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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很尊重生活的本来面目,于此处,我们很能体会到元曲“自然”的特点。

作者没有把蔡婆写成强夺民女的黄世仁,蔡婆的出场诗: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

”也是戏曲小说中常用的套话,但还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蔡婆的性格,她虽“家中颇有钱财”,以放高利贷为生,而并非穷凶极恶之人,虽好利而并非唯利是图之辈,只是一名老实本分,但求生活安乐的普通市井妇人。

窦天章欠蔡婆四十两银子无力偿还,她见端云“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欲娶她作媳妇,虽不无趁人之危之嫌,也是市井人物正常的心理,与恃强豪夺者不同。

事实上,端云到蔡家后,蔡婆对她也是颇为疼爱的,两家的关系中,确有温情脉脉的一面,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但因家贫而以女抵债,在窦天章来说,毕竟是一桩难堪而且难过的事儿,所以他难免有“这哪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的牢骚。

他临走时嘱咐窦娥的一段言语,面面俱到:

肯求蔡婆看觑女儿,告诫女儿小心在意,表明自己的万般无奈,真是写得舐犊情深,催人泪下。

剧中人物的取名则是戏剧化的。

天章者,天章云锦也。

端云义含祥瑞,本皆美好之事物,而此后其人命途多舛,受尽磨难冤屈,则是谁之过欤?

第一折,戏剧开始展开情节冲突。

赛卢医因欠蔡婆二十两银子,无钱还债,便起歹心,将蔡婆骗至荒郊,欲行凶杀人,恰遇张驴儿父子,救下蔡婆,得知蔡婆家中只有婆媳二人守寡,便欲乘机霸占婆媳二人,谋夺家产。

赛卢医是个行医为生的江湖骗子,其绰号纯用反讽的手法,是杂剧中常用的搞笑手段。

卢医原指战国时名医扁鹊。

他人称赛卢医,医术如何?

他的上场诗有两句:

“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

”让人哑然失笑。

医术既如此,又无医者该有的济世救人之心,到常有为非作歹之念。

他欠蔡婆若干银子,被催逼不过,便顿生恶念,“若不来便罢,若来呵,我自有个主意。

”写得镇定自若,胸有成竹。

到底是什

么主意?

原来不过意欲行凶杀人而已。

如果说赛卢医还不过是骗子无赖,因被债主催逼才偶起杀人之心,则张驴儿父子两个,就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恶棍了。

驴儿一名,讥其是畜牲也。

有人猜想,张驴儿是以蒙古人章闾为原型。

元朝把百姓分为四等:

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等级森严。

蒙古人、色目人享有特权,故行凶作恶,肆无忌惮。

张驴儿父子,实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

此说自有道理。

在纲纪败坏、法律废弛的社会,泼皮无赖混帐横行的现象司空见惯,如《水浒传》里的没毛大虫牛二之流,人见人怕,更何况有一等二等人身分背景的泼皮?

这一折中,窦娥的性格也得到初步展现。

前人解读窦娥,常强调窦娥的反抗精神,大可不必。

固然,窦娥不是逆来顺受的懦弱女子,但要看到窦娥反抗现实的力量源泉在哪里,才能把握其真实的个性。

窦娥的性格两个词可以概括:

本分,善良。

她是一个弱女子,不过是一个有原则,有教养的弱女子,而非中国的美狄亚。

本分者,规矩也,知其所当为,知其所不当为也。

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严格按照儒家礼教的标准处世作人,是理所当然之事。

她自幼与父亲分离,卖入窦家作童养媳,十七岁结婚,丈夫随即去世,年轻守寡,她遭遇悲惨命运,虽忧愁悲苦而能坚强面对,“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一半是相信灾祸命中注定,一半是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结果。

从一而终的观念在她心里根深蒂固。

故尽管她孝顺婆婆,而当婆婆许诺改嫁时,她坚决不从,甚至出言讥诮,言辞锐利。

(窦娥讥讽婆婆的唱辞,还包括了戏曲中无处不在的搞笑因素,如“梳着个霜雪般白髢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

