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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云：
“上龙性难撄，不时鞭扑左右，偶因问答间。
师启曰：
‘参禅学道人，不可任情喜怒，故曰：
“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者此也。
’上点首曰：
‘知道了。
’后近侍国柱语师云：
‘如今万岁爷不但不打人，即骂亦希逢矣。
又万岁爷极赞老和尚胸怀平坦，亦最慈和乐易。
’”云云。
谓此乃必无之事，明系凭空结撰者。
木陈漏泄世祖言动较多，故为世宗所嫉。
但世祖敬礼二僧，亦为世宗所承认。
《北游集》中语，未敢谓其必无。
世宗又举《北游集》有讥玉琳语，谓其不知分量。
而《玉琳年谱》亦言木陈非议其世祖所传之真，为不脱帽之像，有违僧律，玉琳有驳正语甚详。
然则二僧相轻，固自数见。
今姑不论二僧之公案，要于世祖之入禅宗，礼本师，受法名，序辈行，虽不下堂阶，早与同泰舍身比烈。
若不以攻乎异端为恶德，则于其乐道忘势，服善改过，反引为耻，乃世宗之褊心，非世祖所任受也。
故木陈所记，吾以为无可反唇也。
然则谓世祖出家，正足道世祖之志。
而世之所传，则又加以神秘，谓在位十八年，弃天下如敝屣，遁入五台为僧。
其文字之证，则取之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
其事实之证，则谓圣祖奉太后屡幸五台，必有所为。
又光绪庚子，两宮西狩，道经晋北，供御器具，地方无从措备，借自五台，宛然内廷法物，益坚信此中必为王者所居。
并由梅村诗多言帝王内宠事，而世祖升遐之前数月，适为端敬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悼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谓由悼亡而厌世，脱离尘网，回向空门，成万古钟情天子之佳话。
以故传说益多，不可向迩。
今先将世祖崩于宫中之明证，一一搜出，再以国史笺释梅村诗，不但了然于世祖出家之真伪，并将顺治末年宮中之恩怨，主德之污隆，为谈清宫情史者参一解焉。
《玉林国师年谱》：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
‘圣躬少安。
’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绕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
初四，牵近侍百：
‘圣躬不安之甚。
’初七亥刻，驾崩。
初八日，皇太后慈旨，请师率众即刻入宫，大行皇帝前说法。
初九寅刻，新天子登位矣。
二月初二，奉旨到景山，为世祖安位。
初六重扫笑祖塔，欲南还，礼辞祖翁耳。
二月十日，得旨南还。
钦差内十三道惜薪司尚公护送，并赐千金到西苑。
师力辞。
复送到。
至第三次，尚公曰：
‘和尚已亥出京’曾受大行皇帝千金，此番不受，恐持国大致疑。
’师曰：
‘己亥之赐，实是太皇太后赐臣僧葬母者。
今日之赐，虽感朝廷厚恩，受之实无名也。
烦为实奏，决决不受者。
’尚公复命。
持国大人曰：
‘我等素知此老和尚不爱财的，不必强矣。
’（师自入京，巨细仪礼，例皆不受。
）师乘御马，至景山大行皇帝前，绕持楞严诸品神咒，问讯而出。
即晚到张家湾。
据此节，纪世祖之因病而崩，崩于正月初七，至二月初二，移殡景山，历历可考。
其实所谓内十三道，尽仿明代宦官十三衙门之制，遗诏中引为失德而罢之，清之惩奄祸，在康熙即位之后，事别详下。
《玉林年谱》就世祖信佛之近证，先为举出，同时士夫之纪载最可据者莫如王文靖公熙所述。
文靖为亲受世祖末命之汉大臣，世祖遗诏出其手，此见之清初各家文集所撰王文靖公传状碑志。
而各家皆言公于此事，面奉凭几之言，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
若韩菼之为状，张玉书之为志，皆如是云云。
检国史旧传，则略其事不著。
大以为可疑，意其中必有讳言之故，则又假定为行遁五台，或有其事矣。
既而购得《王文靖集》，中并有自撰年谱一首，载世祖病证及晏驾之事极明。
韩、张之说，盖谓遗诏中世祖自责各款，乃皇太后及受遗之王大臣有所增改，文靖为原述旨之人，增改之后，仍以末命行之，文靖终身不泄宜也。
年谱此段文如下：
辛丑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召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
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
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
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摺，俱不敢载。
惟自念身系汉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虽举家生生世世，竭尽犬马，何以仰答万一?
