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创新论文资料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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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规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在《独立宣言》发布多年以后，杰斐逊说明了《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
“《独立宣言》既不想独树一帜地创造原则或情感，也不是抄袭任何前人的著作，它的目的在于表达美洲殖民地人的心愿，并使那种表达的方式具有当时形势所要求的风格和精神。
因此它的全部根据就是以当时和谐一致的情感为依据的，这种情感有的表现在日常的谈话里和信件里，有的表现在出版的论文里或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悉尼[5]等人所著的有关公权的基础读物里。
”[6]《独立宣言》凝练了在它之前诸多思想家、法学家的政治法律思想的精华，连接着爱国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的情感，得到世界的普遍赞誉。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对《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创新进行探讨，以理解它对美国宪法的影响。
一
许多有代表性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或著作都认为，在上述所有的政治思想家中，给杰斐逊影响最大的，首推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
[7]洛克在他的主要的政治思想著作《政府论》中论证英国资产阶级有权推翻封建专制君主的时候，提出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个人权利的主张。
他认为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这些天赋的权利，当这些权利受到君主的蹂躏而不是维护时，社会契约便遭到破坏，人们就有权推翻统治者。
杰斐逊笃信洛克提出的天赋人权的基本原则，甚至认为洛克的“《政府论》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就其本身而论，是完整无缺的。
”[8]但是，《独立宣言》提出的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理论根据并没有照搬洛克的思想，而是“稳固地建立在本土制度之上的思想”，[9]并且已经付诸实践。
大约在《独立宣言》发表6周以前，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包含第一个美国权利法案的宪法，它确立的如下思想与《宣言》提出的政治哲学基本相同：
一切人，生来享有平等的自由权、自立权以及一定的固有权利；
在进入社会时，其生命和自由不得依任何契约而丧失或剥夺，并且有权获得和占有财产，有权追求和得到幸福与安全。
从北美殖民地本土的情况和经验出发，《独立宣言》至少在三方面提出与洛克的人权理论不同的新的命题：
（一）与人类的其他权利相比，平等权是首要的权利，是不言而喻的天赋权利。
杰斐逊说：
“愿《独立宣言》在全世界成为唤起人类的信号，……科学之光的全面传播已经使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即：
广大人类并不是生来在背上就有一副鞍子的，而少数的幸运儿也不是生来就穿着马靴和装上马刺，蒙上帝的恩惠可以随时理所当然地骑在他们身上的。
”[10]杰斐逊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本人是奴隶主。
但在他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州议会提出一项废除奴隶制的办法。
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原稿中，本来有谴责奴隶制的文字。
他认为奴隶制破坏了人类的天赋权利，侵犯了黑人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权利。
他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愿意牺牲自己，以求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使我们摆脱这种严厉的指责。
如果能用那种办法全面解放和遣返奴隶，那么，舍弃那种命名不当的财产（奴隶），是一件不会使我有所犹豫的小事。
”[11]不过，当时多数激进的共和党人承认，某些自然差别是不可避免的：
“弱小与强大，聪明和愚蠢，甚至贫穷与富有，博学与无知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在真正的共和社会里，只要不是由自然的差别产生的，这些人为的差别就绝不会是极端的。
”[12]所以，《独立宣言》并不主张自然平等，并不承认人类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它只是宣布人民平等地享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些权利既不来自政府的恩赐，也不来自任何人的赠与，而是与生俱来的。
正如《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约翰•亚当斯（JohnAdams，1735—1826）于1814年对平等权的阐释：
“人们生来就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每个人都与其他任何人一样享有属于自己的、明确的、合乎道德的、神圣的权利。
