二是以劳动成本节约为核心构建的模型（如Gross-man&
Rossi-Hansberg，2008;
记为GRH）。
GRH模型认为生产过程是由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从事的”任务”构成，这些任务既可在国内进行，又可外包至国外进行。
外包是否有利取决于国际工资差异和”冰山贸易成本”。
GRH框架的核心假设是任务可以按照上述成本高低进行排序，因而存在唯一的阀值决定外包的程度：
在给定工资水平上，超过阀值的任务在国外进行，其他任务在国内进行。
相对工资水平或外包成本的变动将改变外包的粗放边际，比如外包成本下降将导致更多任务在国外进行。
GRH提供了一个打开生产”黑箱”的简洁框架，但与现实不符（Harmsetal.，2012）：
第一，在很多产业中，技术决定了任务次序或生产步骤。
比如，芯片的制造首先需要从石英中提取出硅，然后进一步提炼出生产晶片原料，再以此为基础加工做成晶片，最后再深加工和切割成符合要求的芯片。
又如纺织行业，首先需要生产棉花或羊毛，然后纺织成纱线，最后才能用于纺织。
总之，所有生产步骤紧密相联，需要不同层次的专业技术支持，显然不能简单地依据外包成本来组织生产。
第二，某些阶段的生产需要半成品或至少部分以实物形式存在：
比如没有实体车身无法喷漆;
纺织衣物需要纱线作为原料。
第三，中间品跨境流动产生大量成本，如运输成本、运输延误或其他不确定因素导致的成本。
Harms等（2012）提出一个新框架来弥补上述研究思路的不足。
不同于现有模型只包括单阶段或者各个阶段可以按照成本来任意线性分割，Harms等（2012）考虑现实中的技术限制会使得生产的分割不能按照主观意愿随意进行。
即假设生产技术水平对应着不同生产步骤，生产过程严格按照技术决定的生产次序进行，每个阶段都有在国外或国内生产的可能性。
生产阶段按既定顺序进行，每个生产阶段都要求投入中间品，而且中间品的跨境运输会产生运输成本;
国际成本差异随着生产链而非线性变动。
Harms等（2012）的核心结论是：
外包成本（特别是运输成本）的小幅变动或影响生产流程的技术革新都会导致全球生产链中的大部分环节重新再配置。
该发现对先前研究结果给予了合理的解释：
比如Geishecker和Grg（2008）曾发现要素成本和外包成本接近的行业的分割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又如Kohler（2009）发现外包潜力较大的行业的真实外包量却并不高。
根据Harms等（2012）的结论，出现上述现象可能是因为：
尽管成本差异促进外包行为，但技术水平决定其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
五、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性理论框架
全球价值链理论继承了早期国际分工理论的基本思想，但拓展了其内涵和外延。
本着实践先于理论，理论解释实践的国际分工理论演变历程，本文结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特征，尝试性地提出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一个完备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框架至少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1）需要同时兼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不同特征，考虑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上文所述及的现有分工模型中，都以一个”环节”的说法来概括每个阶段，没有区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明显差异。
比如，服务是联接制造环节的桥梁，两者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
又如服务业生产的边际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等通常都远低于制造业。
（2）需要构建一个融合技术水平、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影响效果差异的连续生产模型。
技术水平决定生产流程的可分割性、生产次序和生产能力，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影响生产区域与生产对象的选择。
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决定生产的区位选择、参与方式、参与程度以及未来调整的方向。
（3）需要展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博弈、竞争与合作关系。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主导者，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作为国际接包企业是不同环节的参与者。
跨国公司与接包企业之间会因利益述求差异而相互博弈，接包企业之间也会因需求同质而动态博弈。
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需要充分考虑各环节之间的战略互动和动态博弈行为。
（4）需要有效刻画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展现升（降）级乃至锁定效应。
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各国（企业）沿着全球价值链条移动。
理论而言，在一个完整的全球价值链条中，当一个国家（企业）实现了升级，自然会至少有另一个国家（企业）降级;
二是全球价值链条整体的移动。
这往往由重大的外部冲击，尤其是技术革新所推动。
一般而言，学界乃至政府最为关注的是前者即本国如何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由此可见，全球价值链分工实际上是一个演化的动态的调整过程，当一个行业发展成熟以后，最终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发达国家专注于技术含量最高的极少数环节;
发展中国家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众多环节，故它们之间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5）需要刻画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利益分配问题。
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要素重复流动，不同分工环节对应着不同的要素结构，赋予各国不同的垄断势力。
要理解全球价值链下的利益分配，需要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厘清真实的价值），分解各要素的贡献率（分析参与方式对收益的影响），更要考虑垄断优势（战略性行为）对利益分配的影响。
此外，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比如全球价值链的收缩（制造业回流）或扩展（国际产业转移）也将对利益分配产生不同影响。
未来可尝试将本文的概念性框架模型化，比如在博弈论框架下，以厂商的技术能力约束为基础，融合劳动成本与交易成本，考虑服务与制造环节的差异，不同价值链地位厂商的战略性互动行为（比如高阶厂商对低阶厂商的抑制行为）等，来思考全球价值链的区位选择、生产行为以及与福利水平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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