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锋还是露锋《送子由使契丹》主旨辨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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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藏锋”还是“露锋”的问题，其实就是要搞清楚苏轼说“莫道中朝第一人”，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言不由衷”。

翻了一些资料，对这一问题有了几点想法，供商榷。

　　一、岂能藏锋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张舜民出使辽国时的见闻：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

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

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

芸叟题其后曰：

‘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1]在张舜民之前出使辽国的苏辙，也看到了壁上的苏轼诗和辽人翻印的《眉山集》，尽管他已经习惯了北宋社会对苏轼文学才华的称颂，但当他发现自家兄长的声誉在辽国也不减宋朝时，仍然难免惊喜交加。

于是，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三）诗中咏道：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2]

　　到达辽国都城，苏辙欣喜地发现辽人不止欣赏苏轼的诗歌，苏氏父子三人都同受推崇。

据《宋史・苏辙传》记载：

“（苏辙）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

”[3]苏轼在看到苏辙一系列奉使契丹诗之后，又欣然回忆当年担任辽国使团馆伴时的见闻，唱和苏辙诗，作《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其三云：

“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_舌问三苏。

”自注说：

“予与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所在。

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

”[4]

　　所谓“馆伴”，职责是接待外国使节。

当时，宋朝的“馆伴”都由文学之臣充任。

三苏以诗文著称，作品特受邻国喜爱，是各国士人心中的“中朝第一人”。

苏氏父子文名远播，担任过“馆伴”的苏轼心知肚明。

苏辙岂能藏锋？

　　二、岂敢藏锋

　　早在春秋时期，各��外交活动中就有“赋诗言志”的传统。

《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也。

’”到了宋代，国家外交仍延续赋诗这一传统，各国使团正使皆由能“称《诗》”的文士担任。

　　每当宋使到访，邻国也会选用文士担任馆伴。

路振《乘轺录》载：

“（契丹）自与朝廷通好已来，岁选人材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

”[5]正使和馆伴皆由文士担任，承担文化交流的责任，这是宋代外交的国际惯例。

　　据《宋史・钱勰传》记载：

“帝遣钱勰奉使高丽，勰入请使指，帝曰：

‘高丽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选卿，无他也。

’”[6]所谓“使指”，指的天子、朝廷的意旨命令。

苏辙？

《张士澄通判定州告词》：

“尔昔以才敏，尝奉使指，兹予命尔佐中山守。

”[7]从钱勰的经历可知，宋朝统治者理解邻国“好文”的需求，重视外交活动中的文学交流，选派使节尤重“家世”与文学才能。

元�v四年，户部侍郎苏辙集煊赫家世、清贵官位和卓越才华于一身，正是担任正使的不二人选。

　　对于出使邻国的使臣的文化责任，苏辙十分清楚，他在《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学士奉使高丽二首》

（二）云：

“平地谁言无����，仁人何处不安全？

但将美酒盈船去，多作新诗异域传。

”[8]苏辙在诗中安慰朋友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勉励朋友多作新诗扬名异域。

这首诗的主旨与《送子由使契丹》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在异域“多作新诗”，不仅是文化责任，还是外交使命。

在宋辽长期和平的形势下，文学交流类似于今天的体育竞技，代替了军事斗争，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重要形式。

在接待宋使的辽国国宴上，双方文士之间争奇斗巧的文字酒令和文学创作，是一种重要而经常使用的展现才华、保全国家体面的外交手段。

这与《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一脉相承：

以使臣的才华为评判标准来“别贤不肖”，从而“观盛衰”，评价国家是强盛抑或衰弱。

　　宋朝统治者选派文士担任使臣，鼓励使臣展现才华，以满足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需要。

使臣的使命，苏轼兄弟不会不明白，苏辙又岂敢藏锋？

　　三、岂愿藏锋

　　在宋代外交活动中，文学外交的事例很多，佳话不少：

　　据《宋史・聂冠卿传》记载：

“（聂冠卿）奉使契丹，其主谓曰：

‘君家先世奉道，子孙固有昌者。

尝观所著《蕲春集》，词极清丽。

’因自击球纵饮，命冠卿赋诗，礼遇甚厚。

还，同知通进银台司、审刑院，入翰林为学士。

”[9]

　　王��《华阳集》载《北宋名臣太子太师谥康靖赵�⒛怪久�》：

“皇佑三年，（赵��）馆伴契丹泛使，遂报聘契丹，席上请赋《信誓如山河》诗，公诗成，契丹主亲酌玉杯劝公饮，以素折迭扇授其近臣刘六符，写公诗自置袖中。

使还，加侍读学士。

”[10]

　　《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载：

“欧阳文忠公使辽，其主每择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

‘以公名重今代故尔。

’其为外夷敬服也如此。

”[11]

　　从这三条记录来看，展露文学才华，不但不会被扣留，反而让使臣得到了“礼遇甚厚”、“契丹主亲酌玉杯劝公饮”、“外夷敬服”的效果，不仅使外交活动得以更加顺利的进行，使臣回国以后还常能提升官职。

事实上，苏辙出使前任户部侍郎，出使时朝廷按惯例“假职”权吏部尚书，还朝后升任御史中丞。

按照欧阳修等人的经验，使臣越是“名重今代”，越使“外夷敬服”，出使还是事业更上层楼的难得机遇，苏辙在元�v四年担任贺辽国生辰使，岂愿藏锋？

　　四、岂需藏锋

　　自宋真宗朝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后，维持了122年的和平。

其间双方使节往来不断，以礼相待，每逢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生辰或丧事，都派使者前往庆贺、告哀或吊唁。