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以抒诚悃也。
吾子吾孙，其世世铭心镂骨，以图报效也。
初六日，三鼓，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
即就榻前书写。
”恭聆天语，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
蒙谕“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
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
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悮大事?
”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
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
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
至夜，圣驾宾天，泣血哀恸。
初八日，同内阁拟上世祖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
如上所言，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即玉公所谓是日圣躬少安者，盖其前已甚不安也。
文靖于是日奉谕，关系重大，俱不敢载，则必有遗诏中事项发生，或为与诏相符，或为下诏时所已改，其自言不敢载，而诸家所诵言其慎密者，盖在此一日内事。
元旦即不行庆贺，黎明入内问安，可知不豫在上年之杪，而《东华录》书上不豫在正月壬子，即初二日，其前未以为当宣布不豫之消息也。
初六日谕，有患痘势将不起之言，则病证亦明矣。
《康熙朝东华录》之首云：
“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越七日丁巳夜子刻，世祖章皇帝宾天。
先五日壬子，世祖不豫。
丙辰，遂大渐。
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至养心殿，降旨一一自责，定皇上御名，命立为皇太子，并谕以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姓名，令草遗诏。
麻勒吉、王熙遵旨于乾清门撰拟，付侍卫贾卜嘉进奏。
谕曰：
‘诏书着麻勒吉怀收。
俟朕更衣毕。
麻勒吉、贾卜嘉，尔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
宣示王、贝勒、大臣。
’至是，世祖崩。
麻勒吉、贾卜嘉捧遗诏奏知皇太后，即宣示诸王、贝勒、贝子、公、天臣、待卫等。
宣讫，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皆痛哭失声。
”此一段是世祖崩日之宣布遗诏。
下云：
“戊午，颁大行皇帝遗诏。
”则布告天下之遗诏矣。
夫云奏知皇太后而后宣示，又云即宣示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
就遗诏全文观之，未必世祖能彻底悔悟至此，而既有此遗诏，则清祚之所以灵长，太后诸王之所以能为宗社计也。
俟后再详之。
兹更言世祖崩御之证，则当时更有京曹中文学著名者之纪载在。
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上海《人文杂志》载杂记一篇，云系金山钱氏守山阁钱熙祚之后人名灿若者所助赠，而不得其主名。
余阅其中有云：
“端敬皇后丧，中堂命余辈撰御祭文。
山阴学士曰：
‘吾辈凡再呈稿矣，再不允，须尽才惰，极哀悼之致。
’予具稿，中堂极叹赏。
末联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
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
’等语。
上阅之，亦为堕泪。
”云云。
因举《嘉庆上海县志·
张宸传》示人文社，乃于次期杂志中补载撰杂记者之名为张宸焉。
宸字青琱。
向读魏源《圣武记》，于《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后附录《内大臣马思哈出师塞北纪程》，云见上海张宸《青琱集》。
所纪乃康熙二十九年之事。
既而读汪琬《尧峰文钞》，则有《张青琱诗集序》，中言青琱“官不越郎署，年不及耄期，最后遂撼轲困顿以殁。
”又云：
“异时天子右文，诏举博学鸿儒。
”而青琱之殁已久。
“于是其女夫金生名定者，排纂遗藁若干卷。
乞予序之。
”然则宸之殁，在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以前，钝翁亦卒于康熙二十九年，所序《青琱集》，决不能尚有二十九年甫入集之文，默深所记，或有误也。
惟《上海县志·
宸传》，则可证杂记之出于宸笔。
于世祖崩问极翔实，先录本传以证其人：
张宸字青琱，博学工诗文，由诸生入太学，选中书舍人。
时词臣拟撰端敬后祭文，三奏草未称旨，最后以属宸。
有云：
“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
”章皇帝读之，泫然称善。
寻迁兵部督捕主事。
康熙六年，以求直言上疏请撤本邑客兵二千四百人，并巡海章京，以苏民困。
报可。
邑用安堵。
旋罢归病卒。
有《芦浦庄诗》、《北征使奥草》。
弟宿，字月鹿，著《田间草堂诗》。
宸之名定，其所记乃可据。
记云：
“辛丑年正月，世祖皇帝宾天。
予守制禁中，凡二十七日。
先是正月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珰吴良辅祝发。
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
初五日，又问安。
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
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怆惶。
初七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
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
初八日，各衙门开印。
予黎明盥漱毕，具朝服将入署，长班遽止之曰：
‘门启复闭，止传中堂暨礼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缨，百官今散矣。
’予错愕久之。
盖本朝制度，有大丧则去缨，讵上春秋富，有此变也?