这在世界上无疑是一种合乎道德的政府。
关于一切人生来就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才能，平等的社会影响，平等的财产和平等的终身利益等等的说教，就如和尚、巫师、婆罗门教徒、喇嘛教徒或者那些自命的法国革命的哲学家们所布讲的教义一样，是企图使人轻信的十足的谎言。
”[13]
具体而言，《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平等权是指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关系的平等以及权利的平等。
《宣言》强调，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并非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依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且殖民地人民享有与英国人同样的权利和自由。
关于平等的原则，《独立宣言》宣布殖民地独立的逻辑思路是：
首先，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原本是平等地由一个君主进行统治的，殖民地政府原本是存在于英国宪法之下的。
在殖民者的心目中，在18世纪所有启蒙的地方，英国宪法是“完美的制度”，“它根深蒂固”，“它的原则来自上帝，能为每个坚持它的人所用”。
只是由于英王“剥夺了”殖民地的“宪章”，废弃了殖民地“那些最宝贵的法令”，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政府的形式”，“他那一切的措施都只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即在我们各州建立一种绝对专制的统治”，所以“一个如此罪恶昭彰的君主，其一切的行为都可以确认为暴君，实不堪做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
[14]
其次，殖民地人民与英国人同族同语，原本有着平等的自由和权利。
殖民地人民在美洲应该像留居英国一样地自由。
如《独立宣言》的署名者之一—霍浦金斯所说，“普天之下，为了失去自由而甘愿离开祖国，在一个新的和未开垦的国家历尽千辛万苦，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15]是英国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殖民地人民实施暴政，侵犯了殖民地人民原本就应当享有的法定的权利，从而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殖民地人民才宣布独立，以维护自己的自由与权利。
《独立宣言》写道：
“我们对于我们那些英国兄弟们也不是没有注意的。
……我们曾经提醒他们注意到我们在此地移殖和居住的情况。
……而且我们也曾经用我们那同文同种的亲宜向他们恳切陈词……。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与他们有分离的必要。
”[16]
最后，既然英国臣民的权利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应得权利的依据，如果不获承认，那么，人人享有的天赋权利便成为他们实现独立的论点的基础。
因为在政府成立之前，人存在于“自然状态”，只受制于“自然规律”，并且具有一些先于政府、强于政府的天赋权利。
这些天赋的权利是政治权利的政治基础，因此，“英国政府的行为即使是绝对合法的，也仍然被视为违反人的固有的权利。
”[17]
从历史上看，1763年以前，北美人民一般仍把自己看作是英王的臣民，并没有独立的想法。
甚至迟至1774年，约翰•亚当斯还把独立比喻为“一种面目狰狞的恶鬼，会使孱弱的人当面邂逅而大惊失色。
”[18]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后，新组成的格伦威尔内阁代表重商主义势力，加强了对各殖民地的奴役和掠夺，在政治、经济上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这对殖民地的自主性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导致殖民地人民与英国统治集团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以英国议会的《印花税法》为突破口，殖民地人民开始质疑英国政府的政策。
他们根据“无代表不征税”的原则，提出除非他们自己选举的代表外，别人不得向他们征税，这是他们作为英国人的合法权利。
1765年反《印花税法》大会的决议案[19]明确表达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英国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的正当性。
该“决议案”指出：
“1.居住在这些殖民地的陛下的臣民，与那些出生在陛下本邦的臣民一样，对大不列颠国王负有同等忠诚的义务，并对大不列颠尊严的国会负有一切理所当然的服从的义务；
2.居住在这些殖民地的陛下的臣民，理应享有陛下那些出生在大不列颠王国本土的臣民所固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这些殖民地的发展、繁荣和安宁，系于其能充分而无碍地享受它们的权利和自由，并系于其与大不列颠之间的互相友好和互相有利的往来。
”[20]从反《印花税法》决议到《独立宣言》发表的10年间，关于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问题的辩论一直持续，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家，其中一些人的雄辩对鼓动和组织殖民地人民有重要影响。
因此，《独立宣言》所表明的殖民地人民享有与英国人同样权利的思想，只是在北美已经延续了10年之久的政治辩论的继续和总结。
