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湘军时代湖南社会流动的模式与特点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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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社会学中最常见的划分有三种，即根据流动的向度将社会流动划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
根据流动是否为代内，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
根据流动的结构性状况，将社会流动划分为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性流动②。
社会流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社会形态甚至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社会流动模式。
那么，湘军时代湖南的社会流动是按照什么样的模式来进行的呢？
就湖南而言，“湘军时代”是指从1852年湘军组建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湘军惨败的一段历史时期。
19世纪50年代被视为晚清历史的分水岭，太平天国的冲击以及为镇压这场运动，清廷“以前所未有的频率调动成千上万的军队，并以空前的规模动员人力和物力”③，这对湖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湘军的兴起使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④的状况，一跃而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省份，“由是湖南名闻天下，天下皆以为强国”⑤，出现了“湘运之兴”⑥的新局面。
就社会流动而言，在湘军与太平军激烈的政治、军事对抗刺激下，呈现出规模扩大和速度加快的态势，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1.平民通过科举考试的渠道上向流动为绅士，其中极少数继而流向官僚阶层。
自隋唐以来，“学以居位曰仕”的科举入仕之途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上向流动的制度化渠道。
EdwinO.Reischauer认为：
“在中国，世袭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在官僚政体内仕途升迁基于严密的科举制度。
”⑦在科举制度下，“生员由童生考取，读书子弟除极少数属于所谓倡、优、隶、卒等户外，都可应考，因此都有机会登上科举入仕的荣显之途”⑧，据何炳棣先生研究，甚至“在清代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生员，出生寒微，祖上乃至未曾有过生员”⑨。
当然，我们在看到科举制下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相当流动性的同时，还要注意在封闭型社会中，上向流动总是有严格的身份限制的，如王先明认为“封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流动是封闭型的，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主要局限于平民—绅士之间”⑩。
再加上由于严格的淘汰规则和漫长的竞争路途所限制，它最终要求参加科考的成员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
足够的土地或其他经济来源；
一定的家庭文化教育背景；
充足的时间来进行长年累月的学习。
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榜登科的还是士绅阶层的子弟”（11），能够参与上向流动的社会成员毕竟是少数的。
同时，美国社会学家罗伯逊从社会学角度指出“一个社会中社会流动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
可以获得的地位的多少，以及人们从一种地位向另一种地位移动的难易程度”（12）。
清政府通过严格控制进士、举人的名额以及各地学额数来控制绅士队伍的基本规模和流动。
据张仲礼研究，太平天国前正途绅士总数为739199人，占总数的68％；
太平天国后正途绅士总数为910597人，占总数的63％（13）。
相对于当时整个社会人口来说，作为社会上层主体的正途绅士的规模可以说并不大，但由于封建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导向，绅士阶层上向社会流动主要是指向官僚阶层，这就造成了仕途的极其壅塞。
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少数合格的功名获得者：
举人共有18000名左右，进士2500名左右，翰林650人左右”（14）。
梁启超对此有较为形象的描述：
“邑聚千数百童生而擢十数人为生员；
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
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
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为翰林。
”（15）另外，据张仲礼先生的统计分析，按照清朝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16），在职的官吏人数甚少，且这一职数大体上保持稳定的常态。
这样，官僚后备队伍的人数大大超过官僚队伍本身，导致“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
