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新青年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传播doc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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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先前学术界专家、学者对《新青年》三个阶段的划分，以重要事件和办刊指导思想为依据，梳理《新青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清楚陈述了《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做的贡献。

准备情况（已发表或撰写的相关文章、查阅过的文献资料及调研情况、现有仪器、设备情况等）

【摘要】1915年9月，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创立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月刊之一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

《新青年》的创刊处在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定的历史转折期——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旨在唤起国民民主意识的《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就绝非偶然。

从《新青年》杂志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层次角度来分析，《新青年》本身在发行历史这一层次上大概可以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关于新旧思想之争，《新青年》通过宣扬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想在中国的更深层次的广泛传播培育了肥沃土壤；

问题与主义之争，《新青年》由宣扬民主主义向宣扬社会主义过渡，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积蓄了更多坚实可靠的中坚人员力量；

第三阶段：

主义激战，《新青年》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阵地。

学习研究《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贡献，对于研究陈独秀等人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当中产生的历史贡献，理清这段历史将会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立足于中国国情，进一步加深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更快更好发展。

【关键字】《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历程

1、《新青年》的发行史

在1913年10月，中国革命党人进行的讨乏袁世凯的战斗宣告失败，孙中山等相关革命领导人物纷纷遭遇通缉的危机，有些人被迫逃亡远隔重洋的日本国度。

在当时担任着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一职的陈独秀在逃往芜湖避难过程中，被捕入狱。

不久，被当地贤士营救获释。

在事发的第二年七月份左右，陈独秀先生被迫进行了他个人第五次的东渡并且成功到达目的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这部后来影响深远的杂志。

在此期间，陈独秀对当下中国的时局进行了仔细思考，总结了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并探讨新的救国之路。

认为想要救中国，靠政治革命是没有前途的，首先，必须去进行思想领域的相关革命。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重新返回到久违的上海，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开始了筹备《青年杂志》的活动，在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支持下，《青年杂志》月刊开始正式发行，最初发行量仅仅只有1000份。

另外，陈独秀在自己亲自担任主编的《青年杂志》上所编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当中，他明确地对青年提出了以下六点要求：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要求。

由此真正开始了报刊《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发行历史。

1916年3月，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代表的来信，信中声称《青年杂志》的名字雷同，要求改名，免犯冒名的错误。

于是从第2卷起《青年杂志》便正式更名，改为《新青年》。

最初的撰稿人有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刘半农、易白沙、吴虞等文学大家，其中陈独秀本人亲自担任主编一职。

1915年12月，袁世凯倒行逆施，在北京公然声称要进行封建帝制的复辟，孙逸仙先生本人则亲自领导并带领中国同盟会革命者发动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南方的一些爱国将领如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并且出兵齐力讨伐袁世凯的不仁不义。

由于护国战争以及当时环境的影响影响，1916年2月起《新青年》停刊7个月。

在1917年1月，时年51岁的蔡元培先生亲自出山担任北京大学的第六任校长。

面对已逐渐堕落为衙门的大学，蔡元培决心改革。

在听了友人们的热情推送和介绍之后，蔡元培动手找来了《新青年》杂志，在阅读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遂决定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随着创始人陈独秀前往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总部也就随即迁到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内，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

这一年，经钱玄同的介绍和约稿，鲁迅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关系日益密切，不断有文章在《新青年》刊登。

这一年，《新青年》因订阅数量太少，且几乎没有广告收入，群益书局不堪重负，在发行完第3卷第6号后，决定停刊。

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协商奉劝下，最终在次年，也就是1918年的1月15日《新青年》杂志又一次次进行了复刊工作，并顺利发行了出版第4卷第1号，复刊后的编委会分别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轮流编辑，不久之后鲁迅本人也加入其中。

在第4卷第3期报刊中，刊登《本志编辑部启事》一栏宣布如下消息：

《新青年》自4卷1号后将改为同人编辑，并且不再接受任何来稿。

1919年6月，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制定的《北京市民宣言》公然要求晚清颓废政府取消中日密约，坚决不能抛弃山东经济权利；

将徐树藩、曹汝霖等６个贪官污吏免职；

取消步军统令及警备司令；

给予市民集会、言论自由权。

并警告如不答应要求，将采取行动。

6月11日，陈先生在当时的北平市的街头公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文章时不幸被警方的暗探给盯上，然后在“新世界”游艺场被捕，受此影响，《新青年》又不得不停刊5个月。

同年，9月16日，在社会各界的广泛营救和声援之下，陈独秀先生终于得到了释放，获取了自由。

10月《新青年》的主要阵地又一次迁回了上海，但仍保留了在北京的编辑部。

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20年末，胡适提出了《新青年》应该“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严厉反对。

其后，从1920年9月1日发刊的第8卷第1号杂志开始，《新青年》就一步步的开始慢慢成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进行公开出版红色思想文章的机关性刊物，北京编辑部也被取消，改由新青年社统一进行相关文章的发表工作。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新青年》也就正式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传递和发表刊物，陈独秀仍旧担任主编一职。

