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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赋作家中，以王粲和曹植的成就最高。
王粲最著名的赋作《登楼赋》，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该赋是王粲流寓荆州之作。
此时王粲来荆州已经十多年了，却一直不被刘表重用，因此郁郁不得志而常怀思乡之情。
因思乡而登楼，希望借登楼以消忧，但结果却更加深了愁绪，最终带着苦闷、矛盾的心情归去，以至夜不成寐。
全赋写景自然，抒情浓切，构思缜密，层次分明，语言真挚，脱尽了汉赋铺陈堆砌的习气，显示了抒情小赋在艺术上的成熟。
曹植的赋作则另有自己的特色。
《洛神赋》是他赋中的名篇。
它熔铸神话题材，通过梦幻境界，描写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借以抒发作者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
赋中描写洛神之美非常传神，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意象，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晋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剧烈，辞赋创作却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和以往相比，赋的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体制形式更多样，作家队伍更壮大，作品数量更多，堪称六朝中赋最为繁荣、最富有代表性的时期。
西晋的短暂统一，为大赋创作带来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产生了脍炙人口的大赋佳作。
左思《三都赋》直接取法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以魏、蜀、吴三都为描写对象，歌颂了西晋王朝的统一。
虽取法前者，但后来居上，时人竞相传写，洛阳一时为之纸贵。
潘岳是西晋文坛最为突出的作家，他的《藉田赋》是颂扬君主重农、勤政的鸿篇巨制，展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美好景象。
《西征赋》叙述自洛阳至长安途中的所见所想，旁征博引，贯通古今。
这些作品题材宏大，辞藻丰富，铺张扬厉，继承了汉大赋的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晋前朝统一、安定的社会形势和士人备受鼓舞的精神风貌。
然而好景不长，西晋内乱骤起，社会风气败坏，使一部分赋家创作了一些讥刺时弊的愤世之作。
王沈《释时论》、鲁褒《钱神论》是其代表之作。
虽不以赋名篇，实际上也是赋体。
它们以嬉笑怒骂的讽刺形式，鞭辟入里地揭露了社会的丑恶现象。
另外，对国家兴亡盛衰的感叹和对个人生命无常的忧虑，也深深地困扰着赋家，从而产生了一些念乱忧生的作品。
陆机的《叹逝赋》、《感时赋》，潘岳的《悼亡赋》、《闲居赋》等赋是这方面的代表，或凄婉沉痛，或故作豁达，把生命的悲哀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
东晋偏安后的相对安定与发展，使士人心态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辞赋作家创作了一批拥戴江南政权、歌颂王朝中兴的作品，如郭璞的《南郊赋》、《江赋》，庾阐的《扬都赋》、《涉江赋》等。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晋时代，出现了山水赋。
这方面的作品以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最著名。
孙绰喜山水，好游览。
《游天台山赋》是以记游的方式，详尽描绘了山中景物。
虽也谈玄说理，但描写景物形象生动，对后世山水游记和山水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齐、梁、陈，史称南朝，社会更迭不断，前后时间短暂，但在文学发展史中，却是一个重要阶段。
当时的辞赋，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基本沿袭汉代的大赋，以“体物”为主，注重铺张夸饰。
刘宋初年颜延之的《赭白马赋》就是这样的作品。
另一类则是继承和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抒情小赋，在形式和技巧方面有所创新。
一些传诵的名篇大多属于这一类。
刘宋时期的赋作中，以鲍照的《芜城赋》最为脍炙人口。
这是鲍照凭吊广陵（今江苏扬州）的作品，主要写广陵城的盛衰兴废之变。
昔日广陵，一片繁华，两次兵燹之后，如今满目荒凉。
作者抚今追昔，通过描写战乱给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抒发了人世沧桑、世事无常的深沉感慨。
齐梁时期，由于君王喜爱风雅文学的较多，于是君主、皇族、贵族重臣、宫廷文人成了当时赋坛的主导力量，作品内容大都集中在出游、宴会、歌舞、女色上，表现形式也趋向绮丽华美，使赋染上了浓厚的宫廷色彩，呈现出明显的贵族化特征。
沈约是这一时期有名的辞赋作家。
他的《丽人赋》，十分细致地刻画了女性的容貌姿态，大胆而热切地表达了对女性的爱慕之情，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属于轻绮一派。
梁、陈两代，最重要的辞赋家是江淹。
他的代表作《恨赋》和《别赋》是两篇主题和题材都很新颖别致的骈赋。
