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历史语境中的体育想象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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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上海的生活条件优裕，上海的物质享受充分，上海的文化人在声色犬马中难以找到归属感。

1884年，《申报》的主笔蒋芷湘就考中进士，“飞黄腾达”而去。

其他编辑也时不时去考考进士，碰碰运气，就连著名的近代改良主义的提倡者王韬、沈毓桂等都莫不如是。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遭遇了几十年的外忧内患，但其正统帝国王朝的思想、文化仍然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清末数十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维新变法在本质上并不是改变这种帝国文化，而是出于维护帝国文化作出的最后努力。

在这种末世帝国的文人语境中，“重文轻武”、“天朝大国”是中国文人的正统观念，这种传统影响着精英阶层对待西方事物的态度和观点，同样也影响着报纸编辑对待体育的态度。

这种态度反映在《申报》对体育新闻的报道和大大小小对体育的评论当中。

“军旅之事，不用弓矢刀枪，而唯以枪炮之精利争雄，此不必籍勇力，文弱者亦能之。

是则武试其尚不可能废乎……”。

这是当时很多文人对于体育的态度。

2、民族国家语境

清末民初，帝国王朝风雨飘摇，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动摇了古老的帝国的根基。

中国的精英阶层将求索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希图在西方文明中找到答案。

20世纪初的留日高潮就是知识分子探索中国出路的一次集体行动。

辛亥革命之后，古老的帝国王朝轰然倒塌，代之而起的是民族国家形式。

如何建设新的民族国家，如何应对新的民族国家的重重危机。

中国的知识阶层纷纷寻找疗救中国的药方。

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张謇的“实业救国”、梁启超的“小说救国”等等，莫衷一是的“救国”话语模式中，“体育救国”成为备选答案之一。

许多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体育感同身受，特别推崇，决意效仿日本、德国，以图救国救民。

其中最主要的，要数蔡锷、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等。

蔡锷对日本的军国民教育和德国的“铁血主义”教育非常推崇，“日人有言曰：

军者，国民之负债也。

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

“斯巴达者，欧洲上古史最强盛之国也，推彼致强之由，则其国法以国民之生命、财产、名誉均不得不供之国家。

故人之生也，不问男女，皆由国家鉴定其体魄之强弱优劣而去留之”。

蔡松坡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军国民主义体育教育的好处。

因此，借鉴外国的先进的体育思想，提倡“尚武”精神，成了蔡锷以及与其同时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识。

梁启超认为“无尚武之精神，无铁血之精神”就“无以立国”。

蔡元培、康有为、严复等著名的思想家都对此有所论述，“尚武”与“体育”几乎是一个词。

在此背景下，清末明初轰轰烈烈的军国民体育教育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惨败，德国民众为铁血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开始反省“军国民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促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大量引进西方的教育思想。

体育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以前的“尚武救国”转移到“强种强国”的路上来了。

体育的宗旨变为了“养成健全之人格，发展共和之精神”。

张伯苓、杨贤江、蒋梦麟、毛泽东等都是“新体育理论”的代表。

无论是“尚武救国”还是后来的“强种强国”，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

其根本之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促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自治，促使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二、《申报》体育报道中的体育想象

“为什么这种转变对于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至关重要，要看一下两种首先繁盛于18世纪的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的基本结构。

”“资本主义和印刷技术通过作用于人类语言的不可避免的多样性的命运，使一种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这种共同体的基本形态为现代民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这些共同体的可能扩展的范围是内在的有限的，同时与（作为王朝扩张主义的明显标志的）现存政治边界有着极其偶然的联系。

”在安德森的眼里，资本主义、印刷技术（书籍和报刊）是民族主义想象的先决条件。

在君主帝国轰然倒塌之后，借助书籍和报刊的历史叙事中地方性的语言，民族主义得到了确认和广泛认同。

安德森的关于“民族起源与散布”的理论与《申报》77年体育报道存在某种联系，确切的说，假如将77年体育传播视为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话，那么在中华民族的意义建构中，可以十分肯定的说：