早膳后出门问讯，则入复讯予，无确音。
时外城门俱闭，列卒戒严，九衢寂寂，惶骇甚。
日晡时，召百官携朝服入，入即令赴户部领帛。
领讫，至太和殿西阁门，遇同官魏思齐，讯主器，曰：
‘吾君之子也。
’心乃安。
二鼓余，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
宣已，诫百官毋退，候登极。
群臣惟余辈及科臣就署宿，馀俱午门外露坐。
是夜，彗星见中天，芒东北指。
早，风日晴和，上升殿毕，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
群臣有饥色，各退就本衙门守制。
蚤暮哭临九日，在丧二十七日，毋得归私第。
阅三日，辅臣率文武百官设誓。
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词正副三通。
一宣读，焚大行殡宫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上帝前，一藏禁中。
词曰：
‘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毕力一心，以辅冲主。
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货，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偏执己见以妨大公。
违斯誓者，上天降殛，夺算凶诛。
’语小有不同，然大意如此。
“予是时始得入乾清门，仰观内殿，盖哭临在宫门外，惟一、二品大臣上殿哭，馀俱不能也。
殿上张素帏，即殡宫所在。
两庑俱白布帘，壶闲肃穆，非外廷可比。
宫门外大厂二，东释西道，竖禧竿，昼夜礼经忏。
大光明殿在宫城太液池西，圆殿，白石梵，碧瓦金顶，十宵耀日，光奕奕动。
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
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
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
百官亦跪哭。
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
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
自初八至十六日，哭临毕。
二十日，始票本发所缮制敕。
予因得登太和殿请宝。
宝方匣，玉色不甚白，惟皇帝之宝系碧玉，俱交龙纽，贯以黄绒绳，如指大。
两内相捧至殿。
殿左设方矮桌，铺褥，用宝其上。
殿九楹，每楹朱漆柱九，中楹柱绘盘龙。
尽顶俱五彩隔尘，金碧灿烂，中一室悬镜如星，中悬一轩辕镜，直御座上。
御座朱红漆镀金，嵌以绿色宝。
座上大椅皆三扆，不设几。
座四面俱丹陛三道，道各三累，有围栏。
殿上俱黄绒地衣，下衬以棕荐篾席，惟御座一间，加以五彩蟠龙地衣。
殿两旁近南，有二朱扉，东西向，不甚高大，上有金滴水。
东西柱下各一万桌，黄绫四面围，东桌黄绫袱盖一物如方函，西桌女缎袱盖一物如盔，餘无所有。
殿前月台，白石雕龙甃，三层上有铜狮八，铜鹤、铜龟各八，俱各炷香，烟从口出。
殿后即中和殿，实一方亭圆顶如厅事。
后过道一层为保和殿。
殿后玲珑雕墙，即乾清门外院矣。
予思仕宦至大僚，非政府，有终身不得上殿者。
予小臣，乃得奔走执事其间，一何幸也!
“阅几日，议谥号。
应曰‘高’，而以为逾于太祖、太宗，故庙号‘世祖’，谥曰‘章’。
予辈撰玉册文，中堂示明穆庙时归震川先生所撰世宗册文，为楷式焉。
又几日，移殡宫于景山寿皇殿。
先一日，陈卤簿队，象辇。
象出东华门，俱流泪簌簌不已。
共异之。
明日，微雪。
黎明，百官排班自东华门至景山，鱼贯跪道左。
予是时始见卤簿之全。
开道二红棍，有黑漆描金如竹筒上广而下锐者，几十余对。
又二红棍，如前筒而剖其半，又十余对。
自后则有若枪者，若戟者，若戈若矛者，蛇其首者，若锥者，如瓜者，如手执锥者，皆镀金朱杆；
有若节者，幢者，旛者，旌者，旂者，麾者，锦綺辉耀，每每色各数十对。
每易一仗，即间二红棍。
诸仗俱直立持，不横仆。
惟箑伞最多，扇有圆者，方者，兜者，如鸟翅者，每式具五色，色各一；
伞亦具五顶，每色五顶，俱刺绣五檐，惟黄罗曲柄者止二顶。
队中有散马，轡而不鞍，八十余匹，有鞍马数十匹。
刻金鞍辔镫，黄鞦靷，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三，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
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皆负绫綺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
腰弓插矢者数十人，俱乘马。
捧御弓箭者数十人。
牵猎犬御马者数十人。
御箭皆鸦翎粘金。
御撒贷俱黄綺，针缝处密密贯明珠，计一袋珠，可当民间数妇女首饰，真大观也。
近灵舆，各执赤金壶，金瓶，金唾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
灵舆黄幔软金檐，紫貂大坐褥，其后即梓宫，用朱红锦袱盖，诸王大臣乘马执绋，盖至是不觉哭声之愈高矣。
虽疏远小臣，无不汍澜涕尽者，以此见先帝之深仁厚泽入人最深也。
梓宫前有青布衣童子二三十人，或曰大臣子弟育于太后所，故衣尚青。
梓宫后为贞妃柜，上用紫花缎袱，盖贞妃者从先帝死，故赐号贞妃，或曰即端敬皇后之妹也。
其后，皇太后黑缎素服，素幔步辈送殡。
举哀后，素车五，青幔车六七，不知中宫谁人。
各官随至景山，梓宫启东墙入。
命妇在寿皇殿门内，百官在殿门外。
擗踊奠楮，焚前所载诸物，谓之大丢纸。
礼毕而散。
当是时，青松碧树，翠帐重峦，旌旗鼓吹，掩映其间，虽当遏灭之时，具见天家富丽矣。
回思今上御极之晨，去大行才一日夜，所陈仪仗，即已灿新，无一物仍旧，上方制器，又何神速也!
