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及涉农产业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政策效应实证观察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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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andez-Arias（1996）提出了“拉力”与“推力”分析模型框架，解释导致20世纪90年代大量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但是，关于导致此间资本流动的因素，到底是“推力”为主，还是“拉力”为主，相关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
总的来讲，“推力”对资本流动的时间选择和规模具有更大的解释力，而“拉力”对资本流动的地区分布即流入哪个国家（地区）则更具有说服力（参见AgenorandMontiel,1999）。
Dunning（1996）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的选择主要决定于三方面因素：
（1）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即投资商拥有有形与无形技术、专利、商标、管理与协调技巧等方面的特有资源和能力；
（2）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即投资国的国内投资环境恶化（如土地取得困难、工资上涨、严格的环境规制等），导致企业在国内生产已不具备比较优势、而选择对外投资。
流入国则需要具有市场发展潜力大、劳动力成本低、原料容易获得且便宜、土地易于取得、对外资采取优惠政策等方面的优势。
（3）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即投资商有能力结合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并将其内部化、以降低交易成本。
Dunning的理论被称为OLI理论、优势理论。
Dunning把区位优势看成是决定国际投资在何处落脚的关键因素。
虽然有很多关于FDI决定因素的文献，但对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部门FDI影响因素的专门研究文献相对较少。
陆云（2001）认为，Dunning的OLI理论除适用于制造业，也大致适用于农林牧渔业与食品工业，只是各个原因的重要性可能不同。
流入国的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工资水平、利率水平、交通成本、税收、汇率及其稳定性、国内生产能力、现有市场布局、区域贸易格局、流入与流出国的文化联系等，对农业及食品加工领域的FDI也将具有重要影响。
总的来讲，投资商选择FDI方式投资，要么为了寻求新的市场优势，要么为了寻求降低成本的优势。
市场规模与潜力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市场规模越大，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机会越大，外商投资越多。
Koo&
Uhm（2001）研究发现，流入国的收入水平和人口对美国对外的、向食品加工业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Mattson&
Koo（2002a;
2002b）也发现实际收入水平对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Somwaru&
Bolling（1999）发现许多国家的收入增长对美国FDI流入食品加工产业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Ning&
Reed（1995）探讨了食品及相关领域FDI的决定因素，试图揭示FDI的变化与流入国GDP、实际汇率、劳动力成本指数、流入和流出国的利率差之间关系。
他们发现流入国的GDP及其增长对美国的FDI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流入国与流出国之间文化相似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投资商往往更愿意向与本国具有文化关联或相似文化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投资经营感觉更舒适，顾客对产品的认同度更强、企业产品的销售机会更多。
流入国的汇率稳定反映了该国的经济稳定性。
Uhm（2001）、Mattson&