”之类,这一类唱词须从元杂剧本身娱乐性的特点去理解,勿谓是窦娥尖酸刻薄也。

)面对张驴儿的威逼,也绝不屈服让步。

反抗的力量与其说来自她刚强的性格,不如说来自她根深蒂固的节操观念。

在她的节操未受到威胁时,我们看窦娥实在是一个柔弱多情的弱女子。

这一折窦娥出场唱的几支曲子《点絳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写孀居女子的愁苦忧思,细腻缠绵,皆是绝妙好辞。

像《点絳唇》:

“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元曲白话版,《混江龙》“催人泪的是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圆月色挂桩楼。

”几句以乐景写哀情,因心情悲苦寂寞,故良辰美景,触目伤心,是传统惯用的手法,而以口语出之,愈觉动人。

《油葫芦》追述自己伶仃孤苦的身世,自伤自怜,黯然泪下。

但柔弱善良的窦娥不知道,她一生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呢。

第一折中,在关目上还有个小小的破绽。

窦娥卖入蔡家是七岁,过去了十三年,应是二十岁;

据窦娥交待,是十七岁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则似是刚结婚丈夫就死了,守寡三年,刚好也是二十岁。

但据前文蔡婆交待,则是窦娥成亲之后,不上两年,儿子害弱症死了,媳妇守寡,又早三个年头,则窦娥应近二十二岁了。

以关汉卿之才,在并不复杂的剧情中出现如此明显的漏洞,似乎可以从侧面证明王国维的观点,元曲“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

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

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

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在第二折中,戏剧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

张驴儿因窦娥不肯随顺,趁蔡婆患病之际,妄图毒杀蔡婆,霸占窦娥为妻。

谁知阴差阳错,倒药死了自家父亲。

张驴儿扬言告官,想迫使窦娥就范,窦娥不愿屈服,遂一同见官。

糊涂太守桃杌不问情由,屈打成招,酿成冤案。

楚州州官名桃杌。

桃杌者,梼杌也,古代传说中的四凶之一,是食人凶兽。

以民之父母而以食人凶兽命名之,殊失官体。

桃杌的上场诗云:

“我作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

”兼写其贪婪与玩忽职守。

而下文审案一段,只写其糊涂,并未实写其贪婪。

须知这算不得破绽,而只是因戏曲与小说有不同的特点。

至于州官见告状者而下跪,称之为衣食父母,当然是情理所无之事。

戏剧中多有此漫画式的笔法,引人发笑之余亦令人深思。

而后文桃杌动辄逼供,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

”且只凭口供,一审定案,不复三推六问,其法律之野蛮,制度之疏漏,官员之草菅人命,就的确是写实的了。

以桃杌为州官命名,与赛卢医、张驴儿同意,关氏要控拆的是整个社会。

故其取名往往符号化,用以指称一类人。

换言之,在当时社会,无医不是赛卢医也,无官不是桃杌也,无流氓恶棍不是张驴儿也。

是类型化的写作,个人的性格不是写作的重点。

即包括窦娥亦是如此。

盖当时无良善百姓不可以遭受冤

屈也,遭受冤屈者无不面临毁灭之命运也,危如累卵,战战兢兢,正是当时百姓平民的生活写照。

窦娥的反抗,也更多不是在于展现窦娥的性格,而在于表现善良百姓的愿望。

蔡婆把张驴儿父子接回家中管待,甚至有意下嫁,虽事出有因,仿佛也不完全是被动的。

作者这样安排,而并未详细描写人物的内心动机、原因,这也是由戏曲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盖戏剧虽是写实之作,因限于体裁,固不能如小说之模范现实,纤毫毕现,而重在写意传神。

我们可以理解成情节的需要,如果不是蔡对张驴儿的父亲不无情意,则下文推让羊肚汤,误杀孛老的情节就无由生发。

从这个角度来说,窦娥唱《贺新郎》一段:

“一个道你先吃,一个道婆先吃,这言语听也难听,我可是气也不气。

”云云,则不无作者自泯痕迹之意。

所谓裁就天衣浑无缝,莫把金针度与人也。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内容的需要,盖赛卢医惫懒,张驴儿恶毒,桃杌昏愦贪婪,蔡婆糊涂软弱而水性杨花,则举世坚贞清白者,固唯窦娥一弱女子也。

举世坚贞清白唯一窦娥,是何世道也,有一坚贞清白之窦娥而必遭毁灭之命运,是何世道也。

而不管作者到底是何用心,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并未显得牵强、不合情理,并未违反生活的真实。

要之自然二字,实乃元曲最根本的特色,读者不可不知。

因其人情物理,自然贴切,故其文章词翰,亦本色当行。

如此一折中窦娥唱《斗虾蟆》,王国维大为赞赏,谓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

这种极为口语化的作品,在其它时代的文学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折,全剧矛盾发展到高潮。

在第二折中,窦娥遭受严刑,抵死不愿招认,因其胸中有浩然正气也;

而为救婆婆,又不惜自污,以其心中有满腔柔情也。

对赃官恶棍则金刚怒目,对婆婆则菩萨低眉。

大孝大义,至刚至柔,方是窦娥。

英诗人萨松有句云:

“我心中有猛虎细嗅蔷薇。

”斯窦娥之谓也。

描写行刑场面,是全剧的高潮,不但情节矛盾到窦娥之死趋向尖锐化,这一折唱词,如繁弦促调,风雨骤至,也是全剧中最为悲悼爽俊者。

《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

”没来由、不提防六字,写尽在黑暗社会中,平民百姓生活的缺乏安全感,举步遭戮,动辄得咎。

动地惊天,写冤屈之深,写反抗之强烈。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日月喻君临天下的皇帝,鬼神喻掌握生杀大权的官吏,官者牧民,为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是其本分,反而成为残害百姓的凶手,窦娥呼天抢地的哭喊,实是对黑暗社会提出的最有力的控诉。

《倘秀才》、《叨叨令》、《快活三》、《鲍老儿》数曲,则银瓶乍破,铁骑突出之间,夹入间关莺语,幽咽泉流,《倘秀才》、《叨叨令》写窦娥临刑之前尚顾念年迈的婆婆,“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孝心拳拳,令人泪下,《快活三》、《鲍老儿》写窦娥与婆婆决别,既自伤身世,又劝慰婆婆,善良美好如此,却不得善终,本身就是对罪恶社会强烈的控诉。

至窦娥罚下三桩誓愿,反抗趋于高潮,“血溅白绫”、“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绝无可能之事,一一得以实现,与其说是浪漫主义,毋宁说是表现主义。

感天动地的“感”与“动”,实是关汉卿与天地对话的具像化,他希望天地遵循公理正义。

从作者与观众的主观意图看,桃杌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作家必须给观众留下一个释放情感的渠道,留下一个“长吁”的空间,如同郑板桥《沁园春》里写恨:

“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第四折写窦天章一举及第,官授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终为窦娥洗涮冤屈,报仇雪恨。

这个结尾本身并不高明,如前三桩誓愿,仍是人民大众良好愿望的反映而已。

到是窦天章的身分及翻案的过程颇有意味,令人深思。

以窦天章承担平反的责任,当然就戏剧形式来说是人尽其用,顺理成章之事,但窦天章以父亲的身分为女儿平反,好像也暗示了作者并不相信清官的存在;

窦天章必须身居高位,势剑金牌,先斩后奏,才能为女儿平反,仿佛也表明作者并不相信天理昭彰,报

应不爽之必然。

换言之,如果窦天章不是与当事人有特殊的关系,如果他不是手握大权,这桩冤案可能有昭雪的一天么?