《申报》体育报道是民族主义想象的最好的载体与工具。

《申报》早期的新闻报道在帝国王朝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在中西文化杂糅的上海文化中，对于作为西方文明传入的“体育”，当时的办报人对此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报纸的新闻特性不得不报道“赛马”、“赛船”、“跑人”等体育赛事，不得不推介普罗大众十分感兴趣的体育活动，诸如“打弹”、“射击”等等。

但是为了帝国心态的平衡，或者宣扬帝国文化的优越，首先在报道西人体育活动的同时，大量报道上海周边的庙会社戏，将之名曰“赛会”。

打开《申报》，早期庙会的报道远远多于赛马报道，在清末文人眼里，“赛马”与“赛会”是一码事情。

其次，是在评价西方体育赛事中，将帝国文化的许多经典与西方赛事相提并论。

前面提到的讲西方赛马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田忌赛马”相提并论，提倡“武试”却认为不可“全废弓矢”，诸如此类的评说都是在帝国语境中面对西方文明的侵入，为了王朝的尊严，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西方文化的排斥与节节抵抗。

换句话说，通过诸如此类的报道，来构建关于一个古老帝国的最后“想象”。

清末民初，甲午战争、庚子之乱之后，1905年，作为帝国最高的象征——皇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宣布实行宪政，全力推行西方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制度。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千年王朝成为旧事，帝国的话语系统轰然倒下。

代之而起的是崭新的民族国家的话语系统。

尽管还有不少读书人仍然抱着“王朝旧梦”不放，但毕竟不是主流。

主流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利用书籍报刊，为中国的未来建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话语系统不断前行。

在此背景下，《申报》的体育报道，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体育报道为构建民族性想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申报》体育报道构建民族想象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话语结构。

1、直接言说

在《申报》体育报道的历史上，到了成熟期几乎所有的新闻评论都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通过评论直接建构读者心中的关于新式体育的意义系统，那就是体育关系着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未来，在持续不断的宣传中建构体育的民族主义想象。

“去年巴黎第八届万国运动大会，日本选手竟能得分而归。

我国与之比较，犹觉自愧不及，遑论欧美，故今后之体育，必当加以奋勉，努力追随，以期与各国周旋。

若惰性不改，示人益弱，及国家之大辱也。

”

这是发表在1925年国庆特刊上的《国际体育事业之回顾》，文中提到的“万国运动会”就是指“奥林匹克运动会”。

文章主要回顾国际体育的发展情况，是一篇推介奥林匹克运动知识的文章。

末尾提到日本、菲律宾已经加入万国运动会，中国却未能参加，作者将此引为“国家之辱”。

这种文章在《申报》体育报道成熟期比比皆是。

通过评论，将国家、民族的观念与体育联系起来，然后促成民族观念的增强。

这种持续不断、直接言说的方式，是《申报》体育报道“散布”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方式。

这种方式直接赋予“新式体育”以国家的名义和民族的想象，通过持续不断的言说，为读者所消费，使得“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深植于读者的观念之中，从而形成共同的“国家民族的想象”。

既有利于体育运动的推广，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国民的信心。

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善莫大焉。

直接言说还表现在民族利益冲突的新闻事件中。

1924年的“非基督教运动”，1932年的刘长春参加世运会事件，1934年的远东运动会的体育外交，《申报》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身的民族立场。

在刘长春参加1932年世运会的事件中，当时的伪满洲国妄图请刘长春以伪满洲国的名义参加世运会，《申报》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报道，连续发表系列新闻来表达报社立场，诸如《伪国宣传参加世界运功会》、《伪国参加世界运动会有未准说》、《世界运动会拒绝伪国参加》、《世界运动会不准伪国参加》、《沈嗣良在中美联欢社报告伪国派遣选手参加事》。

尽管刘长春并没有取得较好的成绩，但是对于选手刘长春的报道投入很大的热情，许多报道特意将在刘长春的名字前冠以“中华选手”。

这种直接演说对于民族主义的建构的意义十分巨大，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符号在整个传播过程隐喻为中华民族与外族的战斗与抗争。