“又三日’为二月初五日，二十七日之期已满，百官至景山圆孝，各解所系素带，汇而焚之，卒哭，易服而出，然后得退归私第焉。
予惟先帝临御十八年，无日不以民生疾苦为念，其御臣下，新旧人一体无偏畸，间有不测恩威，亦雷霆雨露，称物平施，所以诸臣哭泣之哀，为前代所未有。
“予守制时，因满汉官骈集，内三院公署不足容直宿，赁东华门内前星门左侧一内相小直庐寄宿。
前星门止一坊，前有三石桥，后为麟趾门，盖前代青宫也。
今殿废，止一门存焉。
寓前房一区，门扃锁，询之，为魏忠贤私拷人处，至今尚存。
东华门晨启，命诸妇入哭，俱细白布袍，白帕首，后垂二白带，长竟身，手执一细竹杖，抵暮方散，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此俱从龙贵人一、二品大臣妻也，可谓盛矣。
又有柴车载器具入内库，询之为马逢知籍产，当是时，即已知其不赦云。
时议停奉先殿时享，殿为先帝改造，方工役时，予宗揆原督工，因得与观其规模。
又同时造元穹殿，祀上帝，为宫中祈天之所，今亦议停祀。
欲毁，以费徒役，故暂止焉。
又议朝祭俱用日出，免灯笼庭燎不设。
宫中出一元狐，纯黑色，额点白，遍体光泽，前趾螺文如柔荑，一大木笼，如三层楼，上层以备其寝息，中层以饷食饮，下层以备溲溺，云将纵之野外。
又一三尾羊，亦纵之。
又宫中新造佛像极多，工致绝时辈，俱分送京城各寺院。
凡诸珍玩，焚化不尽者，俱市之民间，以备山陵之费。
即盆卉鞍鞯诸物，亦有货者。
于是知皇太后之俭德，固逾他代，抑亦抱乌号而增痛故然与?
据宸所记，世祖崩于痘，与王文靖所记合。
尤特殊者，为正月初二日，世祖尚幸悯忠寺，观内珰吴良辅祝发，是可知《东华录》于是日始书不豫，其前实无剧病。
悯忠寺即今之法源寺，唐太宗征辽东，归途经此，造寺以荐阵亡将卒，故名“悯忠”。
世祖既耽于释氏，又惑于奄人，吴良辅盖于世祖崩后伏诛，此事在清代亦微有所讳，不欲彰世祖之过，然世祖亦非爱而不知其恶，究与明代任奄诸帝不同。
考清一代，最惩内官之弊，宫中暬御，领以大臣，谓之内府，而刑余一流，退而分女官之职，司礼秉笔之贵，缉事诏狱之威，终清世无之。
清驭宦官，所定制度，实超过汉唐以下各代，然为世祖崩后，太后及诸辅臣为之，非世祖所及料也。
世祖于顺治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癸亥，设内十三衙门，悉本明制，谕文中痛发寺人之祸国，意在严防，亦不过与明之太祖、太宗比烈，未尝有意为康熙以后之内府体制也。
十二年六月辛巳，立内十三衙门铁敕，明举明代诸奄为鉴戒，亦不过仿明太祖铁牌故事，未若康熙即位后之根本改革。
盖康熙后所未达一间者，仅未能禁止宫刑耳。
世祖朝之吴良辅，据《宫史》，顺治十五年三月，《宫史》载世祖谕吏部：
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作弊纳贿，罪状显著，研审情真。
有王之纲、王秉乾交结通贿，请托营私，良辅等已经供出，即行逮问。
其余行贿钻营，有见获名贴书柬者，有馈送金银币帛者，若俱按迹穷究，株连甚众，姑从宽免。
如此情弊，朕已洞悉，勿自谓奸弊隐密，窃幸朕不及知。
嗣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凡交通请托，行贿营求等弊，尽皆断绝，如仍蹈前辙，作奸犯法者，必从重治罪。
观此谕辞似严厉，然卒不穷究，毫无惩治，则于良辅之有犯，明明听其漏网。
《东华录》载此谕，略加增添，末又缀“良辅寻伏法”一语，则合后数年之究竟言之，非当时事实矣。
从张宸所记，则世祖晏驾前数日：
尚命良辅祝发而亲往观之，佞佛纵奄，两擅其胜，此亦英主之一偏溺也。
抑本以此奄为代帝出家，未可知也。
世祖时，太祖谥“武”不谥“高”，故记云然。
康熙初元，改太祖谥“高”，亦议世祖谥时所触发矣。
正月初七日丁巳，世祖崩，遗诏既云奏知皇太后而后宣示，则可知其实受成于太后之意旨。
观张宸所记，亦归美于太后，当时之众论可知。
遗诏胪列罪己各款，如昵近奄宦，内宠逾制，皆世祖所不能自克者，故知原诏文未必然也。
《东华录》：
“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
遗诏颁示天下，诏曰：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
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岡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未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哀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憾。
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