显然对于大多数含冤者来说,是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的。

如此安排,实可见作者对于元朝吏治腐败黑暗的重重疑虑,他在剧本时可以一浇胸中块垒,报仇雪恨,大快人心。

但面对牢不可摧的现实,只怕关汉卿也是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了。

篇二:

窦娥冤赏析

首先,窦娥是一个不幸者,在她的身上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不幸。

窦娥的身世是极为可怜的。

她三岁丧母,七岁离开了父亲,到蔡婆婆家当童养媳,以偿还高利债。

十七岁结婚,不久丈夫就死了,她成为年轻的寡妇,二十岁被冤杀。

这就是窦娥极短暂而悲惨的一生。

仅仅二十岁年纪,她却几乎承受了封建社会强加给妇女的一切灾难。

第二,窦娥是一个顽强的反抗者。

流氓恶霸的凌辱迫害,昏官的严刑拷打以至妄判死刑,重重的压迫终于使这个普通女子的性格,在正直善良之外又闪出了反抗暴虐的斗争光芒。

窦娥的反抗精神首先体现在她对张驴儿的反抗上。

她一面批评婆婆的软弱,一面与张驴儿展开正面的斗争,绝不向逼婚者屈服。

窦娥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更表现在她对死亡的不屈服和对官府的痛恨上。

窦娥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是战歌最嘹亮的部分。

关汉卿一字一泪地集中表现了窦娥的怨愤和反抗精神所产生的感天动地支配自然的巨大力量,使窦娥的反抗精神和剧本气氛达到了顶点。

第一桩誓愿是“血溅白练”,第一桩誓愿主要是为了辩白自己无罪,表现她对昏官枉判死刑造成冤案的反抗,她要把冤屈显示给人民看,证明自己含冤而死,表示自己对误杀的反抗。

昏官不能为她申冤,她要向人民申冤,她要分清是非、黑白。

第二桩誓愿是“六月飞雪”,有显冤反抗的意味,显示了她直接与官府斗争的锋芒。

她用三伏天降三尺瑞雪来显冤,表示反抗,她用雪白的大雪掩盖尸体来表示她的洁白、品德的高尚。

第三桩誓愿是“亢旱三年”,官吏们不想公正地执行法律,这是窦娥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且表明冤狱遍于元统治地区,已达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

窦娥把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她要以亢旱三年来惩罚、报复贪官污吏。

这三桩誓愿都是自然界的反常现象,这反常现象具有批判现实的力量。

这三桩誓愿是窦娥对不幸命运的抗议,她不是在乞求上天怜悯她,而是用命令的口吻让天地听从她的支配,这充分表现窦娥相信自己、相信真理。

这三桩誓愿给人的感受不是悲悲切切,而有悲壮之美,激扬人们向上;

是愤怒,是坚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那种昂扬斗志,尤其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更直接攻击了统治者的罪恶,说出了人民的心声。

真是一针见血,大快人心。

第三,窦娥是一个悲剧人物,顽强的反抗与善良温顺,构成了她性格的两个方面。

窦娥是作为向黑暗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出现的。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这一悲剧主人公的形象,深刻地刻画了她的悲剧性格。

窦娥的身世和遭遇是悲苦的,她的抗争是悲壮的,结局是悲惨的。

鲁迅先生指出: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窦娥的悲剧,一方面通过窦娥的冤狱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又通过窦娥善良而又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形象,歌颂了人民反抗压迫的不屈服的斗争精神。

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强烈的。

篇三:

经典戏曲_窦娥冤_赏析.docx

关汉卿是元代著名的剧作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这样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

在他笔下,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立体的,他们都是元代社会人民生活的缩影。

通过刻画这样活生生的人物,关汉卿将自己对当时元代贪官污吏的鄙夷、对当时社会黑暗腐朽的不满全都吐露在这些戏曲中。

《窦娥冤》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在这部戏曲中,作者通过选取《列女传》中《东海孝妇》的故事,将三条主线贯穿其中,对当朝者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一、《窦娥冤》故事梗概

《窦娥冤》全剧分为四折一楔子,通过描述窦娥与梼杌太守之间的矛盾以及窦娥与张驴儿之间的矛盾分别揭露了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高利贷的残酷剥削,重要原因—地痞恶霸的强行霸占和诬陷,决定原因—贪官污吏的无能。