这些思想曾被后来成为美国开国领袖的政治家大胆而有力地表述过。
如，迪金森[21]宣称：
“我们的自由并非来自特许状，因为特许状仅仅宣告了先在的权利。
它们不依靠羊皮纸文件或御玺，而是来自上帝和万物之灵。
”约翰•亚当斯[22]说：
权利建立于“人性的结构，扎根于智力和道德世界，”来自“宇宙的伟大立法者”。
汉密尔顿[23]断言：
“人类的神圣权利不能从老的羊皮纸文件或发霉的档案中去寻找。
它们是由上帝亲手写在人性的全部篇幅上，宛如阳光普照，决不能被凡人的力量消除或遮蔽。
”[24]所以，《独立宣言》提出平等权是人类的首要权利的论断，不过是北美殖民地人民一直进行的维护权利斗争的继续。
并且，《独立宣言》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诲的意义“不仅要树立一个一切人应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还要防止复辟——向‘所有那些往后企图使自由人民重新回到专制主义这条可恶的老路上去的人’敲起警钟。
”[25]
（二）将“追求幸福”的权利视为人权的主要原则，以“追求幸福”的权利涵盖了“财产”权。
“当洛克将自然法改变为人的权利之后，紧接着又将人的权利改变为所有权。
而最终的结局是将国家建立在多数统治和保护财产安全这两个平衡且对立的概念之上。
”[26]洛克认为，财产权与生存权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财产人就无法生存，人进入社会的原因就在于保护其财产，所以，相对于生命权和自由权的论述，洛克对财产权的论述要更多。
在《政府论》（下篇）的第五章中，他用劳动价值论为占有财产的不平等作辩护，并努力证明这种不平等合乎社会契约。
在杰斐逊看来，洛克的理论对财产权的强调还不够透彻，他以“追求幸福”一词涵盖了“财产权”，从而使《独立宣言》以高尚的语言掩盖了实质上只能由有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权利。
有学者对此评价：
“追求幸福的权利，意味着社会和政府要向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幸福。
拥有财产或经济平等，肯定就是这些提供的条件。
”[27]换言之，杰斐逊是欲将经济或财产平等的原则作为实现他的政治革命的目的的物质条件。
果然，出于有利于吸引民众参与共和政体的目的，在与《独立宣言》发表的同一年，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宪法提案（ProposedConstitutionForVirginia）中写进了一项相对经济平等条款：
“每个现在没有、原来不曾有过50英亩土地的成年人，都应该有权分得50英亩土地或者价值相当的财富，并对这些土地或财富拥有充分而绝对的所有权。
”[28]杰斐逊认为，相对经济平等的存在，“使人们得以为了共同的利益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至于被迫一心想着个人的经济问题，从而使政治生活成为私人利益的角逐。
那时政治生活可以真正服务于公共目的。
”[29]
从实质意义来看，联系17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殖民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及其遭遇的反抗，《独立宣言》所维护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核心仍然是财产权。
“1660年时，一般称为重商主义的那种经济学说，即追求经济实力以谋国家自足，是所有欧洲国家都认为理当奉行的。
”[30]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也不例外地接受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逐渐形成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控制的经济政策。
从1660—1673年，英国通过了一系列贸易和航海条例。
这些条例包含的原则主要有三个方面：
英国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一切贸易必须由英国或英属殖民地的船只承办；
凡输入殖民地的一切欧洲商品，都必须先运到英国经英方征税后方可再装运；
凡法律中列举的某些殖民地产品，如烟草、糖、棉、蓝靛只许运销英国。
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经济管理，1675年英国还在殖民地设立了“贵族贸易委员会”。
虽然这些限制殖民地贸易的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止各殖民地在条例颁布后的一个世纪里的成长和繁荣，但却直接影响了北美的贸易。
例如，“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原曾实行过向欧洲大陆直接输出烟草，这项贸易遭到禁止，就促成了弗吉尼亚的烟草价格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殖民地产品被载入列举单内，到美国革命前夕，唯一没有被列举的重要产品就只剩下咸鱼一项。
”[31]除了对殖民地贸易权的控制外，英国殖民当局还发布法令禁止殖民地人民向北美西部迁移。
1763年英王下令在北美建立包括东佛罗里达、西佛罗里达、魁北克和格林纳达在内的四个新的行政管理区域，将其以西的土地保留给印地安人，并由英国军队维持秩序。
这一行动严重损害了殖民地政府的管理权，威胁和打击了那些企图到西部扩张的北美农场主的利益。
为了缓解英国本土的财政困难，英国颁布的一系列对北美殖民地增加税收的条例，如1764年的《糖税法》、1765年的《印花税法》等，更是增加了殖民地人民在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总之，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控制和掠夺，使殖民地各阶层人民的财产权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直接影响到北美经济的发展，因而为北美殖民地人民所深恶痛绝，抗议之声连续不断、响彻各地。
