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千年辉煌百年迷茫困局求解汇总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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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早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着观察人体、研究自然、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经验，并通过反复的实践、思考、分析和相互间广泛而持续的交流，形成了早期关于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认识。

特别是通过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绝对弱势的研判，不仅确立了敬畏自然的朴素情感，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

《内经》中所谓“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天暑衣厚则腠理开......天寒衣薄则为溺为气”等，都说明人类生存在天地自然之中，维护二者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十分重要，不仅要善于利用自然，尤其要善于服从自然，必须充分掌握和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实现防灾御疾、繁衍生命的目的。

应当说，有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认识属于古代哲学范畴，其产生相对早于中医理论，可贵的是，中医学不仅借鉴吸纳了其精髓并使其深化，更重要的是，在整体形成中医理论之时，将其完美地植入到医学科学中来，形成了哲学理论的医学化改造，并正确指导中医理论发展长达两千年之久。

（二）紧扣物质与现象，形成无限可分、无限可知的研究理念

阴阳学说作为中医学认识自然、研究生命的立论之本，其实质是关于自然界客观物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和联系的理论，说到底，“阴阳”这个词汇，原本是对世间万物的分类学和辨证学概念。

首先，阴阳的概念是指构成万物的初始物质，《内经》中“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就明确了这一点。

其次，物质世界的构成层级是无限的，是能够以阴阳为依据对其进行系统分类和深入分析的，即《内经》中所谓“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

数之可千，推之可万。

万之大不可胜数（也），然其要一也”。

第三，无限可分的物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又是可以被人类所无限认识和掌握的，《内经》特别指出，“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这里的“数之可数”就指的即是可被人们所认知。

值得指出的是，《内经》以降，中医界正是沿着“推之可万”、“数之可数”这一方向，对以“气”为代表的人体生命物质进行不断深入的认识和探讨，从而推动中医理论不断走向完善。

（三）掌握共性和特征，确立广泛联系、取象比类的分析路径

受历史的局限，中华民族虽然早就认定了物质世界无限可分的特性，但却很难将“可分”无限进行下去。

当此之时，古人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天人合一”原则指导下，创造性地把相同和相似物质之间的共同特征联系起来，观察现象、分析比较、提炼共性、推此及彼，从而使其在认识世界的深度难以直接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极大地拓展了认识世界的广度，并将在大视野研究中发现的规律用于对深度世界的认识，形成了广度与深度的同步进展。

更重要的是，在将这一方法用于分析人体时，高度重视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将这些表现与自然万物的相应表现联系起来，持续积累，不断汇总，发现规律，指导实践，正如《内经》所言“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从而为中医四诊和病因病机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四）观察体表和器官，开始描述形态、认识结构的早期尝试

中医理论形成之前，人们在不断的探索中也曾通过对在战争、狩猎、灾害、祭祀等活动中所形成的尸体及损伤进行观察，主动关注过器官学层面的形态、部位、结构等内容；

同时由于早期的中医学包含有兽医学，对动物的观察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在内经、难经中均有所体现。

如《灵枢·

经水》有言“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皆有大数”。

具体而言，《难经·

四十二难》曾对心、肝、脾、肺、肾、胆、胃、小肠、大肠、膀胱的重量、形态及容量作了大体的解剖测量，有过诸如心“中有七孔三毛”之类关于器官形态和结构的记载,《灵枢·

营卫生会》中也有“营在脉中”类似关于器官部位的说法，也就是说，在中医理论萌芽之初，是进行过器官学原始探索的，虽然由于手段的局限，使得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发展起来，但恰恰是这一点，使《内经》之后中医脏腑理论的成功转型成为可能。

二、从《内经》到明清，赫然成就千年辉煌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进而也揭示了中医学由单纯的实践探索积累阶段进入了理论与实践同步发展的新时期。

此后，不仅中医早期确立的正确方向与方法得到巩固和传承，而且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中医药科学实现了持续跨越和创新，历两千余年而不衰。

（一）以自觉扬弃与创新为切入，实现了脏腑理论研究的成功转型

毋庸讳言，《内经》之前的脏腑研究，主要是以人体器官形态、结构、部位的研究为主要靶向的。

但是，《内经》成书前后，正值儒家文化上升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方法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与环境。

因此，从《内经》开始，中医学便对脏腑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被迫中止脏腑领域的器官学研究，毅然将原有的器官学研究内容搁置起来，不再作为脏腑理论研究的主流，这也正是两千多年中医的器官学研究和手术学科没有发展的历史背景。

即使后世偶有医书出现一些关于器官形态结构的描述，但基本停留于《内经》之前的水平，鲜有进步，而且在临床医学中基本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