《恨赋》通过描写帝王之恨、名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贫困之恨、荣华之恨等人类之恨，运用惊心动魄的场景、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人生乃至生死问题的感慨。
《别赋》通过描写行子、富贵、任侠、从军、绝国、伉俪、方外、情人等类型之别，或刻画临别的感伤，或描写别后的相思，或慷慨悲歌，或缠绵往复，写尽了人世间的离愁别恨。
这两篇赋所描写的都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又都无限凄凉，震慑人心，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堪称连璧。
陈代的辞赋留存较少，以徐陵的《鸳鸯赋》较为清丽。
北朝赋坛与南朝相比，一直是萧条沉寂的。
从现存作品来看，以李骞《释情赋》、袁翻《思归赋》等成就相对较高。
不过，庾信由南入北后所写的《哀江南赋》，以作者自身的身世为经，叙写了梁朝由盛而衰的过程，将南北文风融合在一起，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享有“赋史”之美称。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
一、骈文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章由散文逐渐向骈文转变，骈文取代散文，成为“一代之文学”，几乎独占文章园地的时期。
骈文，即骈俪文，也叫骈偶、四六等。
两马并驾曰骈，两人并耕曰偶。
以两两相对的句子构成的文章，就叫骈文。
所谓相对，首先是指句意的排比，其次指句法上的对仗工整。
再次在声律方面，骈文一般要求平仄相对，声韵相协。
最后骈文往往还以用典为工，以博雅见长，通过典故的广泛运用，扩大作品的艺术容量，收到词约而意博的效果。
骈文和散文是相对而存在的。
散文是一种比口语精炼，而又不受形式约束的自由体文章；
骈文则是一种以对偶为主的规范化、格律化的文体。
它们不仅有不同的体制要求，而且有各自的特色，情调和风格有明显的差别：
散文讲求伸缩离合之法，以错综变化为能，骈文则强调句式的对仗，以整齐工巧为美；
骈文着重声律词采的排比，使其上抗下坠，铿锵有声，散文则往往用气势取代声律，用开合顿挫的方法，以形成磅礴的气势。
散文以简练、朴质、平淡、本色为高，骈文则以典雅、含蓄、凝练、浓丽为贵；
散文长于叙事析理，骈文则便于写情状物。
至魏晋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重要特点就是词采华丽，骈偶也就更被文人大量地自觉地运用，从而使骈文与散文分道扬镳，各自发展。
不过，魏晋骈文，对偶声律都不甚严格。
比较严格的骈文，始自任昉、庾信以后。
概言之，骈文滥觞于汉魏，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
二、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概况
建安与曹魏时代，骈文进一步成熟，曹丕、曹植、陈琳、吴质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骈文作家。
曹丕的骈文以书最为有名，他的《与吴季重书》、《与吴质书》、《与钟大理书》，不但通篇骈俪，而且情辞兼备。
曹植诗、赋、散文无不精通，其《洛神赋》是一篇精美的骈赋，句法整齐，音韵谐婉。
《与杨德祖书》则骈语盈篇，笔力过人。
陈琳的檄文，更是铺张扬厉，骋辞使气，较战国纵横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西晋一直到初唐这四百五十年是骈文最繁盛，最辉煌的时期。
西晋骈文相对于建安曹魏的骈文，更加讲究纤巧妍丽、声辞并美，典事愈加泛滥，句型逐渐归于四六的范式，导致了骨气不足而文采有余的特征。
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
陆机也可以说是西晋骈文成就最高者，他使骈文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除了之前的赋、序等可以用骈文写作之外，表、论等文体也可以用骈文的方式进行创作，使得骈文达到了无体不备的程度。
其政论、史论、文论等作品，长于铺叙，精深透辟，词理兼胜。
这类文章中以《文赋》最为杰出，代表此类骈文的最高成就。
其抒情类作品又回环往复，曲折婉转，不乏情致。
其中以《吊魏文帝文》最负盛名。
这些文章巧思妙制，通篇骈偶，辞情兼备，文采华美，上追汉魏，下启齐梁，可谓是中国古代骈文史上承前启后的佳作。
东晋时期，玄风盛行，佛教影响加深，骈文比之西晋，优秀作品大为减少。
在当时文坛上较为著名的有刘琨、卢谌、郭璞、孙绰、陶渊明等人。
刘琨、卢谌为代表的一派，以慷慨悲壮之词发国破家亡之感，清拔之气溢于言辞。
郭璞、孙绰为代表的一派则以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来抒发自己的抑郁困惑情怀，辞致甚工，铺采摛文。
及至晋末陶渊明，以清秀质朴之辞写冲淡闲远之趣，豪华落尽，独见真纯。
南北朝时代是骈文的黄金时代。
骈文在此时期，体制已臻完备，形式技巧已达高峰，前无古人，后难为继，创作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美文巅峰，代表了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刘宋在南朝算是时间较长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骈文家都是由晋入宋的，其中以傅亮、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庄等人为代表。