维护北美人民的财产权自然作为一项关乎北美人民实质性利益的重大权利，在《独立宣言》中得到突出反映。
在《独立宣言》痛斥和列举的英国殖民者对北美人民犯下的“恶贯满盈”的罪行中，关于侵犯财产权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比重：
“他一向抑制各州人口的增加。
为此目的，他阻止批准‘外籍人归化法案’；
他又拒绝批准其他的鼓励人民移殖的法令，并且更提高了新的‘土地分配法令’中的限制条例。
”“他割断我们与世界各地的贸易；
他不得到我们的允许就向我们强迫征税。
”所以，“敌视英国的重商主义和期望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是美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32]，《独立宣言》中以“追求幸福的权利”涵盖了财产权，尤其表达的是北美人民期望平等地进入世界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迫切要求，以及有产者捍卫他们的既得财产权的革命权利。
（三）《独立宣言》表达了建构一种新的政府理论的观点，即“在一个实践领域里由被统治者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
”[33]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政治法律学说中，除了对自由、平等和人类的天赋权利的信仰以外，还伴随着作为一切合法政府的必要基础的社会契约说。
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么，除非自愿，任何政府都不得要求他们效忠或服从，一个公正和自由的政治社会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
如果政府违背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人民（即“被统治者”）就有权利去改变或推翻它，其最高形式便是革命。
“被统治者同意”理论是在英国过去从未产生过的、纯粹的革命理论，它出自卢梭（J.J.Rousseau，1712—1778）和潘恩（ThomasPaine，1737—1809）的思想，“它完全宣告了欧洲政治学在美洲的不适用。
”[34]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是从两方面论证人民革命的正当性的：
1.社会契约。
在他的《社会契约论》首卷中论证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时，针对封建王权专制论的“人是生而不自由的”命题，提出：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35]解除桎梏人类自由的枷锁、恢复人类原有的自由权利的关键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卢梭假定，人类在进入社会之前处于自然状态，并且由于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障碍在阻力上“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所以“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个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不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36]卢梭认为，这种足以抵御对于个人人身和财产的侵犯的结合的形式便是社会契约，并且“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
”[37]2.人民主权。
卢梭认为，人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
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
[38]由于主权不可转让，因此也就不可分割。
“被人认为是主权的各个部分的那些权利都是从属于主权的，并且永远要以至高无上的意志为前提，那些权利都不过是执行最高意志而已”[39]。
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
“在那里，他们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着主权者所托付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他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40]。
在这里需要附带提出的是，在谈到宪政与自由的题目时，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受到当时及后来的自由主义者的诸多阐释与评说，甚至将他作为集权主义的先驱。
例如，法国的贡斯当（1767—1830）从法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得到的认识是，不受限制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可能会成为对专制政治的支持。
他警告道：
“对人民主权的抽象承认，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的价值。
如果我们认为那种主权具有它未必具有的广泛涵义，尽管有那个原则，或者正是因为那个原则，那么，自由可能就会丧失。