Koo（2002b）发现流入国汇率的波动对美国FDI流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性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
但Mattson&
Koo（2002b）发现汇率本身对FDI流入的作用并不显著。
Koo（2002a）发现通货膨胀率也对FDI具有负向影响。
流入国较低的工资水平、利率水平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将使外商获得降低成本的优势。
同时，政府对投资地区的规制、环境保护政策、劳动保护政策等，也是外商投资考虑的因素。
但是，Ning&
Reed（1995）的研究发现工资的差别对FDI的流入并不是很重要。
Koo（2002b）也发现劳动成本对美国投资者向食品加工行业投资的影响并不重要，而且结果显示劳动成本与FDI呈现正相关，只是相关性不是很显著，这可能与食品加工业并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关。
Koo（2002a）却发现劳动力成本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食品加工业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当然，工人的生产能力或素质、合格工人的可获得性也是影响外商投资决策的因素之一。
Uhm（2001）发现工人的生产能力（laborproductivity）对美国FDI流入食品加工行业具有重要的影响。
Marchant,Saghaian,&
Vickne（1999）运用联立方程计量经济模型对1982-1997年间，美国对中国食品加工业的FDI和加工食品的贸易进行分析，结果发现，FDI与利率水平呈现负相关，与出口贸易呈现正相关。
也就是说，美国的FDI与对中国食品出口贸易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
据陆云（2001）的调查研究，内地劳动力价廉充沛、台湾岛内投资环境恶化、内地市场发展潜力大，是包括农牧渔业与制造业在内的台湾各产业来大陆投资最主要原因。
同时，农林牧渔业的厂商为有效利用专有技术，往往会选择来内地投资，这些厂商常拥有一些特殊的种植或养殖技术；
内地原料的供应方便与价格便宜，以及内地政府各项奖励投资措施，也是台商来内地投资农业的重要原因。
陆云（2003）还认为，投资风险的高低、相关信息的多寡、技术财产权以及土地使用权的保障等，也都是影响台商来内地投资农业的重要因素。
Agarwal（2002）采用通讯调查（mailsurvey）方法，对美国中西部7个州128家企业对中国农业及相关行业投资环境评价、商务交往意向进行了调查。
市场潜力及规模、产品对顾客的吸引力、经济环境和开放环境可能是吸引美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农业的重要因素。
而官僚、产权保护、法制、基础设施、分销服务、融资服务、当地投资伙伴可得性等方面的问题可能成为制约因素。
关于商务交往方式，大多数企业愿意选择出口贸易，然后依次是合资方式的直接投资、许可证贸易、独资方式的直接投资。
实际上，“三资”直接投资农业特别是跨地区投资农业，也受到区位优势、产业差别优势的影响。
可以采取如下的基本模型来反映“三资”进入农业的影响因素：
DI=F（X1,X2,X3,X4,X5,X6,X7,X8,X9）
其中：
DI=进入农业的“三资”（企业数，或投资规模，或资产规模）
X1=土地可得性与基础设施状况，包括土地取得的难易程度、供水、供电、交通、通讯、市场配套设施等；
X2=政府服务、法制环境，包括政府服务质量（态度、效率等）、审批手续、法规健全状况、社会治安状况等；
X3=税费状况：
税收优惠、行政性费用负担（收费、摊派）等；
X4=市场状况：
市场规模与市场潜力、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同度、产品分销渠道等；
X5=原料及相关服务可得性：
原料可得性、信贷可得性、营销中介服务可得性等；
X6=技术及人力资本可得性：
技术可得性、合格职工的可得性等；
X7=社会资本（诚信、社会规范、社会网络等）：
当地投资伙伴的可得性、信息可得性；
X8=文化差异：
语言差异、文化障碍、企业责任、商业伦理、在当地投资经营舒适感等；
X9=环境规制压力。
不同地区所具有的优势不同，对“三资”的吸引力也不同。
一般地说，土地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易于取得、政府服务效率高、法制健全、税费优惠、市场规模及潜力大、原料及相关服务易于获得、技术及人才易于获得、劳动力充裕且工资低廉、文化同源性强，外部直接投资易于流入。
这些因素的改善，将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和开发农业。