在楚州一户贫穷的人家里,窦天章由于没有进京赶考的钱,将自己的女儿窦娥卖给了蔡婆家作为童养媳。

窦天章拿着这些钱进京赶考去了,而窦娥就在蔡婆家住了下来。

但是婚后不久,窦娥的丈夫去世了,只留下蔡婆和窦娥两人相依为命。

有一天,蔡婆出门讨债,在路上不小心遇到了当地无赖张驴儿父子并被他们胁迫。

张驴儿见到窦娥后色心即起,想将窦娥据为己有,但是窦娥抵死反抗不从。

此时,张驴儿以毒死蔡婆为要挟迫使窦娥屈服。

不想,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为此张驴儿怀恨在心。

为了报复窦娥与蔡婆,他将窦娥婆媳二人告到了官府,声称是他们毒死了自己的父亲。

当时官府并没有收取证据就对她们两人严刑逼供。

窦娥为了保护蔡婆的安全含冤承认自己杀了人,并被判以斩刑。

在临刑之时,窦娥不满官府的黑暗,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她指天为誓:

死后将血溅白绫、六月降雪、大旱三年。

果真在行刑的时候,窦娥的血飞溅在白绫上,并且在六月下起了鹅毛大雪,此后三年大地一直大旱不见降雨。

三年后,作为廉访使的窦天章回到楚州时见到了窦娥的冤魂,于是重新审理此案,并最终还窦娥一个清白。

二、《窦娥冤》赏析

作为我国十大悲剧之一,《窦娥冤》通过主人公的悲情遭遇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黑暗和表达对政府官员清廉的愿望,同时歌颂了像窦娥这

样底层人民的善良心灵以及与黑暗势力反抗到底的精神。

站在元代戏曲创作的角

度来看,《窦娥冤》戏曲具有元代戏曲的特点,并将元代戏曲发挥到了极致,是元代戏曲的经典代表。

(一)三条主线

关汉卿当时生活的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

而作为底层生活的观察者、体验者,关汉卿对这些都有着深切的感受,也对当时的官府极为不满。

作为一名杂剧作家,他将这些黑暗的现实都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并将自己对未来的美好祈愿也都倾诉在笔下。

《窦娥冤》将历史故事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歌唱了窦娥的善良和反抗精神,批判了政府的无能。

1.善与恶的冲突—中国古典悲剧的主线

戏剧的戏剧性就在于戏剧的冲突性上,它通过展现故事中的矛盾将戏剧的主要思想传递给观众。

只有存在冲突,才能给戏曲中故事的发展带来起伏,给观众的视觉、听觉带来冲击。

而善与恶的冲突是我国戏曲中常采用的冲突之一,它一般有两个结果:

其一,邪不胜正,最终正义打败了邪恶,取得了圆满的结局,皆大欢喜;

其二,正不压邪,最终善良的事物被邪恶的东西给毁灭,是一个悲剧的结果。

而通过善与恶的冲突展现出悲剧的结局也是我国古典悲剧的一个结局,而悲剧的结局是剧中人物矛盾的一个升级,是对矛盾的一个更为清晰地展现。

《窦娥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窦娥是不幸的,幼时丧母,七岁又被卖为童养媳,婚后不久丈夫去世。

但她是善良的,她只想一心一意服侍婆婆,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即使受到流氓张驴儿的胁迫时她也坚守着妇德,不畏强权,明辨是非。

即使是在行刑的途中,她怕婆婆伤心,请求侩子手从后街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柔弱、需要人保护的女子,竟然被当时的官府任意枉杀。

张驴儿横行霸道、死缠烂打,就是社会上的一个地痞流氓;

而梼杌太守昏庸无能,草菅人命,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

这样一善一恶的鲜明对比,通过窦娥的冤情更加突出了窦娥的善良

以及与强权的誓死反抗精神。

通过这样悲剧的结局,可以让观众陷入沉思: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悲剧呢《窦娥冤》中窦娥为了保护婆婆的安全而无奈认罪,她的善良换来的是血的代价、是生命的考验。