傅亮的骈文以奏章一类较为突出，如其《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以四六为主，整齐工致，典雅雍容，代表了庙堂应用类骈文的典型特征。
颜延之在当时也是享誉文坛的骈文大家，其《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通篇属对，纯属四六，典事繁复，词采纷呈。
谢灵运以堂堂东晋之贵族屈居刘宋王室之下，满腔忧愤寄于山水之间，其骈文在模山范水之中尽情铺采摛文。
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合称为元嘉三大家，他的骈文属对精切，下字清新，苍劲雄拔，气势深厚。
除在赋的发展概况中介绍的《芜城赋》能代表其骈文创作的最高成就之外，《登大雷岸与妹书》也是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佳作。
它以书信作游记，写景抒情，极尽声色。
齐梁时期，由于受到诗歌中永明体的启发，骈文开始有意讲究声律，这就进一步发展了骈文的形式。
此时骈文四六句式已基本定型，对偶、藻饰、用典、声律等骈文的主要特征突出显现。
骈文的创作已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因此，这一时期的著名骈文作家作品很多。
南齐的骈文家就有王融、谢朓、沈约等人。
这三人同为竟陵八友之一，要论骈文的成就，则数王融最高。
王融的文章富丽博赡，音调谐美。
以《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最具代表，文章援古证今，使事用典，华美和婉，代表了永明时期骈文的特色。
同时华美典奥、晦涩艰深已伤其真美。
谢朓的《拜中书记室辞隋王笺》《祭大雷周何二神文》，音韵谐美，造语精妙，虽追求声律，但不失秀雅之美。
由齐入梁的沈约，精通音律，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其文章平仄错落，音韵畅谐。
梁陈时期，骈文达到极盛，名家辈出，作品如云。
江淹、刘勰、任昉、丘迟、吴均、徐陵、庾信等一大批文人相继出现，骈文的创作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
江淹的《恨赋》、《别赋》纵横骈偶，独步文坛；
任昉的《奏弹曹景宗》、《宣德皇后令》流利畅达，造语自然；
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永嘉郡教》娓娓而道，妙态横生；
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与顾章书》纵情山水，以淡取胜。
梁代的赋作均为骈赋，书信则以骈体为主，以骈体写山水景物成为时代风尚，就连学术著作，也不失骈体风范。
刘勰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对如何写作骈体有精深的研究，在中国古代骈文理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本身就是一部骈体巨著，其在骈文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后人无法比拟的。
梁后期和陈代，宫体之风盛行，骈文的创作也以声色华采为时尚。
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都是骈文能手。
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之下，骈文的用典激增，以致晦涩；
骈四俪六，渐成常规；
雕章琢句，浮糜成风。
代表作家首推徐陵、庾信，后人称他们的作品为“徐庾体”。
徐陵历经齐、梁、陈三朝，其主要创作在梁陈。
《在北齐与杨仆射书》和《玉台新咏序》代表其骈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前者为古代骈体书札之最，融事理的辩驳与感情的铺染于一体，不失为其压卷之作；
后者为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之序，诗序有别，声韵兼到，足见其骈体创作之功力。
庾信早年生活在梁朝，后来羁留在北方，应该算是北朝的骈文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庾信的地位非常特殊，他的骈文集南北文化特质于一体，上集六朝之大成，下开唐代之风范。
其骈文名篇有《哀江南赋》，此篇主体为骈赋之代表，序言乃骈文之极致。
全篇对仗工致，妥帖自然，音律谐美，用典精切，亡国之痛，感人肺腑，内容与形式都堪称完美，在骈文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北朝的总体文学成就与南朝相距甚远，但仅就骈文来说，其创作仍为活跃。
如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祖鸿勋《与阳休之书》、王褒《与周宏让书》等都是比较优秀的骈文作品。
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小说
一、小说的起源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外物篇》：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这里的“小说”与“大达”对举，显然是指一些不合大道的琐屑言论，与我们今天的小说概念不同。
东汉桓谭《新论》说：
“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文选》江淹《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开始肯定了小说也是一种书面著作，使小说一词初步具有了文体学上的意义。
其后班固《汉书·