1921年10月当发刊到第9卷第6期后《新青年》再次被迫停刊。

从1923年2月第9卷开始到1926年7月这短短三年的时间里面，报刊《新青年》再一次更名为《季刊》，而且在广州省进行了一系列的复刊工作，瞿秋白先生担任主编一职，发表4期后就遭遇了停刊，1925年4月便改为不定期刊，共刊发了5期,1926年7月最后进行了停刊，停刊也即终刊，一段颇为辉煌的历史就此宣告了结束。

综上可见，第一卷的《青年杂志》并未形成迥异于《青年》杂志的形貌，无论是“形”还是“实”。

所以改名之举，在群益书社接到那封信后就是一种必然。

[4]

2、《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

在《新青年》的发行史上，关于办理报刊的内容和方向不断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按其思想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起着不同的作用。

（一）第一阶段：

新旧思想之争，即《新青年》通过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倡导文学革命，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培育了新的土壤

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主义革命战争，在思想上，极大改革开放了中国民众旧有的封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潮流。

封建皇帝袁世凯的荒唐复辟，再一次将前进中的幼小中国打回到了“前清”社会的悲惨现实，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再次陷入了一片黑暗当中，此时陈独秀作为思想的“先行者”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

《新青年》创刊在创刊伊始，发表了很多关于反对孔教、礼法和旧伦理、旧政治的文章。

由于其宣扬的思想过于激进，就受到了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为了回应这些批评，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予以还击，宣称：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

”他认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是西洋人走向如此兴盛的大救星，也一定可以发挥作用拯救正处在黑暗中的中国。

还声称愿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流血牺牲等等。

早期的《新青年》更多的是提倡“民主”与“科学”两个主流思想。

在自然科学领域，达尔文的进化论对陈独秀等人影响巨大，他们许多人都认为青年必将取代老年，从而变成未来的支柱和主力，因此《新青年》服务的对象也是青年读者，旨在通过拓宽青年的视野、改变青年的思想、提升青年的修养来改变中国的现状。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新青年》刊登了许多陈独秀等人创作的介绍新思想的文章，翻译了许多国外的文艺作品，其中在“世界说苑”、“国外大事记”专栏中，他们向读者们生动的展示了世界各国的政治运动和备受关注的政治等问题，同时还囊括了世界上各个先进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伦理的发展状况等等。

当一个人去接受新的思想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去解放旧有的思想。

摆脱旧思想的束缚需要自由做前提，需要个性做展示。

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公开呼吁青年要从封建君主专制中解放出来，获得政治自由；

要去尝试从陈旧腐朽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获得思想自由；

要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以此来获得个体经济方面的自由权利；

要从传统的三纲五常中解放出来，获得女性自由。

解放思想、追求自由的宣扬为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培育了土壤。

早期《新青年》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发起了影响广泛的文学革命热潮，即：

批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

文学革命正式拉开帷幕之前，咬文嚼字的文言文严重脱离口语，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弊端逐渐呈现，且影响越来越大。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当中提出了八事的主张：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

。

由此，拉来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陈独秀对此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来予以声援，提出应当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

推倒古典文学，。

一代文豪周树人先生发表的《狂人日记》作为第一篇白话文文章，刊登在《新青年》第4卷5期。

由此，白话文文章在《新青年》获得大量刊登的机遇，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和同行的跟随模仿。

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育了土壤。

在1918年10月《新青年》第5卷5号发表的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中，他曾大声的向国人们宣告：

“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开始了在中国范围内的传播。

（二）第二阶段：

问题与主义之争，即《新青年》由宣扬民主主义向宣扬社会主义的阶段过渡，该历史阶段的存在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积蓄了更坚实的力量

20世纪初，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国由此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两种思想并存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本人的新思想、新看法。

李先生，作为中国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的最早马克思主义宣扬者和共产党的创始代表人之一，《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稿在发表后，便开始了自己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辉煌活动进程。

在1919年5月，由李先生亲自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报刊上，刊登了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性文章，其中影响和效果最为深远和明显的一篇就是由李大钊执笔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该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以下三个层面，即：

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比较大的理论层次。

李先生通过研读许多经典著作和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进而充分地向广大的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关于阶级斗争的相关理论成果，还部分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观念也就是俗称的“剩余价值学说”。

这篇文章虽然也有一些错误性的观点，但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李先生无疑是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舵手，这些文章也因此而充当了彼时先进知识分子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新鲜教材。

《新青年》第6卷5号上还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顾兆熊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陈启修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著）、《马克思的奋斗生涯》（渊泉著）和《马克思传略》（刘秉林著）等相关文章和书籍当中的内容。

在1920年5月，《新青年》杂志提出打算把第7卷6号命名为“劳动节纪念号”，还刊登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一文，该文章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相关来历和美法等国家的工人在纪念“五一”劳动节举行的一些活动，号召工人阶级把1920年5月1日作为自己觉醒和进行抗争的起点。