我们将利用实地调查资料和描述性统计方法，对“三资”进入农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具体地，将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1）通过农业企业对各个投资环境因素评价的分析，了解农业企业对所面临的投资经营环境的看法和态度，寻求改善投资环境的着力点。
（2）通过分析政府对农业企业扶持政策、农业企业对政策效果的看法、企业的政策要求，了解企业的政策反应，寻求改善农业企业扶持政策的切入点，以便提高农业引资政策的效率。
（3）通过对农业企业投资经营过程中面临主要问题的分析，了解企业投资运营的主要障碍，以便制定有效的农业企业扶持措施。
同时，分析过程中应考虑：
（1）国内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商资本在进入农业时可能面临不同的政策待遇，进入农业的具体决定因素也不尽相同。
（2）国内民间资本、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也有跨地区投资和在本地区投资之分。
（3）“大农业”中的不同具体行业，对“三资”的“拉动力”不尽相同。
不同产业优惠条件、收益-风险特征的差别，可能决定投资者选择农业进行投资。
或者由于原来经营的行业竞争性强，盈利潜力不大，或者出于多样化经营、分散风险的考虑。
三、样本及数据说明
选择江苏省溧阳市12家、通州市15家和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5家（共42家）农业企业，2003年12月进行了问卷调查。
这些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资本来源结构、投资者地缘结构、投资者的从业经历等基本情况如下：
（一）行业分布
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如表1所示。
如果仅考虑企业第一位的主营业务，种植业为26.3%，畜禽养殖业为4.8%，水产养殖业为7.1%，农产品加工为57.1%，农业服务（批发市场）为2.4%，旅游观光农业为2.4%。
农产品加工企业最多，24家，种植业次之，11家。
实际上，很多企业有多种业务，涉及多个领域。
考虑这种情况，涉及农产品加工的企业有27家，占样本总数的64.2%。
表1农业企业的行业分布
考虑第一主营业务
考虑多项业务（复选）
频数（个）
百分比（%）
种植
11
26.2
畜禽养殖
2
4.8
4
9.6
水产养殖
3
7.1
农产品加工
24
57.1
27
64.2
农业服务
1
2.4
旅游观光
总计
42
100.0
（二）资本来源结构
样本企业的资本来源结构如表2所示。
由于许多企业的资本来源有多种，既有自然人为主体的民间资本，也有工商资本、外商资本或其它形式的资本，所以资本构成是复选的结果。
有民间投资的企业35家，占总数的83.3%；
有工商资本的6家，占总数的14.3%；
有外商资本的7家，占总数的16.7%。
管理者持股及内部职工持股的企业5家，占总数的11.9%。
严格地讲，管理者持股和职工持股也应属于民间资本的范畴。
所以，有民间资本的农业企业占绝大多数。
表2农业企业的资本构成情况（可复选）
资本来源
民间资本
35
83.3
工商资本
6
14.3
外商资本
7
16.7
科技入股
村集体组织股
管理者及内部职工持股
5
11.9
（三）投资者地缘结构与外资的组织形式
投资者的地缘结构、外商投资的组织形式如表3所示。
民资、工商资本等内资企业，投资者为本地者居绝大多数。
其中，有民间资本的35家企业，首要投资者为本地人的34家，占97.1%；
有工商资本的6家企业中，来自本地的5家，占83.3%。
看来，跨区进行农业投资的民间资本、工商资本还是较少的。
有外商资本的企业7家，其中采取独资方式的仅有2家，占28.6%；
采取与内资合资的有5家，占71.4%。
可见，外商投资企业多采取合资的形式。
可以认为，由于外资对当地投资环境和管理模式还不十分熟悉，对投资风险、对在当地经营管理企业还不十分有把握，因而往往希望与本地资本联合，共同承担风险，因为本地投资者熟悉当地的文化，熟悉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处理各种利益相关关系可能更得心应手。
表3农业企业的地缘情况
民资第一投资人是否本地人
工商资本是否为本地的
外商投资是否与内资合资
有效百分比（%）
是
34
97.1
71.4
否
2.9
28.6
（四）投资者的农业从业经验结构
如表4所示，自然人投资农业，有农业及相关行业从业经验者占多数。
股份最多的第一投资人，有农业从业经验者占65.7%；
有第二投资人的企业14家，其中有农业从业经验者占42.9%；
有第三投资人的企业6家，其中有农业从业经验者占66.7%。
而且，没有从业经验者往往倾向与有从业经验者合资。
而6家有工商资本投资的农业企业，7个企业投资主体中5个有经营农业或涉农企业经历，占71.43%。
7家有外商资本的农业企业，10个投资主体中，5个有农业或农业企业经历，占50%。
表4民资投资人经营农业及涉农企业的经历状况
经营农业或相关行业经历
投资者1
投资者2