二是鉴于在《内经》之前已基本完成了对人体体表器官（五官、九窍、四肢等）和大体部位（内外、上下、表里等）的研究，且已能与转型后的脏腑理论相适应，于是，这方面的内容得以保留，并在医学实践中加以应用。

三是天才地将脏腑概念与生命物质概念成功对接，使两者成为凝固性、融合性、一体化概念结构，实现了理论重心由器官层面向物质层面，或脏腑与物质一体化方向的转移，而原有的脏腑概念则上升为对相同或相近功能生命物质的聚类学概念。

至此，每每论述到脏腑，已经全然不是形态、结构、部位意义上的器官学概念，而成为生命物质、生理功能和生命现象的统领性概念。

以此为标志，中医理论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二）以物质和现象研究为主导，确立了经典生命科学的理论核心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从一开始就紧紧锁定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和影响生命活动的异常物质，通过对这些物质的存在方式、相互作用、运动变化规律及其表现形式的把握，使之成为了经典生命科学研究的重点目标和核心理论。

其实现的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哲学概念的医学化，借阴阳五行作为统领人体生命活动基本物质分类及运动变化规律的概念，使阴阳五行分别与气血精津液及风寒暑湿燥火等物质形成了对应性、凝固性结构，从而使紧密结合的阴阳五行理论和生命物质理论跃升为中医理论的核心。

二是在搁置器官学研究的前提下，通过脏腑概念与物质概念的成功对接，分别赋予了脏腑以生命物质的内涵，使每一个脏腑都体现了气血精津液等物质特性，这样，与其说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实质是建立在气血精津液等生命物质基础上的脏腑学说才是中医理论的核心。

三是通过对生命现象的科学观察和细致分析，集中致力于各种生命物质和影响生命物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研究，特别是有效运用无限可分、无限可知的原理，使生命物质的层级关系、功能分类、运动变化成为理论研究的主流。

如：

以“气”作为生命物质的总概括，按其存在方式分为体内之气和自然之气两大类，就体内之气而言，又分为独立之气（卫气、宗气、营气、元气等）、聚合之气（血气、精气、津液之气等）、脏腑之气（心气、脾气、肺气、肝气、肾气、经气等）、功能之气（神气、语气、力气等）等。

进一步根据不同的功能，又有了不同的层级划分，以肾气为例，具体可分为藏精之气、主水之气、主骨之气、生髓之气、通脑之气、封藏之气等等。

虽然均以气为名，但却始终作为不同的生命物质进行研究，这也是中医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入的基础所在。

（三）以自然和人文科学为源泉，彰显了吸纳借鉴兼容的学术特征

有人说《黄帝内经》是一部百科全书，但实际上，它仍然是中国医学的奠基之作，之所以给人以百科全书的印象，反映了中医理论一个重要的学术特征，这就是高度开放、广泛兼容、择善吸纳、移植创新。

或者说，中医理论两千年的发展史，本身就是善于顺应时代潮流和生产力水平，勇于借鉴不同时代任何学科的发展成果借以武装和壮大自身的历史。

仅以《黄帝内经》为例，我们不难发现，书中不仅有关于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论述，更是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哲学、社会学、天文学、物候学、气象学乃至当时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成果，特别是将这些学科的内容与生命科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各种学科的成果成为研究人体、认识生命、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支撑理论和有效方法。

几乎可以很肯定地说，是冶炼业的发展为中医提供了先进的针具，是制陶业的发展为中医提供了先进的罐具，是酿造业的发展为中医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汤液醪醴”。

说到底，中医理论从来就不拒绝他人的成果，也正是善于借鉴他人，才使得中医理论保持了两千多年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只是由于这两千多年贯穿封建社会全程，可供借鉴的成果只能是农耕文明的水平，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中医所固有的开放兼容的学术特征。

（四）以三次创新跨越为标志，成就了中医科学理论的千年繁荣

由于中医理论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方法，因此才保持了从《内经》至明清两千年繁荣发展的可喜景象，不断实现创新跨越。

客观地说，两千年的繁荣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发展成果不胜枚举，但就理论层面而言，鲜明的标志是三次重大跨越，而这三次的重大跨越又突出地体现在毅然搁置器官学研究、全力开展生命物质和影响生命物质的研究方面。

1、临床医学的崛起和辨证论治的确立。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标志着《内经》之后中医理论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其突出贡献有二，一是超越了《内经》时期综合医学的模式，使临床医学快速崛起，理论医学与临床医学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两大体系并行不悖；

二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法则，使中医学诊疗方法上升到了系统理论的高度，或者说，中医的临床诊疗技术从此有了指导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伤寒杂病论》的论述中经常会出现脏腑的术语，但究其内涵，早已不是形态、结构和部位的表征，而是脏腑术语统领下的物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指称。