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17）。
因此，注定“只有少数绅士能够出仕，大多数绅士只能呆在家乡”（18），通过科举制完成“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上向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
我们对湖南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从中可以发现，除了上述的一些共性外，它还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
众所周知，按清朝的规定，各州县有一定的学额，大县22名，中县20名，小县18名（20）。
据统计，湖南在太平天国兴起前，计有府、厅、州、县学84个，每次录取廪增生3304人、附生1194人、新生67人、武生1034人（21），而且这一基本学额至1905年科举制废除都没有什么变化。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通过奖励学额（包括永广学额和暂广学额）来刺激社会各阶层捐输，以解决庞大的军费支出，据统计，湖南62府、厅、州、县学共计永广学额数，文（422），武（418）；
一次性暂广学额数总计为902名（22）。
湖南正途绅士的数量也因此大增，文生员数达35846名，武生员达14520名（而1850年前，湖南的正途文生员为26019名，武生员10340名）（23）。
但另一方面，在科举制度实行后的很长时期内，湖南与湖北乡试“合闱”，在乡试“合闱”中，湖南一直处在下风，中举名额大多被湖北占去。
直至1724年（雍正二年），清朝才将原两湖（湖北、湖南）的乡试“合闱”改为“南北分闱”，并规定：
湖北中额50名，副榜10名；
湖南49名，副榜9名，武举各25名。
乾隆九年，普减全国乡试中额十分之一，湖南乡试中额为正榜45名，副榜仍为9名，并成定制。
据统计，道光元年辛巳恩科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15科湖南共取中举人正榜789人，每科平均52.6人，副榜141人，平均每科9.4人；
咸丰元年辛亥恩科至同治三年甲子科（包括补行）9科共取中举人505人，平均每科56.1人，副榜74人，平均每科8.2人；
同治六年丁卯科至光绪八年壬午科7科共取中举人490人，平均每科70人，副榜66人，平均每科9.4人（24）。
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恩赐举人共有101人（25），恩赐副榜举人102人（26）。
道光元年辛巳恩科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15科共取中武举人366人，平均每科24.4人；
咸丰元年辛亥恩科至同治三年甲子科（包括补行）9科共取中武举人256人，平均每科28.4人；
同治六年丁卯科至光绪元年乙亥恩科4科共取中武举人176人，平均每科44人（27）。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湖南的举人中额从道光朝开始有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天国后由于湘军对清廷作出的功绩，湖南的举人中额有了长足的增长。
另外据统计，道光二年壬午恩科至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5科湖南共考中进士132人，平均每科8.8人；
咸丰二年壬子恩科至同治四年乙丑科8科共考中进士66人，平均每科8.25个；
同治七年戊辰科至光绪九年癸未科7科共考中进士107人，平均每科15.28人。
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湖南中武进士29人（28）。
就进士中额来看，“全国18省中湖南居第14位，仅稍高于广西、云贵、甘肃等数省，文风显然并不突出”（29）。
另外，从道光元年至同治四年湖南诏举孝廉方正86人，其中23人获任训导、教谕、知县、候补道等低级文职官员（31）。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湖南共有拔贡435人（32），优贡44人（33）。
从湖南正途绅士人数的变化来看，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的观点：
一是南北“分闱”以后，湖南通过科举正途上向流动的绅士人数有一定的进步，特别是举人中额增多，湘军兴起后的进步更为明显些，但总的来说受原有基础的影响，增长的幅度还是不大。
特别是举人、进士等上层绅士的数量变化仍很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各个封建王朝对于科举这样事关重大的国家重器控制得十分严格，绝对不会轻易地增加上层绅士队伍的规模，再加上人口、经济、土地面积、人文传统、科场权域惯性等因素的影响，湖南即使在湘军时代其正途绅士特别是进士、举人等上层绅士人数在全国来看仍是个中下游水平。
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小视，在功名和仕途弥足珍贵的封建社会里，处于功名金字塔顶端的社会精英阶层数量的此许变化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二是甚至像太平天国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及其文化异端思想对科举制的冲击也不大，湖南虽然由于战争间或停过几次科举，但战争结束后都严格按规定一一补行了，从中可以看出清廷以及整个社会对于科举的重视程度。
在这方面湖南由于各种原因表现尤盛，可以说直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整个湘军时代的湖南，都未能像京师和沿海地区那样产生新式教育；