艺文志》中有了“小说家”之称，并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把民间流传的奇事异闻、神话传说等看作小说，无疑又跨进了一步，较接近后来的小说了。
我国古代小说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和传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小说“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传说”。
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历史传说虽有现实人物为根据，但也往往被涂上神异的色彩，它们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最初源头。
先秦典籍中记载神话传说较多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与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以及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志怪小说，便有明显的承传关系。
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环境，远古神话不很发达，较零散。
我国古代不仅没有产生汇集神话的鸿篇巨制，而且现存大多为较原始的神话，神的自然属性强而社会属性弱，不够成熟，因此很难像西方那样，直接成为叙事性文学的土壤。
从远古神话传说这个源头到小说的正式形成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中国特别发达的史传文学。
中国在秦汉以前，基本上是一种史官文化，史学著作数量多，包罗也极丰富。
它不仅将古代哲学、文学、地理、博物、农医等门类纳入自己的体系，而且还搜罗、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灵怪异事。
如《左传·
昭公元年》载有高辛氏二子不合，上帝使之变成参商二星的神话，而《国语》则更多诬怪之语。
把诡秘荒诞的神话与确凿可靠的历史事实溶为一体，这是我国古代史书的一大特色。
惟其如此，古代史书才成为后代志怪小说的孕育者，甚至成为后代小说的先导。
同时，史学与文学，大体上都以人物、事件为中心，两者颇多相通之处。
先秦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对于人物、事件已有较生动的记述；
而《论语》、《孟子》、《庄子》、《晏子春秋》等先秦诸子散文，也多为对孔子、晏子、孟子、庄子及其门徒生平言行的纪实，带有一定的传记色彩。
到太史公的《史记》开创“以人系事”的纪传体，更是运用多种艺术手段，通过复杂的事件来表现生动的人物形象，实际上已具备了叙事性文学的特征。
这些都给魏晋小说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史记》之后，随着纪传体成为我国正史的主要体例，一大批杂史杂传也逐渐兴起。
班固《汉书·
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鲁迅认为“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中国小说史略》）。
《汉志》中所载，虽已散佚，但这类似子非子、近史非史的杂史杂传，我们仍可以看到。
如陆贾的《楚汉春秋》（辑本）、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士传》、韩婴的《韩诗外传》和袁康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等。
这类作品不像正史那么严谨，大量采录奇闻轶事，并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情节更曲折，描写更细致，颇富小说意味。
显然，这些杂史、杂传，是我国史传走向小说的一种过渡形式。
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小说形成并逐渐繁荣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品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从内容看，大略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一类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或称“志人小说”。
（一）志怪小说概念
所谓志怪，就是志录怪异的。
它们有的专叙绝域殊方的山川物产，有的编录神仙方术的幻妄之迹，有的记述鬼怪妖魅，有的描写佛法灵异。
光怪陆离，荒诞不经，就是它们共同的最显著的特点。
（二）志怪作品。
这个时期志怪小说数量很多，据统计不下八十种（参见程毅中《古小说简目》）。
但至今大多散失；
基本保存或保存少数片段的尚有三十余种，其中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较为完整，影响最大，代表着魏晋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
除此之外，较重要的有如下类型：
第一类是承《吴越春秋》、《列女传》等而来的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以《列异传》、《拾遗记》为代表。
第二类是承《山海经》、《括地图记》等而来的地理方物体志怪小说，以《博物志》为代表。
第三类是宗教色彩较浓的志怪小说。
佛教盛行之后，志怪与宣扬宗教迷信、因果报应之说合流，小说被作为宗教宣传的一种手段。