投资者3
有
23
65.7
42.9
66.7
无
12
34.3
8
33.3
14
四、农业企业对投资经营环境评价与“拉力”优势分析
可以通过了解“三资”农业企业对投资经营环境的看法，来分析吸引农业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
调查问卷中设置了27个指标，企业对每一指标按满意程度进行评分，1表示最满意，5表示最不满意。
企业对各指标评分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5。
表5农业企业对投资经营环境的评价1
民资、工商资本
外国资本
总体
样本数2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供水
2.23
1.437
1.86
1.069
2.17
1.378
供电
2.49
1.401
1.215
2.38
交通状况
2.34
1.392
3.57
1.512
2.55
1.468
通讯
1.63
.877
2.00
1.000
1.69
.897
市场配套设施
1.74
.828
.632
40
1.78
.800
社会治安状况
1.66
.802
1.71
.488
1.67
.754
法制环境
2.06
1.162
2.43
1.397
2.12
1.194
审批手续
2.29
1.226
2.57
2.33
1.262
行政性收费、摊派、罚款
2.35
1.070
2.86
41
2.44
1.097
政府部门服务质量
2.09
.951
1.414
2.07
1.022
税收负担
31
2.03
1.016
2.50
1.517
37
2.11
1.100
市场秩序与企业竞争状况
32
2.47
.816
38
1.361
产品市场规模
1.94
.952
1.93
.959
产品市场增长潜力
.963
1.43
.535
1.68
.907
消费者对产品认同度
1.59
.665
.516
1.61
.638
产品分销渠道
.921
1.033
2.05
.932
原材料可得性
1.97
1.193
2.71
1.604
2.10
1.281
技术可得性
1.88
.844
.690
.812
合格职工可得性
.964
.756
1.89
.924
当地投资伙伴可得性
21
1.195
3.25
2.062
25
2.92
1.320
营销中介服务组织发育
2.81
1.210
1.189
信贷融资可得性
33
2.73
1.376
3.20
1.483
2.79
1.379
环境管制压力
26
2.04
.916
1.83
.753
.880
语言障碍
.651
.900
19
.733
文化障碍
9
.866
16
.772
企业社会责任认同度
2.56
1.333
.707
2.36
1.151
在当地管理企业舒适感
.739
注：
1对每一指标按满意程度进行评分，1表示最满意，5表示最不满意。
2对这一指标做出评价的企业数目。
从表5中可以看出，“三资”农业企业对当地投资合作及诚信环境、信贷融资环境、基础设施、企业的行政性费用负担、市场秩序等评价相对较差，而对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认同度、产品的市场规模及潜力、技术可得性、合格职工的可得性等指标评价相对较好。
（一）得分较高的指标分析
得分最高的9项指标是（分值从高到低）：
（1）当地投资伙伴可得性，为2.92；
（2）信贷融资可得性，为2.79；
（3）营销中介服务组织发育状况，为2.71；
（4）交通状况，为2.55；
（5）行政性收费（摊派、罚款），为2.44；
（6）供电，为2.38；
（7）企业社会责任认同度，为2.36；
（8）市场秩序与企业间竞争状况，为2.34；
（9）审批手续，为2.33。
可见：
第一，企业对投资合作和融资环境评价最差，说明股权融资和信贷融资都比较困难。
实际上寻求投资合作伙伴也是融资的一种方式。
企业对“当地投资伙伴可得性”这一指标评价最低，可能与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合作程度不高有关，说明应该加强诚信制度和社会资本建设，加强投资者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认同度”评价不高，也和诚信问题有关。
企业对“信贷融资可得性”评价次之，所以应改善企业信贷融资环境。
第二，企业对营销服务中介组织发育状况、交通状况、供电、市场秩序等指标评价也较差，说明硬件性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市场制度等还有待于改善。
第三，企业对行政性收费（摊派、罚款）、审批手续指标反映也较差，有待于改善。
（二）得分较低的指标分析
得分最低的9项指标是（分值从低到高）：
（1）消费者对产品认同度，为1.61；
（2）社会治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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