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与入世两种处世态度的沉浮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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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茅》是先锋，是前躯，是闯将，是斗士；
《恢复》是大病之后的康复期，疲惫中积累精力，似有休眠之后复苏的韵味。
探索这四部诗集的矛盾和悖论更显得必要。
一、痛苦彷徨中的前进动力
《星空》是“五四”退潮时的产物。
大部分作品是作者1921年至1922年往返于日本、上海两地时所作。
这个时期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处于彷徨寻觅状态之中。
在这部诗集中，作者在诗前引用了大哲学家康德一段话：
“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他在这里引用康德的这段话，却表现了郭沫若和康德一样：
现实和内心之间充满了冲突和矛盾。
郭在这里以“头上的星空”喻现实的严峻，以“心中的道德律”喻蕴藏于心的前进的动力。
在残酷的严峻的现实环境中，作者一方面痛苦、彷徨，另一方面积极的探索、寻觅。
《献诗》的第二段形象地表明作者的矛盾心境：
“我看见一只带了箭儿的雁鹅，啊！
它是个受了伤的勇士，它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之时，仰望那闪闪的幽光，也感受了无穷的安慰。
”这几句诗歌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环境的不满和无可奈何，也表现了作者在残酷环境中酝酿着新的突围。
至于向何处突围，突围的方法，突围后的方向，突围后的境遇，作者是茫然的。
诗的描写也是朦胧的。
这朦胧的意境，以《月下的司芬克司》最具有代表性：
“木星照在当头，照着两个‘司芬克司’在走。
夜风中有一段语声泄漏——一个说：
好象在尼罗河畔、金字塔边盘桓。
一个说：
月儿是冷淡无语，照着我红豆子的苗儿。
”这首诗歌内涵如同题目一样令人费解。
千古难解的司芬克司之谜又萦绕在作者脑际：
尼罗河畔、金字塔边是历史的长河，月光下的无语、红豆子的苗儿是现实的处境。
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无语的对话，——此处无声胜有声。
对人生的苦酒的品味，对步入生活后的苦闷，对为什么而生，天为什么而明的叩问，近乎人性终极性的关怀，终极性的叩问。
不过，作者在这里的终极性的关怀和叩问与15世纪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的叩问和19世纪后半叶现代主义在人重
作者简介：
刘同般（1965-），男，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新失落后的“我是谁”的叩问都有所不同。
在这里作者并不是为叩问而叩问，而是在思想革命处于低潮时对压抑自己的环境进行反抗时的一种爆发式的叩问：
——“我为什么不得不尽量倾饮？
”是一种欲罢不能的蓄势，作者酝酿着更为深刻的思想革命，更为壮阔的革命洪流。
《静夜》中“天河何处？
远远的海雾模糊。
怕会有鲛人在岸，对月流珠？
”表现诗人在彷徨中的追求。
即使为鲛人，也要对月流珠。
最能代表彷徨中的寻觅，痛苦中的追求，用假想的乌托帮来代替自己向往中的光明，莫过于《天上的市街》了。
有学者认为：
“它开朗、乐观，没有矛盾，也没有痛苦，有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描绘和对未来世界的追求：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1]这是学者们对于《天上的市街》的误解。
当然，在极端的痛苦中，作者会耸身一摇，试图摆脱苦痛，一身轻松地乌托帮式来叙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但是，在作者耸动自己的身体时，他还是不能摆脱没有战友，看不到希望，一切是那样的渺茫的痛苦，小诗的最后一节便是这种苦痛的流露：
“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提着灯笼在走”说明了作者内心深处是不太相信天空中街市中的人们自由生活的，诗人前三节中的对自由生活的描写与陈述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为达安慰自己之目的，作者凭空设计了一个自由生活的画卷。
果然，在《天上的街市》的后面便是《黄河中的哀歌》。
这首诗尽情地倾吐了自己的不幸和痛苦：
“一路滔滔不尽的浊潮，把我冲荡到海里来了。
浪又浊，漩又深，味又咸，臭又腥，险恶的风波，没有一刻的宁静，……”诗人痛苦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最能代表、体现出诗人这个时期矛盾心理和想超脱而又无力超脱的尴尬处境的莫过于《孤竹君之二子》了。
伯夷的“放歌”，真是滔滔宏论，洋洋洒洒，如入天地。