”[41]就民主制度的合宪性而言，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认为：
“在民主制度中，政治决定由某一特别实体（即人民）做出的，而不是由某个由个体组成的一部分人来决定”，是卢梭式的“政府反映普遍意愿”的思想。
这一思想反映的是“共同兼顾民主概念”，而非“统计性的民主概念”。
对于“政府来自人民”这一概念的统计性理解在美国的政治理论中更为人熟知，而共同兼顾性的民主这一概念似乎神秘莫测，而且听起来像是危险的集权主义。
他认为，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ation）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也是最危险的一种政治理想。
人民热切希望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统治，“对于人民来说，他们不仅仅归属于这一部分人，而且以某种特殊方式可以从这部分人中确认自己。
他们只想被属于同一法律、或同一种族、或同一语言团体、或同一历史背景的成员们所统治，而不是除此以外的其他人。
他们把不能满足他们这些要求的政治团体看作是专制统治，不管事实上这种统治是多么公正和令人满意”。
[42]
在《独立宣言》发表的前夕，1776年1月，一本名为《常识》的著作，用辛辣犀利的言辞向殖民地人民描述了乔治三世作为暴君的新形象，号召美洲人民推翻一切君王。
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1737—1809）原籍英国，1774年赴北美投身独立革命运动。
潘恩宣称：
“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的人士的避难所。
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要避开母亲的抚慰，而是要避开吃人怪物的虐待；
把最初的移民逐出乡里的那种暴政，还在追逐着他们的后代，这话对英国来说，至今仍然是适用的。
”[43]他预言：
“由于问题从争论转到用武力对付，一个政治的新纪元开始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已经产生了。
”[44]《常识》的出版预示美国的思想将发生巨变，在该书出版后6个月内，赞成独立和共和政体的情绪迅猛高涨。
《独立宣言》关于“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同意而产生的”这一理论表述，即表明了美国人民思想的深刻变化。
《独立宣言》发表之前的50年，对美国人来说，“英国宪法一直是英国自由制度的精华、人权自由的守护神……国家安定的基石、智慧累计的纪念碑和来自世界的赞美，迄今为止存在的政府都没有如此自由”。
[45]“每一天，人们都在吹捧英国宪法是天下最好的宪法”，1761年约翰•亚当斯曾这样写道，甚至一些制定印花税条例的国会议员“以能出生在这种完美形式的政府之下为荣耀”。
[46]甚至直到1776年，美国人都还仍然确信“我们拥有正义并且英国宪法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47]他们反复地坚持，他们才是英国宪法的真正捍卫者，甚至比英国人自己都更认为英国宪法是真正完美的宪法。
然而，在观察对英国宪法广泛与热情的赞扬时，美国革命呈现出对英国宪法的质疑之音。
革命者惊叹地表示，英国作为博爱和保护自由的最积极活跃的提倡者，“已经面目全非！
地狱之门吞没了她。
”“在长时间的腐蚀中，贿赂和贪污之手的挥舞下，它似乎已经溃烂到了核心部位。
”[48]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到《独立宣言》发表前，摆脱英国统治、断绝和英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取消对英王效忠的义务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识。
美国革命既是争取个人自由的斗争，又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事实上，这两种动机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对殖民地政治史（尤其是最后几十年）的发展进程进行逻辑推导，就会发现对个人权利最完善的保护，体现在维护殖民地立法机关针对王室总督的、来之不易的特权之中；
换句话说，体现在他们在当地称为他们的‘宪法’之中。
”[49]解决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冲突的最高方式便是革命，因此，“被统治者的同意”理论成为当时美国革命中引人注目的理论并且被付诸革命的实践。
在这一理论之下，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反抗有了双重理由：
1.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
2.即使英国政府的行为是合乎宪法的，也仍然违背殖民地人民与生具有的天赋权利。
在这一理论之下，英国人长期以来的价值观仍被保留，美国人并没有创造任何应该拥有和遵守的新的权利或是新的原则，而只是宣布了他们应该保持的、过去一直拥有并遵守的英国人的传统权利和原则。
《独立宣言》发表后，殖民地各州在它们的公告和州宪法中都表达了类似的语言——《马萨诸塞公告》（1776年）明确表示：
“主权永远属于人民的主体，它从未授予也不能授予一人或少数人，伟大的造物主从未赋予人在持续的时间上或程度上无限压迫他人之权。
”新罕布什尔州宪法断言不抵抗主义是“奴性、荒谬、破坏人类的福利和幸福。
”宾夕法尼亚州宪法说：
“社会有不容置疑、不可剥夺和不能取消的权利以该社会认为最有助于共同福利的方式改变、改革或废除政府。
”特拉华州宪法指出：
“委有立法和行政权之人民是公众的受托人和仆人，应以此种身份对其行为负责；
因此，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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