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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中国刚刚起步的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的跨学科对话，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共享话语权
美国历史学者麦克·
弗利茨（MichaelFrisch）在1990年提出“共享话语权”（authority-sharing）的概念，有力地论述了如何在口述和公众史学项目中实现话语权的共享。
与传统历史学家享有的学术权威不同，公众史学或是口述历史的“公众性”，直接挑战职业历史学者对历史知识的所有权和解释权，如社区历史、民众生活的录影、劳工剧院等，都成为重新定位历史话语权的途径，让普通民众的声音，尤其是被主流历史研究忽略或一笔带过的社会群体的声音，进入历史书写和传播的范畴。
因此，关于历史的解释要求职业人士与公众对话，这里隐含的假设是话语权应该共享（sharedauthority），是完成式，即公众或受访者的历史叙事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即某种权力。
而更多情况下，话语权共享是一个过程，如弗利茨所言:
“共享话语权不是目的，而是开端，是一个复杂、严谨的社会过程与自我发现的开端。
”
为什么话语权的概念如此重要?
共享话语权的过程如何贯穿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
这需要从两门学科的起源谈起。
现代口述史可追溯到1930年代的美国，而其第一次范式转型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记忆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阿伦·
内文斯（AllenNelson）成立的口述历史中心是早期口述史发展的里程碑，该中心收集整理现代政治历史资料，尤其是罗斯福执政期间访谈资料的整理等，可谓口述历史研究的先驱。
尽管这些口述资料弥补了文献的不足，甚至挑战以文献为主要依据的主流研究方法，但这一时期的口述历史关注的仍是社会上层精英的历史，并没有改变历史学的研究焦点。
1970年代，通过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t）方法对记忆和主观性的理解，以及1980年代末期，口述历史学家作为采访者和分析家的角色转变，均是受到以反权威、反现实主义、反功能主义、多元、变化、解构等为关键词体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同一时期，英国社会历史学者保罗·
汤姆逊（PaulThompson）的拓荒之作《过去的声音:
口述历史》真实地记录工人阶级的历史及社会下层民众的抗争史。
他认为口述历史改变了传统历史的内容和历史书写的过程，即通过书写被忽略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改变历史关注点，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挑战传统的假设和判断。
口述历史成为访谈者/研究者反思与受访者/被研究者关系的过程。
同时，口述历史的价值争论点在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对话性和参与性，在参访者和受访者以及最终的使用者之间的解释关系，表明历史解释权的共享。
1970年代末诞生的公众史学的背景与之类似。
伴随1970年代史学职业危机的是新社会史学（newsocialhistory）的萌生和发展。
新史学运动主张自下而上的理论，即将普通民众的历史，包括生活、感情、经验等，作为研究课题，强调普通民众（公众）的文化价值心态等对群体本身及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
他们认为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和非政治行为。
这与1960年代在美国的一系列挑战权威与正统秩序的运动密切相关:
史学界开始倡导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解释，主张将女权主义历史、少数族裔史、非裔美国史、新文化史等纳入史学研究范畴，历史学渐渐由上至下，回归公众领域。
自1980年代，实证主义主导的“客观主义史学”逐渐受到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人类学理论和质性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的质疑。
一方面，公众拒绝曲高和寡的学院派历史，另一方面又对与现实或自身相关的历史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既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在一定的社会权利结构中，人民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又与美国历史学者卡尔·
贝克（CarlBecker）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殊途同归。
因此，公众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在于发掘这种潜藏的历史感知，帮助公众发现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协助他们理解在认知历史和创造历史的进程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这样，历史学家和公众才能携手参与到历史的书写中，才能从不同维度重新定义历史话语权。