特别是张仲景高度重视正邪矛盾，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正气与邪气的胜复方面，几乎每一个“经方”，都是针对扶持正气抵御邪气而设立的。

当然，由于《内经》时期已经完成了对体表结构和大体部位的研究，张仲景对其多有应用，如表证、里证等等，但这些和脏器概念没有任何关联。

2、百家争鸣的兴起和物质研究的深化。

中医学向来就有学术争鸣的传统，及至金元时期进入高潮，代表性学派当如补土派、攻下派、寒凉派、滋阴派。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代表性学派所研究的重点，几乎都是生命物质（补土、滋阴）和影响生物的物质（攻下、寒凉），没有一个从器官学立论的，其学说中凡提到脏腑之处，无一不是针对脏腑体系中的阴阳气血开展讨论。

特别是遵循物质无限可分的原则，在层层深入分析方面贡献尤为突出，诸如对邪气及其致病机理的划分，达到了新的高度。

由此可见，只要按照搁置器官、锁定物质、无限深入的研究规律，中医学就可以实现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3、疫疠之气的发现和温病学说的创立。

就中医理论发展的成就而言，其巅峰莫过于明清时期的温病学说，其特殊贡献是，先于西方医学二百年发现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染性，并成功锁定特殊致病物质“疫疠之气”。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谓“三焦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两个术语，并非温病学派之原创，而是后人的提炼之作。

事实上，三焦证、卫分证、营分证等概念，其内涵所指原本为邪在三焦、邪在卫分、邪在营分等，要旨仍然是以致病物质为核心，结合大体部位而形成的，丝毫没有任何有关器官学的痕迹，这同样说明，中医理论的研究路线是以物质研究为主的。

三、从晚清到当今，悄然陷入百年彷徨

清代中晚期到民国早中期，西方医学与其他西方自然科学快速传入中国，对传统中医理论造成了强烈冲击，甚至出现了所谓“废止旧医”的风潮。

中医学在被动自保情形下，坚持两千年之久的研究方向和路线发生了偏转，而且其影响延续至今，这是造成中医理论研究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

（一）舍本逐末，脏腑理论再度器官化

当西方医学强势传入之时，国内医学界发生了三个错位。

一是误将中医学的脏腑概念理解为器官概念，在解剖学翻译时发生了对接错位；

二是在自觉认同了西方医学的先进性的情况下，仅仅将手术学科视为西方医学的主导学科，误把解剖学认知为西方医学的背景学科（事实上，西方医学的背景学科应当主要是生物学和渗透到生物学中的其他学科），因而下意识地在中医理论中寻找与解剖学相近的元素作为自身合理性的证明；

三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传统中医学著书立说力求精炼，而由于“自证合理”潜意识的影响，将经典著作中单纯以脏腑术语出现的情况误解为是器官，因而在理论表述中，有意无意地淡化脏腑概念中的物质内涵。

特别是将“藏血”“藏神”“藏精”等概念中原本表征储藏调节活动的动词“藏”字误解为表征储藏场所的名词，形成了所谓“肝中之血”“肾中之精”等突出部位“中”字的解释，进一步强化了脏腑概念的器官化倾向。

（二）逢迎西学，器官理论无端中心化

当下流行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

但遍索历代中医理论典籍，均未见所谓“中心论”之类的表述，即使客观上人体确实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但传统中医理论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一定要坚持中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那也绝对不是形态、结构、部位意义上的五脏，而是脏腑概念和生命物质一体化的五脏。

关键的问题是，所谓“中心论”的出现并被人为强化，客观上将中医理论曲解为器官理论为中心，将理论研究误导进入“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肝位于左还是位于右、脾及命门到底在哪里等等无谓的争论之中，不仅对疾病防治毫无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别有用心的“取缔中医”之流提供了话柄。

（三）重心偏离，物质理论渐次边缘化

理论核心的错误定位，引发的结果必然是真正的核心边缘化。

如前所述，两千年中医理论研究和发展的轨迹，主要是围绕生命物质和生命现象展开的，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都是这两大领域的成就。

遗憾的是，近百年来，以器官学为基础的五脏逐渐地占据中医理论的主体地位，以气、血、精、津液等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在众多理论著作中，虽然气、血、精、津液理论独立成篇，但产生的结果是将脏腑与生命物质割裂开来，进而伴随着人为的器官化、中心化认识的持续，生命物质和生命现象原有的核心地位不断削弱，这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误区。

（四）失之笼统，深入分析流于口号化

整体观念作为中医理论的又一核心所在，是不容置疑的，但关键的问题是，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指的是无限的具体之间所存在的普遍联系，离开了针对无限具体之间普遍联系的研究，就不存在整体认识。