军功致仕和捐纳虽然对传统社会流动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传统的科举制度作为上向流动渠道的重要性并未发生根本改观，仍被整个社会视为出身之荣显正途。
所以湘军时代的湖南并没有像沿海省份那样：
受洋务运动后重商思潮的影响，科举对士子的吸引力开始明显减弱，不少读书人开始选择弃儒从商之路。
而是广大士子仍“率皆以工词章掇科名为急务，父兄之于子弟亦舍是无以为教，每得一第，忻忻然自足”（34）。
在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开办的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学生毕业后，“史地理化两科依章均作为师范科举人，列最优等者，以各部司务补用；
列优等中等者，亦作举人，并奖中书科中书衔”（35）。
一些偏远地区，如郴州，甚至迟至1909年还举行了最后一次府试（36）。
三是生员等低级功名出仕机会很少，大多成为地方绅士，但举人、进士等上层绅士的出仕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如湖南从道光二年至光绪九年共考中进士305人，其中255人获得出仕机会而担任各种官职，尤以知县、各部主事和翰林院编修为多，做到清廷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的也不少见（37）。
四是清廷和整个社会对于科举制度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重文轻武倾向，武进士、武举人的数量要比文进士和文举人少得多。
至于以武科入仕者更是少而又少，谭嗣同对此感叹道：
“今之武科得士，岁以千计，然皆老死田陇，即一二得官者，浮沈散秩，无一人一士之权。
”（38）
2.农民特别是破产或少地的贫民向军队流动，一般成为军队的下层士兵。
这里又包括两个截然相反的流向：
一个是因湘南传统商路衰落而失业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在沦为游民、会党成员之后，又于太平军入湘之时，大批加入太平军。
同时，还有一些贫苦农民、手工业者（特别是矿工）也因生活无着落加入了太平军。
江忠源对此不无恐惧地说：
太平军“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先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39）。
曾国藩亦承认：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
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
”（40）据李秀成回忆，太平军“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两万之数”，“后移师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茶陵州亦得数千”（41），其中有郴州一千多“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42）的挖煤开矿工人和泥木匠，太平军将他们另外编队，建立一个新的兵种—“土营”。
据罗尔纲研究，太平军在湘南吸收天地会众五万多人，相当于太平军入湘前的十倍（43）。
在长沙，“教匪持香纷纷投入”（44），在益阳、岳州等地，有大批天地会群众和船户水手加入太平军，太平军由此建立了“水营”，上述急剧的社会流动成为太平军在湖南成功大扩军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一社会流动的大致规模，有研究指出：
“太平军初入湖南时不足万人，至出境时已成为15万人的大军。
”（45）这增加的十几万人中的大部分应该是由湖南秘密社会特别是天地会众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流入而构成的。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种流动显然属于一种下向社会流动，因为加入太平军这一当时体制外的异端军事组织，意味着要冒极大的风险，这种社会流动带来的前景是不可知的，很有可能造反不成反丢了身家性命。
当然，近代湖南之所以出现这一大规模的下向社会流动也不足为怪，其实乃是下层民众对自身不断恶化的社会处境的一种必然反抗。
另一个是大批农民为寻求生活的出路或追求升官发财，投身营伍，这也是湘军兵源的重要方面。
1852年，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开始训练组建一支地方武装湘军，湘军士兵以农民为主体，其招募勇丁，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
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46）。
并且不招无根之勇，凡欲招募或增募，必欲回湖南原籍招募，利用同乡亲友关系相互汲引，编为一营。
如李元度“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47）。
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48）。
曾国藩提出：
“水手必须招至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
”（49）刘长佑在奏折中称：
“臣由书生以团练杀贼，谬膺重寄，所与立功，非臣亲党，即臣邻里。
”（50）因此，这种农民向湘军士兵的流动还带有浓厚的地缘和血缘色彩。
近代湖南农民大批加入湘军，除了曾国藩等湖南官绅施以礼教欺骗之外，主要还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曾国藩在《保守平安歌》中对此说得很清楚：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51）湘军《水师得胜歌》更为露骨地宣称：