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止朕之罪一也。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匱，每令会议，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夕，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
人之行事，孰能无过?
在朕日理万几，岂能一无违错?
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
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
古云：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得，容貌若愚。
’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贴黄，佟氏所生，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
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遗诏中深抑奢靡，有撙节爱养之意，是国祚之所以能久。
排斥汉人，至以汉官偶掌部院印信，亦为罪己之一端，可知意出于诸辅臣。
当时汉族新服，满族方张，柄国者所惮在满不在汉，四辅臣又均非宗室，当奉遗诏时，即跪告诸王贝勒等，言：
“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
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
”诸王贝勒等曰：
“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
四大臣其勿让。
”索尼等奏知皇太后，乃誓告于皇天上帝，大行皇帝灵位前，然后受事。
此见于《康熙东华录》之首，中间以太后为枢纽，而四辅臣之将顺宗亲，敷衍满族，与宗亲满族之自争利益，皆在此遗诏中决之。
故知王熙之撰诏，大半为太后、辅臣之指，不言温树，情势宜然。
至追咎董鄂后之祭葬逾侈，并非有所追夺，不过平议者之心，而弭其气，于事无所出入，但非世祖之所欲言。
铲除宦寺，处斩吴良辅，实为清一代最惩覆辙之高见，而亦不似世祖向来优容吴奄之举动。
据张宸所记，世祖于不豫之第一日，即晏驾前之六日，尚亲为吴奄祝发。
以后未见吴良辅正法明文，而带述于二月十五日废止十三衙门之谕中，则为已诛吴奄之后。
《东华录》于顺治十五年三月中斥吴良辅之谕旨，结之以“良辅寻伏诛”一语，本为要其终而言之。
《清史稿·
世祖本纪》》十五年三月甲辰径书“内监吴良辅以受贿伏诛”，更不著一他语，此则误读《实录》，不体会寻伏诛之寻字，至私家尚有记良辅祝发于十八年之初，世祖并有亲临之事，自更非所及见矣。
史书之不得其实，留待后人订正者多，岂惟《清史稿》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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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乙未，在圣祖即位逾月之后矣。
革去十三衙门，已发明谕，前载《玉林年谱》，二月十五日得旨南还，尚有钦差内十三道惜薪司尚公护送，则事在同日，想革去之旨，颁发在后，非早朝例发之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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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二月“乙未，谕吏部、刑部等大小各衙门，朕惟历代理乱不同，皆系用人之得失，大抵委任宦寺，未有不召乱者，加以佥邪附和其间，则为害尤甚。
我太祖、太宗痛鉴往辙，不设宦官。
先帝以宫闱使令之役，偶用斯辈，继而深悉其奸，是以遗诏有云：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
’朕懔承先志，厘剔弊端，因而详加体察，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名色，广招党类，恣意妄行，钱粮借端滥费，以遂侵牟权势，震于中外，以窃威福，恣肆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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