这类小说，如《幽明录》、《冥祥记》以宣扬佛教为主，而《神异记》、《神仙传》则以宣扬道教为主。
第四类为不含或基本不含史地宗教等其他内容的、比较单纯的志怪小说，这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主流。
它的出现，正反映了古小说对史传文学依附性的减弱和自身特点的增强。
因此，这类志怪的成就一般比较高，主要以《齐谐记》、《续齐谐记》、《异苑》、《搜神记》、《搜神后记》为代表。
三、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
轶事小说就是世族人物玄虚清谈和奇特举动的记录。
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要内容的轶事小说，脱胎于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文学，尤与《新序》、《说苑》等杂史一脉相承。
这类小说在魏晋南北朝的盛行，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汉末、魏晋以来品评人物、崇尚清谈的社会风尚。
这个时期的轶事小说，大都已散佚，比较完整、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刘宋的《世说新语》，它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
在此之前，主要有如下几种。
《笑林》，三国魏邯郸淳撰。
原书已佚，《古小说钩沉》辑有二十九则。
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笑话专集，主要记载一些短小的讽刺性笑话，开后世俳谐文学之端。
其中有的优秀作品，文笔犀利，生动有趣，发人深思。
如《俭啬老》一则，刻画出一个悭吝者的形象，笔墨简练，入木三分。
《西京杂记》，东晋葛洪撰（托名汉刘歆撰）。
此书内容庞杂，记述西汉人物轶事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且“意绪秀异，文笔可观”（《中国小说史略》）。
如《鹔鹴裘》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以耻卓王孙的故事，《王嫱》描述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故事，文笔生动，并成为后世小说、戏曲经常采用的题材。
《语林》，东晋裴启撰。
此书记录汉魏以来“言语应对之可称者”（《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在当时流行甚广。
后渐散佚。
《古小说钩沉》辑有一百多条。
《郭子》，东晋郭澄之撰。
内容与《语林》相似。
今亡佚。
《古小说钩沉》辑有八十余条。
《世说新语》
原名《世说》，唐时称《世说新书》。
其编纂者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
《宋书·
刘道规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此书大约是刘义庆与门下文人共同编纂而成。
全书按内容分类记事，共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记述从后汉到东晋间名士们的遗闻轶事。
其中一些故事取自《语林》、《郭子》，文字也间或相同。
梁代刘孝标为之作注，广征博引，涉及四百多种古书，因而后来受到人们的珍视。
《世说新语》的艺术特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它往往通过记述片言只语或简单事件来表现人物性格。
《世说新语》每一则少的十五、六字，多的不过三四百字，一般在百字左右，却能抓住中心，刻画对象的性格特征。
如《忿狷》中写道：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
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
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在短短的篇幅中，作者用一连串的动作，绘声绘色地描写出蓝田侯王述的性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2、作者善于摄取富有特征性的细节，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人物性格。
如前文所说的“管宁割席”的故事。
又如《雅量》中“谢安泛海”的故事，用孙绰等人的慌乱，反衬谢安从容镇定的雅量。
3、语言简洁生动，隽永传神。
《世说新语》中既保留了大量口语，也从中提炼出许多含意隽永的文学语言，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
如“阿奴”、“老贼”、“登龙门”、“阿堵”等通俗流畅、明白如话的口语俯拾皆是，而“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等成语也不少见。
魏晋南北朝的轶事小说中，《世说新语》对后代的影响最大。
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清代吴肃公的《明语林》等，都是对《世说新语》的仿效之作。
直到民国初年，还有易宗夔作《新世说》。
同时，《世说新语》还给后世的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三国演义》中“望梅止渴”、“七步成诗”等情节，皆取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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