可见，公众史学和口述历史都试图让历史回归公众，同时又是公众对历史的求真实践。
北美和欧洲的公众史学者和口述历史学者都对客观历史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而肯定访谈的主观性对真实历史的贡献。
二、记忆研究
关于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都认为唤起记忆便是挑战传统历史，而历史研究也在挑战占主流的文化记忆、意识形态等。
一方面，记忆就是历史，即将记忆作为非官方的史料来源，挑战权力结构，书写边缘历史;
另一方面，历史就是记忆:
在追溯历史，纠正历史方面举足轻重，即我们如何回忆，以及与现实的关系。
现代口述历史的起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记忆研究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1960年代兴起
一系列争取权力的运动，如非殖民地化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等，口述历史成为历史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与记忆研究的平民主义殊途同归。
英国历史学者拉斐尔·
萨缪尔（RaphaelSamuel）在《记忆的剧院》中倡导“非官方的知识”（unofficialknowledge），并提出“来自下层的遗产”（heritagefrombelow），以及公众史学作为历史呈现方式的一系列公众领域。
而首先将公众史学与记忆研究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历史学者戴维·
格拉斯伯格（DavidGlassberg）。
他留意到在公众史学兴起并迅速发展的1980年代，美国学术界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公众记忆是如何产生、制度化、传播和被认知的研究，但还没有人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思索:
很少有关于记忆研究的论著使用公众史学家在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机构等的实际经验，而历史保护机构也似乎对关于记忆的学术研究缺乏关注。
格拉斯伯格认为记忆研究为公众史学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
公众史学囊括了一系列历史在公众领域的实践，而公众史学家从这些实践中获取的经验，尤其是获取历史原始资料的方法（口述历史便是其中之一）对历史知识的产生和传播，发挥着重大作用。
公众史学的兴起使记忆研究的重心转为不同版本的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美国人类学者罗伯特·
瑞非德（RobertRedfield）所言的“传统的社会组织”（thesocialorganizationoftradition），即对过去的不同认知是如何通过社会的各种机构和媒体交流和传播的。
不过，记忆的不可靠性与史学的求真似乎背离，对此，公众史学家与口述历史学家并不回避。
他们提出记忆的不可靠性恰恰是其优势，记忆的主观性提供了历史经验的多重意义，不仅反映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还反映了记忆与个人身份认同的关系，以及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
这一观点自1970年代末起便不断为实践证明。
弗利茨指出，口述历史提供了一种更为纯粹的历史真实，并进而指出无论是个人记忆、历史记忆，还是代际记忆，都不仅仅是口述历史的资料来源或研究方法，其本身也是研究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历史成为发掘、评估、连接个人经验与社会语境的强大工具，它回答了过去是如何成为现在的一部分，以及人们如何解释他们的生活及他们身边的世界等一系列问题。
在欧洲，意大利口述历史学者波特里（AlessandroPortelli）也有力地回应了关于记忆不可靠的批判，认为口述历史的独特性，访谈者有受访者的关系等都是口述历史的优势。
口述历史的口述性、叙事性、主观性、记忆的不同评判标准，以及采访人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其优势，这代表着记忆与口述历史研究的第二次范式转型。
波特里认为记忆的不可靠性、神秘性、假象甚至误导的成分恰恰引导我们深入到历史表象背后的社会史。
公众史学关注记忆，尤其是在公众空间里产生、经历和传播的记忆。
美国历史学者约翰·
博德纳（JohnBodnar）在1992年提出“公众记忆”的概念。
他认为，公众记忆是对过去的信仰与观点的集合，它帮助公众能理解历史与现实，甚至间接地影响对未来的预期。
公众记忆发生在一定的公众空间，这一空间充满社会结构里的各种观点相互交流碰撞，而这一系列交流与认知的过程实质不只是关于历史，还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如权力的本质，对官方或民间文化的忠诚度等。
而口述历史的特性又为公众记忆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因为口述历史的通俗易懂，使得历史与公众距离缩短;
不仅能传达不同观点，容许不同历史解释共存，而且能以更生动有效的方式将历史知识传播给公众，实现麦克弗利茨所倡导的“话语权共享”。
于是，自1980年代起，公众史学家和口述历史学家开始在社区历史项目中合作，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渐渐广泛地为公众史学家运用。
公众定位和对历史的解读是如何影响着个人记忆?
个人记忆又是如何在集体空间演绎并与权力结构息息相关呢?