“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
”（52）湘军官兵待遇远比绿营优厚，“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四两二钱，较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兵口粮几多三倍，守兵口粮多四倍，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补助家庭”（53）。
一个湘军正勇的收入与一般农民相比更有“天渊之别”，如此丰厚的兵饷，对农民自然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升官发财的欲望，更驱使平民踊跃应募。
不少农民为了能入伍，甚至不惜自己先出钱买勇丁之额。
乃至有人“冒充官长，在平江招勇数百，不惟不给日食，且先索应募之勇每名钱三百文，始准入册”（54）。
湘军募勇往往一呼万人立就，“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
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
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55），自湘省勇夫出境从征者，“水陆不下十数万之多”（56）。
据谭嗣同《忠义家传》云：
浏阳县应募者“视它县无十之一”，在湖南算是从军人数比较少的县，“谭氏又衰族，丁男始得踰二百，尤惴惴不敢远出。
然且死于四战十有二人。
其他久戍不返，卒莫悉其死状，尚十数人，不在此列”（57）。
由此不难想见当时湘人踊跃从军的情景。
湘人乐于从军之风自此延续至清末民国时期，所以文公直谓：
“湘人狃于太平天国之役，以从军为乐，且视为出身升官之唯一门径。
”（58）一般说来，在近代的条件下，农民从军入伍在本质上是在做一种“社会上向流动”，也就是说，入伍当兵的农民希望借此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3.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为代表，大批湖南儒生士子纷纷从军行伍，形成一股士绅军人化的潮流，最后还经由军功入仕或获得更高的官职（包括实职和虚衔）。
士绅从军在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一种下向社会流动，与科举入仕相比，不过是“豪猪健狗”的“役夫之道”（59）。
在大众心理中，“书生是一切美德的最高代表，而当兵的只不过是流氓而已，也许他们力大如牛，可是不见得比牛聪明”（60）；
况且士绅从军行伍，还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
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众多湖南绅士厕身军伍。
那么，让这些儒生士子作出这种流动选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湘军创建的初期主要原因应是湖湘士绅为实现所谓“经世致用”的抱负起而“卫道翼教”。
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试图建立起一种没有士绅的社会秩序，并对士绅——地主阶级集团予以沉重打击，致使士绅——地主集团的根本利益面临严重的威胁。
在八旗绿营衰败的情况下，失去专制皇权军事庇护的士绅——地主阶级只得建立新的武装以保卫自身利益和传统的社会秩序。
所以曾国藩登高一呼：
“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61）湖湘士绅纷纷云集景从于曾公旗下，由“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62）组建了一支强悍的湘军。
这在湘军将领的人员结构上有明显的反映，据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中对182名湘军将领身份的考证，获得过进士、举人、生员功名的就达104人，除去3人的出身待考外，书生占湘军将领的58％。
其重要统领和幕僚基本上是儒生出身，不少人在学术界还颇负盛名，可以说，湘军的骨干力量都是有功名的绅士（63）。
但等到湘军建成并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逐渐取得优势时，以军功为媒介开辟仕途新方向，就成为一个士绅流入湘军更为重要的原因了。
湖南绅士因领兵、筹饷等而至通显者，成批涌现，居各省之冠；
以军功而保荐各类虚衔者，更是比比皆是。
由此形成“发捻平后，保案累牍，世职云起，骎骎乎有官多于民之势”（64）。
我们从同治光绪年间出任督抚的湘军将帅的出身情况，也可以看出军功在绅士上向流动为官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可以看出，“湘军将领从书生一步步上升为官僚，其重要人物都做到总督、巡抚”（65）。
他们中不少人原来出身或地位并不高，获得进士、举人功名的只占统计数字的30％，大多为生员等低级功名出身，他们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起义，即通过军功才取得高官厚禄的。
即使是那些在组建湘军前已为进士出身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上层绅士，如曾国藩、骆秉璋等，也因军功才大大缩短了其到达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时间。