这些体育外交事件中的鲜明的爱国立场和民族气节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对于提振国人精神、反抗日本侵略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2、大型运动会中的仪式化传播

在安德森眼里，“报纸发行是种超乎寻常的仪式”。

安德森借用仪式的概念来理解民族的共同体。

那么仪式是什么呢？

“仪式能够在最深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仪式所揭示的实际上是群体价值，我发现理解人类社会基本构成的关键所在——对仪式的理解”。

在传播学中，仪式传播其实是个隐喻过程，通过传播符号的解读来产生意义。

因此，仪式传播也是“价值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

成熟期之后，《申报》对于大型体育运动会的报道逐渐增多，每一次大型运动会，特别是全国运动会都设有特刊。

对于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浓墨重彩的予以报道，对于政府首脑的讲话全文刊载，对于运动员在赛场赢得锦标的报道特别强调。

所有这些报道都成为仪式化传播中的符号生产活动。

这些符号具有很强的隐喻意义。

在《申报》的主笔眼里，赛事与战争具有同质性。

“运动非战争之事，而其勇往奋斗之精神，则一国人必先能运动而后可以言战争。

一国人必先能战争，而后可以言和平，故世界之和平自运动始。

”因此，体育赛事的胜利可以隐喻为在民族战争中中华民族的胜利。

同理，运动会的开幕和闭幕式的盛况可以隐喻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领导人的训词可以隐喻战时的动员。

体育赛事的仪式化传播深刻揭示了隐藏在体育赛事表面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也包含了中华民族对于自立、自尊、自强的渴望。

大型运动会是体育报道的热点，很容易吸引普罗大众的眼光，具有广泛传播的特质。

通过大型运动会所建构的关于民族主义的价值意义系统，很容易在国人关注运动会新闻的同时进入国人的心中，而且为国人所津津乐道。

因此，大型运动会的仪式化传播作为国人的一种民族仪式，很容易为国人提供民族的“想象”。

3、日常报道中的体育“图腾”

图腾是指原始社会中原始人的崇拜物，我们这里所说的体育图腾主要是指在体育报道中为大众打造的让大众崇拜的体育明星和体育运动队。

进入成熟期之后，《申报》的体育报道开始经常化，经常报道一些著名的运动队，如上海著名的优游队、乐华队，也开始经常报道体育明星，比如林宝华、李惠堂等人。

体育明星和体育明星运动队的推崇，其实就是为社会大众树立体育运动的标杆，为体育受众塑造图腾。

无论什么图腾都有种特质，那就是图腾与信奉者之间存在某种血缘关系，那么体育图腾与体育受众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什么呢？

首先是体育本身，体育让人们对于某一运动的行家里手特别崇拜；

其次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联系让体育大众很快找到民族的认同感，个人荣誉等同于国家荣誉，小团体荣誉等同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誉。

在这种逻辑下联系起来的体育报道，很容易让体育受众在体育比赛中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骄傲与自豪或者沮丧和失望。

“看球要看李惠堂，看戏要看梅兰芳”。

这是三四十年代很著名的流行话语。

李惠堂是当时中国足球的一面旗帜，为中国赢得很多的国家荣誉，号称为“亚洲球王”。

因此，将其作为当时体育的图腾，是他自己不断奋斗的结果，也是《申报》等新闻媒体不断报道的结果。

这个体育图腾，引领着很多人热爱体育，也催生无数读者的民族自豪感。

体育报道中的民族主义想象只是整个中华民族主义形成的诸多想象方式之一。

但，体育报道中的民族主义想象对于构建民族主义来说，却具有天然的优势。

总体来看，无论是申报馆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都对体育报道非常重视，1930之后特别重视全运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将体育与国家民族联系起来的想象方式，到现在还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新中国历史上对于体育的重视与民国时期对于体育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

比如现在的体育新闻传播对于重大赛事的重视一定也不亚于当时的《申报》，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召开。