但无论这篇“放歌”如何奔放，如何大气，如何磅礴，都掩饰不了作者在“五四”退潮后寂寞无奈的心理和心境。
在狂飙突进成为过眼烟云，作者无限的向往和羡慕原始洪荒的生活，希冀有尧、舜、禹的大贤出世，能够实现没有争夺和杀戳的禅让的世界。
这个乌托邦的世界是“五四”大潮消失后，革命者无所适从时的一种精神慰藉。
从精神上来说，这种乌托邦是有意义的，但从革命的实践上来说是有害无益的。
《广寒宫》以一枝枯枝疯长为喻体，曲折隐晦的表达一种对邪恶势力的不满和谴责。
诗人的创作到了《前茅》，亮色和手法较之前边的《星空》强烈多了：
“这几首诗或许未免粗暴，这可是革命时代的前茅。
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声音，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喊叫。
在当时是应者寥寥，还听着许多冷落的嘲笑。
但我现在可以大胆地宣言：
我的友人是已经不少。
”这时作者已不再是用隐晦的曲折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对“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向往，而是大声疾呼：
“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哟，快起！
起！
”（《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朋友哟，我们不用悲哀！
不用悲哀！
从今后振作精神誓把这万恶的魔宫打坏，”（《励失业的友人》）这时作者似乎意识到民众的力量：
“我们到兵间去吧！
我们到民间去吧！
”到了《恢复》作者如同凤凰已经复活：
“但我现在已经复活了，复活了，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恢复》）不仅如此，作者已准备迎取崭新的世界：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战取》）但是，通观《恢复》中所有的作品，虽然表现了一种昂扬的战斗情绪，但我还认为，这仅仅是精神上的，因为革命的途路在何方，作者毕竟还是朦胧的、迷茫的。
二、附着于事业的爱情讴歌
郭沫若是一个一生都献给事业的人，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所以在诸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创作有这么大的成就，他之所以在历史研究、文字学的研究，有令人瞠目的突破，他之所以在革命活动方面有重大的贡献，这和他的献身事业的挚著精神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郭沫若又是热烈而冲动的，感情大于理性的伟大诗人。
他对爱情的向往，他对爱情的炽热，他对爱情的讴歌，也是他性格、诗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瓶》便是一组优美、热烈、隽永、蕴藉的爱情诗。
“月影儿快要圆时，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
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里，在西子湖边，诗人“汲取清洁的湖水一瓶”，这诗句本身便表明作者把自己的爱情和如镜无垠的西湖水（革命的圣水）联系在一起的。
读了《瓶》，我们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而是借爱情而曲折表达对革命向往的喻情诗，但如火如荼、金戈铁马的革命生涯和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的爱情毕竟是不完全一致的。
这样便产生了《瓶》的特殊性：
——一《瓶》之水灌浇爱情之花和一望无垠西湖水照耀中华的一致又不一致的意境；
千里行军，关山度飞和春风和煦蜂儿恋花之间的不和谐。
但诗人毕竟把二者统一在《瓶》里面了。
《瓶》表层的静和深层的动是融和在一起的。
了解郭先生最深的，莫过于他的挚友郁达夫了。
郁达夫说：
“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
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嘻笑，才是诗人的天职。
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
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
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的囚狱。
”[2]郁先生的话可以透视《瓶》的底蕴。
《瓶》的前六首是对美丽的姑娘的钟情与殷勤期盼。
七首至十一首终于盼来了心仪心爱姑娘的信函。
十二首至十六首是热恋中的真情。
第十七首至三十首是叙述热恋中的快乐和痛苦，第三十一首至四十二首是为爱情而献身。
通观《瓶》的几个感情经历，与诗人的思想发展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把两者对等起来是非常愚蠢的，但是，检索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却是有助于我们对这部诗集的深刻理解。