《新青年》第7卷6号上还刊登了《劳动问题是些什么》（刘秉林著）、《劳动者的觉悟》（陈独秀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李泽彰著）等。

这些文章都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中国各地工人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

该时期《新青年》虽然刊登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性文章，但其主要的思想内容还是表现为“由宣扬民主主义向宣扬社会主义”过渡，它们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两个组织关于“问题与主义”层面的相关争论上，这些争论无形之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积蓄了更多坚实的力量。

此外，胡适之先生1919年7月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

“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以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则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回应和反驳，阐明问题与主义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驳斥胡适希冀混淆视听，以此来动摇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心；

反对胡适主张的一点一滴地改良，提出必须从解决经济问题这一根本层面予以彻底解决，有力地抨击了胡适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言论。

此番论战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上风，也只是回答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就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等问题并没有阐述的很清楚，最为广泛深厚的影响是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后续的广泛传播积蓄了坚实力量，启迪了更多人去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三）第三阶段：

主义问题的激战，即《新青年》杂志正式开辟《俄罗斯研究》部分专栏，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文化阵地

全国各地纷纷于1920年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此时《新青年》杂志由此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关键性刊物。

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1号上刊登的陈独秀《谈政治》一文，该文章的发表标志了《新青年》杂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主流阵地的正式建成。

在1920年，《新青年》时任主编陈独秀先生，是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发起组的负责人，此后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先后加入了《新青年》这个魅力十足的组织。

此时的《新青年》文章发表者的政治立场方向也变得更加坚定，他们坚决表明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者立场；

尤其是从第8卷1号开始《新青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之后。

其中，“俄罗斯研究”专栏部分主要介绍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情况，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宣传的主要文化堡垒。

1920年9月罗素本人亲自抵达中国进行演讲，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紧追哲学家罗素的思想步伐和方向，发表了一系列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认为中国的出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领域而非社会主义领域，企图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纷繁复杂的阶级矛盾，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等等。

作为回应，《新青年》便从第8卷4号起就开始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展开论战，批评他们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新青年》第9卷1号也刊登了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来论证：

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出路，驳斥梁启超的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

在《新青年》第9卷4号中蔡和森先生也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兴起是必然的，符合客观实际的。

这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胜而告终，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和先进社会团体中也引发了广泛辩论，在相当深远的意义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加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以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倡导者再次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

早在辛亥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便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1919年5月，黄凌霜在《新青年》第6卷5号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十分全面的攻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思想。

1920年9月，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布了一篇名为《谈政治》的稿文，公开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历史作用并且驳斥了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观念。

随着1920年11月份一个名叫：

《共产党》月刊的刊物正式创刊并出版，一号至五号刊物中也纷纷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此番斗争后，马克思主义正式开始确立了自己的优势，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此正式宣布了成立，他们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阵营。

《新青年》变为季刊和不定刊后，纯粹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研究重点也因此契机而转变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

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

《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1期，瞿秋白著）、《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瞿秋白著）、《谁是中国革命之领导者》（彭述之著）、《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陈独秀）、《列宁主义概论》（《新青年》不定期刊第1期，瞿秋白译）、《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新青年》不定刊第4期，瞿秋白著）。

为了准备掌握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说，《新青年》还翻译了众多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专门著作，包括：

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民族殖民地问题》、《中国战争》、《革命后的中国》、《亚洲的醒悟》、《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专政问题的历史观》、《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斯大林的《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基础》等书稿的大部分内容。

正如，迟延政先生所说的那样：

“纵观《新青年》研究的近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新青年》研究还很不成熟。

《新青年》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大都还呈零散化状态，缺乏从比较大的社会变革领域与文化转型角度进行综合的考察，至今少有宏观的综合性专著。

对《新青年》的整体研究还值得期待。

”[5]

《新青年》在另一层面上，也着重关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状况，如：

《法国“劳动总联合会"

会章》、《西欧农民运动的前途》、《英国帝国主义之崩坏与世界革命》、《法国工人运动史》等文章则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运动。

以上这些文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和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革命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著作类

[1]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

[2]朱洪：

《陈独秀传》[M]，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版。

[3]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

《新青年·

精选本上中下》[M]中国书店2012版。

2、期刊论文类

[1]袁树平武占江《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10月第四期

[2]朱碧云《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贡献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3月20日第37卷第3期

[3]黎洁《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012年南方医科大学硕士论文

[4]杨华丽.《青年杂志》改名原因:

误读与重释[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06）:

99-104.

[5]迟延政.近十年《新青年》研究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07）:

57-62.

[6]徐光寿.陈独秀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J].青年学报,2018（01）:

74-80.

[7]吴彦.百年后重读《新青年》[J].博览群书,2017（12）:

118-121.

[8]钱厚贵.《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N].联合时报,2017-10-20（006）.

[9]黄乔生.《〈新青年〉时代——中国新文学先锋剪影》前言[J].鲁迅研究月刊,2017（08）:

92-96.

[10]陶雅.以《新青年》杂志为视角——浅析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思想特点[J/OL].德州学院学报,2017（05）: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