博德纳通过深入分析在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市的斯杜德贝克汽车厂的工人和管理者在1984年至1985年的口述历史，论述了记忆的社会构建，以及口述历史所反映的权力与记忆之争。
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公司与工会（两大权力机构）合作多于纷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3年工厂关闭、纷争，几乎所有人的回忆都有战前的稳定形成鲜明的对照，工人对两大力利机构的立场改变，于是，无序甚至混乱成为对这一时期回忆的主题;
1963年到1980年代，人们的回忆中有序和无序并存，更多是个人经历的细节，记忆变得更复杂，权力机构的命运似乎不再主导人们的回忆。
口述历史反映了历史的亲历者们是如何组织记忆，和回忆的过程，而不只是发现人们记住了哪些历史。
同时，叙事的结构、情节的发展、如何对历史事件赋予意义等都影响着历史的解读。
首先，个人的回忆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发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因此是一种“社会叙事”（socialdiscourse），①具有公众性;
其次，强势社会群体总是试图影响个人的回忆，进而决定人们回忆的内容。
所以，这些口述历史不仅仅提供了亲历者的种种细节，还提供了记忆结构的证据，记忆也因基于权力结构的更改和社会秩序的改变而建立的时间主题发生重组。
如果说，权力机构试图影响某些历史时期的历史叙事/情节，公众保留了历史叙事起止的决定权。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通过口述历史，才能书写公众历史。
三、公众呈现
所有的历史研究最终都需要以一定的方式表达或呈现（expressionorpresentation），而这正是公众史学者与传统史学者最不同之处。
传统史学家对其研究成果的受众定位范围通常比较狭窄，受训的方式对其研究成果的表述影响根深蒂固;
而公众史学家则是有意识地扩展受众（audience）的范围，所以他们有更多机会去发掘深化公众的历史意识，也更趋向与从整体上积极地思索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首先是历史的公众呈现，即历史，尤其是被书面历史所忽略的历史，是如何传递给公众的。
其次，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回忆如何受到不同呈现方式的影响。
换言之，公众历史的不同呈现方式或途径直接影响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历史感以及集体记忆的形成。
正是口述历史的交流性、协调性、主动性预示了公众史学项目中公众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呈现方面，容许多重历史视角也启示着各种历史解释方法的整合。
同时，在将历史的解释传达给公众之时，对历史的解释与构建，历史学者与公众往往存在分歧，而这些分歧在公众史学项目中都凸显出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公众了解哪些历史?
职业历史学家了解哪些历史?
公众和职业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在什么程度上影响着彼此对历史的认知?
公众与历史学者之间的分歧是如何影响公众史学项目的形成与呈现?
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都关注并试图弥补这些分歧。
于是每一次访谈都成为访问者与受访人的历史批判标准之间的某种谈判。
而且，除了文本之外，口述历史学者开始研究在访谈过程中叙事结构、记忆的应用、历史解释的方式等，这些因素不再是与官方历史相对的通俗易懂的民间历史，也不再是矫正或分辨传统史学的真伪，而是公众寻求真实历史的实践，挖掘另类的历史，讲述未曾被讲述的历史，或是对某一历史事件作多重解读。
公众或受访者不只是被动的信息来源或接受者，而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和生产者，他们不仅改变了历史研究和撰写的重心，开创了失语的社会群体的历史重建，而且改革了历史解读与传播的途径。
具体而言，公众是如何描述他们的历史和现状的?
这些描述的关节点是如何连接起来的?
这些对历史的解读在社区结构里起着怎样的作用?