从第一首中对姑娘的钟情：
“扭着她，想和她常常亲近”到第六首的“星向天边坠了，石向海底沉了，信向芳心殒了”。
实际上都是心仪时代风暴的感情化反映，表现出一个热血青年的澎湃激情。
七首至十一首的企盼姑娘的信函，也应做如是观。
十二首至十六首中的真情，特别是十六首中的尾声：
“啊，我真有个那样的时辰，我此时便想死去，你如能恕我的痴求，你请快来呀收殓我的遗尸！
”隐晦地表达了一个青年革命家的激情，这其中不乏非艺术的激情和非生活的幻想，含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
十七首至三十首的篇什，是《瓶》的中心和重心。
这十多首诗篇，有对情人的衷肠：
“我的花要永远为你畅开，我常住的青春已经再来，我不稀罕他诗圣们的襟怀，我也不叹诉我的生沦苦海。
”还有担心爱情的消失的篇什：
“我坐看着这瓶里的梅枝，渐渐地，渐渐地，向我枯死。
”到三十首诗时，感情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啊，已经着了火的枯原呀，不知要燃到几时！
风是不息的狂吹，天又不雨，已经着了火的枯原呀，不知要燃到几时！
”这时有尽情享受情爱的快乐，又杂有担心爱情枯渴的忧愁。
如果和作者正准备北伐相联系，便可以明白，《瓶》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相思一个虚无飘缈的女子，而是借此以明志，借此以抒情罢了。
《瓶》中的双重感情的表达，以情为外壳，以志为内里；
以情为托物，以志为衷肠。
两者极巧妙的结合。
但两者的结合，并不等于两者的对等。
如果我们熟悉屈原的《离骚》的话，便可知道，《离骚》中的美人香草是一种喻体，《离骚》不是爱情诗，这是人所众知的文学知识，对郭沫若的《瓶》也应做如是观。
才能正确理解这部诗歌的价值。
三、表现隐居思想感情的战斗诗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讨论周作人时，大都认为周氏身上有两个鬼和两个魂：
——流氓鬼和绅士鬼，叛徒魂和隐士魂。
两者争斗的结果是绅士鬼和隐士魂占了上风。
我认为，从郭氏身上找出绅士气和隐士味，倒没有表现出对这位大诗人有什么的大不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表现了这位伟大诗人的刚强和勇敢。
他终于与鲁迅一样，在无情地解剖社会，解剖别人的同时，也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终于战胜了自己，走向上了康庄之路。
在《南风》中，他便流露出对人类远古时期的向往：
“南风自海上吹来，松林中斜标出几珠烟霭。
三五白帕蒙头的青衣女人，殷勤勤地在焚扫针骸，好幅典雅的画图，引诱着我的步儿延伫，令我回想到人类的幼年，那恬淡无为的太古。
”最能表现郭氏这个时期的绅士气和隐士味，莫过于《孤竹君之二子》了。
那伯夷的放歌，鲜活地表现了主人公和作者对远古无为的向往：
“那儿是奴役因袭的铁狱铜笼，那儿有险艰、阴贼、贪婪，涌聚如蜂。
毒蚊猛兽之群在人上争搏雌雄，奴颜婢膝者在浓血之间争宠。
啊啊，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是几时便那样地消磨罄尽？
”“我回想到唐虞以前的人，那是何等自由、纯洁、高迈哟！
他们是没有物我的区分，没有国族的界别，没有奴役因袭的束累。
……”最后伯夷和叔齐一起上了首阳山：
那儿“薇草甚多；
我们往那儿去，靠着自然的恩惠过活吧。
”作品明白无误地说明诗人对“无为”“无垢”生活的向往。
如何看待这种隐士味？
在我看来，就是在郭先生有这种隐居情绪的同时，他也有战斗的豪情：
在《Paolo之歌》中，作者又大胆勇敢宣称：
“你的身旁，便是地狱的天堂！
我不怕净罪山的艰险，我不想上那地上乐园！
”在《春潮》中，作者又骄傲地宣布：
“我的灵魂哟！
阳春已到！
你请学着那森森的林木高标！
自由地、刚毅地、稳慎地，高标出，向那无穷的苍昊！
”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的诗句和不协调的声音，一个是时代太复杂，一个是作者的感情太矛盾。
斗争和退隐两者并不是势如水火，而是同居一室，同属一人：
“尸体中涌出一群勇蛆，高兴着在作战中儿戏；
我不知道还是该唱军歌？
我不知道还是该唱薤露？
”（《冬景》）唱军歌，还是唱薤露（古代送葬时的挽歌）？
在作者思想中是矛盾的。
从这里可以了解做战士，还是做隐士，两者交识杂陈，此起彼伏，很难说先后轻重。
问题的关键是，郭先生以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了自己身上的弱点，从而走向了火热的斗争道路。
我们指出，他身上存在的绅士气和隐士味，并不是在贬低这位伟大的作家，恰恰相反，能战胜自己走向人生的峰巅，恰恰说明他的伟大。
四、在非定格化的历史与理想中的现实
这几部诗集较之《女神》的历史性稍少一些，但它的历史性还是十分强烈的，许多优秀的篇章，都是历史题材。