善良的人去世了,而邪恶的人却仍旧在世上逍遥法外,让人怎么不痛心疾首。

本来应该为人民伸张正义的官府之地却变成了与小人同流合污之所,

让老百姓的苦与冤无处可申。

所以当时的社会是造成悲剧结局的原因,也是戏曲创作者对社会不满的无声控诉。

2.百善孝为先—中国古典悲剧的弘扬重点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严格遵守伦理道德的约束。

而百善孝为先也是中国文化传统,更是中国古典悲剧的弘扬重点。

在旧中国时期,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文化发展的缓慢,当时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约

束比法律更为深刻。

而在戏曲创作方面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从关汉卿的《窦娥冤》中就可以看出,他不仅想通过窦娥的冤情批判当时官府的黑暗无能,也想借助窦娥的孝行歌颂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在关汉卿的笔下,窦娥是正义的化身,也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化身。

面对重重打击、面对种种不幸,窦娥仍然为蔡婆尽孝道:

“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孝服守,我言词须应口。

”身为传统女性,坚守妇道,宁死不嫁张驴儿为妻,并劝婆婆不要再嫁:

“我替你细细愁:

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

”受尽各种刑罚仍然不肯屈服,但是看到婆婆将受刑时含冤承认以保婆婆之周全:

“住住住,体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

”这些都歌颂了一个传统妇女对婆婆的孝道、对丈夫的忠贞、对强权的反抗。

在戏曲的最后,关汉卿对窦娥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升华:

即使

在窦娥的冤情得到了平反后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婆婆,他让自己的父亲替自己照顾婆婆,为婆婆送终。

孝是一种值得歌颂的美德,但是过分的孝就是一种愚孝,是人性中错误的坚守。

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就是如此,正是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坚持给她悲剧的人生埋下了伏笔,也让观众在观后对这样的人物产生了无限的悲悯之情,从而加深了窦娥身上的悲情成分。

而中国古典悲剧正是通过人物展现出来的孝道与其悲剧结局形成对比,从而从侧面突出了人物的悲剧结局,在观众心中留下

了更深刻的印象。

3.圆满大结局—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戏曲主要是通过剧中人物多并的命运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也将作者对生活的美好、人性的善良、社会安宁的渴望都添加到作品中,以在作品中寻求到一点心理慰藉。

所以,在中国古典悲剧戏曲中,常常以圆满大结局的形式来安慰现实

生活中受伤的心灵,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希望。

这也是作家创作的目的所在。

《窦娥冤》就是如此。

在黑暗的现实中,窦娥的冤情不能得到实现,不能得到伸张,关汉卿借助鬼神的力量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将自己的理想得到了实现。

用“血溅白绩,六月飞雪,大旱三年”这样非自然的、超脱现实的现象更加突出了窦娥的冤情,也透过这些现象向当时的百姓告之实情。

三年之后,窦天章通过窦娥的冤魂知道了整个事情的始末并为她平反,将张驴儿、梼杌太守等邪恶的人予以惩罚,判窦娥无罪。

虽然这些鬼神是不存在的,是作者虚幻的,但是透过这些鬼神我们可以感受到正义的力量,感受到社会的正义最终还是存在的。

这样的圆满结局既符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邪不胜正”思想,也透过这样大团圆的结局让人们对邪恶的厌恶之情得以宣泄,再一次验证了世间的事物在本质上是善良的、美好的。

所以,在我国古典悲剧戏曲中多采用圆满的结局以彰显正义的力量。

(二)“鬼魂”描写的审美文化解读

“鬼魂”描写作为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对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的理解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值得深究。

文学作品中的“鬼魂”不同于迷信观念中的“鬼魂”,它身上倾注了作者的思想并加以艺术改造,体现了深层的意象见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

1.作者理想的体现

在《窦娥冤》这个戏曲中,关汉卿通过描写窦娥的冤魂一直“阴魂不散”以表明窦娥确实存在着冤情,只有等到真相大白之时才能返回阴地安息。

在戏曲中,窦娥的冤魂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并且每次都出现在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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