从现象学和认知论的传统出发，公众史学和口述历史的共同关注点实质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和公众的历史之间的差距:
“历史与我们如此接近，无论我们是否是历史学家，它都渗透在我们的日常认知里，并成为我们当下经验的一部分，这就是现象学家所谓的‘非主题意识’（non-thematicawareness）。
”于是，历史叙事和分析的界限变得模糊，即在史料分析里隐藏着叙事成分，而历史叙事里有带有分析。
为了弥补这一鸿沟，口述历史和公众史学都邀请公众参与到历史解读中，都赋予了非职业人士构建历史的权利。
因此，历史变成历史学家和公众携手的事业。
另一方面，当历史走向公众时，公众史学家或口述历史学者不仅仅是讲述公众想听的故事，历史研究总是带着某种修正主义色彩，不断根据最新的史料和利益在解释和修正历史。
尽管卡尔·
贝克的“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被奉为公众史学的经典，他倡导的实质是历史相对主义，即本地历史或可使用的历史是极其个人的历史，是个人在特定条件下的情感和美学需求，因此没有必要坚持某一立场。
而历史透视论则是基于某些历史文献，形成一定的历史观点，因此，美国明尼苏达州历史学会遗址部主管托马斯·
伍兹（ThomasWoods）认为公众史学家在历史遗址工作时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公众史学家也不应该为一味迎合公众口味，回避有争议的历史。
以历史遗址为例，历史遗址具有教育和陶冶情操的功能。
但它不应该因为每一个受众对历史有不同的认识而改变历史信息，或历史信息的传递方式，更不应该是对历史进行百科全书似的解释。
历史遗址应尽可能通过不同方式真实地传递历史，不论历史事实是多纷繁杂乱，充满争议:
只要这些历史呈现能激发公众去思索历史，并引发他们回忆相关的经历和经验。
这与口述历史中访谈者如何与完全没有“共鸣”或情感认同的受访者妥协，如何面对有争议的历史，如何真正实现话语权共享等挑战是一致的，从而有效地实现历史的教育功能。
口述历史的平民性和叙事性使其更为公众接受，譬如，在博物馆展示里融入亲历者的声音、情绪、感官等，往往能极大地丰富公众的历史体验和认知。
作为历史文化机构，博物馆收集、保护、陈列展出历史，其运行的一系列活动均需要三个要素:
场地、陈列品、公众。
所有的博物馆项目都是在一定的公众空间发生，这一空间，无论大小，都体现着博物馆的建筑元素和风格。
美国历史学者托马斯·
瑟玛（ThomasSelma）讲述了参与制作“更完美的合作”（amoreperfectunion），日裔美国人和美国宪法这一网络陈列项目，如何将口述历史融入陈列的详细过程。
这是美国历史上由于种族歧视导致的公民和政府权力冲突最极端的一个篇章，而1987年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口述历史资料最终会是一种公众历史，即使是最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也将与成千上万的公众分享，因此，采访者与受访人之间需要建立高度的信任。
在博物馆项目中，口述历史从一开始便注定是公众的历史解读，这一目标也贯穿在陈列展出的每一个环节。
口述历史在公众空间的呈现也能进而引发公众记忆，成为公众历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口述历史就是公众记忆。
类似的，口述历史在美国国家公园局（NationalParkService）的记录文化和历史记忆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1916年成立，国家公园局便肩负着保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呈现给公众的使命。
公园的护林人、解释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种学家、文化景观专家都运用口述历史来记录公园或遗址的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等。
当然，由于各公园的规模和文化不同，口述历史也各有千秋，不过很多公园或遗址逐渐在陈列展出或解释性活动中使用口述历史，为历史事件提供不同视角。
如美国口述历史学者唐纳德·
里奇（DonldRitchie）指出，公众史学家为公众呈现的历史应该是准确、严谨、带批判性并勇于正视有争议的历史。
这需要在收集分析口述和书面历史文本时，采用互动式的研究方法，学会倾听不同声音并将之融入历史的公众呈现中。
四、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对话性、参与性、叙事性
对话性、参与性、叙事性是连接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的核心。
历史叙事和分析尤为关键:
当我们分析访谈资料，并使用这些资料构建历史、解读历史、并将这些资料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公众时，我们实际上是以更为宽容和更具人性的方式在书写公众历史。
因此在方法上，公众参与是实现这两个学科最终目的不可或缺的组成。
这里我们通过三个由口述历史为核心的公众史学项目来探讨这种合作是如何实现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世纪的对话:
与公众史学的合作”是英国国家图书馆（BritishLibrary）与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BroadcastingCorporation，BBC）合作项目，旨在通过普通人的视角与声音记录20世纪的英国社会变迁及世纪之交的英国。
与1990年代英国传播的线性宏大历史叙事手法不同，“世纪的对话”试图发掘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在社区层面上的活着的记忆。
访谈主题包括居住的环境、房屋与家、我们是谁、归宿感、犯罪与法、饮食、金钱、休闲、旅游、生死、信仰与恐惧等与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16个主题。
BBC在全国的网络决定了口述历史的范围。
由口述历史职业人士、媒体制片人、图书馆及档案馆人士合作，“世纪的对话”最终收集了6090份口述资料（包括5429份未经剪切的访谈录音），其中部分于1999年在BBC“世纪的对话”系列播出，普通人的历史走向公众空间。
这一过程中，职业人士（历史学者、制片人、媒体人等）不仅发掘出历史信息，还通过蒙太奇等专业手法将口述历史信息编制成节目，呈现给公众。
这里，历史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成为公众文化的一部分。
在广播影视等传统媒体介入公众史学时，新媒体也在改变我们对口述历史的认识和实践。
口述历史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和共享话语权的伦理精神，数字叙事（digitalstorytelling）在一定程度上融入这些理念。
加拿大历史学者斯蒂芬·
还（StevenHigh）在康科迪亚大学的“口述与数字叙事中心”（CentreforOralHistoryandDigitalStorytelling）④主持的“被战争、种族灭绝等摧残的蒙特利尔人的故事”便是一例。
数字叙事通过多媒体讲述自己的故事，经过编辑软件的处理并配以图像和声音资料，建立短小、精悍、信息量丰富的历史叙事，而这些叙事通常极富感情、高度个体化。
与处理传统口述历史资料不同，斯蒂芬·
还和他的团队没有进行逐字逐句翻译和转换，而是通过口述历史软件StoriesMatter将这些资料主题化，并上载到公众数字平台。
同时，通过记忆景观、声音之旅和心理构图等将口述历史置于公众空间并真实地与公众交流。
历史充满争议与情感，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即历史处在破碎、纷争与情感边缘之际，如何记录和解释历史往往是公众史学家面临的挑战，因为一旦权力机构建构了某种历史解读，这种版本的历史便会自然地主导公众的历史意识。
美国的“911”事件公众史学项目则是一个成功的反证:
即通过这一事件的直接见证人，包括目击证人、幸存者、援救人员、志愿者、临近事件现场的人和纽约市的部分居民的声音，主动建构公众记忆和历史，而不是等到官方版本的历史解释通过媒体、政府、各种机构等占主导之后才去挑战或质疑。
“911口述历史叙事与记忆工程”由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发起，国家科学基金、洛克菲勒基金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赞助，以生命史为主要方法;
受访者讲述他们“911”事件发生之前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故事，然后构建9/11事件，以及9/11事件之后他们各自身份与价值观的改变，从而了解“911”事件是如何在亲历者或见证人的生命中成为历史的。
2001年起，第一轮访谈约450人，18个月后回访其中215人，引入新的视角，进而分析“911”事件的公众影响。
到2005年实地访谈结束时，总共约665段超过1000小时的口述历史资料。
同时，还有50多位穆斯林和约60位拉美裔人接受访谈，反映了“911”事件对少数族裔移民的影响。
另外，访谈还涉及纽约市各个行业的职业人士，包括艺术家、公共卫生学家、商人、心理学家、教师、律师、社区服务人士等，是如何受到“911”事件的影响。
这一项目最显著的发现是来自不同职业、文化、政治背景的人并不赞成官方对他们经历的描述，即“911”事件是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宣战。
尽管人们认同这是一场灾难，是人类的悲剧，但并不能与“珍珠港事件”简单类比，也不是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的必然结果。
很显然，灾难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的故事比历史学者或任何专家的“分析”更有说服力，他们的声音在若干年后就是公众历史。
五、跨学科的对话:
对中国公众史学发展的启示
综上所述，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的共同关注点，可归纳为以下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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