《星空》中的《月下的司芬克司》《孤竹君之二子》《广寒宫》，《前茅》中的《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暴虎辞》《哀时古调》，《恢复》中的《〈关睢〉的翻译》《我想起了陈涉吴广》《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第二）》等，都是历史题材。
上述的篇章也是这几个诗集中主要部分。
这样便形成了这几部诗集中的非定格化的历史与理想中的现实。
我们这里所说的“非定格化的历史与理想”系指作者并不把历史题材分成可利用和不可利用的两部分，也即是说，诗人并没有把历史划分成优、劣两部分。
在他的笔下，一切历史都可以利用，他有一种独特的悟性，他可以把任何历史化为艺术，有一种化平凡平庸为神奇的艺术功力。
例如《月下的司芬克司》，在希腊神话中，司芬克司是一个怪物，她的永不可破解的谜语，使许多有才华的人死于非命。
但是，他却巧用这个“典故”和这个怪物，尽情地表达自己矛盾的思想和相悖的感情。
《孤竹君之二子》主要不是对伯夷、叔齐的赞颂，而是通过伯夷、叔齐的遭际与人生态度，表达了作者对暴政的谴责，对军阀混乱的讨伐，对专制统治的厌弃，从而表达一种对清明政治、太平社会的向往。
《〈关睢〉的翻译》用典更为巧妙，《诗经》首篇几乎是家喻户晓，以此为题材来表达作者新的思想感情，似乎有不少的难度，但作者还是取得了成功，以爱情来喻政途，用比兴来达思想，以历史来说今人。
在朴素的语言中寓深邃的思想。
《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一二篇），几乎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借两条母亲河的互诉衷肠，表达了作者渴望祖国新生的政治理想。
以这样极短的篇幅囊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俯瞰历史、囊括古今的能力是断不能为此的。
这几部诗集都鲜明的表达了作者的理想，但他的理想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架，也即是说，这时作者的理想是朦胧的，呈现出一种非固定性，也即是说呈现出一种非定格化的倾向。
《星空》和《瓶》的命名便说明作者理想的非固定性与非定格化特色。
他时而向往辽阔苍茫的星空，他时而又把自己装进爱河的瓶中；
他时而想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禹：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
”他时而又讴歌隐遁山林的伯夷、叔齐；
他既可以歌颂酒仙刘伶与长好老庄的稽康，也可以赞扬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这时的理想呈现出一种多元性和非定格化。
不论郭沫若的历史叙述的非定格化，抑或是他理想中的非定格化，他这几部诗集中的焦点是关注现实。
有时看似矛盾的东西，如果我们注意作者写作的目的性，便会发现所有相逆相悖的理想，所有貌似矛盾的对历史题材的处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便是为了现实和寻求祖国繁荣富强之道。
向往辽阔苍茫的星空和向往瓶中的爱情，他都是对轰轰烈烈的“五四”精神的追忆和希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两者貌似矛盾的东西，实质上表现同一种思想情绪。
具有大济苍生精神和不畏艰难险阻苦干实干的大禹与隐遁首阳山不愿为国君的伯夷和叔齐，两者似乎如同水火，但实质上是宛如孪生。
因为前者表现作者的献身精神，后者表现作者对暴政、暴力的厌弃和谴责，实际上是对二十年代末期军阀混战的反对。
他对酒仙刘伶和长好老庄稽康的讴歌与对大闹天宫孙悟空的赞扬，从对现实的关注与对革命前途的寻求上来看，这两者也是一致的。
对刘伶与稽康的歌颂，表现出一种文人的傲骨，对龌龊现实的厌弃，是中国文化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表现。
对孙悟空的赞扬是另一种境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性格、素质、意志的艺术化反映。
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两种精神，作者都是有的。
出世与入世并不是对立，而是互依互存的。
几部诗集中的悖论和矛盾，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郭沫若作为一个大诗人、大学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个性、素质、气质使然，也可以理解为是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环境在作者身上的折射。
参考文献
[1]顾圣皓.凤凰的时命与劫运——郭沫若文学生命的再观照[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2]郁达夫.<
瓶>
附记[M].郭沫若全集
（一）[C].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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