在众多的理论著作中，多数把“心主神明”“脾主运化”“肝主藏血”等列为提纲，笼统阐述，从而传递出脏腑所主的功能是在脏器这一级完成的错误信息，很少有关于心、脾、肝的阴阳气血在其所主对象中作用的专门论述，弱化了阴阳气血在脏腑所主功能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就是说，“推之可万”“数之可数”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分析层级仅仅到脏腑层面就戛然而止。

更有甚者，将整体观当做笼统观，误以为整体观念就是不求深入，不求具体，这是对中医学整体观念的严重曲解。

四、从回归到复兴，泰然走出发展迷茫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中医学已经从原本广泛参与的劳动医学鉴定、出生医学鉴定、职业医学鉴定、司法医学鉴定等领域中退了出来，甚至连开具病假休息证明的资格都已失去，坐视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成果只能望而兴叹，即使我们聊以自慰的所谓临床疗效，也多数处于控制性水平，很少有根治性水平出现，因而也被许多人视为辅助医学。

而造成多领域退守、孤独式生存、从属性地位等现状的根本原因，主要应当责之于理论术语与现代社会不对接、研究路径与现代科技不对接，其根本是由于中医理论在蓬勃发展两千年之后突然偏离了原有的方向。

为今之计，回归理论研究的原有途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当机立断地走出托名脏腑、执迷器官的阐述迷途

中医学早在两千年前就基本搁置了脏腑领域的器官学研究，也正因如此，才保证了中医学在生命物质和生命现象研究方面兴旺发达、历久弥新的繁荣景象。

百余年来的事实证明，那种执迷于脏腑就是器官的立论、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把脏腑概念与解剖学的器官概念对号入座的思维，是绝对行不通的。

从表面看，当下的中医理论借助哲学术语的论述似乎无所不知，任何问题都能给出答案，我们甚至还在为这种景象沾沾自喜，但恰恰是这种无所不知的状态，成了一些人质疑中医理论科学属性的借口。

因为任何科学都是充满未知的，那种完美无缺的理论不仅不存在，而且也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因。

尽快摆脱托名脏腑、执迷器官的研究误区，在理论阐述中明确无误地指出，中医学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基本搁置了器官学研究，脏腑概念是生命物质和生命现象的统领性概念，不具有形态、部位、结构等器官学内涵，是中医理论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聚精会神地坚守源于物质、合于现象的研究本体

中医药科学实质上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在中医学的视野中，生命是物质的，物质是普遍联系的，物质的运动变化是永恒的，物质的存在和运动变化是有其特定表现的，通过对其表现的研究，是能够发现和掌握其内在规律的。

这里所说的“物质”，既包括构成和支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如阴、阳、气等大类物质和血、精、津液等具体物质，也包括影响和干扰生命活动的物质，如风寒暑湿燥火等致病物质；

而生命现象则包括体质现象、发育现象、生理现象、疾病现象等。

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使得中医学关于物质和现象的研究长期停留于农耕文明的水平，不得不通过传统哲学普遍联系的途径和方法以实现“取象比类”，但这并不影响中医学研究靶向的正确性。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于生命物质和生命现象的研究已经具备了更加精确的手段，只要坚持固有的路线不动摇，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三）旗帜鲜明地强化无限可分、无限可知的理论本原

“推之可万”和“数之可数”，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中医理论在两千多年期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遗憾的是，百余年来，我们仅仅将这一核心理论作为认识论范畴，用以解释一些复杂现象，淡化了其方法论层面的本质内涵。

也就是说，尽管明知“推之可万”、“数之可数”，但在具体研究中既没有“推”也没有“数”。

无限可知的前提是无限可分，或者说，没有无限的“分”就不可能实现无限的“知”。

因此，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是承接前人对生命物质和生命现象分析研究的阶段成果，拓展和延伸分析研究的领域和链条，不断积累汇总分析研究的成果，以期深化和丰富中医理论的内涵，使理论研究无限接近于生命科学的最深层次。

这样，中医理论将不再仅仅停留于“学说”阶段，很有可能不断形成定理、定律等理论成果。

这既是中医理论研究的固有传统，也是中医理论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

（四）从容自信地传承开放兼容、择善吸纳的学术本色

当前，有的人片面地认为，可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的任何现代科学技术都是西医，都不能为中医所用，甚至还有人认为，借用了其他学科的成果，中医将不再是中医，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

实际上，中医理论本身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特征，明清以前的中医理论在吸纳其他不同学科成果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需要强调的是，明清以前的其他学科成果可以为我所用，百余年来之所以形成孤独式生存的窘境，说到底是由于我们不经意间弱化了物质研究的靶标和无限可分的方法而造成的。

因此，只要我们坚持中医学原有的发展路径，中医理论就一定能够与不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实现对话，甚至对接，而且一定要坚信，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开始对话之日，就是中医学整体实现伟大复兴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