特别是左宗棠原为一不得志举人，本拟以农夫没世，1852年始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1861年就做到浙江巡抚，1863年更升迁为闽浙总督，短短十年光景就从一个普通举人做到了权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从中可以显见军功在致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这在正常的科举致仕之途中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传统的科举入仕一般需要经过大约25年‘迷宫般’的考试，方有希望步入仕宦之道”（66）。
从军行伍的湖南士绅以军功爬上高位，攫取了相当大的军政权力，这样形成了一个当兵即可得官，得官即可致富的现象。
在这些人的榜样作用下，士绅群体对于上向流动的高期望值可迅速转化为实践行动，纷纷以从军为通往仕途的新方向。
在这里，本为下向流动的从军入伍由于军功可致仕而变成一种间接的上升性社会流动，与沿海地区相比，湖南这种非常规性异途流动方式显然不仅仅是作为科举流动渠道的补充，从军的吸引力之大，对近代湖南社会流动趋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盖至此时，而湖南人亦几于除农业以外，惟以做官与当兵二者为生活之途”（67）。
有道是“无湘不成军”，湘人视从军如当前的“下海”，这与惨淡经营的从商之路形成强烈反差。
4.“捐纳”作为平民向统治阶层上向流动的补充性途径，开始成为重要的晋身之阶，由“捐纳”异途上升至绅士阶层或进入官场的人数大大增加。
“捐纳，又叫赀选，开纳，有时也称捐输，捐例，即由政府条订事例，规定价格，公开出售，并成为一种制度”（68）。
作为一种向统治阶层流动的非主流途径，“捐纳”在整个清朝，都一直未曾断绝过，但前期的捐纳者主要是为数极少的地主、富商和下层士绅，并且清王朝也对其数量加以严格的控制。
近代以来，尤其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财政危机使清政府不得不通过捐纳而大肆卖官鬻爵，“自粤逆犯顺，需饷孔殷，推广开捐，名为筹饷”（69），并且“官有定价，可以报捐实官与花样。
实官可以捐至府道，而花样则有所谓捐花翎，捐升衔，捐尽先补用，捐单双月，捐免验看，捐封典等等……名器之滥至此而极……是直同贸易矣”（70），形成“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缙绅”（71）的颇令正途绅士心寒意冷的局面。
据张仲礼估计，太平天国前捐纳的总人数为355535人，而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捐纳人数骤增至533303人，增长率为50％（72）。
在官吏和有官衔的人当中，太平天国前约有一半为“正途”绅士，太平天国后仅有三分之一为“正途”绅士（73）。
“所有官职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官职是绅士用钱买来的。
在高级地方官员中，至少也有三分之一的官职是绅士用钱买来的”（74）。
何炳棣甚至认为，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的地方官竟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75）。
当然，这是就全国的情况而言，湖南因经济相对落后，比起沿海经济先发地区来，由捐纳途径成为绅士或得官者，在全国不居重要地位，但也并不乏其人。
例如：
邓仁堃以知县丁忧回籍，服满后捐资为知府；
唐炯早年捐资为知县；
左孝同、蒋德钧捐资为道员；
杨德邻捐资为州吏；
朱德裳捐资为衡州府学训导；
等等。
他们后来有些迅速跻身官场，相当一部分则以绅士的身份留在地方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还有少数工商业者通过捐纳谋取出身。
如陈文玮捐资为湖北补用道，黄锳捐资为淮北盐大使。
当然，捐纳在此时的湖南并不是主要的上升性社会流动渠道，湖南的此类人物，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才逐步增多（76）。
但商人通过捐纳向绅士阶层的逆向流动，多少分化和改变了这个传统权势阶层的内部构成，为之溶入了某些近代因素，使长期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某种裂变。
而且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向意义，即对正常的科举之途和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因为捐纳只认金钱，不认出身，使财富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更为直截了当，有钱便有势，所以从理论上讲，这一途径对其他各阶层各群体都是开放的，特别是给了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阶层和职业群体提高身份的机会。
这样，“19世纪中叶以后，财富因素已开始胜过科举中第，成为决定更高社会地位的关键”（77）。
这与“财富不决定身份，而身份却可决定财富”（78）的传统社会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5.随着太平天国被镇压后的湘军裁撤，数十万湘军将士归返故里湖南，他们主要朝两个方向作社会流动。
一个是湘军各级将领退役后，凭着他们的军衔、威势、阅历向地方绅士兼军功地主作下向或水平流动。
据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所列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总计多达6319人，再加上大量担任实职的湘军显贵退职归乡，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仅“长沙新增‘宫保第’十三家，湘乡一县二品以上军功的官僚绅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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