对此，《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这样评价：

“最重要的一条内在的内容是两国相互间的承认和相互间正式外交往来的建立……在全权代表的出行和他们谒见时的待遇方面，礼仪规则备受重视……看起来简直就不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以前的时期。

”[12]

　　“澶渊之盟”期间，出使辽国的北宋使臣人数众多，其中多有能文者，如苏耆、晁迥、王曾、王洙、余靖、富弼、欧阳修、苏颂、王钦臣、彭汝砺、吕大忠、曾肇、宋绶、韩亿、韩综、韩忠彦、孔道辅、郭稹、赵瞻、刘�、张舜民等等。

这些使臣中不仅有与苏辙齐名的文学家，还有富弼、欧阳修这些官职高于苏辙的政治家。

包括以上文臣在内的北宋使臣从来没有被辽国扣留过，苏辙岂需藏锋？

　　五、岂是藏锋

　　本诗的“要使天骄识凤麟”句，用遒劲的文字鼓励苏辙大展才华，尽露锋芒，让辽人见识一下中原大国的文化昌盛。

“莫道中朝第一人”句的典故确实出自李揆，但苏轼只是用“闻唐有第一人”句，而不是用“怕被扣留”意，苏轼表面上是告诫弟弟不能自傲，其实是鼓励苏辙扬威辽国，让辽人见识一下我们苏家人物的绝代风华。

前句中的“凤麟”和后句中的“第一人”都指的是苏辙，苏轼的自豪、自信和自傲溢于言表，岂是告诫苏辙藏锋？

　　对《送子由使契丹》主旨的两种解读，无论是不能说自家是“中朝第一人”以防扣留的“平安”说，还是不要说自家是“中朝第一人”以显风度的“谦恭”说，都说的是苏轼希望苏辙“藏锋”。

这两种解读都没有发觉“莫道中朝第一人”句其实是“言不由衷”。

　　放在宋辽外交史的背景下，就“谦恭”说来看，不符合出使的使命，也不符合个人的利益；

就“平安”说来看，没有藏锋的可能，也没有藏锋的必要；

就诗歌文本来看，“莫道中朝第一人”的字面意思是与“要使天骄识凤麟”相矛盾的。

可见，《送子由使契丹》“莫道中朝第一人”句，不是苏轼告诫弟弟藏锋，而是鼓励弟弟“露锋”。

　　第14题关于唐代李揆典故的赏析，有五个选项，其中A项说苏轼兄弟“声名卓著”，这点毋庸置疑；

BD两项是“谦恭”说，CE两项是“平安”说，四个选项都是苏轼告诫弟弟藏锋，都不正确。

如果非要在矮子里面挑最矮的，“平安”说错得最离谱；

如果要求选出“最不正确”的两项，就选CE。

　　六、岂会旷达

　　旷达确是苏轼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苏轼的性格，我认为有三种不同的资质：

“一是儒家欲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志意，二是道家超然于物外的超旷襟怀，三是‘通古今而观之’的历史眼光。

儒家讲究忠义和持守，苏轼自幼以范滂为榜样；

对人生的超旷通达又使之将得失、荣辱、利害置于度外，不会患得患失；

他还能够看到历史上盛衰兴亡的变迁，虽屡经忧患，也认为‘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在‘穿林打叶’的叙写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自己在人生之途上所遭受的挫折和打击的悲慨。

而能在‘穿林打叶’之风雨声中‘吟啸徐行’，又是对理想的坚定的持守。

结尾‘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又是一种超然旷达的观照。

在此词中，其人生的悲慨、立身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完美的融汇和结合在了一起。

苏轼在词中表现出自己在艰苦患难之中，还能保持一种赏玩的心情，不会沉沦在悲苦和挫折之中。

”[13]

　　按照以上理解，高考试题问“本诗首联表现了诗人什么样的性格”，正确答案是命题人所说的“旷达”吗？

从诗歌文本看，苏辙担任使臣，“远适”异域，凌风冒雪，道阻且长。

但苏轼却对苏辙说：

想想神圣的使命（要使天骄识凤麟），想想朝廷的信任（沙漠回看清禁月），想想兄长的鼓励（湖山��梦武林春），想想家世的荣耀（莫道中朝第一人），那么，离别的思念（云海相望寄此身）和路途的艰难（不辞驿骑凌风雪）又算得了什么？

这些都是苏轼对弟弟路途艰难的安慰、担当重任的喜悦、抓住机遇的劝勉、舍我其谁的信心和扬名异国的期待，颇有功利色彩，哪里看得出“诗人旷达的性格”？

　　从历史背景看，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病逝，极为信任苏轼兄弟的高太后开始垂帘听政。

苏轼在短短的十七个月里，从一个地处偏远之州的犯官团练副使一路直升到翰林学士、知制诰。

元�v四年三月，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苏辙于元�v元年初回京，历任右司谏、起居郎、中书舍人，到元�v四年任户部侍郎。

二人同居高位，成为参与朝政决策、参与国是的核心的“元�v大臣”，连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和枢密使章��都被苏辙弹劾去职。

这是兄弟俩仕宦生涯最荣耀、最顺畅，勇于任事、积极用世的时期，哪会有“旷达的性格”？

　　可见，苏轼为弟弟壮行而写的这首《送子由使契丹》，不仅不是在“艰苦患难”“悲苦和挫折之中”，“将得失、荣辱、利害置于度外，不会患得患失”的旷达，反而是“儒家欲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志意”。

仅就首联来说，“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句，也是有喜无悲，有安慰无旷达，表现出一种苏轼送别诗中少见的豪迈之情。

　　俗话说“文史不分家”，“读诗先读史”，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