仔细分析各大报刊的奥运会报道，会发现民族主义话语和国家主义的话语成为最主要的话语形式，宏大叙事成为最主要叙事方式，民族主义的想象无处不在。

另外当今体育媒体对于体育明星的热捧，其根本目的与《申报》并无二致，姚明、刘翔、郭晶晶等体育图腾其实是民族主义话语形式的一部分。

除了民族主义之外，这些体育图腾也是商业图腾，而《申报》打造的图腾商业性目的不是很明确，大多数对于体育图腾的报道，主要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考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体育图腾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为什么《申报》的想象方式会与当今的体育报道有如此惊人的相似呢？

道理很简单：

无论《申报》体育报道还是当今的体育报道，都在民族主义的话语系统之内，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

因此其报道的目的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通过体育来打造中华民族的形象，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贡献。

体育新闻报道是形成民族想象的工具与载体之一。

在体育传播中，强调民族性、强调国家利益，是生成民族想象的最好的方式。

体育新闻媒体通过评论、新闻、体育赛事的仪式化传播来实现这种形象的生成与转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申报》体育新闻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和模式，为后世的体育新闻传播提

供了重要的借鉴，并对后世体育新闻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前言

《申报》1872年创刊于上海，至1949年5月停刊，前后历经77年。

77年的岁月长河里，《申报》见证了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屈辱，见证了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变革与抗争。

77年的沧桑岁月里，新式体育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慢慢渗进中国现代文明的肌体里，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深深嵌进了中国的历史记忆中。

“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

”作为历史的记录者，《申报》记录了体育在中国从传入到兴盛的全过程。

打开发黄的《申报》报卷，中国体育新闻传播的历史历历在目：

黄浦江边赛马场的热闹，新式学堂学子的体操操练，现代竞技比赛运动员的矫健身姿，一切都宛在昨日。

仔细翻看报纸，近现代中国体育新闻传播的各个时期清晰可见。

与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与《申报》新闻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申报》体育新闻报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滥觞期、过渡期、成熟期、动荡期。

77年里，《申报》体育新闻报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的趋势非常明显，那就是体育新闻报道不断走向完美，不断接近于现代体育报道。

仔细研究每个时期的体育报道，就会发现，同是报道和传播体育，但每个时期的体育新闻传播都各有特征：

滥觞期的体育报道简单而粗糙，过渡期的体育报道机械且沉闷，成熟期的体育报道丰满且多姿，动荡期的体育报道因动乱而多变。

这些特征并不是研究者贴的标签，而是通过对每个时期体育报道的内容与形式进行全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体育赛事报道是《申报》体育报道一以贯之的新闻热点，但真正反映每个历史时期体育报道的真实水平的赛事报道当属大型运动会的报道。

《申报》大型运动会的报道特征的流变，很典型的反映了不同时期体育报道特征的发展变化：

世界运动会让中国体育运动与世界体育接轨，远东运动会让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有了最切实的参照，全国运动会自1930年之后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盛典。

每一种大型运动会的报道都各有千秋，给中国体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即便在当代，体育新闻报道中仍然能看到当年大型运动会报道的影子。

77年《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影响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有来自体育事业和新闻事业本身的影响，通过剖析影响体育新闻内容与形式变化的因素，可以看到体育新闻报道发展的大致轨迹和趋势，可以找到解释和理解现代体育新闻报道的“钥匙”。

“古为今用”。

研究77年《申报》体育新闻报道，不仅仅是为了描述和概括体育新闻报道的特征，而是为了寻找《申报》体育新闻报道对于当今体育新闻传播的现实意义。

作为旧中国非常重要的报纸，《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无论报道理念还是报道业务，对于当今的体育新闻报道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比如美查的“义利两立”，史量才的“以史自役”等等。

《申报》77年体育新闻报道最大的功劳有二：

其一凸显了体育新闻报道的专业性，赋予了体育新闻报道独立的报道特征，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的新闻报道门类。

其二作为中华民族解放和独立宣传的一部分，它为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提供了很好的想象方式，成为宣传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工具与载体之一。

一言以蔽之，《申报》体育新闻报道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第一章导论

一、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上海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的钥匙”，这是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提出来的著名论断。

上海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新闻传播中心之一，诞生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记录者——《申报》。

要理解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不能不看《申报》；

当然要理解中国体育的传播过程，也不能不研究《申报》。

本文研究《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力图找到解释过去、今天和未来中国体育传播的“钥匙”。

《申报》自1872年创办到1949年5月停刊，历时77年，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发展与变化的主要历程，是记录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宝库。

与其他报纸比起来，《申报》在不少历史时期都开风气之先，引领上海报业的发展，体育新闻报道也是如此。

尽管在某些时期，它曾落后于其他报纸，如1932年的全运会报道就不如黄百惠主持的《时报》，比《东南日报》的体育新闻报道也有所逊色。

但是总体看来，《申报》的体育报道具有连续性，其完整性是其他报纸无法替代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国近现代体育新闻报道的全貌。

“论从史出”，研究《申报》77年体育新闻报道，有利于完整、准确地反映国内体育新闻传播的历史，有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体育新闻传播的规律。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体育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体育新闻教育应运而生。

从1989年国内首个体育新闻传播专业创办之后，目前全国已有十几所大学开设了相关专业，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吉林大学等院校还设立了硕士点。

在本科和硕士课程中，基本都设有《中国体育新闻史》课程，可到目前为止，由于体育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成果少，课程讲授的基本上是《中国新闻史》加《中国体育史》的体育传媒部分，体育新闻史的内容显得很单薄，与课程名称不相符。

研究《申报》77年体育新闻报道，探索体育新闻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助于加强相关课程的建设，提高其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在加强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今经济新闻、法制新闻等类别新闻的教育也方兴未艾。

《申报》体育新闻的研究作为体育新闻研究的基础性个案，也可以为类别新闻的比较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从而有利于拓展和深化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近20年来，随着上海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上海的研究持续升温，“上海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对《申报》77年体育新闻报道的研究，还可以丰富“上海学”的研究内容。

总之，研究《申报》77年的体育新闻报道尚属首次，这不仅可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的严重不足，而且对于完整、准确地书写中国体育史特别是中国体育新闻史，探寻体育新闻报道的规律，促进学科建设和指导实际工作，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二、前期研究成果综述

《申报》的研究目前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热门领域，各种研究文献数不胜数。

本文研究《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因此主要关注专论和兼论《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文献。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国内数量并不多，而国外则尚未发现。

所有研究文献主要来自三个渠道：

一是通过中国知网的搜索引擎跨库检索，二是通过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书目检索，三是本人在多年的教学、科研中搜集的未公开发表的论文。

这些研究文献基本上能反映目前国内对《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研究的现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人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6年中，特别注意搜集关于体育新闻报道历史的研究资料。

的确，近几年随着体育新闻教育的兴起，体育新闻报道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一般偏重于体育新闻理论和业务的研究，对于体育新闻报道历史的研究很少见，而研究《申报》体育新闻报道历史的文章就更少了。

目前搜集到的主要有以下4篇：

•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薛文婷等2007年在该校学报发表的《解放前我国<

申报>

奥运报道分析》。

作者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申报》前后共三次奥运报道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申报》奥运报道的特征，但以描述居多，学术性尚嫌不足。

•安徽大学副教授蒋含平等2008年在《新闻记者》发表的《<

、<

大公报>

的中国首次奥运之行的回顾》。

作者侧重史实的描述，也比较了两家媒体不同的报道特征。

文章以定性研究为主，分析比较中肯，但没有反映《申报》历届奥运报道的全貌。

•苏州大学硕士王荷英2006年的毕业论文《<

中的近代上海体育研究》。

作者对1919年之前《申报》的体育报道进行了详细的搜索，虽然其中不少篇章对体育新闻报道有所论述，但其着眼点是审视中国、上海体育的发展与变化，特别是学校体育、女子体育、竞技体育的发展与变化，而非研究《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业务。

•上海体育学院硕士贾银华2006年的毕业论文《1928——1937年<

体育新闻探析》。

作者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但大多是知识性描述，对体育新闻报道规律性的总结较少，而且覆盖的时间只有9年，远不能反映全貌。

虽然专论《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文献很少，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